【內容提要】永嘉之亂時，大批北人渡江南來。在以后相當長的時間里，還有北人陸續(xù)過江。按當時人的認識，東晉中期過江的北人被視為“晚渡北人”。晚渡北人在政治上不得志，難以進入政治權力中心，這些情形已為研究者所熟知。本文所要特別揭示的是，輕視、排擠晚渡北人的其實并非南方土著勢力，而是早過江的北人。東晉中期，如王導、庾亮等第一代渡江北人大多已經故去。真正活躍在朝野的是渡江北人的第二代。這一代人自幼生活在南方，對北方缺乏歸屬感，他們輕視晚渡者的心態(tài)可以由此得到解釋。
　　北人南來，與本地土著居民長期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彼此在文化上的交流、融合都是不可避免的。過去的研究者比較強調的是北方強勢文化對南人的影響，這是一個有事實依據的判斷。不過這里要特別提出的是，南方當地文化對北人、特別是對在南方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北人也有很大影響。

　　In the wake of the upheavals of Yongjia, a great number of Northern émigré crossed to the south side the Yangze River. For a long time afterward, there were still Northerners trickling into the South. The contemporary view was that those who crossed during mid-Eastern Jin were the “latecomers from the North”(wan du bei ren 晚渡北人).  It is widely known among modern scholars that these latecomers were unable to advance their political career and gain prominent status in the Eastern Jin court. Yet little work has been on the causes of this phenomen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oot of this phenomenon and argues that those who despised and shunned the latecomers were not the southern natives but émigré who had arrived from the North earlier and their descendants. In mid-Eastern Jin,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prominent émigré who had settled in the South, such as Wang Dao and Yu Liang, were dead. The real power was in the hands of their descendants. These generations were brought up in the South and did not share their identify with the newly arrived Northerners. It is thus understandable why they ostracized the latecomers. As the Northern émigré now lived among the Southern native,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adaptation became inevitable. In the past, scholars have overly emphasized on the influence that the Northern culture had on the Southern society.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the South also made a great impact on the Northerners, especially those new generations who were raised in the South.

一．元嘉時期的晚渡北人 

　　晚渡北人的問題雖然早在東晉中期就已經出現，但是問題變得醒目起來卻是在劉宋元嘉年間。為論述的方便，我們首先從這一時期開始討論。《宋書》卷六五《杜驥傳》：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坦，頗涉史傳。高祖征長安，席卷隨從南還。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歷后軍將軍，龍驤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鑠右將軍司馬。晚渡北人，朝廷常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涂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如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圣詔。假使生乎今世，養(yǎng)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曾祖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葉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圣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西晉末年，“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1]。根據上述記載，晚渡江者仕途不順，“每為清涂所隔”。杜坦南來是在“高祖征長安”時。劉裕西征長安是在東晉義熙十三年（417年）。按此，晉末過江者即屬“晚渡北人”?！端螘肪砥吡锻跣儌鳌罚?/span>

　　孝武狎侮群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須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吝，呼為老慳。……柳元景、垣護之并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凡所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

“老傖”與“傖荒”含義相同。據本傳，王玄謨是太原祁人，“祖牢，仕慕容氏為上谷太守，陷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群，……武帝臨徐州，辟為從事史。” 按上文文意，不僅王玄謨?yōu)?#8220;老傖”，而且柳元景、垣護之也屬同類。 柳元景是河東解人，“曾祖卓，自本郡遷于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2]該家族究竟何時南遷已不可考，但肯定也是較晚，而非永嘉時南遷。[3]垣護之是略陽桓道人。“祖敞，仕苻氏，為長樂國郎中令。慕容德入青州，以敞為車騎長史。德兄子超襲偽位，伯父遵、父苗復見委任。遵為尚書，苗京兆太守。高祖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并以為太尉行參軍。”[4]按此，垣氏家族過江當在晉末。此外，《宋書》中所載申恬、魯爽、薛安都、譚金諸人也都屬于晚渡北人。這些人多以武力見長，在文化上則無可論說，不能與永嘉年間過江之輩相比。

關于晚渡北人，還有一條史料是應該注意的?！端螘肪戆肆秳覀鳌罚?/p>

　　淮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瓠，可收陳郡、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上以其所陳示勔，使具條答。勔對曰：“……臣竊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儋歸闕，皆勸討虜。魯爽誕說，實挫國威，徒失兵力，虛費金寶。凡此之徒，每規(guī)近說，從來信納，皆詒后悔。界上之人，唯視強弱，王師至境，必壺漿候涂，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為河畔所弊。”

針對“淮西人賈元友”勸太宗北伐的建議，劉勔說“傖荒遠人，多干國議”，是知賈氏也屬“傖荒”一類。劉勔說他們“負儋歸闕，皆勸討虜”，對北伐很積極，并舉了魯爽的例子。我們還可以再舉出王玄謨的例子：“玄謨每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5]《通鑒》卷一二五文帝元嘉二十六年胡注：“漢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禪于姑衍，以臨瀚海。”按文帝云“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即是以西漢事為比喻，意指王玄謨在鼓動北伐。
　　傖荒之輩熱衷于北伐，元嘉以來“多干國議”。這既與其地域背景有關，也與元嘉年間的政治、軍事形勢有關。
　　“傖荒”南來較晚，多以武力見長，缺乏文化素養(yǎng)，很難進入南方士族政治的權力核心。他們的勢力基礎還是在江北，熱衷于北伐在情理之中。
　　元嘉年間，“傖荒”被重用，當與其時北府兵衰落、宋文帝對北伐的態(tài)度有關。關于東晉軍事集團的分布，陳寅恪先生曾指出，東晉南來北人武力集團分長江下游京口與長江上游襄陽兩類。后者南遷較晚，“故其戰(zhàn)斗力之衰退亦較諸居住長江下游京口晉陵一帶之武力集團為稍遲。”[6]晚近田余慶先生又進一步指出，京口的北府兵到劉宋初年已經是兵源枯竭，漸漸衰落，“兵將來源日益移到西楚的襄陽”。[7]前述柳元景、魯爽等正是駐留襄陽的晚渡北人。當然，還不能據此將晚渡北人僅僅理解為駐留襄陽的北人，如王玄謨、垣護之等就不是來自該地。總之，在北府兵衰落之后，劉宋朝廷不得不另有選擇，晚渡北人起到了替代的作用。 元嘉年間，宋文帝“有志北略”，[8]元嘉七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三次大舉北伐。其中如杜驥、垣護之、王玄謨、柳元景、薛安都、魯爽等人均積極參預。與此不同，當時朝廷上卻是 “舉朝為不可”[9]。在這種形勢下，宋文帝重用晚渡北人也在預料之中了。

二．北人心態(tài)的變化

　　晚渡北人在劉宋初年的活躍本身并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真正重要的是，通過觀察晚渡北人在南方的境遇，我們可以看到早渡北人心態(tài)的一些變化。
　　“傖荒”，本是南人對北人的通稱。《藝文類聚》卷七二引《笑林》：“吳人至京，為設食者有酪蘇，未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傖人同死，亦無所恨，然汝故宜慎之。’”《晉書》卷九二《左思傳》：陸機入洛，聞左思作《三都賦》，與弟云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永嘉以后，吳人依然視北來者為“傖”?！妒勒f新語·排調》篇：“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為傖鬼。’”《晉書》卷五八《周處傳附周玘傳》：“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耳。”
　　有趣的是，當晚渡北人到達南方后，稱他們?yōu)?#8220;荒傖”的卻不是吳人，而是早渡北人。關于晚渡北人被輕視，《通鑒》卷一二四元嘉二十三年是這樣描述的：“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這是一個概括性的描述，并不十分準確。元嘉年間，似不能說“王謝諸族方盛”，但如果僅是以“王謝諸族”來象征北來僑人的話，《通鑒》的說法也可通，因為當時的“朝廷”的確是由北人控制著?，F在，正是這些早渡北人視晚渡者為“荒傖”。
　　以上所引輕視晚渡北人的事例在劉宋初年。不過，這還不是最早的。《晉書》卷八四《楊佺期傳》：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后也。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仕偽朝，后歸國，終于梁州刺史，以貞干知名。佺期沉勇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強獷粗暴。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恒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

楊佺期之父楊亮“歸國”事，《晉書》卷一一六《姚襄載記》也有記載：“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后奔桓溫，溫問襄于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通鑒》系此事于穆帝永和十二年（356年）。據此，東晉中期過江的北人已屬“晚過江”，并因此而受到壓制。這是耐人尋味的。
　　東晉中期，如祖逖（266—321）、王敦（266—324）、周顗（269—322）、桓彝（275-327）、王導（276—339）、溫嶠（288—329）庾亮（289—340）等永嘉年間渡江的一代人大都故去了，當時活躍在東晉朝野的人，如桓彝之子桓溫、謝裒之子謝安、王導從子王羲之，以及孫盛、褚裒、孫綽、劉惔、王蒙、李充、袁宏等人均屬渡江北人的第二代。視晚渡北人為“荒傖”的就是這一代人。這批人或幼年過江，或生于南土，對他們來說，南方已經成了事實上的故鄉(xiāng)，北方最多只有一個朦朧的記憶，甚至連朦朧的記憶都沒有。因此他們對剛剛到來的北方人缺乏認同感，所以才學著吳人的腔調稱后來者為“荒傖”，而幾乎忘記了自己的來歷。
　　對“晚渡北人”的不認同，說到底是對北方的不認同。在這方面，渡江的兩代人是很不相同的。永嘉年間渡江的北人并沒有在南方扎下根來的意愿，他們對故土仍難以忘懷?！稌x書》卷七五《王湛傳附王承傳》：“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澀，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世說新語·言語》篇：“衛(wèi)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茍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晉書》卷六五《王導傳》：“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 北來流民領袖郗鑒臨終上疏說：“臣所統(tǒng)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10]郗鑒死于成帝咸康五年（339年）。按郗鑒所說，當時北人雖被迫南遷，但并不愿長久滯留南方，“皆有歸本之心”，只是因為“處與田宅”，才“漸得少安”。
　　與此不同，第二代人對北方已經沒有什么眷戀之心了。隆和（362—363）初，桓溫北伐，收復失地，上疏稱：“喪亂緬邈，五十余載，先舊徂沒，后來童幼，班荊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于本邦，宴安于所托。”桓溫建議：“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11]這個建議引起了強烈反對。當時孫綽就上疏明確說出了不愿意北遷的理由。他說北人既然“播流江表，已經數世”、“植根于江外數十年”，家業(yè)已成，自然不愿意“離墳墓，棄生業(yè)”、“ 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xiāng)，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12]殷浩北伐時，王羲之也強烈反對。他說：“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粗痉菑退埃^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zhèn)，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他直言道：“以區(qū)區(qū)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13]
　　應該說，從東晉初年開始，北來僑人對北伐就不夠熱心。就當時的客觀形勢而言，北人在南方立足未穩(wěn)，也的確不具備北伐成功的可能性。不過，不管他們內心深處究竟如何考慮，至少在表面上，王導一輩人是不敢像孫綽、王羲之這樣公然反對北伐、反對北遷的。如果公開反對北伐，司馬睿政權的合法性就成了問題。從孫綽、王羲之的言論看，到東晉中期，這個問題已經不存在了，偏安是可以接受的。
　　北人心態(tài)的改變，影響到了制度的變化。孝武帝時范寧上疏說：

　　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圣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yè)，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為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zhí)，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于今而獨不可？[14]

按范寧說，過江之初戶籍分黃、白，“許其挾注本郡”，是因為當時北人認為南來只是暫時的，即所謂“庶有旋反之期”，而現在的情形卻是“自爾漸久，人安其業(yè)，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因此，為了“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應該“土斷人戶”，取消戶口差別。[15]為了論證安于南方的合理性，范寧還找到了歷史上的根據，即所謂“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16]
　　周一良先生曾發(fā)現，南朝北來僑人以世代居住地為“本州”。他說：“東晉時北人南渡，僑立州郡縣，以別于土著，獨得免除租稅力役之特權?；笢貏⒃Ｓ诒狈ブ敖栽鴮嵭型翑?，以擴大兵源。……經東晉末以及宋齊多次土斷后，僑人著籍于所定居之郡縣者益多，因徑以所居之地為本州本郡，……東晉朝野尚以北伐為念，而宋齊以后，僑人遂安于南方，不再作北伐之想，與土斷后即以世居之地為本州，蓋不無聯(lián)系也。”[17]周先生由“本州”一詞的含義看出僑人安于南方現狀的變化，確具卓識。不過根據上面的討論，這個變化的發(fā)生是可以提前到東晉中期的。前述孫綽、王羲之反對北伐的態(tài)度、范寧對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土斷的實行等等，都表明自東晉中期以后，隨著渡江北人第二代的登場，北來僑人已經安于南方了。他們對晚渡北人的輕視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fā)生的。
　　北人無意北還，這種心態(tài)是造成東晉中葉以后北伐一再失敗的重要原因。四世紀中葉，即所謂“胡亡氐亂”之時，北方陷入混亂，對南方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但桓溫的北伐還是失敗了?；笢氐氖」倘慌c他本人并非真心北伐有關，但南方朝野的不支持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淝水之戰(zhàn)后，前秦瓦解，北方再次陷入混亂，劉裕能夠滅南燕、滅后秦，說明當時北方地區(qū)已經沒有一支能夠與南方抗衡的力量了。但是北伐依然沒有進行到底?？梢哉f，一直到北魏入主中原之前，南方一直是有機會的。一再的失敗都是因為南方政權并無意真正北伐。元嘉年間的北伐也并不是真的要統(tǒng)一全境。元嘉七年，宋文帝先遣殿中將軍田奇銜命告拓跋燾：“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18]他的目標只是奪回河南地。但是，此時北魏勢力已經形成，連這個目標也不可能實現了。

三．北人去會稽

　　北來僑人若想在南方扎下根來，就必須占有土地。陳寅恪先生說：“新都近旁既無空虛之地，京口晉陵一帶又為北來次等士族所占有，至若吳郡、義興、吳興等皆是吳人勢力強盛之地，不可插入。故惟有渡過錢塘江，至吳人士族力量較弱之會稽郡，轉而東進，為經濟之發(fā)展。”[19]唐長孺先生解釋東晉以后的山澤占領時說：“屯、邸、別墅所以在山澤之地發(fā)展的原因，是由于北來僑人（包括皇室、士族、軍人等）在南方獲得已墾熟田之不易，其土地欲望不能不以占領山澤方法獲得滿足。”[20]
　　就我的觀察，第一代北人似乎沒有什么求田問舍的行動。定居會稽是從第二代開始的，具體時間則是在蘇峻之亂以后。但是，也有的研究者認為早在兩晉之際，就已經有不少北來者定居會稽了。
　　王志邦先生曾有專文討論這個問題。[21]他認為自西晉末年到東晉朝，流寓會稽的北方士人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西晉末年到東晉元帝時期。從文中引證諸事例看，最有力的證據可能是許氏家族定居會稽事。《建康實錄》卷八載，許歸“以瑯邪太守隨中宗（元帝）過江，遷會稽內史，因家于山陰。”除此之外，其它例證頗有可疑之處。
　　關于北地傅氏，作者說：“傅玄的孫子傅敷、傅晞兄弟倆，‘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任傅敷為鎮(zhèn)東從事中郎；傅晞‘為上虞令，甚有政績’。傅晞的后代遂家居上虞。”他的意見可能還須要再斟酌?！稌x書》卷四七《傅玄傳》：“（傅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為鎮(zhèn)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輿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為上虞令，甚有政績，卒于司徒西曹屬。”據此，東晉初傅敷曾“避地會稽”，后任元帝鎮(zhèn)東從事中郎，當是離開了會稽。傅晞一度出任上虞令，后又任職朝廷，卒于司徒西曹屬任上，似不能說傅氏兄弟已經定居會稽?！端螘肪砦逦濉陡德鳌罚?#8220;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咸，晉司隸校尉。曾祖晞，司徒屬。父祖早亡。隆少孤，又無近屬，單貧有學行，不好交游。義熙初，年四十，始為孟昶建威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坐辭兼，免。復為會稽征虜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便有終焉之志。”傅晞曾孫傅隆生活的時代已到東晉末期，“家在上虞”很難說是從東晉初年傅晞時就已開始。
　　王文還舉出了潁川庾琛的例子。據《晉書》卷九三《庾琛傳》、卷七三《庾亮傳》的記載，庾琛西晉末一度任會稽太守，后轉丞相軍咨祭酒。庾亮曾隨父在會稽。這個例子只能說明庾氏父子去過會稽，不能說明他們已經定居此地。
　　關于謝氏家族，王文說：“謝安寓居始寧東山，謝靈運的祖父并葬始寧。謝氏一門在始寧建有龐大的莊園。謝氏由誰先流寓于此，浙江上虞新近發(fā)現的《蓋東謝氏宗譜》提供了線索。該宗譜記載：謝衡被任命為國子祭酒而寓居始寧。”這是比較可疑的。田余慶先生曾經針對王文指出：“謝衡遷國子祭酒當在元康初，此后謝衡還擢居太子少傅、散騎常侍，在散騎常侍任內曾有奉詔議皇太孫喪禮之事，其活動無疑皆在洛陽朝廷。《蓋東謝氏宗譜》說謝衡遷國子祭酒而寓居會稽始寧，似難置信。”[22]
　　關于北人何時開始到會稽定居，臺灣學者劉淑芬先生《六朝的城市與社會》一書也有詳細討論。[23]劉書中有“定居浙東北方大族田園廬墓表”，表中第一人即是謝安。其中“園宅所在”一項，列上虞，“廬墓所在”一項中加注說明道：“《嘉泰會稽志》卷六云，謝安墓在上虞縣西北四十里，而《建康實錄》稱謝安墓在建康梅崗。”備注稱：“渡江即居此地。”按《晉書》謝安本傳未載園宅、廬墓所在地，作者是采納了《會稽志》的記載?！稌尽?，南宋施宿等撰，以此為史料依據恐有不妥。關于廬墓所在地，還是相信《建康實錄》比較合理。謝安死于建康，按常理自然也應葬于建康。[24]據《晉書》卷七九謝安本傳記載，謝安曾“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時間是在東晉中期。
　　表中列有阮裕，備注稱：“渡江即居此”。這也是不準確的。《晉書》卷四九《阮籍傳附阮裕傳》：“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后，公私弛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這里所謂“事故”是指蘇峻之亂，時間在咸和二年（327年），此時距司馬睿過江已經有二十年之久，因此不能說阮裕渡江即居此地。
　　表中還列有孫統(tǒng)、孫綽，備注稱：“渡江即居此。”按《晉書》卷五六《孫楚傳附孫統(tǒng)傳》：“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為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為參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按孫統(tǒng)幼年過江，至褚裒征其為參軍，中間應該有相當長時間?！稌x書》卷九三《褚裒傳》載，褚裒任征北大將軍是在穆帝永和年間。孫統(tǒng)被征當在此時，以后才有“家于會稽”之事發(fā)生，因此尚無證據說孫統(tǒng)渡江即居會稽。孫綽“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會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25]時間應是在東晉中期。
　　根據以上考察，可知王志邦、劉淑芬所認定的西晉末年、東晉過江之初即定居會稽的事例大多不可靠。從史料上看，北來僑人最早成批地去會稽可能是在成帝咸和（326—334）年間蘇峻之亂時?！稌x書》卷七○《劉超傳》：“及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為左?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東”通常是指會稽地區(qū)。這可能是北人“發(fā)現”會稽的開始?！稌x書》卷六五《王導傳》：蘇峻之亂后，“宗廟宮室并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此事《建康實錄》卷七也有記載，作：“溫嶠議遷都豫章，朝士及三吳之豪議都會稽。”《建康實錄》在“三吳之豪”前面還有“朝士”二字，很有道理?？赡苷且驗榇罅?#8220;朝士”的“家人”到了會稽避難，所以他們才會與“三吳之豪”共同提議遷都會稽。王導沒有同意這個建議。他說：“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茍弘衛(wèi)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他對會稽沒有興趣。

四．南方文化對北人的影響

　　到穆帝永和（345——356）年間，在會稽已經聚集了很多北來士人?！稌x書》卷八○《王羲之傳》：“羲之雅好服食養(yǎng)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并筑室東土，與羲之同好。”田余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一書中有“永和政局與永和人物”一節(jié)。他說：“永和以來長時間的安定局面，使浮沉于其間的士族名士得以遂其閑適。他們品評人物，辨析名理，留下的佚聞佚事，在東晉一朝比較集中，形成永和歷史的一大特點。”作者所說“永和人物”中的不少人都在會稽。
　　在會稽，他們與當地人士有了密切接觸。永和九年，眾多士人聚會于蘭亭。王羲之《臨河敘》稱：“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余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26]按此，參加這次聚會并不是只有北來僑人，也有像會稽謝氏這樣的當地人士參加?！妒勒f新語·賞譽》篇：“會稽孔沈、魏顗、虞球、虞存、謝奉，并是四族之儁，于時之杰。孫興公目之曰：‘沈為孔家金，顗為魏家玉，虞為長、琳宗，謝為弘道伏。’”如果不是彼此相當熟悉，孫綽對四姓人士難有這樣概括性地評價。[27]
　　北人長期生活在吳地，不可能不學吳語。《《世說》載，“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群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28]余嘉錫說：“道林之言，譏王氏兄弟作吳音耳。”[29]王導為拉攏吳人，過江之初曾作吳語。不過剛到此地，可能他的吳語水平還不高。東晉中期以后，僑人使用吳語應該是相當純熟了。他們已經可以模仿江南民間流行的吳歌進行創(chuàng)作。孫綽曾作《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千金意，慚無傾城色。”[30]此外，還有王獻之作《桃葉歌》，王廞作《長史變歌》。東晉后期，司馬道子“嘗集朝士，置酒于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群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31]《北堂書鈔》卷五九引《晉中興書·太原王錄》作“尚書令謝石為吳歌。”可知“委巷之歌”即是“吳歌”。[32]按謝石“因醉”方敢為吳歌，而王恭則可以因此而當眾斥責謝石?？磥懋敃r吳歌進入貴族社會還不具有合法性。但是，畢竟喜歡吳歌的北人是越來越多了。桓玄曾問羊孚：“何以共重吳聲？”羊曰：“當以其妖而浮。”羊孚，字子道，泰山人，也是北來者。[33]
　　東晉以后，南朝諸帝都喜好吳歌西曲，甚至親自創(chuàng)作，民間文化終于合法地進入到貴族社會。唐長孺先生曾經從宮廷中流行吳歌西曲的現象中，敏銳地覺察到南朝寒人的興起。[34]這個結論至今不可動搖。不過若不僅僅局限于階層變動一端，而是著眼于地域文化，則東晉中期以后北人對吳歌西曲的喜愛同樣值得注意。它意味著南方本土文化對這些在南方成長起來的外來者已經發(fā)生了影響。
　　南方土著文化對北人的影響除了吳歌西曲一事外，在宗教方面也有反映。我們注意到，東晉中期以后，一些北人開始信仰天師道。
　　關于天師道，陳寅恪先生曾有專文論述，[35]但其中一些推測性意見可能難以落實。他研究中古學術文化十分重視家族傳統(tǒng)的影響，文中列舉了若干來自北方的天師道世家，用以說明其信仰來自家族。以下我們來逐一分析。
　　《晉書》卷八○《王羲之傳》：

　?。酥┡c道士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

對王氏家族信奉天師道問題，陳寅恪引《真誥》說西漢瑯邪王吉得仙事，后稱：“天師道以王吉為得仙，此實一確證，故吾人雖不敢謂瑯邪王氏之祖宗在西漢時即與后來之天師道直接有關，但地域風氣影響于思想信仰者至深且巨。若王吉貢禹甘忠可等者，可謂上承齊學有淵源。下啟天師之道術，而后來瑯邪王氏子孫之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熏習，家世遺傳，由來已久。”此處話雖然說得含蓄、有分寸，但觀點的傾向性還是很明顯的，即王氏家族信仰道教由來已久。這個分析頗有可疑之處。不論《真誥》所言是否可信，單就王氏家族而言，從西漢王吉一直到東晉中期的王羲之，在這相當長的時間里，陳文未能再提供出任何王氏家族與道教有關的例證。
　　《晉書》卷一○○《孫恩傳》：“孫恩字靈秀，瑯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同書卷五九《趙王倫傳》：“倫、秀并惑巫鬼，聽妖邪之說。”陳文分析說：“以‘世奉五斗米道’之語推之，秀自當與恩同奉一教。”[36]如此看來，孫氏家族的信仰也是由來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晉。唐長孺先生對此分析頗有有疑問。他說：“孫秀所奉是否為五斗米道，卻無明證。”他認為孫秀所奉教“似有太平道的嫌疑。”[37]關于孫泰、孫恩信教事，其實《晉書》原本有明確記載，無須過多聯(lián)想。孫恩本傳緊接其上文載：“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子恭死，泰傳其術。”據此可知，孫恩信奉道教是來自叔父孫泰，而孫泰之術則是來自于江南本地人錢塘杜子恭。看來，《晉書》作者所謂“世事”、“世奉”之類的描述用語不一定意味著真的就是由來已久，似乎只要有兩代人的傳承，就可以這樣說。至少王氏、孫氏家族的情況就是如此。
　　《晉書》卷六七《郗鑒傳》：郗鑒，“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跡，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jié)。”鑒叔父隆“少為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召為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為揚州刺史。”《晉書》卷七七《何充傳》：“于時（郗鑒子）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于道，二何佞于佛。’”據此家世背景，陳寅恪推論說：“《晉書》卷一四《地理志》金鄉(xiāng)為兗州高平國之屬縣，距海濱雖略遠，然觀郗氏一門在西晉時與趙王倫關系之密切如此，則郗隆父子與孫秀等實皆為倫之死黨，事敗俱以身殉，不過一處中樞，一居方鎮(zhèn)之別耳，故以東晉時愔、曇之篤信天師道，及愔字道徽，恢字道胤而推論之，疑其先代在西晉時即已崇奉此教。”這個推測也不可靠。他的邏輯是，因為孫秀、趙王倫信教，所以推論出趙王倫一黨都是信教者，郗隆既然是趙王倫一黨，所以也可能信教。這樣，從西晉的郗隆到東晉的郗愔及弟郗曇，郗氏家族就成了天師道世家。他這種連續(xù)不斷的推論極難令人信服。
　　《晉書》卷八四《殷仲堪傳》：“領晉陵太守，……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yī)術，究其精妙，執(zhí)藥揮淚，遂眇一目。……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于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殷仲堪是東晉中后期人。陳文引《世說新語·術解》篇“殷中軍妙解經脈”條，然后解釋說：“殷仲堪為陳郡長平人。陳郡非濱海地域。雖妻為瑯邪王氏，本天師道世家，然疑仲堪之奉道，必已家世相傳，由來甚久，而不可考矣。今所傳黃帝內經素問，雖出后人偽造，實為中國醫(yī)術古籍，而與天師道有關。……殷仲堪之伯父殷浩即已妙解經脈，然則仲堪之精于醫(yī)術，（《隋書》叁肆經籍志：子部醫(yī)方類殷荊州要方一卷，殷仲堪撰，亡。）亦當為家門風習漸染所致，非偶因父病始從事學醫(yī)也。”這個推論也比較勉強。首先，天師道徒是否一定懂醫(yī)術？其次，殷仲堪的醫(yī)術是否從伯父殷浩處學來？對這兩個問題，《晉書》記載本來已經很明確。殷仲堪雖然“少奉天師道”，但學醫(yī)術則是在成年以后，具體說來是在“領晉陵太守“之后，因父親生病而開始學習，與殷浩無關。陳寅恪為了證成己說，對如此明白的記載不愿意相信。
　　從以上幾條記載看，陳寅恪認定這些北來家族信奉天師道均屬“家世相傳，由來已久”是很難能成立的。他研究問題一向重視長時段，重視家族傳統(tǒng)，這固然展現出他視野的開闊，但在史料不支持的情況下，仍去刻意尋找“由來已久”的家族傳統(tǒng)，就不免給人以牽強附會的感覺了。他的見解不僅不正確，而且還會遮蔽真正的問題所在。在北來僑人信奉天師道的問題上，如果不帶偏見，平心靜氣地面對現有史料，我們只能說：北來僑人信奉天師道是從東晉中期的第二代人開始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孫泰、孫恩、郗愔、郗曇，以及殷仲堪都是東晉中后期的人物。
　　我懷疑這些北人信奉天師道很可能是來自于南方當地文化的影響。吳越之地早有道教傳統(tǒng)。東漢末年瑯邪于吉往來吳會之間傳播道教已為人所熟知。到東晉，在東部地區(qū)道教勢力依然很強大。沈約《宋書》自序稱：“錢唐人杜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京邑貴望，并事之為弟子，執(zhí)在三之敬。”由此可見杜氏在南方本土的強大影響。孫泰、孫恩繼承了這份遺產，他們“扇動百姓，私集徒眾，三吳士庶多從之。”[38]田余慶先生在分析孫恩、盧循事變時，非常注意當地的道教傳統(tǒng)。他說：“江南之地，尤其是會稽一帶，民間普遍崇奉的并非有組織的道教，而是舊俗相沿的巫覡，追隨孫泰、孫恩、盧循的恐怕多是篤信巫覡的農民。不過巫覡近于道術，孫泰利用了民間舊俗，所以能夠誑惑而起。”[39]這個分析十分中肯。北人生活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很容易受到影響。北人孫泰信奉天師道來自于江南本地人杜子恭就是一個明證。此外，根據田余慶先生的考證，杜子恭不僅傳授道術于孫泰，而且與定居會稽的王羲之、謝靈運家族也都有往來。時間約在東晉中期。[40]除杜氏外，許邁也是江南地區(qū)一個重要的道士。《晉書》王羲之本傳附《許邁傳》稱：“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楊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王羲之與他過從甚密，每造訪，“未嘗不彌日忘歸。”許邁曾向王羲之介紹當地情況說：“自山陰至臨海，多有金庭玉堂，仙人芝草。”[41]王羲之“采藥石不遠千里，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大概就與許邁的介紹有關?？傊?，從王羲之與當地道士杜、許的交往看，他信奉天師道很可能是受了南方當地風氣的影響。
　　關于郗愔信奉天師道，《晉書》卷六七《郗鑒傳附子愔傳》有如下記載：

　　時吳郡守闋，欲以愔為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蒞大郡，朝議嘉之。轉為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yōu)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并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谷，修黃老之術。后以疾去職，乃筑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絕。

《宋書》卷三五《地理志》州郡一：“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吳孫亮太平二年立郡。會稽、臨海兩郡相連，在臨海的郗愔與在會稽的王羲之、許詢等人來往很方便。按前引許邁的介紹，從會稽到臨海可能都是天師道盛行的地區(qū)，因此郗愔信奉天師道也極有可能是受當地風氣影響所致。
　　向來研究渡江北人與南人關系的學者，都比較強調居于強勢地位的北方文化對于南人的影響。應該說，這樣的認識是有堅實的史料依據的。不過，從東晉中期以后北人作吳歌、信奉天師道的情況看，南方土著文化對第二代北人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畢竟他們是自幼生活在南人的世界里，不受其影響是不可能的。
　　從政治史的角度觀察，東晉中期并沒有引人矚目的變化，但從社會史的角度觀察，這一時期南人、北人在文化上的融合已露端倪。這個變化值得研究者留意。

　　作者：胡寶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