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年代初，我曾向某位年輕的美國訪問學者解釋，所有那些知識分子英雄——阿爾都塞、巴特、德勒茲、德里達、?？?，更不用說當時那些次要的先知——在大學里往往處在邊緣位置，甚至無權指導正式研究工作：由于他們中的多數(shù)人沒有撰寫博士論文（至少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博士論文），因此也就無法指導博士論文；這位年輕人的驚訝可以幫助我們更具體地理解此一關系。

若是留心觀察這些更有可能為盎格魯-撒克遜讀者所熟悉的哲學家，我們就能發(fā)現(xiàn)，了解他們所處的整體空間結構，能讓我們通過真正的“參與式客觀化”（這種客觀化不帶有任何簡化式的論戰(zhàn)色彩），在某種程度上從他們在社會空間中所處的位置出發(fā)來考慮問題；同時，我們也能重建某種視點，而只有從該視點出發(fā)，我們才能界定他們的知識分子計劃。正如我們在圖表上看到的那樣（他們都處在326頁圖表的左下方），這些哲學家都處在一種雙重關系中：一方面，是他們與在世俗層面占據(jù)支配地位的一極之間的關系，即與學院派哲學之間的關系，此一關系首先體現(xiàn)在授課時間的一成不變之上，因為授課時間是由競考主題的永恒輪回（retour éternel）所決定的，此外，那些控制了團體再生產(chǎn)機構——例如負責選拔中等教育教師的機構（中學教師資格考試），或是負責選拔高等教育教師的機構（如大學咨詢委員會）——的大學教授則是此一關系的化身。另一方面，則是他們與“在智識層面”占主導地位的一極之間的關系，而所有人文社科的大師們則占據(jù)了這一極，這些大師更是奉列維-斯特勞斯為圭臬。

《學術人》

皮埃爾·布迪厄 著；

王睿琦 鐘牧辰 譯

拜德雅 |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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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索邦大學的高級哲學祭司（grand sacerdoce philosophique）的關系中——正如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一樣，這名大祭司也來自世俗的“高等神學院”（grand séminaire），即巴黎高等師范學院，這所在整個教育等級序列中處在頂峰的學校——這些哲學家看起來像是與教會對立的異端分子（hérétiques），或者換句話說，看起來像自由職業(yè)知識分子（free-lance intellectuals），卻被安插在大學教育系統(tǒng)之中，抑或至少駐扎在四面都受到野蠻人入侵威脅的學術帝國的邊緣（marges）或邊境（marches）——如果我們用德里達式的文字游戲來說的話。

這些哲學家?guī)缀跬耆粍儕Z或被免去了權力和特權，但也被免去了一般教授的責任和義務（如競考委員會、指導博士論文等），他們與知識分子界（尤其是各種先鋒雜志，例如《批評》《原樣》等）以及新聞界（特別是《新觀察家》雜志）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米歇爾·?？潞芸赡苁瞧渲凶罹叽硇缘娜宋铮驗樗K其一生都幾乎完全不具備學術權力，甚至也不具備科學權力，因此也沒有由這些權力所帶來的客戶群，盡管他在晚年成為法蘭西公學院講席教授；但即便如此，他的聲望讓他在新聞出版界影響巨大，并且在文化生產(chǎn)場域也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阿爾都塞和德里達也體現(xiàn)了此一位置的邊緣性，他們都曾在巴黎高師承擔次要職務，這顯然是由于，所有注定要成為異教創(chuàng)始人的異端分子，除了差異、分歧，以及有時甚至使他們分離的沖突之外，還有一個共同之處，即一種反體制情緒（humeur anti-institutionnelle），這使他們在這方面與大部分學生具有相似性：一方面，他們在外部世界（大學之外、法國之外）已經(jīng)擁有了巨大聲譽；但另一方面，巴黎高師這所曾在兩人年輕時吸引著他們，甚至認可了他們的院校，卻利用了他們的蔑視和排斥，只授予他們邊緣化的職位；于是他們不耐煩地對其聲譽與所處地位之間的差距做出反應。

如果說我們有必要從最模糊不清的一極開始討論，那是因為它很有可能避開外部的注視與膚淺的分析（更不用說位于其中的論戰(zhàn)者）。然而，這一極不只是陪襯，也是敵對者，它必須通過不斷的斗爭，才能奪取生存或幸存的權利；在倫理或政治傾向的構成或強化方面（這也決定了作品的整體傾向），它很可能發(fā)揮了決定性作用，就像老索邦大學在面對年鑒學派時一樣。而與之對立的另一極，則是勝利凱旋的社會科學：列維-斯特勞斯是其化身，他恢復了為巴黎高師哲學家們所蔑視的學科的聲譽，并使之成為智識成就的典范；只有在與社會科學一極的對立中，我們才尤其需要重新定義某些首先于1945—1955年被提出的哲學計劃，它們參照了現(xiàn)象學和存在主義傳統(tǒng)，也參照了以薩特為代表的哲學家典型形象，并尤其反對此一形象。

從盎格魯-薩克遜傳統(tǒng)中借用的人類學（antropologie）一詞，同時也承載著過去一位偉大的德國哲學家的所有聲望——福柯正是在那幾年里翻譯并出版了康德的《實用人類學》（Anthropologie）；人類學一詞取代了平庸且頗具限制的民族學（ethnologie）一詞，并象征著社會科學通過其最杰出的代表，即列維-斯特勞斯，向直到那時仍至高無上的哲學發(fā)起的巨大挑戰(zhàn)，而這直接體現(xiàn)在他與薩特的對抗中：這也是長期以來獨自統(tǒng)治整個智識場域的薩特所面臨的第一次真正挑戰(zhàn)。事實上，盡管在上個世代，薩特和梅洛-龐蒂（Merleau-Ponty）也不得不重視社會科學，但由于涂爾干學派的極度式微，并且新生的經(jīng)驗社會學也處在非常低微的位置（由于其美國出身，從而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時期受到了“牽連”），因此他們真正面對的威脅，只有“科學主義的”心理學（雖然皮亞杰[Piaget]是例外），以及毫無影響力的精神分析（盡管薩特和梅洛-龐蒂在巴黎高師的同窗拉加什[Lagache]獲得了索邦大學教職）。

從今以后，占據(jù)象征性主導地位的是整個社會科學，它讓哲學代表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前所未有的狀況：不僅哲學曾經(jīng)的“集大成學科”（discipline du couronnement）的位置受到了威脅，正如讓-路易·法比亞尼（Jean-Louis Fabiani）所說的那樣，而且它的智識身份和研究綱領也受到了威脅。哲學需要面對的，首先是真正的領航學科語言學，其代表人物有本維尼斯特、雅各布森（他可能算不上真正的威脅，因為他在國外生活，盡管受到了列維-斯特勞斯的認可）以及馬蒂內(nèi)（其影響力遜于前兩者）。還有“人類學”，其代表人物是列維-斯特勞斯，并由杜梅齊爾所強化。

以及歷史學，其代表人物是布羅代爾，他在哲學領域也早早獲得了認可，因為薩特曾與他就《地中?！罚?/span>Méditerranée）進行了漫長的討論；布羅代爾還通過各種方式，努力為革新與整合社會科學奠定體制基礎：他曾執(zhí)掌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第六部、著名的科學委員會（其成員包括列維-斯特勞斯、阿隆、勒布拉茲、弗里德曼等）、一系列發(fā)展迅速的研究中心、各類刊物——其中包括《年鑒》（Annales）雜志（他接過了馬克·布洛赫與呂西安·費弗爾的衣缽），以及《人類》（L’Homme）雜志（它由列維-斯特勞斯創(chuàng)辦，取代了年邁的《現(xiàn)代》雜志，而后者已經(jīng)淪為巴黎隨筆主義捍衛(wèi)者的基地）——以及不久以后將會建立的他在巴黎的大本營：人文社科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哲學還要面對拉康及其精神分析的沖擊：在社會層面和象征層面，拉康與列維-斯特勞斯和梅洛-龐蒂結盟，并在大學場域內(nèi)影響深遠（盡管他并沒有出現(xiàn)在對應分析中，所以也沒有出現(xiàn)在圖表中，因為他并沒有任何正式的大學教職—— 拒絕讓他在巴黎高師授課，是學生們反對弗拉策利爾的起因）。

最后，哲學還要面對來自社會學本身的沖擊，盡管社會學在新興知識分子的主要力量中處于末流，但通過雷蒙·阿隆，及其反對薩特或是哲學新思潮的論戰(zhàn)——尤其是著作《從一個神圣家族到另一個神圣家族》（D’une sainte famille à l’autre），社會學也贏得了一代哲學家的尊敬：這一代哲學家們依然會撰寫隨筆，討論阿隆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在《歷史哲學導論》（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中所提出的觀點。

我們也必須在羅蘭·巴特這里稍作停留，他比其他人都更清楚地顯示了雙重差異關系（1970 年代先鋒派的特征）的影響：他并非體制中的精英（他既不是巴黎高師畢業(yè)生，也沒有通過教師資格考試，甚至還不是“哲學家”），但他很可能因為被排斥，所以為隱約的復仇情緒所驅(qū)使，從而與一般教授（在此以雷蒙·皮卡爾為代表）公開進行論戰(zhàn)，而后者的規(guī)章制度性尊嚴感，則讓他們拒絕接受年輕的異端派中最受認可之人；與巴特對立的大師們兼任了各種一般或特殊頭銜來增加自己的聲望，巴特也對他們表現(xiàn)出直截了當?shù)淖鹁?，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樣，以更微妙或更反常的方式表達尊敬。

羅蘭·巴特的社會角色，濃縮了內(nèi)在于邊緣大學機構（如“后布羅代爾時代”的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或不同時期的巴黎十大和巴黎八大）的微妙位置（porte-à-faux）中的張力或矛盾，這些機構試圖將雙重對立（往往與雙重剝奪有關）轉(zhuǎn)化為個人選擇的超越，并將不同的軌跡同時匯聚在一起，對其中的某些人而言，該機構像是一張通行證；對另一些人而言，則已經(jīng)是他們?nèi)松捻旤c；羅蘭·巴特也代表了隨筆作家這一類人的頂點，他們無法與大學場域的力量抗衡，所以為了生存，乃至幸存下去，他們不得不順著各種攪動世界的外部或內(nèi)部力量而飄蕩，尤其是通過新聞界。

羅蘭·巴特讓人想起了泰奧菲爾·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形象，后者的某位同代人曾這樣描述他：“他是一個隨風飄蕩的人，每一次碰撞都會使他震顫，他能接收所有印記并依次傳遞出去，但需要身旁的另一個人才能讓他啟動，他總在尋求一道指令，而很多其他人隨后也會請求他發(fā)號施令。”福樓拜曾經(jīng)指責他的朋友，這位“好泰奧菲爾”（bon -Théo）缺乏“個性”，但他沒有看到，戈蒂耶的無定見本身就是其重要性的來源；戈蒂耶的另一位朋友則注意到，他先后創(chuàng)作了中國式、希臘式、西班牙式、中世紀風格、16世紀、路易十三、路易十四風格、洛可可以及浪漫主義風格的作品。與戈蒂耶相似，羅蘭·巴特也即時地描述了大學場域各種力量的變化，但似乎又先于這些變化，因此，我們只需考察他的人生歷程，以及他人生中不間斷的癡迷與喜好，就足以看到在該場域阻力最小的地方所產(chǎn)生的所有張力，正是在那里，人們所謂的時尚不斷涌現(xiàn)。

很明顯，根據(jù)在場域中所處位置與先前人生軌跡的不同（就像羅蘭·巴特的案例所昭示的），以及特定哲學資本的不同（該資本可以被投入為克服雙重對立關系而產(chǎn)生的張力中），人們所能體驗到的雙重對立關系也大相徑庭。像阿爾都塞與福柯等人，尤其是?？?，都曾拒絕所謂的“主體哲學”（philosophie du sujet）以及與存在主義有關的“人道主義”，并轉(zhuǎn)向了另一種認識論的傳統(tǒng)、另一種科學史與哲學史的傳統(tǒng)，而此一傳統(tǒng)的代表人物有加斯通·巴什拉、喬治·康吉萊姆和亞歷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等人。

為了彰顯自身與學者們的“實證主義”之間的距離，阿爾都塞和?？碌热艘砸环N炫耀性的夸張筆觸（“人之死”），肯定了“無主體哲學”（philosophie sans sujet）；忠實于涂爾干傳統(tǒng)的列維-斯特勞斯剛剛重申了此一觀點，并通過提及無意識的觀念，從而賦予了它以現(xiàn)代主義的氣質(zhì)；而此一無意識觀念則調(diào)和了經(jīng)由拉康重新解讀的弗洛伊德、經(jīng)由雅各布森概括的索緒爾，以及馬塞爾·莫斯的觀念（相較于仍然被高貴哲學的封閉圈子排除在外的老涂爾干，莫斯的觀念更能適應新的智識體制，盡管其大膽的再闡釋可能也會付出某些代價）。梅洛-龐蒂對這兩代知識分子之間的過渡起到了重要作用，因為他對社會科學，尤其是生物學、心理學和語言學持特別開放與寬容的態(tài)度，并且他還曾撰寫過一篇名為《從莫斯到列維-斯特勞斯》（De Mauss à Lévi-Strauss）的文章。

因此，通過一種知識分子理性的奇怪詭計，涂爾干式的“人的哲學”獲得了平反，它以人類學這一更體面的形象（經(jīng)由語言學的合法化）出現(xiàn)，用以對抗“主體哲學”，后者在 1930 年代，為另一代巴黎高師畢業(yè)生們所肯定——即薩特、阿隆、尼贊（Nizan）等人，而他們之所以認同“主體哲學”，則尤其是為了反對涂爾干式的“總體”（totalitaire）哲學……

但是，千萬不要搞錯，對社會科學的認可與參考，并不意味著無條件的歸順。實際上，每一位哲學家都以各自的方式背叛了他們對社會科學的崇敬與依賴，哪怕只是像德里達一樣，把社會科學作為自己批判的靶子，或是借用社會科學的主題（如對文學批評與理論研究中經(jīng)常使用成對術語這一行為的批評）。他們首先會將自己優(yōu)雅雄辯的學術風格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就像?？履菢樱蚴窍竦吕镞_一樣，將《原樣》派所使用的手段和效果引入哲學場域之中，從而不斷強調(diào)自己與“所謂的社會科學”（sciences dites sociales）的普通實踐者之間的制度性距離，就像阿爾都塞常說的那樣（某些人會閱讀他們的作品，并希望證明哲學家們在寫作中所體現(xiàn)的尊嚴，顯然這些人需要被區(qū)別對待）。

他們利用了自身所有的文化資源，并從他們自己的視角出發(fā)，來改造他們從歷史科學中借鑒而來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te）哲學，及其諸多主題、問題和思維模式。因此，福柯正是在尼采那里找到了一個可以接受的哲學擔保人形象，使他實現(xiàn)了藝術僭越與科學發(fā)明在社會層面不可能的結合，并借鑒了尼采的概念-背景論（concepts-écrans），例如譜系學觀念，從而使他能夠借著哲學的榮光，來完成一項關于社會史和發(fā)生社會學（sociologie génétique）的事業(yè)。同樣，我曾分析過德里達針對《判斷力批判》所做的分析，在其中我指出，德里達很清楚應該在哪個節(jié)點上停止“解構”，因為一旦突破這個節(jié)點，他的社會學分析就注定會被視為庸俗的“社會學還原”，這甚至會使他“解構”自己哲學家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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