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把一首好詩的判斷標準，定義為詩的高度與溫度，恐怕沒有大的異義。一首具有高度和溫度的詩，必是佳品。

所謂高度，即詩人所賦予作品的思想高度?？陀^地說，每一首詩，都蘊含著作者的理念與價值取向。即使是游歷詩、詠物詩也是借景、借物賦意的。沒有思想的詩是不存在的，其差別僅在于賦意的高與低，深與淺，雅與俗。一首好詩，思想性與藝術性又是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詩需要靈性，也需要有格局。古人有“詩無邪”的說法，就是說，詩要言正，詩要言美。我們來看一首陸游的《示兒》：“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這是陸游人生最后的一首詩，可稱之為臨終遺言。他明明知道自己將不久于人世，而死去就萬事皆空。但他久久不能忘懷的事，卻是在大宋收復失地之日，兒孫們在上墳時別忘了向他報捷。而滿滿的家國情懷，滿滿地正能量，不愧愛國詩人之稱謂。劉禹錫的：“沉船側(cè)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杜甫的“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蘇軾的:“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些句子看似寫景，卻隱含著深深的蘊意，可以說，這些詩句不僅寫出了美麗的山水，更寫出了古樸的辯證法，見情懷，見哲理。因此，詩表達的“正與美”，是作品有高度最本質(zhì)的特征。

所謂溫度，是指詩要有飽滿的情感色彩，或讓人感受“春意”，或激起情感波瀾，或讓心靈得到慰藉。要做到這一點，詩人須貼近百姓生活，感受百姓苦樂，與百姓的心相聯(lián)通，能發(fā)同頻共振，能引心靈共鳴，用真情實感打動人心，而不是浮于表面，空發(fā)議論，情感作秀。著名詩人劉慶霖講過一個故事，他的詩集出版后，接到一名讀者來信，急切要郵購這本集子，說是從朋友處讀到一首詩，被深深地打動了。這首詩就是《路邊放蜂人》；“覓得芳菲做近鄰，卻依蜂意動遷頻。千箱露冷風衣薄，甜在唇邊是苦人”。這名讀者正是一個游走四方的放蜂人，他說，這首詩寫得就是他的真實生活。周嘯天教授在《嘯天說詩》中，也講過一個故事。那是一次大災發(fā)生后，詩人滕偉明當警察的兒子，接到上級命令，即赴抗災一線。臨別前，老父親寫了一首詩送他：“探身水火莫辭勞，野有哀鴻啼未消。知爾從來重孝悌，好生推及到同胞”。我讀到這首詩的時候，被這種濃烈的大義與情感所震撼，不禁眼眶濕潤。沒有初心與憐民之心的人，是寫不出如此令人情感震撼的佳作的。好詩緣于濃情，濃情緣于心通。能與百姓心通的詩，才有溫度。同樣是寫災情的詩，山東某作家卻寫出了以遇難者口吻發(fā)出感慨的《江城子》：“······十三億人共一哭，縱做鬼，也幸福。銀鷹戰(zhàn)車救雛犢，左軍叔，右警姑，民族大愛，經(jīng)歷死也足。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共一呼”。不說詞的藝術性如何，在人民遭受大災大難面前，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竟然寫出如此違反人性的詩詞，這不僅是沒有溫度，分明是冷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