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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甲骨文應(yīng)該說是一種還沒有完全成熟的文字系統(tǒng)，還保留有大量的象形成分，故在筆劃方面增減會有些隨意，仍存有較多的假借通用字。故在欣賞甲骨文書法創(chuàng)作時會發(fā)現(xiàn)難有較長的詩文創(chuàng)作，除非自己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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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

金文與石鼓文等屬大篆，以區(qū)別于秦之“小篆”。這種文字盛行于距今約3000年前的西周，現(xiàn)在可看到的金文主要為青銅器如鐘和鼎上的銘文，古稱青銅為金，故又稱“鐘鼎文”，或稱“吉金文”、“款識文”。

毛公鼎銘文

散氏盤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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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

為先秦戰(zhàn)國時刻于石鼓的文字，距今約2300年，其書體為大篆向小篆過渡時期的文字，學(xué)《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學(xué)小篆，百無一失。后世學(xué)篆者皆奉為正宗，無不臨習(xí)。石鼓文真正面貌還是比較儒雅而方正的，后世諸大家中習(xí)石鼓文最著名的是吳昌碩，不過吳昌碩的篆書風(fēng)格與石鼓文還是相差較遠(yuǎn)的，倒是王福庵與楊沂孫接近古意一些，尤其是王福庵。

石鼓文 拓片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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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小篆

秦小篆是政府用行政手段強力推行的書體，歷史文化的豐功偉績自不在話下，但于藝術(shù)角度而言，則如后世的館閣體與現(xiàn)在的印刷體，形式的絕對統(tǒng)一，抹殺了個性，也就抹殺了這種藝術(shù)形式的創(chuàng)新能力，故篆書這門書法藝術(shù)于秦小篆后即可謂是進(jìn)入了一個漫漫長夜。其間偶有如李陽冰等篆書高手，但其小篆書體仍未脫離鐵線篆、玉筋篆的樊籬。

會稽刻石

瑯琊臺刻石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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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篆及元代篆書

元代吾丘衍、趙孟頫倡導(dǎo)復(fù)古，并身體力行倡寫漢篆，漢篆的特點是較方正，相較于秦篆結(jié)體要扁，而且方筆較多，這應(yīng)該是受到隸書結(jié)體的影響所致，最典型者如三國時期的天發(fā)神讖碑，以隸筆作篆，筆劃方折厚重，直線收筆處成懸針狀，后人稱之為懸針篆。歷來書家對此碑評價甚高，影響深遠(yuǎn)。不過一些題額可能也是受到章法排布的影響，必須作扁作方。但漢篆僅限于一些碑額、漢印、銅鏡、錢幣、瓦當(dāng)?shù)绕灾徽Z，如雪泥鴻爪，終難以與隸行楷草諸體比肩。不過從小篆書體正本清源而言，崇漢是復(fù)古正體的主要內(nèi)容。故漢篆自元朝吾丘衍、趙孟府等力倡后，逐漸受到追捧和重視。

漢篆碑額

天發(fā)神讖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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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篆

對于篆書書寫范式的局限性其實歷代都不乏有識之士，也有人嘗試變革和創(chuàng)新，如將篆書之“引”發(fā)揚之，結(jié)果狀如道符；而明代趙宦光為飽學(xué)之士，他以草書筆意入篆，以“草篆”自成一家，并有可觀者，亦屬難得?，F(xiàn)代也有學(xué)者開始重視趙宦光的草篆，認(rèn)為趙才是將筆墨提按引入篆書的首倡者。不過，如前所述，小篆其實是一種正體文字，雅正還是最基本的要求，而趙宦光的草篆的確過于率性有失古意，故廣為后世所詬病，也許此可解釋其書道之不昌。但趙宦光的這種將篆書作為“平常字”的嘗試仍是有意義的。

趙宦光草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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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篆書

到清末，鄧石如秉承漢篆，以隸筆入篆，既使篆書有了“平常字”的書寫性，又很好地保持了篆書正體的雅正，遂一改千年來鐵線、玉箸等“描篆”而成為“寫篆”，真正使篆書變成一種適合筆墨特性的書體，從而開創(chuàng)了篆書的新時代，正如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說分第六》中曰:“完白山人出，盡收古今之長，而結(jié)胎成形，于漢篆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開百祀。后有作者，莫之與京矣!完白山人之得處在以隸筆為篆……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為不可作之書.自非好古之士，鮮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豎僮，僅解操筆，皆能為篆”， “康氏所言極是，清人于小篆筆法的解放，使那種近于圖案摹寫的描頭畫腳變?yōu)樘岚词罐D(zhuǎn)、從容不迫、筆情墨趣自由揮灑的書寫。此后晚清篆書大家輩出，如吳讓之、楊沂孫、趙之謙、徐三庚等各有特色，各擅其長?，F(xiàn)代之王福廠、吳昌碩、蕭退庵及其弟子鄧散木等諸大家又繼起領(lǐng)一段風(fēng)騷，余緒蔓延，方興未艾?；径甲裱恕捌匠Ｗ帧迸c“方正”的正體思想。

鄧石如篆書

趙之謙篆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