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西部的甘肅省，有一條1000公里長、自然形成的地理大通道，它東起烏鞘嶺，西至星星峽，南側(cè)是祁連山脈，北側(cè)是龍首山、合黎山和馬鬃山。因為地處黃河以西，形似走廊，所以被稱為——河西走廊。

靜謐不語的佛陀雕塑，絢麗又斑駁的石窟壁畫，遙遠神秘的傳奇人物，漫天無邊的黃沙大漠……

如果人生總要去一次河西走廊，那么，出發(fā)旅游前，你一定要做一些攻略、看一些相關(guān)的書和紀錄片，下面這8個故事就是我們總結(jié)提煉的歷史一隅，請查收～！

圖源萬圖路｜萬國來朝插畫

鳩摩羅什出生于1400多年前的東晉十六國時期，他的父親鳩摩羅炎原本是天竺望族（今印度），他的母親是龜茲國公主耆婆。他從小就聰慧過人，相傳他半歲開口說話，三歲識字，五歲博覽群書，七歲跟隨自己的母親耆婆出家，成年后更是聞名西域的佛學大師。

前秦國主苻堅是鳩摩羅什的骨灰級粉絲，為了能夠見到偶像 ，他派遣大將呂光攻打西域。呂光用了三年滅了龜滋國，正在帶著鳩摩羅什回去的路上，他聽到了苻堅在“淝水之戰(zhàn)”中兵敗被殺的消息，于是呂光決定留在涼州，在姑臧，也就是今天的武威，建立了后涼。

呂光不信宗教，他逼迫鳩摩羅什娶龜茲公主為妻，還讓他在大庭廣眾之下，騎上惡牛烈馬，但鳩摩羅什忍辱負重，面不改色，令呂光也感到慚愧了，從此便不再為難他。

從此，鳩摩羅什就在涼州城講經(jīng)說法，前后長達十七年，許多人慕名而來聽講，其中就有后來開鑿天梯山石窟的沮渠蒙遜和曇曜。

同時鳩摩羅什又鉆研漢語，成為精通多種語言的高僧，為他后來成為中國四大譯經(jīng)僧之首的打下了基礎(chǔ)。

涼州成了鳩摩羅什的第二故鄉(xiāng)，雖然命運沒有安排他在此終老，但佛教受他的影響在河西走廊上普遍興盛起來。武威鳩摩羅什寺的舍利塔下至今存放著鳩摩羅什的舌舍利。

天梯山石窟是中國開鑿最早的石窟之一，北涼王沮渠蒙遜為了替母親祝壽祈福，廣招能匠挖掘造佛，高僧曇曜親自主持開鑿了天梯山石窟，在中國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稱為“石窟鼻祖”。

佛教興盛是五涼時期涼州文化發(fā)展的一大特征。天梯山石窟的開鑿，引起佛教界注目，使西域高僧接踵而至，他們在涼州講經(jīng)說法，翻譯佛經(jīng)，使天梯山石窟更具盛名。

涼州僧人及涼州石窟聲名顯著，對云岡石窟和龍門石窟的開鑿產(chǎn)生過直接影響，甚至對敦煌佛教發(fā)展也有一定影響。

而以天梯山石窟為代表的河西早期石窟群，積極傳承來自貴霜和西域的藝術(shù)成就，并最早開始融合漢地藝術(shù)，形成獨具特色的石窟樣式。因此，宿白先生在1986年的《考古學報》上把這一現(xiàn)象稱為「涼州模式」。

1234年，蒙古想要出兵進攻南宋，而要滅南宋，就要占領(lǐng)青藏和四川，從而形成包圍圈。于是1239年秋，蒙古帝國大汗窩闊臺的次子，闊端，派其部將多達那波率領(lǐng)一支蒙古軍出征青藏高原。

他們在前藏受到了武裝僧人的強烈反抗。經(jīng)過兩年多的駐藏考察，多達那波認為靠軍事征服很難取得勝利，而是應(yīng)該通過宗教手段和平接收青藏。

于是，他給闊端寫了一封《請示迎誰為宜的詳稟》，相當于“青藏地區(qū)和平解放的可行性報告”。他在這份報告中說明了薩迦派在西藏的影響力，推薦薩迦班智達去涼州進行和平會談。

薩迦班智達是薩迦派的第四代傳人，他學識高深，是名望響徹整個青藏高原的佛學大師。

1244年秋，闊端向薩迦班智達發(fā)出正式邀請，請他前來涼州商談西藏歸屬問題。

1247年，薩迦班智達與闊端在武威白塔寺進行了「涼州會談」，并頒發(fā)《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武威白塔寺成為西藏正式納入中國版圖的歷史見證。

涼州會盟使蒙藏雙方避免了一場戰(zhàn)爭所造成的慘重傷亡和破壞，兩族人民從此和睦相處，友好往來?！端_迦班智達致蕃人書》也向歷史宣告，向世界宣告：西藏從此正式劃入蒙元版圖，西藏屬于中國。

隋煬帝楊廣即位后，迫切地想重新啟動絲綢之路，他派裴矩來到河西調(diào)研考察。裴矩以佛教信徒的身份與商人親切交流，寫成了《西域圖記》。書中記載了西域44個國家的山川地貌和風土人情，并第一次詳細記錄了絲綢之路的具體路線。

但裴矩也提出了重啟絲綢之路的隱患——此時的河西走廊時不時受到吐谷渾的入侵，長期以往，甚至可能威脅到長安。

為了一舉解決吐谷渾、徹底打通西域通道，公元609年3月，隋煬帝率領(lǐng)十萬大軍親征。在徹底摧毀了吐谷渾的軍事力量后，設(shè)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其疆域范圍遠遠超過了漢武帝設(shè)置的河西四郡。

為了擴大勝利果實、增加宣傳力度，穩(wěn)固邊陲和團結(jié)更多的西域民族國家，隋煬帝決定前往張掖，在焉支山召開萬國博覽會，并接見了西域二十七國使臣。

隋煬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到過河西地區(qū)的封建皇帝，這場規(guī)模宏大、盛況空前的大會也被后世稱為世界上第一次“萬國博覽會”。盛會之后，絲綢之路進入了最輝煌的階段。

公元627年，玄奘法師數(shù)次上表朝廷欲往西方求法，但唐太宗李世民正在籌劃與東突厥的戰(zhàn)事，為此封閉了所有的邊境關(guān)卡，禁止所有人員私自出關(guān)，因此玄奘的上表始終未被允準。

后來趁著關(guān)中發(fā)生饑荒，朝廷允許長安百姓自行出城求生，一心求法的的玄奘趁亂從長安出發(fā)，西行取經(jīng)。

但是沒有通關(guān)所需的過所，玄奘一路多次被“通緝”，要求他東歸長安。從涼州晝伏夜行千里到達瓜州后，州吏李昌非常敬佩玄奘西行求法的志向，撕毀了通緝令，有意放了玄奘一馬。

從瓜州再往前是八百里莫賀延磧，沒有向?qū)Ш婉R匹根本過不去，玄奘無計可施，只能在瓜州城外的開元寺，也就是今天鎖陽城遺址里的塔爾寺，一邊講經(jīng)，一邊等待機會。

也正是在這里，玄奘遇見了來禮佛的胡人石磐陀。石磐陀是《西游記》里孫悟空的原型，他作為向?qū)?，護送了玄奘出關(guān)。

還有一位老胡人送給玄奘一匹又老又瘦的紅馬，這匹馬就成了玄奘取經(jīng)時的坐騎?，F(xiàn)在在榆林窟第2窟里的玄奘取經(jīng)圖中還能看到這個場景，只是紅馬氧化變成了黑馬。

1726年，榆林窟的一個喇嘛，吳根棟，不經(jīng)意間發(fā)現(xiàn)了一座由象牙牙稍雕琢而成的佛像。佛像長寬不超過15厘米、厚度也只有3.5厘米，兩片造像扣合在一起是一騎手捧寶塔騎象的普賢菩薩。

最令人吃驚的是，里面足足刻了54個不同情節(jié)的佛傳圖，巴掌大小的地方刻了279人、12輛車馬，每個人都眉目清晰、形態(tài)各異，栩栩如生，雕功實在精美。

整個造像是印度犍陀羅藝術(shù)風格，所以后人推測這很可能是唐代高僧玄奘從印度取經(jīng)返回時、為了感謝石磐陀等人昔日的相助而留在瓜州的。

吳根棟發(fā)現(xiàn)象牙佛的消息立馬傳遍了整個河西走廊，榆林窟的香火也旺盛起來，但這座鎮(zhèn)窟之寶，卻給五代守窟人帶來了殺身之禍。

守護象牙佛的五位道長，三位犧牲，一位殘疾。

最后一任守護道長郭元亨即使被土匪打致身上沒有一處完整的皮膚，后背肌肉壞死，左胳膊殘廢，生殖器官脫落，也沒有透露象牙佛的下落。

一直等到1949年，人民解放軍接管安西縣城，郭道長才于次年把象牙佛交給安西縣政府保管，后被轉(zhuǎn)交給甘肅省文物委員會和甘肅省博物館，目前存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被國家列為永久禁止出境文物。

1987年敦煌首次發(fā)現(xiàn)懸泉置遺址，這片廢墟曾是漢唐河西走廊上重要的驛站，也是絲綢之路八十多個驛站中唯一一個被考古發(fā)現(xiàn)的遺址。

這里有專門記錄吃雞的簡牘，一名叫“時”的廚師長記載了懸泉置在元康四年招待過往官員所用雞的數(shù)量；

有2000多年前的西域賬單，漢簡中詳盡地記錄了公元前61年長羅侯?；?/span>出使烏孫時，懸泉置的嗇夫弘招待長羅侯部屬384人的事項及費用；

有記載了從武威郡到敦煌郡14個驛站的名稱及間隔里程的懸泉里程簡，它與出土于居延破城子遺址的居延里程簡，接力勾勒出了一條從長安到敦煌的路線圖，也就是漢代絲綢之路的路線。

還有女子舉報丈夫貪污的漢簡，有堪稱漢代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法的漢簡……這里出土的3.5萬枚漢簡里有宏大的歷史，也有普通人雞毛蒜皮的日常，這些「大漢國招待所」的柔軟瞬間，時隔2000多年仍在打動我們。

1900年5月26日，莫高窟的王圓箓道士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積沙時，偶然發(fā)現(xiàn)了藏經(jīng)洞。這個不足7平米的方形窟室里像小山一樣堆滿了書卷，從佛經(jīng)、古籍、賬冊、歷本，到織繡、絹畫，法器、拓片……

這個密窟就是后來震驚世界的敦煌藏經(jīng)洞，里面藏有4世紀到14世紀的五萬多件歷代文物，是20世紀初我國考古學上的重大發(fā)現(xiàn)。

但在1907年到1924年期間，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俄國人奧登堡、美國人華爾納等從王道士手中買走了無數(shù)經(jīng)書、佛畫、壁畫等文物，導(dǎo)致敦煌藏經(jīng)洞的絕大部分文物都流失到了海外。

因此，百年來對王圓箓的評價一直爭論不休，他背負了非常多的罵名，可他真的就是“莫高窟的罪人”嗎？

我們不能站在歷史的高點、以一個完人的標準去審視王圓箓、以事不關(guān)己的態(tài)度發(fā)出大義之聲，當時那個時代局限下的王道士其實真的很平凡，他能做的很少很少，他也只是一個被時代洪流裹挾的小人物而已。

王圓箓在發(fā)現(xiàn)藏經(jīng)洞后，已經(jīng)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保護，與其把敦煌文物的流失歸因于個人的責任，不如說那是歷史對整個清廷的嘲諷，那是一個莫大的民族悲劇，王道士只是這出悲劇中錯步向前的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