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秦刻石是秦代政治精英用來稱頌秦德、證明秦王朝統(tǒng)治之正當?shù)谋?。其七篇刻石文有其固定形式，即以功證德，通過描述秦王朝的功績事跡來說明萬民受秦德恩澤。在固定形式之上，七篇刻石文的敘事邏輯也有其變化，即逐漸凸顯秦法的意義，并將之與秦德聯(lián)系在一起。借助于秦法的特別之處，刻石作者進一步展開了其對政治語境下的時空觀念的思考，并嘗試塑造理想上能突破時空限制的秦帝國敘事。

關鍵詞：秦刻石；帝國；法；秦德；時空

秦始皇刻石是秦始皇東巡所刻制的七個碑石，其中六篇刻石文載于《史記》，《嶧山刻石》因拓本而流傳至今。歷來學者為挖掘秦始皇刻石的學術價值，投入了諸多努力[1]。

但由于文本的特殊性，不少學者在研究過程中會遭遇如下窘境：秦始皇刻石文是歌功頌德的文本，其文本內容不足以反映歷史事實，因此其研究難以有學術價值。比如在秦代法制研究上，宋磊指出秦始皇刻石 “僅僅是一種歌功頌德的工具，并不是為了制定法令，因而其中的內容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2]”，孟祥才認為 “由于它（秦始皇刻石）是秦始皇的自我頌歌，因而又不可避免地充斥大量的謊言和欺騙” [3]。

誠然，秦始皇刻石的目的確實是歌功頌德。如《史記·秦始皇本紀》載 “刻石頌秦德[4]”?！段男牡颀垺ろ炠潯分蟹Q “秦政刻文，爰頌其德[5]”。但有其目的必然有達到該目的的方式及其二者的關系。若不考慮刻石的材質、朝向、位置等，就文字本身而言，達成其目的的方式自然是有條理、有敘事邏輯的文字內容。而敘事邏輯恰恰能反映秦人心目中什么內容、觀念能夠合適地證明秦統(tǒng)治之正當。透過對其歷史敘事的分析，我們能夠對秦人心目中重要的政治觀念、思想以及相關常識有更充足的理解。

一、敘事的基本形式：以功證德

秦始皇刻石的編排有其固定的形式?？埋R丁認為： “整組銘文一個無所不在的主題，就是社會秩序的觀念，即人人各安其位，各盡其責，不逾矩，盡享安寧[6]”。又如容庚據(jù)六篇刻石的基本形式，為《碣石刻石》補充了三十六字，使其 “文義始為完足” [7]。無論從主題，抑或敘述順序上，學者都認可秦始皇刻石有其固定形式。

從敘述順序上看，刻石文有如下的基本形式：1、敘述時間地點，并說明刻石緣由；2、追述歷史；3、宣揚治世盛況；4、以群臣的名義歌頌秦德，扣回開頭。其中，一二部分或有顛倒，如《嶧山刻石》《泰山刻石》將歷史置于第一位，《碣石刻石》則缺失第一部分；《瑯邪刻石》無第四部分。其次，七篇刻石文的內容并不同一，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面對問題的不同，第二部分講述的“歷史”也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如《嶧山刻石》追述秦國先王，《泰山刻石》以降則把敘事的初始點歸之于秦皇立法。

以下將以七篇刻石文為例，簡要說明其形式。

《嶧山刻石》共三十六句，由 “皇帝立國”至 “滅六暴強”與 “追念亂世”至 “莫能禁止”屬于第二部分，即追述歷史； “廿有六年”至 “咸思攸長”屬于第一部分，即說明時間地點以及刻石緣由； “乃今皇帝”至 “利澤永長”屬于第三部分，即宣揚當下情況； “群臣誦略”至 “以著經(jīng)紀”屬于第四部分，即扣回開頭，重申刻石緣由。

《泰山刻石》共三十六句。由 “皇帝臨位”至 “臣下修飭”屬于第二部分； “廿有六年”至 “祗誦功德”屬于第一部分； “治道運行”至 “施于后（昆）嗣”屬于第三部分； “化及無窮”至 “永承重戒”屬于第四部分。

《瑯邪刻石》共七十二句。由 “維廿六年”至 “乃臨于?！敝?，前一句與后四句都屬于第一部分，其余屬于第二部分； “皇帝之功”至 “各安其宇”屬于第三部分?？淌臎]有明顯的第四部分。

《之罘刻石》共三十六句。由 “維廿九年”至 “追誦本始”屬于第一部分； “大圣作治”至 “永為儀則”屬于二三部分； “大矣哉”至 “表垂常式”屬于第四部分。

《東觀刻石》共三十六句。由 “維廿九年”至 “原道至明”屬于第一部分； “圣法初興”至 “永偃戎兵”屬于第二部分； “皇帝明德”至 “長承圣治”屬于第三部分； “群臣嘉德”至 “請刻之罘”屬于第四部分。

《碣石刻石》現(xiàn)存二十七句，容庚認為應有缺佚，本應為三十六句。由 “遂興師旅”至 “恩肥土域”屬于第二部分； “皇帝奮威” 至“莫不安所” 屬于第三部分； “群臣誦烈” 至“垂著儀矩” 屬于第四部分。

《會稽刻石》共七十二句。由 “皇帝休烈” 至“追首高明” 屬于第一部分； “秦圣臨國”至 “亂賊滅亡”屬于第二部分； “圣德廣密”至 “輿舟不傾”屬于第三部分； “從臣誦烈”至 “光垂休銘”屬于第四部分。

由上述分類可見，刻石文有其固定的行文邏輯，以總-分-總的結構呈現(xiàn)。除去時間地點外，篇首主要是開宗明義，概述秦德[8]，比如《泰山刻石》的秦王 “初并天下，罔不賓服”，即說明秦始皇方統(tǒng)天下，便前來泰山巡視。借講述來泰山的緣由來稱贊秦德。二三部分則為該稱頌提供依據(jù)，一方面是追憶歷史，如《嶧山刻石》從繼承正統(tǒng)以及平定戰(zhàn)亂兩方面來敘述，以證明當下治世源于歷代秦王的努力，乃至于解決了千古難題——爭；另一方面是描述當下社會，如社會風氣良好，生產(chǎn)活動有序進行等等，之所以如此，除了平息戰(zhàn)爭外，還有秦皇 “作制立法”，為萬事萬物提供有效且合乎規(guī)律的法則。最后在展示了上述偉業(yè)功績后，回扣主題，以證實秦德。

簡言之，其形式可以概括為以功證德。刻石文對秦德的歌頌并非空洞無物，而是花費大量篇幅來敘述秦皇的功業(yè)事跡，用百姓可見可理解的事跡來證明民眾受秦德恩澤，進而肯定秦統(tǒng)治之正當。

從內容上看，秦皇的功業(yè)事跡可以分為如下幾類：1.平息戰(zhàn)爭。七篇刻石文均記述了相關內容。除了《泰山刻石》與《瑯邪刻石》外，剩余五篇刻石文更是詳細地描寫了戰(zhàn)爭的緣由以及平息戰(zhàn)爭的過程和成功原因。2.社會安定。這一方面是止爭的成果，另一方面是戰(zhàn)亂平息后秦人治理的成效。3.風俗改易。除《嶧山刻石》和《之罘刻石》外，剩余五篇刻石文均講述了人們接受倫理教化、社會風氣因此而漸趨良好。臧知非、王健等學者[9]均注意到這點。4.產(chǎn)業(yè)興旺。除《嶧山刻石》《泰山刻石》以及《之罘刻石》外，剩余四篇刻石文均描述了因秦君立法普法，人們生產(chǎn)活動得以有序有效進行?！俄偈淌犯窃敿毭枋隽饲厝伺d建水利工程。5.官僚盡職。這點主要體現(xiàn)在《瑯邪刻石》《東觀刻石》以及《會稽刻石》上。秦君立法，一方面建立了規(guī)范官僚團隊的制度，另一方面也需要專業(yè)的官僚團隊進行普法?？淌谋忝枋隽饲赝醭墓倭拍軌驅缺M職盡責，對外釋法普法的情況。

由此可見，七篇刻石文的敘事有其固定的形式：以功證德，即用當時較有說服力且重要的事跡來證明秦統(tǒng)治的有效及其帶來的福澤。作者之所以沒有直接歌頌秦德，是因為這些碑石會傳之于后世，見諸行事才能令人相信秦德的美好[10]。

二、敘事邏輯的變化：法的核心地位

臧知非、柯馬丁以及尤銳等學者都對七篇刻石文作出整體的解釋與分析，但對它們的差異性卻沒有足夠的關注。正如第一節(jié)所見，上述五類事跡并沒有都出現(xiàn)在七篇刻石文之中，而且某些刻石文更是有所側重，如《嶧山刻石》涉及孝道，《瑯邪刻石》首次引入時空概念，《之罘刻石》對平息戰(zhàn)亂的描述非常具體等等。在形式整體不變的情況下，刻石文敘事邏輯與內容卻有其變化之處。換句話說，這或許可以說明刻石文作者的撰寫有其目的，也有其面臨的問題。因為某些因素發(fā)生改變，他們才選用或思考出不同的事跡以及敘事邏輯。

《嶧山刻石》與《泰山刻石》即能反映這一變化。除了形式外，兩篇刻石文幾乎判然二分，這令人很難相信這兩篇刻石文是在同一年刻制的?！妒酚洝酚涊d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 [11]，秦王政二十八年，秦始皇東巡，先登鄒嶧山，刻制《嶧山刻石》。封禪之后又刻制《泰山刻石》。除了《史記》的記載外，兩篇刻石文內容也能反映它們的創(chuàng)作時間相近。第一，兩篇刻石文均先描寫秦皇最為重要的功業(yè)，其次再寫明敘述的時間：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逼渌淌藭r間最晚的《會稽刻石》外，都是在開篇便寫明時間。第二，兩篇刻石文敘述的都是秦皇剛剛一統(tǒng)天下的事情。如《嶧山刻石》云 “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親巡遠方”，秦皇向天推薦其父的名號，并將其大成之業(yè)獻之于天，這是向上的行為；而后是向下的行為，秦皇降下恩惠，巡行齊魯之地。向天獻上大成之業(yè)，說明一統(tǒng)天下之業(yè)剛剛完成?！短┥娇淌穭t直接點明 “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由此可見，這兩篇刻石文的寫作時間相近。

二者敘事邏輯的核心差別在于，前者保持尊崇傳統(tǒng)與上天的態(tài)度，后者強調法制與君臣群體的意義?！稁F山刻石》敘述了歷任秦王討亂伐逆的歷史，秦皇的貢獻在于他繼承父輩志向，并將之完成。另外，歷任秦王討亂伐逆的目的，是使得 “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其傳統(tǒng)之中便包含著統(tǒng)治正當?shù)母?。秦皇實現(xiàn)其祖輩志向，既是孝道的彰顯，也是仁道的體現(xiàn)，甚至于可以說仁道便體現(xiàn)在孝道之中。上天與孝道也是相關的。 “既獻泰成”，便是向上天昭告其大成事業(yè)。大成事業(yè)自然便是該句之前的對祖輩討亂伐逆志向的完成。由于作者認為孝道是上天認可人間帝王統(tǒng)治的重要一環(huán)，秦皇對上天昭告了他的孝行，因此民眾應當認可秦皇的統(tǒng)治。

《嶧山刻石》刻制于秦皇封禪之前，其內容飽含著對上天授命的信念，因為它以上天認可孝道和上天授予人間統(tǒng)治權為前提。而《泰山刻石》則是一次以秦法來論證秦德的嘗試。其摒棄了《嶧山刻石》對傳統(tǒng)與上天的敘述，同時也強調天下人對于秦皇的服從： “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薄百e服”一詞，亦見于《管子·小匡》： “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諸侯國，莫不賓服[12]”，雖然它指稱的是政治體A聽命于政治體B，但B對A并無絕對支配權，正如春秋時期，齊國對其他諸侯國無支配權一樣，只是諸侯國認可齊國，接受其號令而已。將之置于《泰山刻石》考量， “賓服”一詞暗示著秦一統(tǒng)天下使得民眾認可秦皇。在《嶧山刻石》中，基本不存在任何關于服從的詞匯。這便從尋求上天對秦皇的認可，過渡到塑造舊貴族與民眾認可秦皇的情形。他們又為何認可秦皇呢？一是法式，二是教化。二者都源于秦王朝的君臣群體。法式由秦君主持制定、群臣參與修改：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教化始于秦君，但即使秦君極其勤奮，也無法實施普遍的教誨，因此設立專職教誨的官僚，共同教化民眾： “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睘楹蚊癖娊邮芊ㄊ揭?guī)范與教化教育會產(chǎn)生認可秦皇統(tǒng)治的心理呢？這是因為一方面法式發(fā)揮其現(xiàn)實效用，政府治理運轉良好，社會有其秩序，民眾賴以生存的產(chǎn)業(yè)得以發(fā)展，這說明其法式是良善的： “訓經(jīng)宣達，遠近畢理，咸承圣志”；另一方面教化使得以軍功爵為核心的身份等級制度保持穩(wěn)定、男女之間有其分別，后者使得人倫秩序得以可能： “貴賤分明，男女體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凈，施于后嗣。”倘若男女無別，父子關系便受到挑戰(zhàn)，由此將會帶來一系列的人倫問題。

發(fā)生這一轉變的原因，很可能與秦皇封禪一事相關。按《史記·封禪書》的記載，秦皇的封禪大業(yè)并不順利。一開始便遭遇儒生莫衷一是的混亂局面， “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13]”。其次，在登泰山的途中，遭遇暴風雨，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于大樹下[14]”?！肚厥蓟时炯o》記載的：是秦皇下山的途中，遭遇暴風雨， “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15]”。但不管哪一種，《泰山刻石》的刻制都是在遭遇暴風雨之后： “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趟⑹16]”暴風雨象征著天意，倘若秦皇繼續(xù)以上天授命的說法來論證其統(tǒng)治，那么暴風雨便打碎了他的念想。另外，儒生問題也發(fā)生于兩個刻石之間，甚至于儒生利用暴風雨一事來譏諷秦皇： “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于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17]”上天授命與孝道說，在先秦是被普遍認可的觀點。舊貴族與民眾自然也認可通過受命說來論證統(tǒng)治正當性的做法。一旦該論證方式被放棄，那么秦代政治精英便不得不尋找新的論證其正當性的方式，尋找舊貴族與民眾都認可的前提。

《嶧山刻石》到《泰山刻石》是論述邏輯的顛覆性變化，而《泰山刻石》到《瑯邪刻石》則是對新論述邏輯的修正與完成。

《瑯邪刻石》繼承了《泰山刻石》的立法說以及產(chǎn)業(yè)、身份等級、人倫等因素。但它又修正了立法說： “維廿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義，顯白道理?！逼渲懈淖冎幵谟?，首先，創(chuàng)立法度之人就是秦皇一人，并無群臣參與；其次，秦皇所創(chuàng)立的法度并非人造法，而是作為萬物綱紀的自然法則。他的“立法”，是使原有的法度恢復其本然狀態(tài)，端正而公平，成為萬物的綱紀。最后，秦皇具有圣智仁義的品質，圣智是指他通曉自然法度，仁義是指他將自然法度闡發(fā)出來，使人們能夠將其法作為具有真理性的道路來遵循。由此看來，秦皇主要做了二件事，一是認識到自然法度之道，二是闡發(fā)大道之理。

第二層變化在于，法度成為常道。正因為法度是對一切人事物的自然規(guī)范，因此它可以超越空間與時間，成為人們普遍與永恒遵循的大道： “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yè)有?！H相保，終無寇賊。歡欣奉教，盡知法式?！睙o論遠近，無論是隱士還是逸民，他們都愿意認知這個法度，并受其規(guī)范。仁義的秦皇也愿意為他們闡發(fā)大道之理： “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倍苑Q法度為常道，是因為該法度所涉足的范圍涵蓋一切，如對民眾行為進行約束與禁止的： “除疑定法，咸知所辟”；對官僚治理進行規(guī)范的 “方伯分職，諸治經(jīng)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對身份等級進行分別的： “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對民眾事業(yè)產(chǎn)業(yè)進行指導與規(guī)范的： “端直敦忠，事業(yè)有常……節(jié)事以時，諸產(chǎn)繁殖”；對民眾倫理生活進行教化的： “六親相保，終無寇賊。歡欣奉教，盡知法式?！庇捎谇胤ㄒ?guī)范了生活中的一切行為，人們也因該規(guī)范而有其恒常的事業(yè)與安寧的生活，故而秦法成為了人們的大道。這一點直接影響了后面的刻石文。

秦皇盡管能認識并闡發(fā)了自然大道之理，但卻分身乏術。因此，他設置官僚，為他們分別職能。民眾唯有通過與官僚發(fā)生關系，才能認識到自然法度，因此民眾不得不納入秦王朝的統(tǒng)治體系之中。故而天下之人 “人跡所至，無不臣者……莫不受德，各安其宇”，所受之德，自然與依循秦法而能良好生活有密切關系。

《瑯邪刻石》的敘事是秦帝國敘事的完整版本。后述刻石文基本都是在《瑯邪刻石》的基礎上，根據(jù)特定的問題進行修改?；凇冬樞翱淌反_定的基調，《之罘刻石》將立法一事提前到六國叛亂之前： “大圣作治，建定法度，顯箸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实郯П?，遂發(fā)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強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笨淌髡邽閼?zhàn)爭尋找了緣由：六國回避秦法。這一敘事無論在《嶧山刻石》里，還是在《史記》等史書之中都從未出現(xiàn)過。法的意義在這一改變中也更加凸顯出來。秦圣制定法度，本應社會井然有序，但六國諸侯卻回避秦法，違法亂紀，以至于殘害百姓，虐殺不已。因此，秦始皇為了恢復法的秩序，才不得不討伐六國，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這一改變解決了歷史敘事上的割斷，將平息戰(zhàn)爭置于秦史之中，并且收歸于“法”。

《東觀刻石》完全延續(xù)了前述刻石文的論述邏輯，如立法在平息戰(zhàn)爭前： “圣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強”；建立制度： “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等。《碣石刻石》或許是因為當時完成了某工程，因此增加了 “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18]”

《會稽刻石》的敘事基本承接前述刻石文，但它也有特定的問題，即對潛在叛亂者的警告。關于這一問題，臧知非、宋仁桃與李磊等人的研究[19]業(yè)已解釋清楚。但有兩點是相關研究并未指出的：1.六王暴亂的問題所在。李磊指出會稽之地存在叛亂的可能，其民眾不歸心于秦?！稌淌分?，對六王的審判饒有意味。 “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眾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shù)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六王率領大量民眾而武裝自己，乃至于互相之間暗地里勾結，形成合縱之勢。他們又在暗地里使用詐謀詭計來對抗秦國，明著率領甲兵侵略秦國邊境。由此來看，六王有如下幾個特征：擁有武裝人群，私下聯(lián)合以及謀劃對抗秦國，侵略邊境。結合李磊的研究，這幾個特征大致指的便是當時潛伏在會稽之地的舊貴族。如項梁，他便滿足上述條件?！妒酚洝ろ椨鸨炯o》稱 “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20]，陳勝方才起義，項梁便殺會稽守，并且迅速組織“豪吏”討論起兵之事。這可見會稽之地早已暗流涌動。2.刑名法度的意義?？淌拇蠖喽贾匾暦ǘ鹊囊饬x，但《會稽刻石》更突出了其中一點： “貴賤并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钡谝弧⒎ǘ染哂衅毡檫m用性。無論貴賤，法度都對他們起到規(guī)范作用。第二、法度能使人如實地表達其意愿與訴求，并且得到公正的裁決。形名的確立，名實的匹配，是大公無私的秦皇完成的。名實相合，使得法度能夠用于檢驗人們的言論是否真實；公共性與客觀性，使得法度不會偏于一方。因此，人們大可不必隱瞞自己的想法、不必隱藏實情。這點與前一點的目的是相似的，都是讓民眾或舊貴族不要暗地里反抗秦統(tǒng)治。

概而言之，圍繞著法的意義，七篇刻石文的論述邏輯發(fā)生了如下變化：1.拋棄傳統(tǒng)的上天受命與孝道說，轉向敘述民眾能實在經(jīng)歷的治理成效與事業(yè)興旺。賴于有效的秦法，二者才得以成功；2.法的適用范圍擴大，覆蓋政府與人民的方方面面；3.法的制定由秦王群臣共同完成過渡到秦圣明察大道、并將之闡釋出來，其制定時間也逐漸明確為在秦皇平息戰(zhàn)亂之前。由此將整個歷史敘述為立法、普法與司法的過程。4.以法打破時空限制，是秦始皇的“永恒帝國”理想的關鍵所在。

三、“永恒帝國”：

秦人對時空觀念的思考

“永恒帝國”（Eternal Empire）是尤銳所使用的概念[21]，用以指稱兩千年來有內在一致性與連續(xù)性的中華帝國。本文使用這一概念則特指秦刻石所敘述的秦帝國。其含義一方面源于秦始皇之制： “朕為始皇帝。后世以計數(shù)，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22]，秦皇相信自己既終結了歷史[23]，也開創(chuàng)了歷史，其帝國將永恒地傳承下去；另一方面源于秦刻石文敘述了突破時空限制的帝國，秦法制定并實施后，常道常職常業(yè)等具有恒常性的事物逐漸確立起來，六合之內的人物牛馬等也受秦德恩惠并且賓服于秦。這一由當下的時空節(jié)點影響到無窮未來、影響到六合四方的理想政治體，即本節(jié)所要論述的“永恒帝國”。

在《嶧山刻石》中，作者的敘述充滿著時間性的暗示。如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經(jīng)時不久”，“追念亂世”，“自泰古始”，“世無萬數(shù)，阤及五帝”，“乃今皇帝”，“利澤長久”，這些句子中都包含著如“昔”、“時”、“始”、“世”等與時間相關的詞語。這一方面是因為作者的敘事是放在歷史脈絡中展開的，即秦王朝的由來、平息戰(zhàn)爭的歷史等；另一方面則說明了刻石作者確實在關注時間這一維度，如秦皇平息戰(zhàn)亂是“經(jīng)時不久”，古代則 “世無萬數(shù)”仍是戰(zhàn)亂頻繁，以時間之短來凸顯秦皇的能力；又如強調古今的差異，“亂世”始于泰古，而“乃今”秦皇竟能解決這一歷史難題，以此來彰顯當下時刻的難得與優(yōu)越；又如秦德恩澤“長久”，其穩(wěn)定與發(fā)展的秩序將隨時間延續(xù)下去。

但作者對時間性的思考不止于歷史敘事。由《泰山刻石》起，作者開始關注如何讓政治體本身突破時間的限制?！短┥娇淌芬徽Z道破了這一意圖： “大義休明，垂于后世，順承勿革”，作者先是描摹了一幅秦法普施的畫面： “治道運行”，即社會秩序如同“天道”一樣，能夠自如地運轉與流行。而秦法正是由秦王朝最初的統(tǒng)治群體所編定的：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因此，秦法的普遍有效性意味著后世不應變更這一蘊含大義的秦法。

借由法的特殊屬性，作者得以將這一思考繼續(xù)推進。在《瑯邪刻石》里，秦始皇以智者、圣人的形象出現(xiàn)： “圣智仁義，顯白道理”。他能夠將自然之道闡發(fā)出來，使得世人能夠認識到事物的規(guī)律與規(guī)范。換言之，秦始皇并未重新制作出一套人為法，而只是闡釋自然本有的規(guī)范： “端平法度，萬物之紀”。秦法的有效性則成了其佐證，即之所以秦法總是普遍有效，是因為它源于事物本然的規(guī)范。

而自然本有的規(guī)范，恰恰是恒常的。它覆蓋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行政、產(chǎn)業(yè)、倫理生活等等，它們都各有其規(guī)律與規(guī)范。在作者看來，即使時間時代發(fā)生變化，這些構成人們生活的基本要素也不會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秦法所昭示的規(guī)律規(guī)范依然有效，如《瑯邪刻石》云 “端直敦忠，事業(yè)有常”，《東觀刻石》云 “常職既定，后嗣循業(yè)，長承圣治?！焙愠５穆毞直淮_定之后，后世只需要依循其先輩的事業(yè)便能夠擁有安寧而富足的生活。換言之，即使處在秦統(tǒng)治者不再擁有絕對權力的時代，人們仍然會依循秦法，受秦德恩澤。在這種意義上說，秦王朝便能突破時間的限制，萬世之后依然受秦德影響。

在空間上也是如此。在《泰山刻石》中，作者雖然關注空間，但依然是在一個統(tǒng)治所及的范圍內敘述秦德與秦法： “訓經(jīng)宣達，遠近畢理，咸承圣志”，即秦統(tǒng)治者解釋法律，使得遠近之人都能理解并遵循秦法，進而各自有序。

但在《瑯邪刻石》中，作者顯然有突破現(xiàn)實統(tǒng)治范圍的意圖。如 “遠近畢理”與 “遠邇辟隱，專務肅莊”，雖然都是述說“遠近”話題，但后者的言說對象是“隱者”，也就是在統(tǒng)治范圍之外的人。作者并未明說他們完全受秦人統(tǒng)治，而是一方面說明他們由“隱”及“顯”，即 “辟隱”，他們愿意將自己暴露在秦人的視野內；另一方面也隱藏了與統(tǒng)治關系相關的詞匯，轉而敘述人共有的追求： “端直敦忠，事業(yè)有?！?。無論是否在現(xiàn)實統(tǒng)治范圍內，每個人都有其所務之事和所守之業(yè)，而他們能夠穩(wěn)定地做事守業(yè)，恰恰需要他們有“肅莊”的狀態(tài)以及正直忠實的品格。值得注意的是，忠實并非對君，而是對事業(yè)。如前所述，作者將整個秦法都敘述為自然之道的顯現(xiàn)，所以這些處于現(xiàn)實統(tǒng)治范圍之外的隱者會信守其規(guī)律法則來完成其事、保障其業(yè)，而能夠普及這一知識的，恰恰就是掌握秦法的秦人群體。

不僅如此，作者在文末更是敘說了其想象中的統(tǒng)治空間： “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人跡所至，無不臣者”非常直接地彰顯了秦帝國的擴張性。而之所以作者敢如此說，相信其政治空間沒有邊界，正是因為存在有助于人們追求其普遍欲求并且有其自然根源的秦法。人們接受秦法，即蒙受秦德恩澤，是一件非常主動、愉悅的事情： “歡欣奉教，盡知法式”。而對秦法的接納，便自然讓他們接納秦人的管理，因為法的普及以及維系都需要秦官僚團體的參與。

概言之，秦刻石作者有意隱藏了秦法中秦統(tǒng)治者的意志，將現(xiàn)實的秦法敘述為反映自然之道、事物規(guī)律的規(guī)范法則。其有效性被用來證成這一觀點：秦法是事物本有的規(guī)則。因此，與其說人們因秦法而蒙受秦德，不如說是因自然道理而蒙受自然恩澤。而闡發(fā)自然道理的人，正是秦始皇。若秦刻石的目的得以達成，那么即使秦始皇在歷史與政治舞臺上退場了，其意志也依然能影響遠人與后世。其永恒帝國將因其法而永存于歷史長河之中。

四、結語

秦始皇刻石的目的在于使天下人相信秦德恩澤四方百世，進而相信秦王朝的統(tǒng)治是正當?shù)摹＿_成其目的的方式是按一定的敘事邏輯來編排一系列人們可見可理解的功業(yè)事跡。這是秦始皇刻石的基本形式：以功證德。

但在不同時期，作者選用的事跡以及敘事邏輯有所不同。如《嶧山刻石》仍然保留了對上天的崇拜，而由《泰山刻石》起，作者開始以秦法來論證秦德。在《瑯邪刻石》中，秦法與秦德的關系逐漸成熟化，為其論述突破時空限制的永恒帝國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

單純敘述人民生活富足，不足以支撐起關于秦統(tǒng)治正當?shù)恼撌?；單純敘述秦法的有效性則會暴露秦皇意志，不足以使遠人、后世信服。作者的解決方式是，將秦法敘述為自然之道的顯現(xiàn)，而秦始皇做的僅僅是闡釋自然之道，以及配備了普及大道的官僚團隊。因此，在理論上，后世與遠人等在現(xiàn)實統(tǒng)治范圍之外的人，將因尋求自然大道而接納秦法，并蒙受秦德。在現(xiàn)實中，這一敘事也有利于去游說不服從秦統(tǒng)治的舊貴族與平民，暗示他們若要過上安寧富足的生活，則要把仇恨與舊身份置于自然大道之后，轉而接納反映自然之道的秦法及其普法團隊。

【注釋】

[1] 在“秦刻石”文本的考證上，陳夢家、容庚、吳福助以及柯馬?。∕artin Kern）為之打下扎實的基礎。在刻石文的文本解讀上，林劍鳴、孟祥才、臧知非、王健、王健文、王子今、程章燦、楊玲、李磊、柯馬丁、尤銳等學者都有諸多成果。

[2] 宋磊.“夫為寄豭,殺之無罪”是嚴懲奸罪的法令嗎[J].法律史評論,2013：126

[3] 孟祥才撰. 先秦秦漢史論[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1：202

[4] 司馬遷撰.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4：44

[5]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157

[6] [美]柯馬丁著;劉倩譯;楊治宜,梅麗校.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53

[7] 曾憲通編.容庚文集[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198

[8] 秦始皇刻石所歌頌的秦德并非僅指水德。若依司馬遷所述，“衣服旄旌節(jié)旗皆上黑。數(shù)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shù)”，其中僅有兩處與刻石文相合。一是刻石或是三十六句，或是七十二句，它們均屬于六的倍數(shù)。二是其敘事的核心是法。但刻石文中的司法并不“剛毅戾深”，《瑯邪刻石》更是稱頌秦皇“圣智仁義”，在敘事上，也是在刻畫秦皇施行教化、改善人民生活的形象。這與刻薄寡恩的水德仍有距離。因此，與其說秦德是某一實在的德性，不如說它象征著秦統(tǒng)治的正當性。秦刻石作者通過歌頌秦王朝的功業(yè)來凸顯民眾受秦德的恩澤情況，并進一步論證秦統(tǒng)治之正當。

[9] 臧知非. 周秦風俗的認同與沖突——秦始皇“匡飭異俗”探論[J]. 秦文化論叢,2003:1-22；王健. 從《為吏之道》和秦刻石銘文看秦政中的倫理因素——“倫理與秦政”系列研究之一[A].秦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 2001:23；王健. 秦代政治與儒家倫理探微——以秦刻石銘文為中心[J]. 安徽史學,2012:51-56.

[10] 令作者始料未及的是，接續(xù)秦的漢王朝居然掀起了過秦的風潮。

[11] 司馬遷撰.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4：166

[12] 黎翔鳳撰.管子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4：425

[13] 司馬遷撰.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4：166

[14] 同上

[15] 同上P44

[16] 同上

[17] 同上P166

[18] 不知這與《禹貢》中大禹的功業(yè)有無關系。

[19] 臧知非,宋仁桃. 秦始皇《會稽刻石》與吳地社會新論——林劍鳴先生《秦始皇會稽刻石辨析》補證[J]. 秦文化論叢,2004:198-220；李磊.吳越邊疆與皇帝權威——秦始皇三十七年東巡會稽史事鉤沉[J].學術月刊.2016,(10)：144-152.

[20] 司馬遷撰.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4：59

[21] 尤銳撰;孫英剛譯;王宇校.展望永恒帝國：戰(zhàn)國時代的中國政治思想[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2] 司馬遷撰.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4：43

[23] 如尤銳即認為，秦刻石塑造了一個有救世主特色的秦始皇：“在秦人的意識中，所有的過去，包括'五帝’盛世，都是充斥著長久不息的戰(zhàn)爭的時代，直到秦始皇之時才將這亂世結束了……否定歷代王朝的成功表明秦才是最終的救贖者，及終結王朝……秦朝統(tǒng)治者不斷地強調自己王朝的革新性……（秦始皇）相信此后沒有新的王朝會代替秦，秦朝就是歷史的終結?！保ㄓ蠕J.有“救世主”特色的秦始皇——兼論秦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見葛荃編.反思中的思想世界——劉澤華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P178-179）

原載《管子學刊》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