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主義對正經(jīng)歷著從童年到成年的復雜轉(zhuǎn)變的青少年特別有吸引力。在之前的世紀里，這種以堅振禮等宗教儀式為標志的轉(zhuǎn)變是突然發(fā)生的：當十幾歲的青少年一進入勞動者的世界，他們就被認為是長大了。但到了20 世紀初，像斯坦利·霍爾（G. Stanley Hall）這樣的心理學家和弗蘭克·韋德金德（Frank Wedekind）這樣的劇作家“發(fā)現(xiàn)青春期”是童年和成年之間一個過程性的生命階段。在這一轉(zhuǎn)變中，年輕人被認為將構(gòu)建獨立的自我，與父母分離，與同齡人建立新的關(guān)系。希特勒青年團滿足了所有上述需要，讓年輕人擁有了自己的使命，讓他們離開家庭，并為他們提供了屬于自己年齡群體的伙伴。對戰(zhàn)后世代的心理歷史分析表明，魏瑪時代的孩子很難抗拒這種誘惑。

因此，由前成員所寫的數(shù)量可觀的希特勒青年團相關(guān)作品，反映了當事人對納粹經(jīng)歷根本上的曖昧態(tài)度。一方面，其中有不少對希特勒青年團內(nèi)部快樂和游戲的自辯性描寫。德國少女聯(lián)盟的領袖埃娃·彼得斯承認：“我也被要求、勸說和號召用我的生命來服務一個名為德國的偉大而強大的［理想］?！绷硪环矫?，這種錯置的理想主義的致命結(jié)果后來迫使她“試圖解釋，究竟是什么使［我］和希特勒青年團一代中的其他許多年輕人陷入'巨大的騙局’”，相信了納粹的宣傳。由于這種曖昧，回憶文字是矛盾和易變的，既有對歡樂活動的動情回憶，也有回顧時對其災難性影響的譴責。這種混雜的情感對于露西·曼德爾施塔姆這樣的猶太受害者而言尤為強烈，她寫道，對于被意識形態(tài)打斷的青春，“我同時感到懷舊和悲傷” 德國青年納粹化的影響既不像納粹領導人所宣稱的那么大，也不像后來的自辯者所宣稱的那么小。由于希特勒青年團在組織上日益一家獨大，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其成員幾乎無所不包。家庭、學校和公共宣傳的壓力迫使大部分年輕人加入，除非他們因為是左派、猶太人或其他“不適合者”而被排除在外。同齡人群體也通過朋友、休閑活動和對成年人的叛逆而發(fā)揮了強大的吸引力，許多青少年堅持成為團員，故意無視父母的保留意見。不過，不斷重復的口號、準軍事訓練和無止境的行軍同樣令一些年輕人反感，他們只是表面服從，但無視其意識形態(tài)意旨。雖然掌控了大部分人，但這種強制和壓迫也激起了反對，影響了青年團試圖實現(xiàn)的目標。露特·魏格爾特回憶說，無論如何回應，“納粹總是把一切，真的把一切都搞得亂七八糟”。

青年的納粹化

早在希特勒憑借納粹運動的迅速發(fā)展而掌權(quán)之前，對德國年輕人的教條灌輸就已經(jīng)開始了。只要該黨仍然被認為處于邊緣地位，就只有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或種族主義者愿意加入，公務員被普遍禁止成為該黨成員。但越來越多像烏爾蘇拉·馬倫多夫的父親這樣的失業(yè)者因為沖鋒隊或黨衛(wèi)隊的同志情誼和在街頭沖突中的頑強作風而成為其成員。身著制服的他們“頗為風度翩翩”，從而獲得了他們渴望的尊敬。隨著1930年和1932年的選舉勝利讓納粹黨成為最強大的黨派，白領機會主義者也開始成群加入，很快在人數(shù)上就超過了“老斗士”骨干。此外，公司也對自己的雇員施壓，要求他們加入納粹組織。于是，青少年越來越面臨一場充滿活力的運動，它承諾將終結(jié)大蕭條，“帶來秩序和穩(wěn)定”，創(chuàng)造更好的未來。

在許多家庭，納粹的崛起引發(fā)了沖突。對其民族主義信息感到恐懼的不僅是共產(chǎn)黨人和猶太人。在假日聚會上，青睞臺爾曼的左派，支持興登堡的中間派和偏愛希特勒的右派之間爆發(fā)了激烈的爭執(zhí)。雖然赫爾穆特·拉什多夫并不完全理解這一切的影響，但他的天主教徒父親很有遠見地預言說：“希特勒掌權(quán)后會有戰(zhàn)爭。”在鮑克家，父親被發(fā)現(xiàn)是納粹黨員引發(fā)了“家中的激烈爭吵”。當鮑克夫人在自家的咖啡店里發(fā)現(xiàn)了反猶主義刊物《沖鋒報》（Der Stürmer ）后，“她沖進書房，把報紙砰地扔到桌上，氣呼呼地低聲說'胡戈，我不想在家里看到這種垃圾’”，提醒丈夫他們多么仰賴猶太人顧客。面對這種情緒激動的場面，年長些的孩子變得政治化，不得不選擇站邊。

真正掌權(quán)后，納粹馬上趕走魏瑪精英，獨占了勝利果實。以1933年2 月27 日的國會縱火案為借口，他們監(jiān)禁了像英格麗德·博克的叔祖父這樣的共產(chǎn)黨員，后者在為貧苦的左翼人士籌款時遭到圍捕，“被投進集中營里關(guān)押”了一年。1933年4 月1 日，納粹暴徒聯(lián)合抵制猶太人的買賣，迫使他們關(guān)店并趕走顧客。雖然皮貨商阿爾貝特·貢珀茨提議“給所有猶太人發(fā)護照，讓他們離開德國”，但中央?yún)f(xié)會的怯懦領導者否決了這一想法，唯恐引發(fā)更大的怒火。納粹甚至不尊重他們的民族主義者盟友，比如記者弗里茨·克萊因，此人“在原則上認同政府的改變”。但由于他對過分的熱情提出了“諸多疑問”，他們強迫他辭去《德意志匯報》編輯的職務。這些舉動無疑顯示，“國家革命”正在制造獨裁。

通過堅持一系列共同的儀式，納粹強制實現(xiàn)了全體支持第三帝國的表象。在日常用語中，人們被要求用“希特勒萬歲”（Heil Hitler）替代像“日安”這樣無害的致意，以表現(xiàn)出對新政權(quán)的支持。批評者只能含糊地抱怨，他們將兩種致意一并使用，或者揮動而非伸出手臂。在特別的日子里，每個家庭還被強迫將萬字旗掛出窗外，把他們的政治認同公之于眾。像舍夫斯基家這樣不情愿的人無法完全逃避這種可恨的儀式，只掛出盡可能小的旗幟。類似地，街區(qū)管理員還會進行檢查，確保每家每戶都訂閱了黨報《人民觀察家報》（V?lkischer Beobachter），以便了解官方立場。不過，他們無法阻止人們用舊報紙當廁紙。一些青少年討厭父母的不情愿，另一些則學會了如何表現(xiàn)出服從的態(tài)度。

社會民主黨或共產(chǎn)黨這些明確的政治對手遭遇了威嚇和暴力。只要批評者不發(fā)表自己的觀點，他們就只會在升職時被無視，或者被調(diào)到不那么受歡迎的地方。但如果公開“咒罵和對抗納粹黨”，他們就會“遭到臭名昭著的沖鋒隊的'保護性拘留’”，在沒有法庭命令的情況下對他們嚴刑拷打，逼他們招供同黨的名字。1933年夏天的一個清晨，漢斯—哈拉爾德·席爾默的父親被沖鋒隊暴徒的吼聲驚醒，“穿上衣服，跟我們走”。他不知所措地聽從了，結(jié)果被帶到警察局。“在一棟辦公樓的地下室里，［他］遭到拷打、被剝奪睡眠和挨餓，以此逼他招供”謀劃了政變。幾天后，他回家時已經(jīng)“傷痕累累，精疲力竭，精神恍惚了”。像本諾·舍夫斯基這樣的許多青少年被宣傳所誤導，無法理解為何他們的父母要抵制納粹的號召。

在學校里，身為納粹黨員的老師（常常身著沖鋒隊制服）試圖向他們的學生灌輸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思想。漢斯·席爾默這樣寫道：“即使對我們孩子來說，也可以從他們［的舉止上］認出他們，從順從的遲鈍到粗暴的狂熱，不一而足?！彼泽@地看到，“因為是忠誠的老戰(zhàn)士和納粹黨員，速記老師這個喜歡吹牛的可笑之人在1934年成了校長，［盡管］他能力相當有限。”有個在戰(zhàn)爭中失去一條腿的歷史老師讓湯姆·安格雷斯覺得不適：“他不時說些反猶主義的話，與當時上的課完全沒有關(guān)系?！卑栘愄亍へ曠甏脑?jīng)尷尬地看到，“我們那個在領口上縫了顆萬字旗紐扣的音樂老師……帶著我們班在猶太學生面前……唱納粹歌曲，其中一首的副歌唱道，'當猶太人的血從我們的刀上淌下’”。這種言語侮辱讓猶太學生覺得越來越不安全。

學校系統(tǒng)納粹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對傳統(tǒng)課程的改變。席爾默表示，“回頭來看，歷史課變得黨派化，幾乎不知不覺地引入了納粹意識形態(tài)”。國家政治課沒有像通常那樣要求背誦國王和戰(zhàn)役的名字，而是試圖變得時髦而有趣：“納粹黨計劃的關(guān)鍵要點是將德國和各個日耳曼人種的國家重新塑造成大德意志帝國，是希特勒對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是國際猶太人—猶太復國主義者世界資本體系將搞亂和主宰歐洲。”在赫爾曼·德布斯的經(jīng)歷中，“元首、民族和祖國等概念每天都被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以便確認“希特勒及其支持者永不犯錯的形象”。面對如此有偏向性的教育，大部分學生會情不自禁地吸收其中的一些意識形態(tài)偏見。

灌輸?shù)牧硪粋€元素是引入像“種族科學”這樣的新科目，教授以雅利安人為首的種族等級序列。當一位反猶主義的化學老師試圖說明表現(xiàn)型（phenotypes）的區(qū)別時，他指著湯姆·安格雷斯說：“這個男孩長著典型的第拿里人（Dinaric）的腦袋，就像帝國宣傳部部長戈培爾博士那樣?！庇捎谒寻嗌衔ㄒ坏莫q太孩子當成了雅利安種族的代表成員，“大家哄堂大笑起來”。幾天后，當他在黑板上寫字時，學生們朝他扔干豌豆，把他趕出了教室。他們的班主任，一個納粹花花公子沖了進來，怒不可遏地指責安格雷斯：“是你，一定是你做了這樣的事?！钡捎谌喽汲姓J是自己在惡作劇，他無可奈何，只能關(guān)了全班三小時的禁閉。雖然種族科學的主張似乎難以讓人相信，但其口號加深了偏見。

盡管變得納粹化，但在訓練年輕人上，學校不得不與希特勒青年團爭奪時間和重要地位。最初，帝國青年日的引入取消了周三下午和周六的課，讓學生們可以參加青年團的訓練。格哈德·克拉普夫后來還記得，由于無休止的行軍、遠足、體育比賽和募捐活動，學生們幾乎沒有時間“學習如何正確地讀書和計數(shù)”。1936年，要求所有孩子加入青年團的法律規(guī)定：“所有德國青少年必須在家庭和學校之外接受希特勒青年團按照民族社會主義精神開展的身體、思想和道德教育，好讓他們?yōu)槿嗣窈兔褡骞餐w服務?！彪m然減少了必需的時間，但該法賦予青年團與家庭和學校同等的權(quán)威。老師們不得不苦苦應對擾亂他們上課的傲慢的青年團領袖。露特·布爾文參加的德國少女聯(lián)盟所拍攝的典型戶外活動照片展現(xiàn)了快樂的青少年在鄉(xiāng)間徜徉的情景。

面對宣傳的要求，學校管理人員和老師要冒著風險維護教育水準。在埃里克·黑爾默就讀的那所布倫瑞克的文理高中，“大部分老師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其中一位甚至公然反對新政權(quán)”。他無視強制的德國致意方式，而是感情洋溢地用“日安”來向自己的班級問好，用充滿想象力的角色表演讓他的學生著迷。在位于利希特菲爾德（Lichterfelde）的高中，湯姆·安格雷斯幸運地遇到了一位“正直的德國民族主義”校長，因為此人“公正而平易近人，擁有幽默感”。還有一些老師是驕傲的專家，他們繼續(xù)教授自己的科目，盡管有時在修辭上會向主流意識形態(tài)讓步。就連安格雷斯的體育老師，一名堅定的沖鋒隊隊員，也對這位少年的體操技能大為折服，提名他參加了校際比賽。不過，為了加快擴軍，高中課程被縮短了一年。

直接的反對在第三帝國通常是行不通的，因為公開的異見人士會遭到狂熱的黨徒和卑屈的機會主義者的嚴厲打壓。早在1933年春天，猶太人、左派，以及像約阿希姆·費斯特的父親這樣的共和派就已經(jīng)被從高中教師中清洗出去，開除他們的法律被誤導性地稱作《恢復專業(yè)公務員法》（Law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Civil Service）。直到很久以后，格哈德·克拉普夫才明白，在他自己的學校里，“朔伊爾曼先生（Herr Scheuermann）因為是猶太人而被開除”。另一些持有異議的老師遭到監(jiān)視、審查、降職，或者也被解雇。敢于“巧妙地履行自己教學責任”的勇敢老師們不得不披上偽裝，以便“中立但有趣地提供官方版本之外的其他視角”，從而激發(fā)批判性的思考。由于絕大部分老師都遵從納粹意識形態(tài)，對學生后來的生活而言，“學校的教育并沒有提供任何區(qū)分人道和不人道行為的標準”。

納粹在學校里日益強大的影響使猶太學生被孤立，成為侮辱和歧視的對象。直到發(fā)現(xiàn)她的同學有一半不過基督教節(jié)日，吉塞拉·格羅圖斯才意識到在她的女子高中里“有多少猶太學生”。像湯姆·安格雷斯這樣的德國愛國者在不得不慶祝國家節(jié)日和參加納粹集會時感到越來越尷尬，因為在那些場合，猶太人不受歡迎。一位已經(jīng)留了兩級，名叫阿恩特（Arndte）的希特勒青年團成員開始用諸如“德國覺醒！猶太人去死吧！”之類的言語攻擊他。但是當湯姆在體育館的一次攀繩比賽中擊敗他時，他的影響力下降了很多。盡管“政治形勢不好，德國人被分為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許多同學不再與弗蘭克·艾克來往，但一些像沃爾夫?qū)な┟芴兀╓olfgang Schmidt）這樣的正派青少年仍繼續(xù)與他保持朋友關(guān)系。

面對這種意識形態(tài)上的敵意，猶太青年很難想出該如何應對。如果身處一所奉行自由主義的學校，有善良的老師和其他猶太同學為伴，他們可能希望整個納粹風暴最終將會過去。但許多被排除在外的孩子“在目睹［希特勒青年團］行軍時，會問自己的父母，為什么他們不被允許參加”。如果遭到納粹同情者的身體攻擊，他們會像湯姆·安格雷斯那樣鼓起勇氣，向攻擊者反擊，從而獲得同班同學的尊重。當友誼足夠牢固時，就像其中一人與一位希特勒青年團隊長的友誼，它可能會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延續(xù)下去。但長期來看，猶太青少年在青春期開始后日益覺得自己被孤立。許多人“寧愿靠自己來應對惡意和羞辱”。

反猶主義在學校的升溫—不時伴隨著諸如“猶太豬”這樣的侮辱—導致猶太學生自愿或被迫退學。當埃里克·黑爾默因為一個課堂項目而被發(fā)現(xiàn)有位猶太人祖母后，為了保護兒子，黑爾默牧師設法與納粹外交部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攀上了遠親。一些以自己的血統(tǒng)為傲的猶太青少年對公立學?！胺浅Ａ钊司趩实摹睜顩r感到厭倦，轉(zhuǎn)學去了專門的猶太學校。而像弗蘭克·艾克這樣足夠幸運地擁有財力和人脈的另一些人則決心到國外繼續(xù)學業(yè)：“影響我在校生活的反猶主義手段加強了我移民國外的意愿?！睆?936年開始，大部分猶太學生都被從公立學校驅(qū)逐，最后的那些在1938年完成了畢業(yè)考試。

除了對在校的非猶太人青少年灌輸意識形態(tài)，納粹還展開了一系列全面宣傳，稱頌“德國的崛起”是國家走向“復興”的一步。在“波茨坦日”，身著燕尾服的希特勒“在駐軍教堂向身著軍裝的帝國總統(tǒng)鞠躬”，此舉表示“愛惹事的納粹政權(quán)已經(jīng)同普魯士傳統(tǒng)言歸于好”。格哈德·鮑克參加了典禮，感到一種遲到的“內(nèi)心對民族的激動之情”。無獨有偶，5月1日“德國勞動節(jié)”上的宣言掩蓋了對工會的摧毀。在“長長的隊列中，不僅有身著制服的黨員在游行，還有形形色色的工匠行會在大花車上展示他們的技藝”。此外， 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新聞短片中，元首和一些追隨者“拿起鏟子，為帝國高速公路（Reichsautobahnen）的建設破土”。這個場景暗示，“情況正在好起來，很快將不會再有人失業(yè)”。 

受權(quán)刊發(fā)，選自《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國人經(jīng)歷的20世紀》，[美]康拉德·H. 雅勞施 著，王晨 譯，理想國 |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1月。

宣傳的高潮是1936年柏林奧運會的舉辦，它對年輕人特別有吸引力。納粹政權(quán)歡迎國際青年來到新的奧林匹克體育場，為此暫停了壓迫和種族主義行為，以顯示“新德國”友善的一面。成千上萬像露特·布爾文這樣的學生組成了奧林匹克五環(huán)和旗幟的圖案， 開幕式上“人們歡欣鼓舞，熱情無限”?！罢麄€世界都欣喜若狂”， 因為它想要相信和平與復蘇。當美國人回想杰西·歐文斯（Jesse Owens）的勝利時，德國人卻為贏得獎牌榜首而歡呼雀躍。許多與會的外國記者和運動員“把一個充滿活力的德國的好消息帶回了祖國，這個德國守紀而有序，愛好和平又勤勞”。此外，才華橫溢的導演萊妮·里芬施塔爾（Leni Riefenstahl）——以其1934年對納粹黨紐倫堡集會的描繪而聞名——在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紀錄片中展現(xiàn)了北歐運動員的身體之美。

更有實際作用的是納粹將體重不足的城里孩子送到鄉(xiāng)下，以便讓他們更加健康的政策。即便無人督促，有農(nóng)村親戚的家庭也已經(jīng)開始把他們的孩子送到祖父母或其他農(nóng)場上的親戚那里，好讓他們在暑假期間獲得更好的空氣和更豐富的食物。此外，每年一次，“公共衛(wèi)生官員會來學校檢查所有孩子”，看是否有什么問題可以通過每天喝一瓶牛奶來改善。對更嚴重的情況，他會建議“把孩子們重新安置到”鄉(xiāng)下的集體之家。他們將在那里住上幾周，只上最少的課，有充足的娛樂，吃得比家里更加豐盛。雖然少數(shù)人最初會想家，很難適應這種集體生活，但大部分人享受這樣換個地方，在離家期間體重上升。雖然并不真的需要，赫爾穆特·拉什多夫還是“感激地把這種可能作為禮物收下”。

因此，青少年的納粹化涉及強迫和認同的矛盾混合。一方面，批評者被噤聲、政敵遭到迫害、猶太人被從社群驅(qū)逐，這些都揭露了第三帝國獨裁的一面；另一方面，真實的熱情、重燃的驕傲和復歸的希望讓公眾情緒高漲，讓納粹在那些生活改善的人中間變得真正受歡迎。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這種矛盾的印象造就了“一種難以捉摸的強烈對立情緒的混合體，從孩子般或幼稚的熱情［到］厭惡［和］疏離，無所不包”。海因茨·舒爾泰斯還記得納粹統(tǒng)治初年“近乎精神分裂的情感”，大部分人“很難清楚地區(qū)分這些新掌權(quán)者明顯的成功和可惡的強迫”。

同齡人的壓力

德國青少年參與了自己的納粹化，協(xié)助占有了青年運動的遺產(chǎn)。20世紀初這場高中學生反抗運動最初是反對酒精和尼古丁的成人生活改革運動的一部分。1913年在邁斯訥高地（Hohe Meissner）舉行的“自由德國青年日”集會上，與會者誓言，“在他們自己的動議下，由他們自己負責，帶著深切的誠意”，他們“決心獨立地塑造自己的生活。為了這種內(nèi)心的自由，他們［將］在任何情況下都采取統(tǒng)一行動”。這種對青年獨立的強調(diào)顯示了他們對威廉時代成年人墮落的憎惡，盡管其中也伴隨著強烈的民族主義。通過接手郊游、歌唱和篝火晚會這些很有吸引力的活動，納粹青年歪曲了運動的最初意義，將其變成年輕人對種族主義獨裁的支持。

1922年，希特勒青年團作為成人黨派的青年輔助團體成立，是未來黨的領導人的來源。在1926年吞并了一些競爭團體后，它迅速發(fā)展，到1932年已經(jīng)擁有超過10萬支持者，在納粹掌權(quán)后更是激增至幾百萬人。青年團分為兩個年齡組，“少年團”（Jungvolk） 由10到14歲的男孩組成，“希特勒青年團”本身由14到18歲的青年組成。除了這個最初全為男孩的團體，還有一直嚴格與男孩分開的德國少女聯(lián)盟。隨著精明練達的巴爾杜爾·馮·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在1933年被任命為全國領導人，希特勒青年團變得更加引人注目，既進行準軍事訓練，也提供休閑活動。盡管這最終成為所有青少年的必修課，但希特勒青年團認為自己才是未來的精英。羅爾夫·布爾文（Rolf Bulwin）所在號角隊的一幅快照顯示了納粹如何通過參加青年黨員集會來灌輸思想。

通過吸收競爭對手和禁止一切獨立協(xié)會，希特勒青年團逐漸壟斷了全部青年活動。最早被吞并的組織之一是松散的青年運動團體“志愿軍”。在1933年的五旬節(jié)，保羅·弗倫策爾在呂訥堡石楠草原（Lüneburg Heath）舉行的全國聯(lián)歡會上遇到了大約4萬名同志。當他們聽說所有不同的團體都必須合并成一個新的國家聯(lián)盟（大德意志聯(lián)盟［Gro?deutscher Bund］）時，“年長些的青年人大聲抗議”， 并扯下了萬字旗。盡管來了10隊警察，還是不能說服憤怒的青少年接受解散他們的團體。但當沖鋒隊和黨衛(wèi)隊小隊包圍營地時，“即便最勇敢的孩子也不得不向武裝包圍屈服”。在青年團內(nèi)部保持某種凝聚力的承諾促使大部分志愿軍成員加入。童子軍、宗教團體和其他俱樂部一個接一個地卷起自己的旗幟，放棄了他們的獨立地位。

有各種理由可以說服青少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團。阿格內(nèi)斯·莫斯曼考慮的只是愛國朗誦、唱民歌和行軍的“樂趣”。對埃娃·彼得斯來說，填寫少女聯(lián)盟的會員表給了她從家庭和學校獨立的“振奮之情”，因為“她想要幫助建設將持續(xù)千年的嶄新的第三帝國，并承擔責任”。當卡爾·黑特爾看著在飄揚的旗幟和隆隆的鼓聲中“望不到頭的'少年團’隊列邁步前行”時，他覺得自己“被吸引了”，希望“也許能加入”這個充滿活力的團體。由于幾乎所有同班同學都加入了，霍斯特·約翰森也“想要成為'少年團’的一部分”，試圖推翻父母的否決。對保羅·弗倫策爾來說，這個決定則是為了顯示最低程度的順從，表明他的家庭并不反對新政權(quán)，即便“我的熱情非常有限”。不過，只要能夠向其成員灌輸思想，希特勒青年團就很少關(guān)心動機。

在反納粹家庭中，孩子們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的欲望造成了很多代際間的緊張關(guān)系。當本諾·舍夫斯基喜歡的一位阿姨送給他一套包括棕色襯衫、肩帶和黑色領巾的青年團制服時，“我媽媽對此非常憤怒，把這些東西藏進了箱子”。即使在1937年當他被迫成為其中一員時，他的父母也只允許他最低限度地參與，禁止他參加任何旅行。同樣，當漢斯·席爾默看到兒子穿上制服時，他變得怒不可遏，“他禁止我去希特勒青年團。我不能成為成員，［因為］他作為父親不會允許。就是這樣 ！”年輕的漢斯—哈拉爾德“不明白這一點。其他男孩也穿著這些衣服”，卻沒有任何問題。雖然他感覺到他的共產(chǎn)主義父親認為“希特勒是個罪犯”，但這個年輕人卻不能理解這種冒犯的嚴重性。他所想要的只是像他的同齡人一樣。 

在比他們大不了多少的“領導”的率領下，希特勒青年團提供了一批誘人的活動，對10到14歲的孩子特別有吸引力，把“少年團”變成了“特別重要的理念灌輸工具”。一個固定活動是每周的俱樂部晚會（Heimabend），“晚會上有綜藝節(jié)目，還有豐富多彩的戰(zhàn)爭和勝利宣傳”。團體領導通常會展開關(guān)于“［納粹］運動英雄”“國外的日耳曼人”或“族群邊界上的民族斗爭”的意識形態(tài)討論。但更有意思的是形形色色的游戲，比如警察和強盜，常常會引發(fā)打鬧。男孩特別喜歡兩組游戲者試圖奪取對方旗幟的野戰(zhàn)游戲（Gel?ndespiele），因為這讓他們可以在戶外四下奔跑，相互打鬧。晚會的最后是激動人心地演唱宣傳歌曲，比如“年輕人起來，準備好沖鋒 ！/同志，讓我們把旗幟升得更高 ！ 

甚至更加有趣的是穿越鄉(xiāng)村的徒步旅行，或者規(guī)模更大的有組織野營，這是由青年運動開創(chuàng)的。在周末或假期，團隊成員會穿著制服集合，背著裝滿食物、衣服、毯子和餐具包的沉重背包，徒步前往美麗的湖泊、山間或森林。在那里，他們會搭起帳篷，聚在一起聽恐怖故事，唱民歌，或者偷偷跑去競爭對手那里偷旗子。鄉(xiāng)間漫步給了他們一種擺脫成年人控制的自由感。在有組織的野營中， 許多小隊會聚在一起，展開體育競賽，吹著號角、打著鼓、揮舞著旗幟行軍，或者聆聽黨的領導人講話，頌揚納粹的功績。卡爾·黑特爾記得，徒步穿越祖國的不同地區(qū)和在篝火旁唱歌把年輕人團結(jié)起來，創(chuàng)造了“一種與我們民族早已逝去的老一輩人真正交融的感覺”，他不是唯一這樣想的人。

納粹受歡迎的另一個原因是通過希特勒青年團或納粹黨輔助組織的成員身份來控制休閑活動。盡管因為身為新教徒而感到不情愿，但格哈德·克拉普夫?qū){粹騎兵團的馬術(shù)障礙賽印象深刻，因為他喜歡馬。雖然對政治感到厭倦，但海因茨·舒爾泰斯卻被“希特勒青年團空軍”所吸引，“因為在這里，我成功地實現(xiàn)了駕駛”真的飛機的夢想。這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包括學習飛行物理學和天氣模式等等。年輕人首先搭建模型，合格后再乘滑翔機體驗“'真正的’翱翔”?；铏C被繩子拉下山，使其最終升空。對青春期的男孩來說，這是激動人心的挑戰(zhàn)，即便“飛行”只持續(xù)了兩三分鐘。無獨有偶，霍斯特·格羅圖斯也非常熱衷于加入“希特勒青年團空軍”，因為他想要設計飛機。通過對騎馬、飛行和劃船等活動的壟斷，希特勒青年團甚至吸引了本來反對他們的年輕人。

不太受歡迎的是“為德國人民和祖國”服務的任務，希特勒青年團成員必須履行這些任務，以顯示他們對民族共同體的參與。總的來說，年輕人認同納粹意識形態(tài)的平等主義訴求，要求平等對待所有“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成員，即“有拳頭和頭腦的工人”。但是，大多數(shù)青少年并不真的想要身著制服站在街角上搖晃他們的錫罐，按照“任何人都不能挨餓受凍”的納粹口號，為給貧困家庭的“冬季援助”（Winter Aid）籌款。同樣地，只有在抽象的情況下，當他們不得不在市場廣場吞下“大罐子里溫熱的肥肉湯”時，每周日只吃一份燉蔬菜而不是豐盛的晚餐，把節(jié)省下來的錢捐給納粹人民福利計劃的想法才會受到歡迎。

由于希特勒青年團是黨的儀式上或有要人來訪時特別受歡迎的觀眾，成員們總是被迫參加和表現(xiàn)他們的熱情。在這種活動開始前幾小時，團員將會集合，他們列隊游行，在街上站成排，舉起右臂，呼喊“勝利萬歲！”此類展示的高潮是希特勒的講話，由電臺直播，通過擴音器播放。格哈德·克拉普夫回憶說，元首一開始“字斟句酌，用較低的音調(diào)”簡述了納粹運動的歷史；然后，他逐漸提高音調(diào)和力度，“訴說凡爾賽的不公，情緒漸漸達到最高，令聽眾瘋狂”。隨著聲音變得嘶啞，他的講話達到了高潮，誓言將讓德國恢復榮光，使年輕人陷入了“無盡的歡騰”。雖然有人討厭被強迫參加，但許多人“離開時眼睛濕潤，仿佛聽了一場假日布道”。

希特勒青年團的吸引力還源于它能提供走上領導崗位的機會，讓青少年有了不同尋常的行動機會。1938 年，770萬成員需要數(shù)以萬計的領導者來組織他們的活動。因此，組織任命了外貌俊美、意識形態(tài)可靠或者受歡迎的青少年來領導由十幾個只比他們年輕幾歲的成員組成的小隊。致力于年輕人的自我領導常常造就了牢固的情感紐帶，因為這些小領袖就是青少年的模范榜樣。一旦被選中，這些未來的領導將接受特別課程的訓練，學習如何組織每周的集會和準備旅行。埃娃·彼得斯仍然對“當時十四五歲或十五六歲的人組織、負責和完成的一切”嘖嘖稱奇。威廉·科列斯尼克記得，這種領導角色堅定了他的決心：“只有在成為德國少年團的領袖后，我才變得忠于民族社會主義?！苯o予年輕人這種自由的理由是把“年輕人神化為”德國未來的保證者。埃娃·彼得斯認為，積極的方面包括在民族共同體中“克服了階級障礙”，以及通過“血與土”的神話“實現(xiàn)了對樸素、真實和自然的渴望”。對于消極的方面，她羅列了數(shù)量多得多的希特勒青年團意識形態(tài)造成的災難性后果：“反自由和反民主的'領袖和追隨者崇拜’”貶低了對人權(quán)的尊重?！吧婵臻g觀念和種族主義的歷史觀”否定了理性和科學的世界觀。此外，“與啟蒙的人文主義傳統(tǒng)的決裂”助長了對強者權(quán)利的野蠻浪漫化。最后，“民族主義者夸大了對人民和祖國的感情”，導致了對所謂少數(shù)民族和種族的兇殘蔑視。

希特勒青年團的手冊解釋了成員在宣傳討論中應該內(nèi)化的意識形態(tài)信仰。它首先強調(diào)了“人的不同”，這使北歐民族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加優(yōu)越，讓血統(tǒng)的稀釋變得危險：“因此，民族社會主義者首先的反對措施必然是旨在把猶太人從我們?nèi)嗣竦奈幕徒?jīng)濟生活中驅(qū)逐?！钡诙c是扭轉(zhuǎn)人口的下降，恢復與土地的健康接觸。第三是重新征服日耳曼部落曾經(jīng)居住過、受到日耳曼文化影響的領土。“這個事實證明日耳曼民族對這些地區(qū)的主張是合理的。”為了應對人口過剩，實現(xiàn)農(nóng)業(yè)和工業(yè)的自給自足，帝國的領土必須擴張。盡管在語言上仍然表達得含蓄，但這已經(jīng)為未來的戰(zhàn)爭畫好了藍圖。

這種模糊的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是“關(guān)于元首的浪漫化觀念”，希特勒青年團發(fā)誓永遠效忠元首。在一幅宣傳畫上，他“騎著駿馬，身著騎士盔甲，包著鐵甲的拳頭握著一面納粹旗幟”。根據(jù)格哈德·克拉普夫的說法，這幅廣為流傳的圖像標示了“一個超自然的英雄，作為忠實的臣屬追隨他……是每個德國人的'神圣職責’”。對領袖的這種構(gòu)想出自希特勒的攝影師海因里?！せ舴蚵℉einrich Hoffmann），它試圖滿足大眾對強人的渴望，這是基于對俾斯麥用“包著鐵甲的拳頭”推行強權(quán)政策的誤解。雖然有個德國少女聯(lián)盟的迷妹激動地表示，“德國的年輕人，希特勒是你們最偉大的導師”，但當霍斯特·格羅圖斯親眼看到元首時，他“有點失望”，因為這位領袖看上去不像是北歐英雄。盡管如此，這種崇拜似乎是馬克斯·韋伯的卡里斯瑪（charisma）概念的實際應用，該概念強調(diào)領導者和追隨者之間的非理性情感紐帶，要求盲目的服從。

希特勒青年團試圖塑造的德國年輕人理想類型，男性是雅利安戰(zhàn)士，女性是雅利安種族的母親。加入青年團時要說這樣一句話：“從現(xiàn)在開始，你屬于元首 ！”像漢斯·克維薩這樣的領導者明白，“領袖原則”的“一方面是命令和責任，另一方面是服從”。在實踐中， 這意味著不加質(zhì)疑地執(zhí)行上級的命令。希特勒本人要求男青年應該“像灰狗一樣迅捷，像制鞋皮革一樣堅韌，像克虜伯鋼鐵一樣堅硬”。這種意象宣揚，性格和體魄的力量比智力和想象更重要。因此，男孩們自豪地佩帶的青年團獵刀上刻有“血與榮譽”的口號。女孩們被這種男性紐帶排斥在外，被要求發(fā)展出一種“信仰與美”的不同概念。雖然現(xiàn)實常與這一理想有差距，但此類口號的不斷重復為青年人在即將到來的戰(zhàn)爭中服役做好了準備。

歸根結(jié)底，希特勒青年團非常巧妙地利用了青少年對歸屬感的需要。身為在布拉格的無國籍烏克蘭人，威廉·科列斯尼克決定成為德國人，因為他不想做捷克人或猶太人。他加入了青年體操團體，被希特勒青年團所吸納，“作為少年團成員，我非常喜歡那里”。不過，“驅(qū)使我投入納粹懷抱的是近乎病態(tài)的野心，那是由一個可憎的同班同學獲得晉升引起的”，因為他想要成為比對手更好的青年團領袖。露特·布爾文在回憶她的少女團小隊時仍然充滿了感情，認為那是“一個友善的團體”。與許多前成員一樣，她還記得“熱情青年們始終微笑和快樂的臉龐，她們身體健美，守紀而迷人，完全相信自己的理想，對未來和元首毫無異議，充滿了自信”。這些積極的回憶顯示，總體而言，大部分年輕人樂于成為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