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作為中國所獨有的教育機構和文化研究場所，其出現(xiàn)于唐代，興盛于宋元，歷明清二代廣布天下，至清末，隨著清廷將全國書院改為學堂的詔令而告終，存續(xù)時間達一千二百余年。就歷史來看，隋唐時期實行的科舉制，改變了漢代的“征辟”、“鄉(xiāng)舉里選”和魏晉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官方通過考試從知識分子中選拔人才，正是在此歷史背景下，書院因之應運而生。書院從一開始即肇源于官民二途，使其同時擁有了民辦和官辦的傳統(tǒng)。宋元以后，書院大為興盛，這也成為歷史上中國教育殊為發(fā)達的一個時期，對于推動中國古代教育和學術思想的發(fā)展，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宋代以后，書院甚至成為中國教育發(fā)展的中堅力量，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部分。所以錢賓四先生也說：“故言宋學精神，厥有兩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創(chuàng)通經(jīng)義，而精神之所寄則在書院。”（《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兩宋學術》）

歷史上書院的功能，一般來說就是以祭祀、藏書、講學三大事業(yè)為主，而祭祀，又是古代書院的頭等重要活動，這是與書院本身相始終的。《禮記·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圣先師?！睂嶋H上，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孔廟祀位的最后底定，也恰恰正源自于宋代朱子在當時新考亭書院的大膽改進，后來又據(jù)此撰成《紹熙州縣釋奠儀圖》，遂成后世制度。這個改進細節(jié)，詳細的記錄在《朱子語類》卷九十中。而作為天下禮樂之宗的衍圣公府，在歷史上曾有著尼山、洙泗、圣澤和中庸四大書院，單就其功能和性質來看，其設置之初，雖然也均設有學舍講堂，聚徒講學，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卻只有祭祀而逐漸失去了講學的功能，成了典型的祭祀性書院或紀念性書院，這是其與其他書院的顯著不同之處。

尼山書院：尼山乃孔子發(fā)祥之地，后周太祖郭威顯德年間，始創(chuàng)尼山孔廟，奉祀孔子及儒門賢哲。至北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后來的首位衍圣公、孔子第四十六代孫孔宗愿又始即廟為學，立學舍、置祭田，這是尼山書院建置的最早歷史記錄，也奠定了其廟學合一的基礎。但此時聚徒講學、延師教授的具體情況，囿于史料闕如，不可得知。在史料中所能見到的正式以尼山書院名義開展的活動，要遲至元順帝至元三年（1337）尼山書院的正式復建完成，并由彭璠出任山長?！蛾I里文獻考》收錄的元儒虞集《尼山創(chuàng)建書院記》記載到，當時的尼山書院建成后，“學宮在廟之西，仿國子監(jiān)制也”，“置弟子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復其身役?！备鶕?jù)虞集的記述來看，復建后的尼山書院，是一個獨立的四合院結構，與今天幾無二致，但書院的生徒情況，培養(yǎng)孔廟樂舞生則應該是其一個重要內容。尼山書院自彭璠出任首任山長后，又有數(shù)位異姓碩儒出任此職，后來則變成由衍圣公保舉孔氏族人、再經(jīng)朝廷批準后擔任此職。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改稱國子監(jiān)學錄，秩從九品。清順治九年（1652），吏部復準由衍圣公咨送弟侄輩替補。乾隆元年（1736），改為正八品。

洙泗書院：《闕里文獻考》記載到：“考書院，乃孔子故講堂也，舊亦名學堂，漢時諸弟子房舍、井甕猶存。建武五年，光武帝擊破董憲于昌慮，還，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吾太仆之室也?！浜髮W廢遺址存焉?！笨鬃觿h詩書、定禮樂，講學于洙泗之間，絃誦不絕。洙泗書院舊址，傳說即原為孔子講堂。元順帝至元三年（1337），孔子五十五代孫、曲阜縣尹孔克欽倡議在講堂舊址創(chuàng)建書院。設大成殿及兩廡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并設講堂三間。和尼山的廟學一體所不同，洙泗書院是明顯的廟學合一格局。明武宗正德二年（1507），經(jīng)六十二代衍圣公孔聞韶奏請，詔改尼山、洙泗兩書院山長為學錄，秩視國子監(jiān)，稱國子監(jiān)學錄。

圣澤書院：孔子宰中都，制禮儀，創(chuàng)孔堂，行教化，養(yǎng)生送死，“行之一年，而西方諸侯則焉”?？鬃釉诠胖卸颊局嗯c弟子講學授業(yè)，其講習之所謂之孔堂，這是后世圣澤書院的來歷。圣澤書院始建于北魏孝明帝孝昌元年（525），根據(jù)史料記載，圣澤書院在唐代時，曾有吳道子所畫的孔子像和顏子像于其中，又有顏真卿所寫的夫子廟堂記。其原址位于今汶上縣次丘鎮(zhèn)湖口一帶，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東平教授馬櫟菴得地十二畝構建廳堂，藏書千余卷，講誦生徒于其間。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為避水患，山東巡撫陳鳳梧令移建書院于縣城中，改名為復古書院。明神宗萬歷十二年（1584），經(jīng)過重修后，又改回圣澤書院的原名。遷建后的圣澤書院建筑結構和洙泗書院相類，為廟學合一之制，但其廟祀中，卻僅有顏曾配享，而沒有子思子和孟子。入清后，衍圣公府數(shù)次對圣澤書院進行了修葺，修建講堂，增廣學舍，兗州道臺更增設考棚于此，屬于圣澤書院的鼎盛時期。衍圣公的屬官有太常寺博士一員，專奉圣澤書院祀，以衍圣公第三子承襲。但其始設年代，連精于考據(jù)的孔繼汾也記載說“未審建置之始”，根據(jù)史料來分析，當不遲于明代末期。

中庸書院：原稱中庸精舍，位于鄒縣城外東南隅，古曝書臺之東，世傳孟母三遷之地，思、孟傳道之所。書院創(chuàng)建于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據(jù)當時的孔顏孟三氏學教授張?所撰的《中庸精舍記》所載，時任鄒縣縣尹司居敬為崇儒重道，啟迪后學，遵從人心所向，恢復了孟子故宅，重建了子思講堂，在子思講堂舊址又興建了中庸精舍，塑子思子像以供祭祀，而以孟子配享。大德元年（1302），中庸精舍改稱中庸書院，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中庸書院又改稱子思書院。元順帝至正三年（1344），書院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擴建，將原來的子思講堂、中庸精舍與新建的子思子祠進行了分離，使書院格局變?yōu)閺R學一體。改建后的書院則以“正堂為將所，翼東西廂為左右齋，以故講堂洎兩齋館校宮，大集弟子釋奠肄業(yè)其中”。（元人潘迪《子思書院新廟之記》）子思子祠，是述圣子思子唯一的專祠，這對明清兩代帝王也頗為重視。《明史·儒林列傳》載：“正德三年，以尼山、洙泗二書院及鄒縣子思子廟各有祀事，（衍圣公孔聞韶）奏請弟聞禮主之。帝授聞禮五經(jīng)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世以衍圣公弟為之。兩書院各設學錄一人，薦族之賢者充焉?！弊源艘院螅杏箷旱膹R祀，均由衍圣公次子承襲，且兼任書院山長，每隨一代衍圣公更相遞授，若衍圣公獨子則兼祧之。

就歷史情況來看，孔氏的這四大書院，均曾設有山長和學田，學田是其學產(chǎn)的主要來源，并接受社會的捐緡。學田用來出租，以收取田租，社會捐緡則存放于商行商鋪，以收取利息，用這兩項收入以供書院經(jīng)費之用。書院的組織結構，屬于標準的官辦性質，并帶有鮮明的孔氏色彩，圣澤、中庸兩書院由太常寺博士、翰林院五經(jīng)博士主持，尼山、洙泗兩書院則由國子監(jiān)學錄主持。四書院在創(chuàng)設之初，也均有廣聚生徒、延師講授的記錄，只是由于其特殊的孔氏色彩，后來逐漸變成了以祭祀為主。

作為孔氏祖庭曲阜孔廟祭祀體系的重要組成，四書院的祭祀，根據(jù)《闕里文獻考》的記載來看又有著時間的不同：尼山廟祭的祭期為每年孔子生日、忌日、及清明前三日，圣澤書院和洙泗書院的祭期則為每年春秋二仲丁日，“各以其書院之博士、學錄主祭，儀注、祭品悉如大成殿釋奠之儀”。中庸書院則以每年春秋二上丁日祭祀，但因其供奉的是子思子，故其廟祀級別較祖廟籩豆各十為低，為籩豆各八，禮行二跪六叩。四書院各自的祝文固定格式則為：

尼山書院祝文：“維祖坤靈毓粹，尼阜降祥，篤生我祖，扶植綱常。萬世永賴，子孫其昌。茲遇（遠/誕）辰，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復圣顏子、宗圣曾子、述圣三世祖、亞圣孟子配。尚饗。”

洙泗書院祝文：“維祖圣毓尼防，教開洙泗，六經(jīng)闡道，萬世為師。茲惟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復圣顏子、宗圣曾子、述圣三世祖、亞圣孟子配。尚饗?！?/span>

圣澤書院祝文：“維祖大行有兆，出宰中都，治惟一年，澤留萬世。茲惟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復圣顏子、宗圣曾子配。尚饗。”

中庸書院祝文：“維祖道統(tǒng)傳家，師曾啟孟，述作《中庸》，垂教千古。茲惟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亞圣孟子配。尚饗。”

實際上，歷史上衍圣公府治下的書院，遠不止這四處，據(jù)《孔府檔案》的記載，衍圣公府所屬的書院共有二十四所，分布在五省十九州縣。只不過這些書院，因其主持者不如這四處書院是由中央政府冊命、和比例國子監(jiān)制度而著名而已。但其共同之處，則均為孔子圣跡或孔門弟子所行之處的紀念性書院，也皆以祭祀為主，延師教授生徒為輔。昔孔子泗上弦歌，洙泗設教，首開人類平民教育之先河。闕里為禮樂之宗，在歷史上，作為孔子嫡裔的孔氏大宗主衍圣公治下的這些書院，既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官辦書院，又不同于其他私人書院，而其祭祀，也成為曲阜孔廟祀典的一個組成部分。但其在歷史的漸浸漸變之間，卻逐漸失去了書院講學的這一基本功能，則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對此，孔子六十九代孫、清代著名經(jīng)學家孔繼汾也不無質疑的說：“書院者，本為春秋講學而設也。今廟祀雖肅，而弦誦之聲無聞，戾厥旨矣?！保ā蛾I里文獻考·卷十三》）孔繼汾所說的情況，實則有著其深刻的歷史原因：由于書院的批評時政，遂遭當?shù)乐?，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張居正曾毀書院，而尤其是東林書院事件之后，魏忠賢更是盡毀天下書院，書院乃遭大沒落。入清后，繼續(xù)抑制書院，清世宗雍正十一年（1733），雖正式明令各省復建書院，但其不分官立私立均受政府監(jiān)督的制度，終致不復宋元時期書院講學之自由。衍圣公府治下的這四大書院講學之廢，也正是在此歷史背景下的變遷。

書院，作為深深根植于中國歷史文化的產(chǎn)物，對中國文明的進程起到了巨大的歷史貢獻。而書院的祭祀，對今人來說，無疑是一種榜樣教育和德育教育的有效途徑，以此對求學者進行倫理道德、行為方式及治學態(tài)度等方面的教育，從而體悟生命涵詠之路。今日儒學復興方興未艾，文明有待重塑，有識之士更早已發(fā)出重建書院的呼吁，繼承和弘揚傳統(tǒng)中國書院精神，士大夫留意斯文，則應是首要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