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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夫經(jīng)常在朋友圈隆重推薦諶旭彬先生所著的《秦制兩千年：封建帝王的權(quán)力規(guī)則》一書。這部書在微信讀書app上評價極高，實在值得一讀。

不過，老夫始終認為書名不夠嚴謹，“封建”二字應(yīng)該改為“皇權(quán)專制”更為貼切，不知諶旭彬先生是否同意。

就算是一名普通讀者的商榷吧。

眾所周知，在秦始皇先生一統(tǒng)天下后的兩千多年里，他閣下遭到了歷朝歷代的猛批。但，有趣的是，歷朝歷代在猛批之余卻總是心照不宣地承襲秦制。

作者認為：這是因為在秦制之下，全社會只有一個聲音，就是皇權(quán)專制者的聲音；只有一個旋律，就是皇權(quán)專制者的主旋律，當然妙不可言。

在該書中，開篇就講述了一則故事：

東平王劉宇先生來到長安，向漢成帝先生“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意思是想求一份宮中所藏諸子百家之書與太史公所寫《史記》，以便自己回去懸梁刺股。

漢成帝先生認為茲事體大，于是找來舅舅王鳳先生商議此事。

王鳳先生表示堅決反對，他閣下推心置腹、悄聲耳語：“諸子書或反經(jīng)術(shù)，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zhàn)國縱橫權(quán)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zāi)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

大概意思是，諸子百家之書與朝廷宣揚的主旋律是唱反調(diào)的；而《太史公書》則記載了戰(zhàn)國時期隱秘的縱橫家權(quán)謀，披露了本朝開國的秘事，而這些事是萬萬不可告人的。

漢成帝先生一聽之下，猛流冷汗，于是語重心長地對吾友東平王劉宇先生說：你好好讀朝廷推薦的“五經(jīng)”就行了，那里面記載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

可憐東平王劉宇先生因為勤奮好學而落了個重點監(jiān)視的下場。

作者諶旭彬先生認為，這個故事的背后潛藏著自秦漢至明清始終襲用的古老統(tǒng)治術(shù)，即公開宣揚的歷史脈絡(luò)與運行邏輯往往并不是真實的歷史脈絡(luò)與運行邏輯。

大白話就是，奪取天下的真實手段大多詭詐而殘酷，無法拿上臺面。只有胡編亂造的虛無故事與“四方歸心”之類的空洞言說，才可以寫進官修史書。

有歷史學家認為，我大天朝的歷史其實就是兩場轉(zhuǎn)型、劇變。

一是周秦之變，從周制（分封制）走入秦制（帝制）；二是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開始的被迫劇變，就是如何走出秦制。

那么，究竟該如何走出秦制呢？諶旭彬先生沒說，不過著名華裔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了他的“歷史三峽論”。

唐德剛先生將中國四千年歷史分為封建、帝制、民治三個階段，以及一次已完成的轉(zhuǎn)型和一次未完成的轉(zhuǎn)型。

第一次轉(zhuǎn)型，從封建制到帝制，起于秦國商鞅變法，完成于漢武帝與漢昭帝之間，歷時三百年之久，此后約兩千年，百代都行秦政法。



第二次轉(zhuǎn)型，從帝制到民治，起于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至今猶在轉(zhuǎn)型途中。

唐德剛先生說，這第二次大轉(zhuǎn)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極其痛苦的。要經(jīng)過一番驚濤駭浪的古今大變，這個艱難的變革期就是歷史三峽。

他預(yù)言道，此一轉(zhuǎn)型至少亦非二百年以上難見膚功也。換言之，我民族于近代中國所受之苦難，至少需至下一世紀之中期，方可略見松動。

也就是說，自1840打開國門開始，大致要到2040年才能順利通過三峽，如果歷史出了偏差，則這條歷史三峽還會無限期地延長下去。

不過，唐德剛先生相信，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

世界民主化潮流，浩浩湯湯，如三峽之水，一路東流，縱有漩渦、礁石、人工堤壩等障礙，卻無法阻止其奔騰，無法更改其航向。

到那時，國有定型，民有共識，以我國我民，我才我智之最大潛力，走入人類歷史上民治主義的新時代，開我民族史今后五百年之新運。

民眾可以在喝采聲中，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之洋。

老夫認為諶旭彬先生所著的《秦制兩千年：封建帝王的權(quán)力規(guī)則》顯然受到了唐德綱先生的“歷史三峽論”的影響，沒有美化邪惡也沒有為暴政辯護，治史嚴謹，揭示了帝制之下，權(quán)力真實的游戲規(guī)則，十分難能可貴。

這大概就是讀史的意義和樂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