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世紀，儒略歷在吸收古代東方民族歷法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產(chǎn)生，于教皇格列高里在位的16世紀末期得以改進，形成儒略——格列高里歷即所謂西歷，又因近代被多數(shù)國家先后采納而泛稱公歷。

公歷剔除了西歷中的基督教色彩，沒有拉丁文月份名稱的移植，不至令人憶及主要屬于西方傳統(tǒng)的儒略·凱撒、奧古斯都的統(tǒng)治。然而，公歷作為一部相當完善的陽歷，會讓人追懷古代東方民族尤其是埃及人對歷法的非凡貢獻。

1、上古東方民族對西歷的影響

巴比倫人和埃及人等上古東方民族對西歷的形成有過非凡的貢獻。

公元前4000年前后即定居在底格里斯、幼發(fā)拉底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人及蘇美爾人，是重視農(nóng)耕的民族。早在公元前2700年前后，他們使用陰歷，依照朔、上弦、望、下弦這四個主要的月相定制，確立了含12個朔望月的記年系統(tǒng)。

他們用設置閨月的方法，使大約為354日的太陰年同太陽年或季節(jié)年保持一致。這是一種兼顧朔望月和回歸年的陰陽合歷的歷法準則。

巴比倫人同埃及人一樣，還把年劃分為星期，每星期7天，并規(guī)定其中一天為休息日。毋庸置疑，巴比倫歷在當時是相當科學的，它對周圍地區(qū)特別是猶太人的歷法產(chǎn)生過深刻的影響。

人們知道，活動于公元前432年前后的雅典天文學家默東（Metn）發(fā)明的紀年法包括一種為期19個太陽年的周期，其中含235個太陰月或朔望月；經(jīng)過這一周期，月相又重現(xiàn)于太陽年或季節(jié)年的同一日子。運用默東周（Metonic cycle）的閨年周期，會增加歷法的精確度。

巴比倫人早在公元前9世紀就已發(fā)現(xiàn)這個規(guī)則的周期，并據(jù)以改歷。修正后的巴比倫歷19個太陰年含228個太陰月，只須在19年的期間內(nèi)插入7個太陰的閨月即可使陰陽二歷大體相一致。

也有西方學者認為，巴比倫人大約從公元前380年起才使用這種類似于東周的閨月周期，使每年的一月一日保持在春季開始前后。若從此說，巴比倫人是在默東周發(fā)現(xiàn)約半個世紀——期間至少存在過兩個這樣的周期——后改歷的。

無論如何，上古東西方民族通過移民、商貿(mào)和征戰(zhàn)而改善歷法，應屬不爭的事實。

再者，西方有學者指出：希臘的陰歷原本出自巴比倫歷。——《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卷1

約公元前1300年，希臘有了太陰月和觀象授時方法。希臘歷形成于公元前8世紀前后，在城邦分治年代，實際上系指諸城各行其是地使用的幾種歷法。

例如標明年份，雅典是依照執(zhí)政官（Archon,ontis）的任期，斯巴達根據(jù)首席監(jiān)察官（Ephorus）的名字，阿爾戈斯則采用神話里宙斯之妻赫拉的女祭司的名字。各種希臘歷的月份名稱和歲首的時間互不相同，比方雅典歷將歲首置于夏至后的第一個新月。

各種歷的制定者均按陰陽歷的法則，力圖使12個月相周期的太陰年和太陽年結(jié)合起來，一般的作法是在每8個太陽年中插入3個閨月。盡管各種希臘歷在紀年上難以統(tǒng)一，但依照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屆別多少可彌補紀年的缺陷。

據(jù)傳從公元前776年到公元393年的千余年中，恪守傳統(tǒng)的希臘人保持了每4年舉辦一次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慣例。史載希臘歷以4年為一個周期，即與此相關(guān)。馬其頓王國征服波斯后，希臘人曾在東方推廣使用希臘歷。隨著希臘城邦的衰落，重修和統(tǒng)一地中海世界歷法的使命歷史地落到了強大的羅馬帝國身上。

2、羅馬歷和埃及陽歷

最早的羅馬歷為陰歷，曾受希臘歷的影響，相傳是由羅馬城的建立者羅慕路斯（Romulus）在公元前738年制定的。羅馬人常運用十進法，于歷法亦不例外。羅馬歷按太陰月份計時，起初以10個月為1期，稱為annus即1“年”之意；1個annus只含304日，其余的61.25日被略去；后來，1個annus增至355日。羅馬歷的一年始于早春的一月，該月（實應為三月，余類推）是唯一以神即戰(zhàn)神Martius之名命名的月份，隨后3個月由農(nóng)作物生長期所具的特征得名：Aprilis（發(fā)芽），Maius（滋長），Junius（茂盛）；五至十月則依照它們的時序分別稱作Quintilis,Sextilis,September,October,November,December.N.

龐培主政時，羅馬歷增加Januarius（始業(yè)——意味著仲冬休息季節(jié)后農(nóng)事周而復始）系十一月和Februarius（掃除——似乎表示著灑掃庭除以辭舊迎新）即十二月。上述各月互相銜接，又輪番更迭。

后來增加月份時，Januarius和Februarius被改為代表一月和二月，置于原是一月現(xiàn)為三月的Martius之前，于是變成包括12個月的歷法。它每年有4個31日的月即一、三、五、八月和7個29日的月；此外，三年的十二月各為28日，第四年的十二月為29日；每兩年大祭司長（Pontifex maximus）宣布添加1個閨月，含20余日，準確天數(shù)由他規(guī)定，以與太陽年基本上吻合。1個月分4個星期。

星期是沒有天文依據(jù)的人為劃分時間的單位，有伸縮性地含7日或8日，每個星期的市集安排在它的開始日。

到公歷紀元前后羅馬歷已變得相當混亂，局面往往還由于政治原因而加劇，比如為了縮短或延長執(zhí)政者的任期，祭司們竟然任意改歷。

后世法國著名哲學家伏爾泰有感于此而戲言：“羅馬人常打勝仗，但不知是哪一天打的”。

此種狀況終于迫使帝國統(tǒng)治者著手改歷，將新歷定成陽歷而非陰歷。

而人類文明史上第一部以365日為1年的陽歷，正是埃及人制定的。古老的埃及歷為儒略·凱撒修改羅馬歷提供了現(xiàn)成的范例。

與上古多數(shù)以農(nóng)耕為主的民族相同，埃及人約公元前4000多年前已有歷法，也采用陰歷，主要據(jù)以確定各個宗教節(jié)日。埃及初有歷法是在公元前4241年，又有公元前4236年、2781年等說。——翦伯贊主編：《中外歷史年表》，中華書局1961年

依照考古學家在墓地和神廟獲得的類似“星位圖”的記錄推斷，埃及人早在新王國時代（約公元前1567～1085年）已有關(guān)于天體運行的豐富知識，確認過40多個星座的存在。

其中包括他們用自己神話里的女神索蒂斯命名的那顆星。索蒂斯星，就是后世歐洲學者所稱的天狼星（Sirius）。埃及天文學家的突出成就在于很早就觀察到“索蒂斯星的偕日升”，即在赫利奧波利斯（Heliopolis）至孟菲斯一線的緯度上，索蒂斯星是和太陽同時升起的。

而孟菲斯一帶，尼羅河每隔365天重復泛濫一次，這個周期同地球繞太陽一周的時間約365.25日相當接近。至于埃及學者何時、何故把尼羅河的泛濫與太陽和索蒂斯星同時升起于地平線這兩件事聯(lián)系起來研究，尚難判斷。但已知的是，他們隨后改進了自己的歷法。

埃及當局將1年劃成12個月，每月30天，4個月為1季，多出的5個整日定作“閨日”。實際上，這已是一部誤差很小的陽歷，無疑系古代最先進最科學的歷法，它曾經(jīng)在包括希臘和羅馬在內(nèi)的地中海沿岸地域廣泛使用。

3、儒略歷

公元前46年，儒略·凱撒（Caius Julius Caesar）聽從埃及天文學家索西琴尼的建議，修改早就陷入混沌的羅馬歷。新歷以這位最高執(zhí)政官的名字命名，稱儒略歷（Julian calendar）（又譯作尤利烏斯歷）。

它把太陽年的長度取為365.25日，只比回歸年長11分14秒，精確度較諸埃及歷有所提高。全年分12個月，除二月外每月含30或31日，雙月為小，單月為大，只有二月平年含29日，每個第四年份（閨年，366日）的二月則含30日。

新歷的月份名稱基本上沿襲舊制，凱撒出生的月份Quintilis換成他的名字Julius，為七月；后來，為了紀念凱撒的偉大繼承者皇帝渥大維（C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 Augustus）的政績，從二月減去1天加到七月隨后的八月，連八月的名稱也改為Augustus，這個雙月于是成為含31日的大月。

客觀地看，凱撒憑借藍本埃及歷修改羅馬歷，此舉本身是不困難的。然而，新的歷法確定于羅馬的鼎盛年代，得以在地中海帝國統(tǒng)治下的廣闊疆域強制推行，其結(jié)果是儒略歷實施的地區(qū)及產(chǎn)生的影響遠非自己脫胎的埃及歷所能比擬。單以月份的名稱為例，拉丁文月名被近乎完整地移植到諸如

西班牙語：

enero,febrero,marzo,abril,mayo,junio,julio,agosto,septiembre,octubre,noviembre,diciembre;

德語

Januar,Februar,Mrz,April,Mai,Juni,Juli,August,September,Oktober,November,Dezember;

法語

janvier,février,mars,avril,mai,juin,juillet,aot,septembre,octobre,novembre,décembre等語言中；

人們熟知，英、俄語里相應月名的“借詞”亦然。

中世紀歐洲僧、俗大封建主長年的“十字軍東征”以及列強始于近代初年的移民活動、傳教事業(yè)和殖民主義侵略，更是將這種西方歷法的推行擴及非洲、北美、“拉丁”美洲、亞洲、大洋洲的遼闊地域，使它成為一種世界上任何其他并存的歷法就實施范圍而言難以與之相爭的所謂公歷。

埃及人用太陽、月球和他們所知的五大行星為星期各日命名的作法，亦被羅馬人采納。公元321年，康斯坦丁大帝將7日的星期制引入儒略歷，并把太陽日（日曜日Sunday）定為星期的第一日，其次為月球日（月曜日Moon'sday）、火星日（火曜日Mars'sday）、水星日（水曜日Mercury'sday）、木星日（木曜日Jupiter'sday）、金星日（金曜日Venus'day）和土星日（土曜日Saturn'sday）。

其時，起初被斥為異教而受到壓制的基督教已在地中海世界傳播，信徒日增。公元313年，帝國頒布容忍該教的米蘭敕令。康斯坦丁本人亦成為皈依基督教的第一位皇帝。大帝在排斥其他宗教的同時公開采取扶植、庇護基督教的立場和措施，比如規(guī)定太陽日（即現(xiàn)今的星期日）是休息和作“禮拜”的日子。

于是，儒略歷逐步受到基督教影響的滲透。公元325年，正是在基督教第一次“普世”會議尼西亞（Nicaea）會議期間，各教會在“復活節(jié)”的確定上有歧見，對儒略歷作過細微的調(diào)整。此次會議后，羅馬帝國同基督教會政教合流的趨勢更明顯，后者在諸多領(lǐng)域的權(quán)威性得以強化。4世紀末狄奧多西一世治下，基督教被定為國教，羅馬教會作出的決定尤其在中、西歐遂有普遍的“合法性”。

基督教的色彩加之于儒略歷，在東、西教會分裂（1054年）之前及以后均有反映。525年，教會法學者狄奧尼修斯（Dionysius Exiguus，約500～約560年）應教皇約翰一世的要求重編教會年歷表。他拋棄先前按埃及習俗以羅馬皇帝戴克里先登位為紀元的慣例，修改亞歷山大牧首狄奧菲魯所編的95年周期表，而把自己不無爭議地推算出的基督生年確定在羅馬建城的第754年，并以此作為重修的紀元的元年。

6世紀，歐洲為主的基督教化地域內(nèi)有人已開始把耶穌基督誕生之年（其實，世人至今對此尚難確斷）定為“世界”紀元的元年，以A.D.（Anno Domini的縮寫，意為“主的生年”或“主的年代）表示。這種西方紀元甚至被稱作基督紀元（Christian Era）。

在儒略歷的歷書（almanach）里，諸如降臨節(jié)（Adent）、圣誕節(jié)（Christmas）、主顯節(jié)（Epiphany）、復活節(jié)（Easter）、升天節(jié)（Ascension）、圣靈降臨節(jié)（Pentecost）、諸圣日（All Saints'Day）、圣母進殿節(jié)（Presentation of Mary）、感恩節(jié)（Thanksgiving Day）等宗教節(jié)日的確定，加上眾多“圣徒”的生辰忌日也常列入歷書中，更令儒略歷的宗教成分大增。

4、格列高里歷

由于1個太陽年含365日5時48分46秒，實施儒略歷導致的誤差使歷上季節(jié)的日期幾乎以每100年1日的速率后移。至16世紀下半葉，后移的日數(shù)已累積達14日，因而對該歷的修正變得迫切起來。1582年，羅馬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Gre goriusⅩⅢ）在文藝復興時期西方天文學家——人們不能忘記，他們中不少人曾慘遭教會迫害——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改進儒略歷。

1582年2月24日，格列高里十三世下達教皇諭旨（Intergravissimas），命令把1582年10月4日以后的日期提前10日，即緊接的日子是10月15日；規(guī)定除了正好能被400除盡的世紀年（如1600、2000、2400）外，其他的世紀年（如100、200、1800）均不置閨。

格列高里十三世

應當說，新歷的科學性是不容置疑的，因為它可確保兩萬年內(nèi)誤差不超過1日的精確度。但是，由羅馬教廷改歷一事本身表明西歷的基督教色彩已非常濃重。像10余個世紀前修改后的羅馬歷要以世俗帝國的最高統(tǒng)治者儒略·凱撒之名命名一樣，新歷被冠以自命為“精神世界最高主宰”的羅馬教皇之名，稱格列高里歷。

此時，宗教改革的浪潮正席卷中歐、西歐和西北歐各國。是否推行新歷成了改革和反改革兩大陣營的矛盾和區(qū)別之一。格列高里歷在公布的一年內(nèi)就被維護教廷權(quán)威，抵制“異端邪說”的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國以及德意志天主教諸邦采納。

而改革宗教的德意志新教諸邦于1699年，英國及其殖民地于1753年，瑞典于1753年才先后實施該歷。至于俄羅斯、希臘等崇奉正教的東歐基督教國家，隨后的幾個世紀內(nèi)則仍使用儒略歷，在日期上它比格列高里歷遲13天。

人們熟知，這就是發(fā)生于公歷1917年11月7日、“俄歷”（實為儒略歷）10月25日的俄國革命稱為十月革命的原因。十月革命后，蘇俄始于1918年推行公歷。

1789年，法國爆發(fā)了震撼舊大陸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它直接引發(fā)過一場激進的非基督教化運動（La déchristianisation）。這場運動中產(chǎn)生的共和歷（Le calendrier républicain），在西歷演進中曾留下初看頗帶戲劇性且具突出的本民族特征，其實不乏糾偏匡正深刻涵義的反傳統(tǒng)的時代印痕。

畢生研究法國革命史的著名學者奧拉爾（Francois-Alphonse Aulard,1849～1928）認為：革命歷的采用是大革命最富于反基督教色彩的措施——阿爾貝·索布爾：《法國大革命史》

1793年11月24日，法國國民公會頒布法令廢除格列高里歷，代之以共和歷。

新的紀元以法蘭西1792年9月22日宣布共和為標志，共和元年肇始，每年9月22日定為一年的第一日。共和歷每年分12個月，每月30天，分3旬；另加5或6個補足日，作為勞苦民眾的節(jié)日“無套褲漢日”。

擯棄以日月星辰命名星期各日的作法，采用單純表明順序的下述10詞依次計1旬的各日：primidi,duodi,tridi,quartidi,quintidi,sextidi,septidi,octidi,nonidi,décadi.星期被取消，每旬的第10日（décadi）為用于休息的旬末節(jié)，代替禮拜天。

共和歷的制定者顯然受到羅馬歷用農(nóng)作物生長期所具特征命名月份的作法的啟示，并加以豐富，把12個月份的名稱依次定為vendémiaire（葡月）、brumaire（霧月）、frimaire（霜月）、nivse（雪月）、pluvise（雨月）、ventse（風月）、germinal（芽月）、floréal（花月）、prairial（牧月）、messidor（獲月）、thermidor（熱月）、和fructidor（果月）。

處于有10余個世紀基督教化歷史的歐洲，法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中掀起的非基督教化運動轉(zhuǎn)瞬間即以復歸傳統(tǒng)的宗教而告終，伴隨運動問世的共和歷自然也是曇花一現(xiàn)。拿破侖一世宣布從1806年1月1日起廢除共和歷，恢復推行格列高里歷。值得一提的是，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期間曾再度實施共和歷。

5、公歷

中國與外域在歷法上素來互有參照和借鑒。著名學者方豪客觀地指出：“我國古代之天文學，有為我國自己所發(fā)現(xiàn)，而與其他民族不謀而合者；有與其他民族確有相互交流者，……。如中國古歷以十九年之章及七十六年之蔀為骨干，而此兩種周期之存在，亦見于西方，且西方發(fā)現(xiàn)時期亦相等于我國戰(zhàn)國時代，此殆不謀而合者。（巴比倫始用十九年章法，在公元前三八三年；雅典在公元前四三二年）若必謂由中國西傳，或自西東漸，皆非短時期所能到達，亦無痕跡可尋也”。

比如印度的天文歷算典籍，隋代在華譯介已達7種60卷之多。從唐朝麟德歷的頒行（麟德二年，665年）可知，其時中國和印度的兩種歷法曾參合使用。

元代設天文臺和回回天文臺，世祖一度頒行波斯人扎馬魯丁至元四年（1267年）制定的萬年歷，伊斯蘭教民族的天文、歷法作為單獨的系統(tǒng)而備受倚重。

自明，西歷入傳中華加速。萬歷二十八年，利瑪竇進京貢方物，其疏有云：“天地圖及度數(shù)，深測其秘，制器觀象，考驗日晷，并與中國古法吻合。倘蒙皇上不棄疏微，令臣得盡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斯又區(qū)區(qū)之大愿”[（9）]。

明清治下，繼利氏之后，歐洲諸邦耶穌會修士如西班牙人龐迪我（Didacus de Pantaja,1571～1618），意大利人熊三拔（Sebastianus deUrsis,1575～1620）、羅雅各（號味韶）（外文名等不詳）和閔明我（Philippe MarieGrimaldi,1639～1712），德國人鄧玉函（Jean Terrenz,1576～1630）和湯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比利時人南懷仁（FerdinandVerbiest，1623～1688），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法國人傅圣澤（Jean Francois Foucquet,1663～1740）和蔣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等在華傳授西方天文、儀器及歷法，修正、編制歷書，功不可沒。由明至清，我國學者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jīng)，于此亦奉獻至偉；隨后張養(yǎng)默、金聲、王應遴、鄔明著、陳于階、程廷瑞、孫嗣烈、孟履吉諸人，皆建樹良多。

從1912年起，中華民國采用西歷，并定該年為民國元年；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通過使用公元紀年法，正式將陽歷一月一日定為元旦。在中國的陽歷歷書上，陸續(xù)出現(xiàn)各種世界性和民族性紀念日或節(jié)日。

對于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各國來說，公歷系“世界上大多數(shù)國家通用的歷法，就是我們所稱的'陽歷’，由儒略歷修訂而成”[《辭海》]。換言之，公元前1世紀儒略歷在吸收上古東方民族歷法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產(chǎn)生，于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在位的16世紀末期得以改進，形成儒略——格列高里歷即所謂西歷，又因近代被多數(shù)國家先后采納而泛稱公歷。

公歷是中國的稱呼，在歐洲文字中并無“公歷”之專詞，只稱格列高里歷，如Gregoriancalendar（英文），calendrier grégorien（法文），GregorianischerKalender（德文），calendario gregoriano（意大利文）等。

公歷剔除了西歷演變中特別顯形于歷書內(nèi)的層層油畫般濃重的基督教色彩，諸如宗教節(jié)日和禮拜日的規(guī)定；沒有拉丁文月份名稱的移植，不至令人憶及主要融入西方政治、文化傳統(tǒng)的羅馬執(zhí)政者儒略·凱撒、皇帝奧古斯都的文治武功。

然而，公歷作為一部為全球眾多民族所認同和運用的相當完善的陽歷，不禁讓世界人民追懷上古東方民族尤其是創(chuàng)立過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陽歷的埃及人以及巴比倫人對歷法的卓越貢獻。
　

參考：《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1997年03期 、《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