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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jīng)過版本梳理，可以得出《王禎農(nóng)書》的版本源流如下：
從圖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王禎農(nóng)書》有兩個版本系統(tǒng)，一個是以嘉靖本為祖本的嘉靖本系統(tǒng)，另一個是以《永樂大典》本為祖本的四庫本系統(tǒng)。[3]眾所周知，乾隆時期修《四庫全書》，先后抄寫過北四閣、南三閣七份，其中北四閣是依次先后抄成的，順序為文淵閣、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南三閣基本上是同時抄寫完成。[4]另外，編纂《四庫全書》時，除了判定“應抄”而抄入全書的3000余種書外，還選擇部分列為“應刊”，由武英殿組織刊印，即后世稱為“武英殿聚珍版叢書”的130余種，前期4種采用雕版，以后各書皆用活字印刷。[5]由于“應刊”使用活字，每種書一般除印刷20部供皇家陳設外，僅印刷300部可供外界流通，再印即不方便，后來朝廷下令江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五省進行翻刻，相對于清內(nèi)府“內(nèi)聚珍本”，五省官書局所印一般統(tǒng)稱為“外聚珍本”[6]。以上北四閣、南三閣，再加上內(nèi)外聚珍本即形成一個四庫本系統(tǒng)，即本文題目“四庫本系統(tǒng)”之意。《王禎農(nóng)書》即為“應抄”“應刊”之書，現(xiàn)存版本包括文淵閣本（抄成于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文溯閣本（抄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文津閣本（抄成于乾隆四十九年八月）、文瀾閣本（現(xiàn)存兩卷，抄成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以及武英殿本（刊于嘉慶七年）和閩本（福建刊于光緒二十一年）、廣雅本（廣東刊于清光緒二十五年）兩個外聚珍本，有一定的典型性，可以用來考察四庫本系統(tǒng)的抄校與刊印，即文本的形成和流變過程。另外，《四庫全書》的底本有三種來源，分別是《永樂大典》輯本、內(nèi)府藏本和各省采進本，[7]而《王禎農(nóng)書》屬于《永樂大典》輯本。
根據(jù)《四庫總目提要》，《王禎農(nóng)書》四庫本系統(tǒng)的底本應為《永樂大典》本?！短嵋愤€敏銳地指出，明初《文淵閣書目》著錄有“《王禎農(nóng)書》一部十冊”，可能即是《永樂大典》本的來源?！短嵋酚址Q“《讀書敏求記》曰'《農(nóng)桑通訣》六，《榖譜》四，《農(nóng)器圖譜》十二，總名曰《農(nóng)書》?！队罉反蟮洹匪d并為八卷，割裂綴合，已非其舊。今依原序條目，以類區(qū)分，編為二十二卷?！边@里說《永樂大典》所載《王禎農(nóng)書》為八卷，查《永樂大典目錄》，卷625至卷637，標示為“農(nóng)書一”至“農(nóng)書十三”，其后卷638至卷640，分別標示為“農(nóng)書十四農(nóng)桑輯要”“農(nóng)書十五 農(nóng)桑輯要”“農(nóng)書十六農(nóng)桑衣食撮要”。[8]《王禎農(nóng)書》八卷當在卷625至卷637中，只是其他五卷未知何書。 《提要》說據(jù)錢曾《讀書敏求記》著錄重編為二十二卷，是有問題的。孫星華在外聚珍閩本的跋中就指出四庫本“卷數(shù)則又偶據(jù)誤本《讀書敏求記》分列故也?！蹲x書敏求記》有趙、沈、阮、潘四刻，惟趙刻、沈刻均在四庫未開館以前。考其于《農(nóng)書》條下，均稱《農(nóng)桑通訣》六、《農(nóng)器圖譜》二十、《谷譜》十，與此本合，而《提要》所引《敏求記》，《農(nóng)桑通訣》訛“二十”為“十二”，《谷譜》訛“十”為“四”，且兩類互易先后，則決非沈、趙兩刻，蓋別一誤本也?！睂O氏所言非常正確，故將《王禎農(nóng)書》重編為二十二卷一說沒有根據(jù)，并且四庫本前保留的《農(nóng)書原序》即稱“為集三十有七”，其中《谷譜》第十一集亡佚，現(xiàn)存應為三十六集。注意到《讀書敏求記》著錄為“《王氏農(nóng)書》十卷?！盵9]應是裝訂為十冊，正與《文淵閣書目》著錄相同。
實際上，《王禎農(nóng)書》的外聚珍本文本不屬于四庫本系統(tǒng)，而屬于嘉靖本系統(tǒng)，這是外聚珍本的一個獨特現(xiàn)象。由于外聚珍本是內(nèi)聚珍本的一種延伸，這種更換底本的特殊現(xiàn)象正好一并討論。所以這里分兩部分進行討論，首先討論七閣四庫本和武英殿本的抄校和刊印。《永樂大典》本無論是整部抄錄還是分條輯出，都要抄錄正、副兩本，正本是抄入《四庫全書》的第一份，即文淵閣本，副本作底本，用來刊刻武英殿本和抄寫其他閣本。[10]《王禎農(nóng)書》屬于整部抄錄的情況，抄出后還需要纂修官等進行初步?？辈拍苄纬啥ū尽０凑者@一流程，七閣本和武英殿本應該屬于同一祖本的系統(tǒng)，但通過匯校發(fā)現(xiàn)，這些本子之間存在大量異文。下面就具體考察分析一下這些異文的情況，包括文淵閣本、文溯閣本（僅看到《自序》的異文情況）、文津閣本、文瀾閣本（現(xiàn)存九、十兩卷）、武英殿本。 第一，文淵閣本、武英殿本文字比較精審，錯誤不多。相比之下，文津閣本、文瀾閣本抄寫錯誤較多。舉例說明如下： 此一大段200余字，文津閣本全部脫落。 文津閣本“山陽鉅”三個字誤抄為“廣志曰”，是涉前文而誤。 文瀾閣本開篇此句全部脫落。 “法”，文瀾閣本誤抄成“洞”。 “芼”，文津閣本、文瀾閣本誤抄成“筆”。 此例很典型，此段話諸本皆同，惟文瀾閣本“不即”“樹下”“一尺”三處，分別誤抄成“否即”“種下”“一寸”，可見抄寫校對之粗疏。 另外，《谷譜》“百谷譜七”“百谷譜八”處，文瀾閣本、武英殿本全無，“百谷譜九”“百谷譜十”“百谷譜十一”，文瀾閣本分別誤作“百谷譜七”“百谷譜八”“百谷譜九”。 第二，四庫本系統(tǒng)各本都有其獨特的異文，按照抄寫和刊印流程，四庫本和武英殿本都需要多次反復審校，審校的過程既校對底本又校改原本，即也改動底本的文字。[11]那么，這種各有獨特異文的情況是可以理解的，即每個本子在抄寫刊印過程中都經(jīng)歷了各自不同的校改。初步統(tǒng)計文淵閣本（包括所有子本）與嘉靖本的異文有近2000條，而在此之外，文津閣本和武英殿本的異文有400余條，文瀾閣本僅存兩卷，也有70余條。舉例說明如下： 7.《農(nóng)桑通訣·地利篇第二》：“今去古已遠，江野散閑”。 “江”，文津閣本同嘉靖本，文淵閣本作“田”，武英殿本作“疆”。嘉靖本“江野”不好理解，文淵閣本、武英殿本能看出都是校改，而文津閣本則未校改。 8.《農(nóng)器圖譜·耒耜門·犁》：“摼，苦耕切，憧也。” “憧”，文津閣本同嘉靖本，文淵閣本作“撞”，武英殿本作“牽”。實際上，《廣韻》作“撞”，文淵閣本、武英殿本應是校改，而文津閣本則未校改。 “米”，諸本同，唯文淵閣本據(jù)《說文》校改為“水”。按，《說文》“黍，從禾，雨省聲。孔子曰：'黍可為酒，禾入水也’”。  ，熒省聲。”“ “祖”，諸本同，唯文瀾閣本校改為“帝”。 “園圃，毓草木”，諸本同，皆缺，唯武英殿本據(jù)《周禮·太宰》校補。 如上一段，文淵閣本同嘉靖本，文津閣本作“則孝弟力田之風，骎骎乎日進于古矣”，武英殿本作“則斯民幸甚”。 如上一段，文淵閣本同嘉靖本，文津閣本無，武英殿本作“蜂畏蒲蟲，觸其粉即死。驗蜜法：燒紅箸，插入蜜中，箸出煙者，雜餳也；粘者，雜粟粥也。白蜜成塊為上。割蜜者，以薄荷細嚼，涂手面，自不蟄人。蜂盛之家，致富甚速?！卑?，武英殿本文字不知何據(jù)，又見方以智《物理小識》卷十一“養(yǎng)蜂”條正文及方中通、方中履注。 此句其他諸本皆同，唯文津閣本作“試考剃氏文，何憂田弗治?！?/span> 如上，例13-15出現(xiàn)大段文字的異文，文津閣本和武英殿本的異文不知何據(jù)。 第三，多有文津閣本、文瀾閣本、武英殿本相同，而文淵閣本不同的情況，似乎文淵閣本是個特例的存在。舉例如下： “須”，文津閣本、文瀾閣本、武英殿本皆同嘉靖本，作“須”，文淵閣本獨作“令”。實際上這里是引用《農(nóng)桑輯要》之文，正作“須”。 “急”，文津閣本、文瀾閣本、武英殿本皆同嘉靖本，作“急”，文淵閣本獨作“即”。實際上這里是引用《農(nóng)桑輯要》轉(zhuǎn)引的《齊民要術》之文，兩書皆作“急”。 “作”，文津閣本、武英殿本（此卷文瀾閣本不存）皆同嘉靖本，文淵閣本作“教”。實際上這里引用周必大《曾氏農(nóng)器譜題辭》轉(zhuǎn)引《山海經(jīng)》，兩者皆作“作”。 “中”，文淵閣本同嘉靖本，文津閣本、武英殿本（此卷文瀾閣本不存）皆作“種”。 “九月”，文淵閣本同嘉靖本，文津閣本、武英殿本（此卷文瀾閣本不存）皆作“八月”，《永樂大典》引作“八月”?！对娊?jīng)》作“九月”。 由于文淵閣本最先寫定，初看起來它似乎反映了《永樂大典》底本的原貌，而其他四庫本后又經(jīng)校改，所以與文淵閣本不同。但是其他四庫本有如此多的一致性異文，這是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據(jù)統(tǒng)計，文津閣本、文瀾閣本、武英殿本一致且不同于文淵閣本有15處，在文瀾閣本不存的卷里，文津閣本、武英殿本一致且不同于文淵閣本有65處。如果文淵閣本更接近底本，那么這種現(xiàn)象只能解釋為這些校改都標注在底本上，所以此后根據(jù)底本抄寫繼承了這些異文。但實際上，還存在不少武英殿本與嘉靖本相同，卻與其他四庫本不同的情況，舉例如下： “穎”，武英殿本同嘉靖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皆作“預”。 “制”，武英殿本同嘉靖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皆作“致”。 “辨”，武英殿本同嘉靖本，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皆作“辦”。 由于武英殿本的刊印時間已經(jīng)到了嘉慶七年（1802），是四庫本系統(tǒng)中成書最晚的，此時四庫館早已關閉，似乎沒有必要再做太多?？?，只需依據(jù)《永樂大典》底本刊印就是，所以這些異文最大可能本來就來源于底本。我們再回看例20，這里文津閣本、武英殿本的異文正與《永樂大典》現(xiàn)存片段的引用相同，也透露出文津閣本、文瀾閣本、武英殿本出奇一致的地方，其實可能正是底本如此。再舉一個例子： “轉(zhuǎn)耕”，文津閣本同嘉靖本，文淵閣本、武英殿本（此卷文瀾閣本不存）作“轉(zhuǎn)地”，而《齊民要術》亦作“轉(zhuǎn)地”。 如果文淵閣本近似底本，《齊民要術》正作“轉(zhuǎn)地”，文津閣本所抄底本改成“轉(zhuǎn)耕”，理據(jù)不足，而既已校改，武英殿本不該又改回“轉(zhuǎn)地”。如果此處文津閣本更接近底本，而文淵閣本、武英殿本都是依據(jù)《齊民要術》校改，這種解釋顯然更合理。因此，我們傾向武英殿本其實最接近《永樂大典》底本，而其他四庫本多有校改，文淵閣本校改最多。例7-15即顯示出四庫各本都有獨特的異文，這些異文除抄寫錯誤之外，應該是經(jīng)過四庫館臣的有意校改。這些校改出自纂修官和分校官，纂修官校正原書，而分校官在校對謄錄本的同時，也被鼓勵校改原書，并且這種校改原書被審核通過后，是可以記功的。記功結(jié)果不但可以在校書任務完成后用來議敘，還可以與漏校過錯相抵，做到預防懲罰的作用，所以很大程度上激勵了分校官更多地校改原書。館臣中可能會形成一個關系網(wǎng)，復校官審核時更多地認可對原書的校改，而放松對底本校對的審核，最后皆大歡喜。[12]從例16-18，我們可以看出文淵閣本的校改實際上是完全沒必要的。因此，為了獲得獎勵，四庫各本的分校官往往就各顯神通，雖然是據(jù)同一底本抄寫，但還是出現(xiàn)了幾百處的異文。從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的謄錄和分校官來看，也各自不同。文淵閣本署謄錄監(jiān)生鄭啟緒、尹大謙，謄錄貢生湯逢泰，詳校官竇汝翼，倉圣脈覆勘。而文津閣本署謄錄監(jiān)生黃馨性，校對官柴模，總校官程嘉謨，詳校官王燕緒，紀昀覆勘。由此可見，雖說四庫本系統(tǒng)以《永樂大典》本為底本，但已并非原貌，最晚成書的武英殿本可能還更接近些。四庫本與《永樂大典》本的文字不同，還可舉一例： “黍”，《永樂大典》引同嘉靖本，四庫諸本作“麥”。 武英殿本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匯校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兩個清末民初的版本即農(nóng)報本和農(nóng)專本依據(jù)的底本都是武英殿本，但卻又有不同。武英殿本由先印后印和貼紙覆蓋形成文本小有差異的不同復本，我們考察了四個武英殿本的復本，分別是故宮藏本（《欽定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影印本）、國家圖書館藏本（索書號02324，網(wǎng)上公開514-517冊）、國家圖書館藏西諦藏本（索書號XD7777），哈佛大學藏本（《欽定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網(wǎng)上公開），將它們分別簡稱為故殿、國殿、鄭殿、哈殿。 “架”，哈殿、農(nóng)報本同，故殿、國殿（兩者貼紙覆蓋）、鄭殿、農(nóng)專本作“耞”。 “解”，哈殿、鄭殿、農(nóng)報本同，故殿、國殿（兩者貼紙覆蓋）、農(nóng)專本作“作”。 “薊”，哈殿、國殿、農(nóng)報本同，故殿（貼紙覆蓋）、鄭殿、農(nóng)專本作“蒯”。 當然，異文不僅僅只有以上三例，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異文，農(nóng)報本與哈佛大學藏武英殿本完全相同，農(nóng)專本與故宮藏武英殿本完全相同。所以故殿為農(nóng)專本直接祖本，改動最多；哈殿為農(nóng)報本直接祖本，全無改動；國殿、鄭殿的文本形態(tài)介于兩者之間。而從故殿、國殿有貼紙覆蓋上來看，哈殿屬于未經(jīng)校改的武英殿本，國殿有些地方?jīng)]有貼紙，但這三個復本應該屬于同一個印次，并且稍早，只是用貼紙進行校改。而鄭殿則不同，全無貼紙，部分故殿貼紙覆蓋校改的地方已改動，其他則同哈殿無改動，反倒應該屬于一個新的印次。 最后，介紹一下外聚珍本的閩本與廣雅本的情況。閩本書后孫星華跋文稱“謹案是書閩刻舊所未有，豐順丁氏所藏聚珍原印本暨《匯刻書目》亦均無此種，惟見于仁和朱修伯宗丞學勤所編《聚珍書目》。獨山莫子偲大令友芝《舊本書經(jīng)眼錄》內(nèi)亦有《四庫》重編、以聚珍板印行之語。莫氏見聞宏富，宗丞又親藏是書，自必皆非誤舉。惜宗丞之書已歸豐潤張氏，無從借致，因假杭郡丁松生大令所藏明嘉靖時山東刻本，據(jù)以增刻?！逼渲姓f“聚珍原印本”缺此種，而朱學勤、莫友芝所作書目卻有著錄，是因為《王禎農(nóng)書》為內(nèi)聚珍本單行本，并且刊印已在嘉慶年間。福建外聚珍本在無法獲得內(nèi)聚珍本的情況下，從丁丙處借嘉靖本據(jù)以增刻。閩本《農(nóng)桑通訣·地利篇第二》自“農(nóng)書云”至“州郡度數(shù)躔次云”一大段，替換內(nèi)容為“《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今按，《淮南子》”云云一小段。這是因為此處丁丙藏嘉靖本缺一葉，?？闭咭罁?jù)《晉書·天文志》補齊的小字注部分中，“農(nóng)書云”一段則用上述文字補充。丁氏藏本即今南京圖書館藏嘉靖本，有丁氏“善本書室”“八千卷樓藏書籍”印，“中華再造善本叢書”據(jù)以影印。孫星華在跋文中又稱“至此本雖不失王氏原纂面目，而刊校草率，其間奪文訛字及語句之顛倒誤衍者，幾于觸目皆是，爰薈稡群經(jīng)注疏、《史記》、前后《漢書》及子部中農(nóng)家、雜家諸書，悉心讎對，凡正誤字二千七百五十有四，補脫字九百四十，刪衍文八十有九。必確有依據(jù)，方始竄易，不則雖灼知其舛錯殘脫，亦仍一循其舊?！痹谖匆娝膸毂镜那闆r下，孫氏對嘉靖本獨立做了大幅度校正，刊成閩本。據(jù)統(tǒng)計，閩本與嘉靖本有500余條異文。廣雅本依據(jù)閩本刊印，據(jù)統(tǒng)計，與閩本有100余條異文。 校勘的目的，我們今天都有明確的認識，倪其心指出“?？惫偶哪康暮腿蝿帐橇η蟠嬲鎻驮謴凸偶脑瓉砻婷?，提供接近原稿的善本?！盵13]這一點，清代學者段玉裁已有卓識，其曰：“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說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斷其立說之是非。二者不分，轇轕如治絲而棼，如算之淆其法實而瞀亂乃至不可理。何謂底本？著書者之稿本是也。何謂立說？著書者所言之義理是也。”[14]實際上區(qū)分二者很難，對文本異文的取舍，我們常常難于判斷是立說之非還是版本之非，一般情況只能謹守底本家法，在沒有確切的版本依據(jù)之前不輕易改動底本。應該說段氏這種卓識是超越其時代的，即使在今天，我們也往往對底本與立說之是非不加區(qū)分，比如大家熟知的本校和理校，其中不少應該屬于“立說之是非”。引用原書斷章取義甚或乖謬也很可能是“立說之是非”，當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往往習慣性地寫入?？庇?，這就使得?？庇泧栏褚饬x上講包括這部分本應該稱為注釋的文字。 雖然我們發(fā)現(xiàn)四庫本系統(tǒng)有不少與嘉靖本相同的異文，尤其是武英殿本，但不能確定這些異文來自于與嘉靖本系統(tǒng)的校勘，而前面的分析已指出，更可能是《永樂大典》底本即如此。于是，四庫本系統(tǒng)的校勘實踐就基本上是在?！傲⒄f之是非”的理念下進行的，我們可以把這種校改稱為“校正”。比如上文例8、9、20、24，就是文淵閣本利用《廣韻》《說文》《詩經(jīng)》《齊民要術》原文進行校正，例10為文津閣本利用《說文》進行校正，例11為文瀾閣本據(jù)史傳校正，例12為武英殿本據(jù)《周禮·太宰》校補，例21為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據(jù)史傳校正。例7中，“江野”一詞不常用，不好理解，武英殿本校改為“疆野”，文淵閣本校改為“田野”，唯文津閣本未改。再舉一例： 此句下文淵閣本有按語“《搗練賦》此下尚有二聯(lián)，此本節(jié)去?！蔽溆⒌畋緞t將所說二聯(lián)“屬南昌舊幅，東魯前丘。升黃綬之堂，論文謝賈；入素王之廟，捧瑟齊由”補入，并在賦后有按語“'屬南昌舊幅’以下詞意不相屬，然魏璀賦本如此。”這就有趣了，武英殿本校者也認為今本《搗練賦》補入兩聯(lián)文意不連貫，那就可能為后世竄入，此處不必補入。文淵閣本即只做按語而不補入，但武英殿本的校者還是以今本《搗練賦》為正，校所謂“立說之是非”。例16-18，文淵閣的校改則是誤改，例19句子里“中”字可當“適合”意思講，文津閣本、武英殿本不必改為“種”，例22、23也都是武英殿本與嘉靖本更妥帖，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的校改反倒不合適。這些也都是使用理校的方法。 外聚珍本的校勘理念和實踐也是基本相同的。舉例如下： “胡”，四庫本作“朝”。按，下文所記見《三國志·魏書·韓暨傳》，應為“韓”，閩本校改為“韓”。 “鑊”，諸本同。按《廣雅·釋器》作“鍑”，與“音富”相合，閩本校改為“鍑”。 “枝”，四庫本作“嶺”，均誤?！蹲C類本草》卷二三《荔枝子》引《圖經(jīng)》、《太平廣記》卷四〇六《荔枝木》均作“扶”，廣雅本校改為“扶”。 另外，由于《谷譜》乃據(jù)《農(nóng)桑輯要》編成，諸本依據(jù)原書校改的例子很多，不煩列舉。 在考察閩本異文的同時還發(fā)現(xiàn)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與書的刊印有關。《王禎農(nóng)書》嘉靖本與四庫本包括外聚珍本恰巧都是行二十一字，所以閩本在校改嘉靖本的時候往往會出現(xiàn)在同一行增一字就會刪一字，似乎為了保持其后一行與嘉靖本一致，這么做的理由只能是為了方便校對無校改之處不增字漏字。但是這么做就是勉強改動原文，所持的?？崩砟钔瑯邮潜３帧傲⒄f之是非”即可，對文本的態(tài)度則不夠嚴謹。舉一個典型的例子： 閩本在此葉做了三次增刪，分別增補“到”“耙”“時”，刪去臨近的“則”“耙”“然”，當然，原則還是對文意影響不大。 綜上，四庫本系統(tǒng)文字的形成，無論七閣抄本和內(nèi)聚珍本，還是外聚珍本，陰差陽錯都沒有進行版本?？保湫？睂嵺`皆在段玉裁所謂?！傲⒄f之是非”的理念下進行，并且這種理念還有些根深蒂固。 [1] 資助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王禎農(nóng)書》匯校與傳播史研究（20BZS015）”。 [2] 參考 孫顯斌：《中國科技典籍整理的回顧與思考》，《科學史研究論叢（第4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第209-211頁。 [3] 各版本詳細情況參考孫顯斌、攸興超整理：《王禎農(nóng)書》導言，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 [4]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44-150頁。 [5] 項旋：《皇權(quán)與教化：清代武英殿修書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280-308頁。 [6]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223頁。 [7]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123頁。 [8] 《永樂大典目錄》卷二，《永樂大典》第10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2頁。 [9] 錢曾：《讀書敏求記》，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頁。 [10]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3-86頁。 [11]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78-82、99-108頁。 [12]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188-189頁。 [13]倪其心：《?？睂W大綱》，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頁。 [14]段玉裁：《與諸同志書論校書之難》，《經(jīng)韻樓集》，鳳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332-333頁。 孫顯斌，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科技典籍選刊”聯(lián)合主編。著有《〈漢書〉顏師古注研究》《攻玉集》，整理古代科技典籍《王禎農(nóng)書》《物理小識》等，參與開發(fā)“資治通鑒分析平臺”“中國歷代典籍目錄數(shù)據(jù)集成與分析系統(tǒng)”等。 孫顯斌丨略論美國漢籍收藏史——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斯塔東亞圖書館為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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