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當代中國歷史村落民居的立面改造中，如何對傳統(tǒng)建筑及群落進行地域性要素提取與再現(xiàn)成為決定改造項目是否符合“原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物質和非物質這兩個層面，歷史文化要素的地域性關涉到建筑、人文、自然環(huán)境等因素。因而，對地域性要素與歷史文化要素的分析存在較大交集。自從在建筑中應用了有地域性特征的符號和構件以用來區(qū)分標識建筑歸屬、用途后，“地域性”便出現(xiàn)了[1]。

　　維特魯威在《建筑十書》中提到，“是不同的地域環(huán)境賦予了它們'與生俱來’的特征”[2]，這是關于地域性建筑最早的描述。在中國民間建筑中，不同地區(qū)的民居存在地域性差異。然而當前眾多對傳統(tǒng)村落建筑存量的更新和改造設計中，對當?shù)孛窬?、村落地域、人文要素的回應多見傳統(tǒng)建筑的幾何形式、裝飾符號的簡單復制，造成了鄉(xiāng)村存量更新工程品質混亂、風格雜糅等后果。由此，在具體村落建筑的立面改造設計以及村落整體風貌的重塑設計中，設計者應對區(qū)域內的傳統(tǒng)建筑及群落進行科學的、客觀的地域性要素提取。要素提取的前提是通過大量的前期實地調研和勘察工作，分析和研究具體村落、古鎮(zhèn)建筑地域性要素在立面上的呈現(xiàn)形式。本文以具有代表性的歷史村落民居建筑群立面裝飾要素為研究對象，通過對具體案例的分析，總結和歸納其表現(xiàn)形式。

　　1立面裝飾紋樣與圖像

　　立面裝飾可被劃分為二維平面形式圖紋與三維裝飾構件兩大類。前者常出現(xiàn)在構件表面，可以通過其紋樣的文化內涵、寓意、形式選材、構圖、造型手法以及加工工藝等來對其進行分析與特征提取。對于裝飾構件的特色提取對應其造型、尺寸以及體量的特征。由于民居建筑中立面裝飾集中于入口等位置，相比門窗洞口等建筑立面功能性結構的裝飾要素而言，立面其他部位裝飾要素在立面改造中獲得關注不及前者。然而，立面其他裝飾要素亦是對立面其他構成單元的藝術化處理，并從屬于這些單元，其中包括立面上緣裝飾、立面紋樣以及圖像裝飾以及匾額等。對傳統(tǒng)歷史村落中單體建筑立面以及建筑群體的組合立面的風格性要素提取，常涉及建筑與使用者的感官聯(lián)系。除了建筑立面的功能性結構單元，建筑立面的其他裝飾要素亦同樣是向人的視覺感官詮釋給定地域、村落建筑物外在特征、等級與存在價值的感官媒介。魯?shù)婪颉ぐ⒍骱Ｄ穂3]認為，事物的運動或形體結構與人的心理及生理結構有著某種同構效應。進而可將建筑裝飾的屬性區(qū)分為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的文化屬性以及作為具備一定形式、體量，與空間產生交互作用的空間實體的物理屬性。以下將從立面裝飾紋樣與圖像兩方面，分析其文化屬性和物質屬性，為提取其歷史文化要素提供依據(jù)。

　　1.1紋樣與圖像的文化屬性

　　漢民族聚居地區(qū)的民居尤其是鄉(xiāng)村民居建筑群中可見的建筑裝飾語言在其文化屬性上與中原漢文化中儒家禮樂文化呈現(xiàn)一定程度的同構關系。其形式語言常具備吉祥寓意、教化寓意及社會等級性等暗示。傳統(tǒng)村落民居的立面裝飾紋樣與圖像體現(xiàn)在裝飾語言上既有地域性差異，其意涵上亦呈現(xiàn)一定的趨同。以徽州傳統(tǒng)民居雕刻常用的紋樣和圖案為例，不僅有萬字紋、如意紋、暗八仙等傳統(tǒng)紋樣，亦有龍、獅、鶴、鹿等祥瑞動物圖案以及牡丹、石榴等吉祥寓意的花卉瓜果圖樣等。以徽派傳統(tǒng)民居常見的木質撐拱為例（圖1），鹿鶴同春的雕刻題材與“六合同春”的諧音有關，配景有花卉、云紋，寓意六合八方同享春景。此類傳達“瓜瓞綿綿”“福祿壽”等題材的紋樣裝飾是其文化屬性的具象化體現(xiàn)，即村落居民對繁衍、長壽、安寧等方面的渴望，而這些題材在其他歷史村落民居中亦常見。民居中裝飾圖像具有情節(jié)性、教育性、場面復雜的特點。亦由于這些功能，圖像裝飾較之于紋樣，在立面裝飾中占比例較多?！岸男ⅰ鳖}材的裝飾紋樣體系在窯灣古鎮(zhèn)民居建筑中占多數(shù)，這與裝飾圖案的文化屬性不可分。漢族傳統(tǒng)民居受中國傳統(tǒng)社會禮教習俗的影響較深遠，孝悌圖樣是各地立面裝飾中常見的主題，是漢民居裝飾圖樣中具備跨地區(qū)共性的裝飾。對照江浙、山西、安徽、廣東潮汕等地區(qū)的傳統(tǒng)民居的裝飾圖樣，可見其中二十四孝圖像在人物、動植物的構圖上相似性較高，各地差異常在其所處的立面位置與各地工匠的加工技藝。此類圖樣的創(chuàng)作往往基于若干個湊合成系列的故事展開，并以此規(guī)定其中人物數(shù)量、神態(tài)、站位、服飾以及整體場景等（圖2）。其中被藝術化處理的人物故事被重復使用而鮮見變更，從側面反映了傳統(tǒng)村落社會的一些特定的價值導向。深挖各地民居的營造過程本身對裝飾要素的特色提取的影響，與深究其圖像內容一樣具有價值。各地工匠對裝飾圖像的詮釋過程，在反映其文化背景的同時亦是對各地工藝、材料的回應。

　　1.2紋樣與圖像的物質屬性

　　民居建筑的地域特色除體現(xiàn)在其文化歸屬，同樣體現(xiàn)在其物質屬性上。裝飾要素本身依附于建筑本體，其物理形式受制于建筑實體、空間以及造型三方面，是以裝飾的本質特征亦可歸納為前三者的有機統(tǒng)一。對于傳統(tǒng)村落民居建筑而言，其立面裝飾要素有以下三方面物理屬性：造型-效用的同構關系、紋樣受制于造型、工藝,材質-空間的相互適應。首先是裝飾構件與相應功能的適應性。此處關注的是裝飾構件作為建筑整體的一部分而言，裝飾構件形式兼顧材料、結構和工匠技術的視覺呈現(xiàn)以及構建本身強度和使用效果。由于各個地區(qū)工匠固有價值和審美傾向，在其對裝飾構件加工時常先考慮建筑整體的建造和功能需求，而將裝飾構件的藝術化處理置于次于建造的優(yōu)先級。例如窯灣古鎮(zhèn)傳統(tǒng)民居中，立面出入口及室內的隔扇上部為通透的錦文格，下部為密閉裙板，兼顧了采光通風與隱私保護兩方面的需求。其次是紋樣適應于構件本身造型。建造時，裝飾構件常適應于其空間功能性質以及所在位置。如處于較佳視覺位置的裝飾構件紋樣較豐富，其中內容和工藝水平也是工匠極力表現(xiàn)的。在沿街建筑立面上常可見裝飾構件集中在仰視角度30°~45°范圍內，常見的如雕琢繁復的雀替。再次是裝飾構件所用材料與建筑空間的相互適應。建筑立面裝飾材料受自然風化的影響較大，因此各地歷史民居中多使用強度適宜的材料。如浙江溫嶺地區(qū)石屋石材強度高，且當?shù)毓そ尘邆漭^高石材加工技術，室外裝飾材料常可見易于加工的石材鑲嵌在作為建筑砌塊的石材中作為裝飾，如文字雕刻、雕花柱礎等。廣東地區(qū)歷史村落中常可見磚雕，一方面，其質地較之石材更加柔軟易加工；另一方面，磚雕受建筑等級制約較小，加之磚雕與磚立面具備更高的相容性。在大多數(shù)民居建筑中，立面上使用木雕的做法比較少見，其中鑲板類木雕則更鮮有在建筑立面上使用的例子（圖3）。

　　2立面上部及屋頂構件與裝飾

　　在傳統(tǒng)村落的街巷空間中，沿街建筑立面的上緣通常位于視覺仰角30°～45°的區(qū)域內。立面上部是行人視線較集中的范圍，同時亦包括民居建筑立面的邊界，如屋脊、檐口等位置。這些位置處于物價體塊的末梢，從屋架整體結構上看屬于不同方向的受力構件的交匯處，如屋脊的兩端，構件的結構性能在物價整體性中屬于重要環(huán)節(jié)。傳統(tǒng)工匠在建造實踐中，對房屋立面上緣的許多構件均有藝術化的加工，如將屋脊端頭的石塊制成獸頭，屋脊上揚部分用曲線延伸，使屋脊曲線整體呈現(xiàn)兩端上升的動態(tài)。對于檐下以及上墻的上緣，亦可見雕琢反復的樨頭等。在具體村落中，對應不同的民居風格，其立面上緣的裝飾和構件呈現(xiàn)不同地域之間建筑的物質屬性以及歷史人文屬性的差異。對于民居建筑地域特色的信息提取，可從觀察和分析其傳統(tǒng)民居立面上緣的裝飾和構件做法以及審美傾向入手。以下將從具體的幾種立面上部及屋頂構件與裝飾為切入點，分析其地域性特征的呈現(xiàn)。

　　2.1正吻

　　正吻位于坡屋頂建筑的屋頂正脊的末端，其原型為聯(lián)系屋脊與屋面，并加強屋面木構架結構整體性的補強構件。隨歷代工匠實踐，其裝飾作用愈趨明顯，其造型以獸頭為多見。在民居建筑中，對獸頭造型重于體量和輪廓刻畫，其細部的裝飾紋樣較少。不同地區(qū)民間匠派對正吻的裝飾與構造存在細微差異。如山西民居和徐州民居的正吻做法，差異常見于獸頭造型和局部細節(jié)處理上。北方的官式建筑中常見有龍、螭吻造型，這在部分北方民居建筑中亦可見（圖4）。相較之下，南方民居正吻樣式更多、造型更自由，這與南方建筑受官式建筑樣式影響較小有關。南方各地民居中可見正吻龍尾在下、龍頭上仰，亦可見龍首居下龍尾外翻。以潮州民居為例，可見完整的龍造型，這些造型或盤曲或舒張，造型活潑生動且顏色豐富。江浙沿海地區(qū)一帶的民居建筑中正吻多見鴟吻或鳥頭，后者以喜鵲造型為多，亦可見較特殊的造型，如戴勝等（圖5）。有學者認為窯灣地區(qū)民居繼承山西民居的裝飾造型，然從細節(jié)處可發(fā)現(xiàn)，當?shù)毓そ骋鄬σ蛞u的形式作了相應改動。該地區(qū)的民居中屋頂正吻的造型獸頭相較于山西傳統(tǒng)民居的吻獸鰲頭無角，尾部魚身以幾何形體簡化，整體成鳳形。對于既定形式構件的改造和裝飾，尤是裝飾紋樣造型、題材、雕刻手法等，均是該地區(qū)民居建筑地域性要素的體現(xiàn)。

　　2.2懸魚

　　在懸山、歇山式建筑中，懸魚位于搏風板下方，垂直于正脊，山花是懸魚的變形，被稱作“磚雕懸魚”。中國傳統(tǒng)建筑受五行之說影響較深遠，其中水火相侮，因此懸魚具備類似防火的寓意；另魚娃多產，是以魚形作為裝飾亦有多子的寓意。在硬山式民居中，少有懸魚而多以磚雕山花形式出現(xiàn)，多以磚砌浮雕鑲嵌在硬山式屋頂山尖處。由于其在建筑立面上位置較高，具備一定觀賞性，磚雕山花樣式常顯示主人地位和品位，亦是當?shù)亟撑珊兔耖g審美趣味的部分體現(xiàn)。以窯灣古鎮(zhèn)的徐州民居為例，其山花與山西平遙民居山花形式相類似，多見圓雕手法呈現(xiàn)的高浮雕，可呈現(xiàn)多種光影變化，立體感較強。平遙及周邊地區(qū)的民宅中山花形式則多見花穗，形似懸魚而同有多子的寓意。揚州地區(qū)傳統(tǒng)村落民宅中的山花鏤空較少，更類似于山尖處的紋樣鋪裝，具有較強的裝飾效果，而光影和立體感較之前兩者較弱。溫嶺石塘地區(qū)的石屋建筑中也常見山花造型，而此處多以煙炙磚空砌，鮮見雕刻等裝飾。胭脂磚本身色譜飽和度較高，與石屋維護材料的石砌塊形成對比，亦具較強觀賞性。

　　2.3樨頭

　　硬山建筑山墻側面位于拔檐磚和連檐之間的戧檐磚，稱作樨頭，可見較多雕刻，在福建閩南地區(qū)亦有“水車出景”的提法，其中“景”特指雕刻飾面。樨頭位置處于隔扇或檻窗立面兩側，突出于整體立面，亦有學者認為樨頭的最初形式為木結構在檐下的延長部分。是以在傳統(tǒng)民居中，尤其是南方工匠多重于樨頭裝飾，且以浮雕為主。對照南北方傳統(tǒng)民居的樨頭裝飾，北方山西民居與福建、廣東的南方民居均有極復雜的樨頭雕刻。亦有介乎其間的一些地區(qū)將樨頭裝飾的優(yōu)先置于里面其他裝飾之后，如徐州與江浙地區(qū)的某些傳統(tǒng)村落民居，但樨頭裝飾仍是立面上邊緣裝飾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以戶部山古民居中樨頭裝飾為例，其雕刻與平遙民居的樨頭雕刻相比刀工粗放，且肚兜部分雕刻較多，曲面部分體量較大，而戶部山民居有鮮明的徐州民居的地域特色，其樨頭做法兼具南北民居建筑的特點：上部為3～5層盤頭，戧檐磚只為一層磚。北方民居，如山西民居中常見的有盤頭梟混下部嵌入挑檐石的做法，挑檐石正面多有曲面形式與盤頭的梟混部相聯(lián)（圖6、圖7）。此類做法兼具聯(lián)合曲線語匯與支撐盤頭加強墻身整體性的作用。南方民居中，如廣東的沙灣古鎮(zhèn)民居中可見盤頭的梟混下嵌入印子石，同樣承托盤頭且加固墻身。戶部山民居的樨頭做法在肚兜處為平直的，并無對曲面的呼應。結語以上可見，歷史村落民居立面裝飾的地域性是對該地區(qū)建筑資源帶有地域特征的具象表達，同時也是對當?shù)亟ㄖ牧衔锢硖卣?、人文屬性的本真呈現(xiàn)。歷史村落民居立面裝飾的歷史文化要素包括兩方面體現(xiàn)：其一是傳統(tǒng)歷史村落社會承載的，以村落居民集體記憶與生活、勞作成果為基礎的“文化”特質；其二是在該具體村落社會文化背景下以及特定的村落生活情景中所觸發(fā)的、以村落居民個體體驗為載體的“情感”屬性。傳統(tǒng)村落建筑立面裝飾的歷史文化要素是村落建筑地域性表達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此處建筑的地域性表達，與諾伯格·舒爾茨在《西方建筑的意義》一書的前言中，從現(xiàn)象學的角度強調建筑的表意功能有關[4]。反觀當前的歷史村落建筑改造，對于立面裝飾存在這樣的問題：在整體改造前村落中傳統(tǒng)建筑裝飾要素基本失位，由于現(xiàn)代建筑對傳統(tǒng)裝飾要素的不兼容與工匠在建造時對傳統(tǒng)要素的漠視，在現(xiàn)代建筑作為主流民居增量的傳統(tǒng)村落中沿街立面的整體呈現(xiàn)出雜糅的立面風貌。由于現(xiàn)代建筑材料與建造方式的介入，村落增量呈現(xiàn)同質化，并置的新舊建筑未能體現(xiàn)村落文脈和建筑風格的歷時變化。為改變新舊建筑風格雜糅，缺乏整合的狀況，對傳統(tǒng)村落建筑立面裝飾歷史文化要素進行分析和提取，以彌補現(xiàn)有歷史村落建筑改造中立面細部裝飾元素的缺失，對于歷史村落建筑的更新而言尤為重要。

　　參考文獻：

　　[1]王育林.地域性建筑[[M].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08:124.

　　[2](荷)利亞納·勒費夫爾,亞歷山大·佐尼斯.全球化下的地域主義建筑——扁平世界的山峰和谷底[M].黃卿云,孫昱晨,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17:2.

　　[3](美)魯?shù)婪颉ぐ⒍骱Ｄ?視覺思維——審美直覺心理學[M].滕守堯,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188.

　　[4](挪)諾伯格·舒爾茨.西方建筑的意義[M].李路珂,歐陽恬之,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05:07.

　　作者：陳展樑 宣建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