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袁世凱死后，繼任民國大總統(tǒng)的是時任副總統(tǒng)的黎元洪。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黃陂(今屬大悟)人,1864年(清同治三年)生于漢陽,家境貧寒,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xué)堂,1888年入海軍服役,1894年參加中日甲午海戰(zhàn),戰(zhàn)后成為張之洞麾下愛將。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黎元洪被推為鄂軍都督，中華民國建立后,出任首任副總統(tǒng)。1922年,馮國璋下臺后,他在直系軍閥支持下復(fù)任過總統(tǒng)。

  黎元洪的一生波瀾起伏,不僅在中國近代史上聲名赫赫,更在政壇發(fā)揮過重要作用。晚年他投身實業(yè),投資教育,成就斐然。

  功過參半的“首義都督”

       當(dāng)二十世紀晨曦微露之際，歷經(jīng)了二百多年的大清帝國，風(fēng)雨飄搖，正步履蹣跚地走向其歷史的盡頭。清廷統(tǒng)治者為鞏固王朝，對腐敗透頂毫無戰(zhàn)斗力的八旗兵、綠營兵早已失去了信心，在全國范圍內(nèi)大肆編練新式軍隊，企圖孤注一擲，垂死掙扎。隨著編練新軍熱潮的逐步升級，從北方的直隸天津小站和南方的湖北武漢，有兩支新軍脫穎而出：一支是袁世凱為首領(lǐng)的“北洋新軍”，另一支是張之洞的“南洋新軍”。

      北洋軍共編了六個鎮(zhèn)（相當(dāng)于師），各鎮(zhèn)的頭領(lǐng)里分別有曹錕、吳佩孚、孫傳芳、段祺瑞、段芝貴、靳云鵬、吳祿貞、張敬堯、王世珍等，都是后來在北洋統(tǒng)治時期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一些還擔(dān)任過北洋政府的大總統(tǒng)或國務(wù)總理。

北洋新軍

       而南洋軍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只編成了一鎮(zhèn)（第八鎮(zhèn)）一協(xié)（21協(xié)，相當(dāng)于旅）。第八鎮(zhèn)的統(tǒng)制（師長），張之洞給了自己的女婿張彪；第21協(xié)的協(xié)統(tǒng)（旅長），張之洞任命了黎元洪。

       清廷自1906年以后舉行的歷次秋操（軍隊的會操演習(xí)）中，南北兩支勁旅在各軍中爭領(lǐng)風(fēng)騷，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特別是“南洋軍”曾在盛況空前的太湖秋操中，對“北洋軍”三戰(zhàn)三捷，一時大出風(fēng)頭，威名遠揚，而幾次臨陣指揮的南洋軍統(tǒng)帥正是黎元洪。

       要說清南洋軍和北洋軍的關(guān)系，還得從頭說起。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清政府疲于應(yīng)付列強，被迫于1861年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外交外貿(mào)部）。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主要業(yè)務(wù)范圍是：辦理洋務(wù)及外交事務(wù)、派出駐外國使節(jié)，并兼管通商、海防、關(guān)稅、路礦、郵電、軍工、同文館（翻譯）、派遣留學(xué)生等等。此衙門由實權(quán)派人物、六王爺奕訢親自掌管，權(quán)力頗大。

       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下轄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兩大職位，分別由直隸總督和湖廣總督兼任，主要就是分別辦理北方和南方的對外事宜。有人要問，北洋大臣由直隸總督兼任可以理解，南洋大臣為什么由湖廣總督兼任，而不是由兩廣總督兼任呢？

      須知總理事務(wù)衙門是1861年成立的，而彼時廣州地區(qū)的重要性，遠遠比不上長江流域的湖廣。

       1889年，張之洞從兩江總督調(diào)任湖廣總督，兼任南洋大臣，響應(yīng)朝廷號召，開始編練南洋新軍。

       在離開南京兩廣總督到武漢就任湖廣總督時，張之洞在南京編練的“自強軍”人數(shù)已達2800人。和袁世凱一樣，張之洞也偏愛德國教官，在編練“自強軍”時就聘請了幾十位德國軍官。所以自強軍包括后來南洋新軍的編練，和袁世凱的北洋六鎮(zhèn)模式幾乎一樣。因此，南洋軍的戰(zhàn)斗力一直很強。

       湖北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南洋軍的主要任務(wù)是維護清朝的內(nèi)部統(tǒng)治，比如鎮(zhèn)壓各類、各地區(qū)民間起義等。八國聯(lián)軍進攻北京時，張之洞參加了“東南互保”，南洋新軍未受到波及因而保留了實力。

       張之洞的這支新軍，往大了說叫南洋新軍，往小了說，其實就是湖北新軍。湖北新軍規(guī)模沒有北洋軍那么大，名氣和實力也沒有北洋軍那么強。

       張之洞編練南洋新軍時，選派大量軍事骨干到海外考察學(xué)習(xí)，這些軍事骨干不自覺中接受了西方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思想。新軍中還有大批留學(xué)歸國的有志愛國青年，看準(zhǔn)機會主動參加新軍。這些人參加新軍的目的只有一個：“等待時機——驅(qū)逐韃虜，恢復(fù)中華！”雖然這并不是張之洞希望的，但革命黨實際上在南洋新軍中的滲透頗深。湖北新軍的很多軍營中，革命黨的人數(shù)甚至達到一半以上。

       于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槍——武昌起義，正是脫胎于湖北新軍也是有其歷史必然的?？梢哉f，沒有湖北新軍，就沒有武昌起義，這可能是清廷和張之洞萬萬沒想到的。

辛亥革命的武昌起義

       在南洋新軍時，黎元洪經(jīng)常和張彪在張之洞面前爭寵。所以，黎元洪最初也是個清廷的忠臣和守舊派。武昌起義之初的頭天晚上，黎元洪還親手殺了一個革命黨。

       第二天武昌起義時，黎元洪被起義軍士兵抓獲，令其指揮起義軍（起義軍都是士兵和下級軍官）。黎元洪被迫從命出山了，結(jié)果第三天搖身一變居然成了起義功臣、革命黨的領(lǐng)袖。中華民國成立后，黎元洪竟然還成為了民國政府的副總統(tǒng)、總統(tǒng)。

張之洞

黎元洪

       1912年1月1日，眾望所歸的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tǒng)時，黎元洪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副總統(tǒng)兼湖北都督。

       袁世凱逼迫清廷退位后，孫中山根據(jù)與袁的協(xié)議，將大總統(tǒng)職位讓給了袁世凱，而黎元洪又再次成為袁世凱的副總統(tǒng)。

       后來袁世凱和孫中山在建都問題上產(chǎn)生了重大矛盾，革命黨為限制袁世凱北洋軍的勢力，主張建都南京；而袁世凱則拼死不愿意離開自己的勢力老巢，堅持建都北京。黎元洪在孫袁相爭中，打起了自己的算盤。

       黎元洪于1912年2月15日操縱湖北省臨時議會作出了所謂“建都宜在武昌”的決議，提出了三個理由：第一是“武昌是首義之地，為全國人心所歸”；第二是“武昌地居交通之中樞”；第三是建都武昌“既可滌除北京舊染之污，亦免蹈'建業(yè)’（南京）偏安之習(xí)”。

       與此同時，黎元洪分別先后致電袁世凱、段祺瑞表明此意，并派出湖北軍政府外交部副部長王正廷到北京，請袁世凱“駕臨江漢，共同商議中央政府之一切組織計劃”。

湖北省臨時議會所在地武昌紅樓

       被袁世凱暗算

       袁世凱老謀深算，企圖利用黎元洪希望建都武昌之意，與之結(jié)成聯(lián)盟，共同反對孫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張，于是便用撲朔迷離之語，復(fù)電黎元洪，以引黎元洪上鉤。

       黎元洪接到袁世凱的復(fù)電后，似乎領(lǐng)悟到袁世凱對武漢地位重要性的承認，好像袁并不反對他定都武昌的意圖，心中異常高興。于是，在言行上開始向袁世凱靠攏，并不失時機地配合袁世凱向?qū)O中山發(fā)難，說建都南京是下策，是不可取的。

       袁世凱在利用黎元洪攻擊孫中山的同時，一面派人與南方談判代表蔡元培等人虛以逶迤，表示：“極愿早日南行”；另一方面唆使親信曹錕等將領(lǐng)，公然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變，東西列強亦紛紛調(diào)兵遣將，一時間大軍云集京津，大有一發(fā)不可收拾之勢。這些令孫中山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

       此時的黎元洪如夢方醒，他意識到了自己在袁世凱所導(dǎo)演的這一出新的“逼宮”戲中扮演了一個尷尬的角色。但事已至此，也只能一條道兒走到黑。于是，他決定放棄建都武昌的幻想，索性全力支持袁世凱對付孫中山。

       1912年3月3日，黎元洪發(fā)出了聳人聽聞的“四亡”通電，列舉出當(dāng)前面臨著“兵亡”“民亡”“國亡”“種亡”的種種危險，而追根溯源，則“本于爭都之一念”，公然指責(zé)孫中山的堅持原則乃是“爭意氣”之舉，壓迫南京國民政府向袁世凱做出讓步。

       孫中山孤掌難鳴，萬般無奈之下不得不做出讓步。3月10日，袁世凱如愿以償，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tǒng)，黎元洪就任了副總統(tǒng)，兩位前清臣子攫取了民國大權(quán)。

       然而，好戲還在后面。南北和議，黎元洪開始時與袁世凱展開首輪博弈較量時，他絲毫不落下風(fēng)，相反在審時度勢下，頗有與北洋梟雄共奏亂世風(fēng)云的深沉智勇，甚至可以說，南北議和最終能風(fēng)云大定，缺他這一環(huán)，天下大勢極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因為在大勢上有這一份英雄所見略同，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后，黎元洪在關(guān)鍵大事上都選擇了力挺袁世凱。尤其是二次革命，因有黎元洪相助，袁世凱只用了一個月時間即掃除了南方的威脅。當(dāng)然，善拿人心的袁世凱對黎元洪也選擇了投桃報李，不光同意他以副總統(tǒng)的身份繼續(xù)執(zhí)掌湖北軍政大權(quán)，還讓他掛上了參謀總長這一名義上的全國最高軍事長官。

       然而，亂世風(fēng)云的底下總是深藏著各自的野心。

      袁世凱張弛有度，統(tǒng)御天下的野心自不必言，黎元洪亦有他自家的野心算盤，他深深地知道，遠處有袁世凱在京城虎視天下，近處有異己欲取代自己，他若想強勢占有一席之地，非得在湖北鏟除異己，扎下深根，長成一棵拔不起、推不倒的大樹不可。

       世人都說黎元洪是“泥菩薩”，但在那為己必有所謀的關(guān)鍵時期，他卻是個狠毒的“黎屠夫”，而利用袁世凱的懷柔示好，計殺張振武正是給他帶來屠夫惡名的代表作。

       張振武是參加武昌首義的核心人物之一，當(dāng)初義軍推舉黎元洪為湖北軍政府都督時，他就極端不滿地建議：不如就此殺掉黎元洪這個“滿奴”，以免貽誤后事。

       此事之后，一直在隱忍的黎元洪派張振武攜巨款十三萬五千兩銀子赴上海購買槍械。哪知道張振武因貪戀上海灘風(fēng)月，被日本商社坑騙，購回來的第一批槍械都是淘汰下來的舊槍，根本不能用。黎元洪得知此事后，冷下臉來要求，今后所購槍械須經(jīng)湖北試用后才能付款，但張振武根本不買賬，隨后他竟然擅自將留在上海待運的一批槍械送出一半給了煙臺的義軍。先是滿腔殺氣地要取自家性命，接著又是桀驁不馴地處處跟自家唱對臺戲，面對如此威脅，黎元洪終于動了對張振武的殺機。

       袁世凱是何等精明人物，見湖北軍政府內(nèi)部有矛盾，為繼續(xù)籠絡(luò)黎元洪，很快，一道意在為黎元洪剪除麻煩的電令就發(fā)到了湖北，請武昌首義有功的孫武、蔣翊武和張振武“三武”晉京，授以總統(tǒng)府軍事顧問官的虛銜。

       這張振武有點兒不識時務(wù)，接過袁世凱的電邀，竟公然宣稱，我輩是何等人物，難道只配做個顧問官？

       袁世凱聞訊，陰冷一笑，接著就單給張振武授了個“蒙古屯墾使”的頭銜，再召其入京。

       此時的黎元洪是個十足的陰謀家，為催張振武北上，他先是“冰釋前嫌”地送了對方一大筆旅費，待張振武啟程后，他隨即給袁世凱拍發(fā)了一封密電：“張振武以小學(xué)教員贊同革命，起義后充當(dāng)軍務(wù)司副司長，雖為有功，乃怙權(quán)結(jié)黨，桀驁自恣。赴滬購槍，吞蝕巨款……近更蠱惑軍士，勾結(jié)土匪，破壞共和，倡謀不軌，狼子野心，愈接愈厲……元洪愛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腸蕩氣，仁智懼窮，伏乞?qū)堈裎淞⒂枵ā！?/span>

       據(jù)說，袁世凱接到黎元洪的這封密電，不敢大意，竟自己對照密碼翻譯了電文?？赐觌娢暮螅绖P一時不敢相信，又把心腹段祺瑞、馮國璋、趙秉鈞三人召來會商。三位心腹建議最好再向黎元洪方面密詢一道，得到確切回音后，再做不遲。

       黎元洪的回音十分決絕，袁世凱隨后的舉動看上去很夠朋友，他下令軍法處連夜逮捕并處決了張振武。

       讓黎元洪沒想到的是，這邊剛借完殺人的屠刀，那邊袁世凱就指使報紙全文公布了黎元洪“請袁殺張”的密電。

       這時，黎元洪才明白過來，袁氏的屠刀不是白借的，除了背負惡名，實質(zhì)上還叫袁世凱捏住了自己的小辮子。

       廟堂之上沒有真正的朋友，只有各自的利益。就這樣，袁世凱與黎元洪之間，博弈的氛圍越來越濃，袁世凱要控制，黎元洪想掙脫，慢慢地就取代了先前的相互利用。

       袁世凱在北洋時期能夠掌控群雄，不是沒有道理的，經(jīng)過幾十年的官場歷練，他的馭人之道早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張振武的殘血被擦去后，袁世凱對黎元洪依舊像先前那般禮遇，但禮遇的底下卻是呼之欲出的控制。他先是給黎元洪送去了一百萬的軍餉，接著又用親筆題寫的“中華民國副總統(tǒng)府”的大匾取代了原先的都督府舊匾。待這些暖心之舉做完，一批批受大總統(tǒng)推薦的人就順理成章地進入了副總統(tǒng)府，埋伏在了黎元洪的身邊。

       袁世凱這么做，一來他向來如此，極善用春風(fēng)十里來收繳人心，二來他是在靜等南北大定的有利時機，一旦他覺得江山坐穩(wěn)了，黎元洪再想“割據(jù)一方”就難了。

      黎元洪對此雖然心知肚明，卻毫無辦法，他能做的除了小心謹慎不被袁世凱抓住把柄，剩下的就是借故固守湖北，爭取不北上。

       但袁世凱在謀定之后，耍起手段來卻是相當(dāng)?shù)睦讌栵L(fēng)行。見三番兩請黎元洪就是不動，他隨即派陸軍總長，軍中威望無人敢駁的段祺瑞南下湖北，代理湖北都督，迎請黎元洪到北京赴任。

       段祺瑞到湖北后，果然是強人做派，第一天與黎元洪見面，第二天就說一不二地把黎元洪迎上了北上的專列。此時的黎元洪很識時務(wù)，也存在日后能重回湖北的幻想，于是乎，他惆悵告別故土，向北而行，從此再也沒能回來。

       為歡迎黎元洪，袁世凱表面文章做得十分隆重、好看。他除了派長子袁克定和總統(tǒng)府侍衛(wèi)長蔭昌等人代表他到前門火車站親自迎候，還特意將黎元洪請上了他那輛最高規(guī)格的金漆朱輪雙馬車。這輛大總統(tǒng)的專車，最早是慈禧太后的專車，后來除了袁世凱本人偶爾乘坐外，只在上一年夏天讓來京的孫中山坐過。

       袁世凱初見黎元洪，握手言歡，態(tài)度極其謙遜，只是這一些客套的過場走完，袁世凱就不那么客氣了，他將黎元洪請進了原先慈禧太后囚禁光緒的孤島。

       此后的相當(dāng)長一段時間，黎元洪即被困在這座孤島上，身邊盡是袁世凱安插的眼線。長久地體味著光緒曾經(jīng)苦嘗的孤寂與冷清，黎元洪一度發(fā)出過“遙望漢江，不禁淚下”的嘆息，并且對前來拜訪的故交感慨，“我做了光緒的替身。”

（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