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梓

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宗法社會。家族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那么深廣和明顯，以至于不同學科的學者，盡管所受的學術訓練有別，考察問題的角度和方法各異，但都殊途同歸，注意到了家族制度在中國歷史和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有學者指出，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一個“缺乏任何'警察概念的疲軟帝國”，在這個疲軟帝國的縣以下，主要是靠家族的治理。一個聚族而居的家族，具有政治上的自治、經(jīng)濟上的自給自足、文化上的自我認同的特點。馬克斯·韋伯一方面說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家族結構式的社會”，另一方面又說家族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里最具自主性和充滿活力且“無所不能”的一個組織。美國學者費正清說，中國的家庭是一個自成一體的小天地，是一個微型的邦國。主編《中國的現(xiàn)代化》一書的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說中國的家庭理想般地接近自給自足，無須考慮除了家庭或家族之外的事情。殷海光說，中國傳統(tǒng)的大家庭是一個自足體系，或者說是一個小宇宙，它能給其中一切分子的要求以高度的滿足，一個分子從生下來，從搖籃到棺材，從理論上說，都由家庭所供給。這些都說的是這個意思。

由于傳統(tǒng)家族具有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全方位的功能，當然也包攬家族子弟的教育。傳統(tǒng)的家族，除了認同同一個祖先，有著共同的祠堂、族譜和家訓之外，還典型地表現(xiàn)為聚族而居。看不見的是血緣，看得見的是姓氏，更突出的特質(zhì)是一個家族共同居住在一個村落之中。打開一張比例尺稍小一些的中國地圖，我們就會在上面看到張家莊、王家村、李家灣、趙家畈這樣名稱的村落。所謂的“張家莊，就是'張氏家族之村的意思”。因此，傳統(tǒng)的家族教育與鄉(xiāng)村教育就有了相同的意義。

中國家族極其重視子弟的文化教育，認為這是保家亢宗的有效途徑和不二法門，所以，舊時有“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的說法，又有“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之說。我曾在《中國文化通志·家范志》中做過這樣的統(tǒng)計，在明清時期家譜中的142種家范族規(guī)中，42條論及教子弟，5條論及立義塾，15條論及尊師長，9條論及豫蒙養(yǎng)，41條論及崇學問。這112條內(nèi)容中，除了以“教子弟”“訓子孫”為主要內(nèi)容的道德教育外，主要是以“勤讀書”“育人材”和“男務讀書”這樣一些以傳授知識為主要內(nèi)容的崇學問，還有的就是以“端蒙養(yǎng)”“養(yǎng)蒙童”“立義塾”“設義學”等有關啟蒙教育的內(nèi)容。這112條訓誡條目，相對于142種家范族規(guī)來說，占有近80%的比例。也就是說，大多數(shù)的家訓中，有勸學和教子的內(nèi)容。

正因為如此，很多家族開辦供本族子弟接受啟蒙教育的家塾，一些富裕的大家族，甚至開設更高一級層次的書院。比如，唐大順元年（890）陳崇訂立的《義門家法》，共有33條，其中第八條這樣規(guī)定：“立書堂一所于東佳莊，弟侄子姓有賦性聰敏者，令修學。稍有學成應舉者。除現(xiàn)置書籍外，須令添置。于書生中立一人掌書籍，出入須令照管，不得遺失。”第九條則規(guī)定：“立書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訓教童蒙。每年正月?lián)窦掌痧^，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歲令入學，至十五歲出學。有能者令入東佳。逐年于書堂內(nèi)次第抽二人歸訓，一人為先生，一人為副，其紙筆墨硯并出宅庫管事收買應付?！币话阏J為，在此之前的所謂書院，要么是修書之地，要么是刊行經(jīng)籍之所，要么是個人讀書之處，而不具有教育教學的性質(zhì)。這里的東佳書堂，雖然只是陳崇心目中的一個藍圖，一個愿景，一個計劃，但到陳崇之子陳袞時，“以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當禮樂以固之，詩書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東佳，因勝據(jù)奇，是卜是筑為書樓，堂廡數(shù)十間，聚書數(shù)千卷，田二十頃，以為游學之資，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學焉”[1]。最終建成書院，將這一愿景變?yōu)楝F(xiàn)實，中國古代書院于焉發(fā)軔。一般認為，這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所書院。

一些不那么富有的家族，往往集合一個家族的資源，讓族中有天分的子弟，肩負整個家族的使命，向科舉發(fā)起沖刺以及第為官，光耀門楣，從而反哺家族，改變家族的命運。

為了加強對宗族所辦學校的管理，為了提高教學質(zhì)量和辦學成效，很多家族專門訂立《祠堂塾規(guī)》《家塾章程》《家塾課程》等專項家訓，對學塾的開設、塾師的延請和禮遇、課程設置、教學用書、教學方法及對學生的考課、待遇，特別是在科舉的道路上斬獲功名后的獎勵等，都做了系統(tǒng)而具體的規(guī)定。例如，同治四年，山西洪洞《洪洞劉氏宗譜》卷七的《闔族公約》第八條說：“族中有應鄉(xiāng)試、會試者，皆讀書上進、榮宗耀祖之事也，理宜獎助，以示鼓勵。公議于祭田余銀內(nèi)，鄉(xiāng)試者送卷價銀叁錢，會試者送卷價銀一兩?！蓖伟四?，江蘇毗陵《費氏重修宗譜》卷一的《宗規(guī)》中，有《賞例》《罰例》和《經(jīng)理祠事》三項內(nèi)容?！读P例》包括忤逆不順、兄弟不友、充任胥役、包攬詞訟、雜入邪教、賭博溺女、侵蝕祠內(nèi)錢谷等方面內(nèi)容；《賞例》只涉及科舉一個方面，其內(nèi)容包括：進院，給卷資銀一兩；鄉(xiāng)試，給卷資銀四兩；會試，給盤費銀十兩；入學，給花紅銀五兩；補廩，給花紅銀五兩。出貢，賀銀五兩；鄉(xiāng)試中式，賀銀十兩；會試中式，賀銀二十兩；入翰林，賀銀五十兩；鼎甲，賀銀一百兩。各個家族中，如此之類的家規(guī)甚多。各個家族對參加不同考試者獎賞的數(shù)目，雖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但鼓勵同宗子弟進學讀書、汲汲于科舉仕進的用心完全相同。

正因為如此，中國傳統(tǒng)社會有著濃厚的學習氛圍，村落中的家塾、私塾、義塾密布，在人煙稀少寥落的“三家村”，也有“三家村夫子”。元初的陳櫟，在回憶族中讀書風氣興盛時曾說：“方陳氏人物盛時，村無二姓。合族稅錢，以貫計者一千三百有奇，讀書者比屋。各家之老，遇風月良夜，杯酒相敘，飲罷步街上，聽子弟弦誦聲，自村首至尾，聲東西相震，以是快愜為樂事。”① 宋代詩人晁沖之的《夜行》中，有“孤村到曉猶燈火，知有人家夜讀書”的詩句。在荒僻的山村，直到黎明時分，仍然有人在披卷苦讀。讀書的士子和他們的父兄們懂得，既然科舉是一場公正而且公平的游戲，既然總要有人中舉及第，那么人一己十、人十己百的勤苦就有了意義?！俺缘每嘀锌?，方為人上人?！眱e幸固然存在，但奮斗才有機會。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數(shù)十年地苦讀，以至于需要“龍馬的精神，騾子的體力，又要像土鱉蟲那樣麻木不仁和駱駝那樣吃苦耐勞”。一盞燈火，映照的其實是士人那顆力圖用勤苦叩擊學問，并以學問來打通權力之門的堅毅決心。這便是科舉制下讀書人生活的真實寫照，也是傳統(tǒng)村落中的生動圖景。

傳統(tǒng)鄉(xiāng)村社會的教育，主要是啟蒙教育。承擔啟蒙教育的老師，被稱為塾師。在舊時，塾師有眾多不同的稱謂。一般稱塾師、館師、蒙師、學師、蒙館先生、訓蒙先生、教書先生、書師、教讀等，這些稱謂著重塾師的工作性質(zhì)而言，屬于沒有褒貶的中性。在家塾中，尊稱塾師為西席、西賓、館賓，更正式的則稱西席夫子。傳統(tǒng)的學塾，往往位于人煙稀少的荒僻鄉(xiāng)村，塾師因此有村學究、三家村夫子的謔稱。學塾中的學生，小的四五歲，大的十多歲，正是好動頑皮的年齡，塾師也被戲稱為猢猴王、孩子王。在很多人的眼里，塾師年老力衰，學問淺薄，眼光狹隘，思想固陋，因而以老學究、冬烘先生相譏諷。

啟蒙教育是為人的一生奠基的工作，被看成是一個人終身事業(yè)的根本，被看作一個人一生乃至一個家族成敗之所系?！白拥茏x書，有成有廢，乃關系門戶盛衰，一家禍福。為師者，成就得一個好人，便即是許大陰功，若耽誤人家子弟，亦大傷天理，與尋常虧欠者不同?！雹?啟蒙教育既是大事，也是難事。從事啟蒙教育的塾師，遠不是人們通常想象的那么簡單?！盀閹熾y，為蒙師更難。蒙師失，則后日難為功；蒙師得，則后來易為力?！雹?品行、學識、盡心和善教，正是傳統(tǒng)社會為了完成啟蒙階段的使命向塾師提出的任職資格要求。為了保證“師范”的品質(zhì)，人們往往選擇老成和自己熟識的人充任塾師。在判定塾師的學識時，他在科舉上獲得了怎樣的功名，是最主要的評價指標。因為啟蒙教育事關重大，塾師不僅要盡心職事，克盡職守，而且要掌握訓讀之方，善教會教。

塾師的社會形象，主要是由比他有著更高文化水平的文人學者塑造的，也只有有著述的文人學者，才能把塾師的形象描述并記載下來。在這些人的眼里，塾師不過是一幅學識淺陋鄙俚、為人窮酸迂腐的形象，讀白字，念破句，不懂裝懂，強作解人，是塾師最通常的樣貌。但在鄉(xiāng)村社會，由于塾師周圍主要是沒有文化或更少文化的大眾，塾師是受這些人尊敬的，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承乏塾師之職的，最好是經(jīng)過童試而取入府、州、縣學學習的生員，也就是俗稱的秀才。在一些窮鄉(xiāng)僻壤，如沒有生員，也從“童生中之有品行、常考試高舉者”中延請。明清時期，在鄉(xiāng)社廣泛設置義學或社學，往往是在當?shù)鼗蚋浇纳鷨T中，選擇那些“熟悉風土、品學兼優(yōu)之士”充任學師。

塾師中的這部分人，獲得諸如生員的資格，更受尊崇。“一得為此，則免于編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齒于衣冠，得于禮見官長，而無笞捶之辱。故今之愿為生員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③ 生員作為“齊民之首”“鄉(xiāng)民之望”，在社會上享有許多政治、經(jīng)濟、身份和法律上的特權。例如，地方官對待生員要“交以道，接以禮，固不可權勢相加”，生員可自由見官。平民百姓稱官吏為“大老爺”，稱沒有官銜的生員為“老爺”。甚至生員犯罪，都不會上刑，若罪刑很重必須嚴懲，須先革去生員的身份；地方官在遇到生員犯罪時，不能自行處置，而必須向上級申報。生員享有重要的經(jīng)濟特權：免除為政府服徭役，免交、少納或不納種種苛捐雜稅。他們中的有些人，如廩生還能領到政府的月例錢，在政府補貼之外，能得到本家族、各種民間力量的捐資，以使其專心讀書。

對于一部分塾師來說，學塾不過是他們科舉之路上暫時歇腳的驛站。他們處在亦教學亦備考的過程中，具有塾師和考生的雙重身份。有朝一日，他完全有可能在科舉的道路上高歌猛進，實現(xiàn)從“朝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的跨越，“拔身泥滓里，飄跡云霄上”，完成由“白衣”到“公卿”的身份轉(zhuǎn)換，完成從紳到官的地位轉(zhuǎn)變，徹底改變貧窮坎坷的命運，迅速獲得豐厚的經(jīng)濟利益和顯赫的社會地位。

有這么一個真實的故事，“常熟陳子忠，以義塾生員，求與科考。知府胡可泉出一對云：'義塾生員，非廩非增非附。子忠云：'蘇州大守，曰清曰慎曰勤。太府嘉之，準與學，是科即中鄉(xiāng)魁”①。很多著名的學者和官員，在飛黃騰達之前，曾做過塾師。如明代的魏大中，18歲便繼承父職，在西塘鄔家村做塾師，直到萬歷四十四年中進士后，才告別塾師生涯。塾師這種潛在的能力和可能的前途，讓鄉(xiāng)民不敢藐視而心存敬畏。

塾師作為古代鄉(xiāng)村的知識分子，是當?shù)氐闹R精英?！凹潪橐灰刂?，士為四民之首?！眰鹘y(tǒng)士人不同于農(nóng)、工、商之處，在于他們以研習儒家學說為己任，以傳播知識為專職。人們按照知識精英的標準看待他們，他們也以知識精英的標準要求自己，自覺主動地承擔作為一個知識精英所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在鄉(xiāng)村社會，塾師除了教學工作外，還承擔鄉(xiāng)村社會中幾乎所有和知識有關的工作。比如，為別人的孩子起名命字，為人撰寫墓表、墓志銘，逢年過節(jié)為別人擬撰并書寫對聯(lián)，幫助本族甚至其他宗族編修家譜，甚至觀天文、查地理，為親鄰占卜吉兇、推算人生命理、看相、堪輿等。“村塾師儒，受人顧問最繁多的應用文，則為書信之撰寫及指導?！编l(xiāng)村社會中，與文化知識相關的活動，只有擬定土地房產(chǎn)買賣契約和為他人代寫訴訟文牒，因為事關利益，與律法勾連，容易導致爭執(zhí)，產(chǎn)生是非，為潔身自愛和為村民道德楷模的塾師所不屑為，而由專門的“訟棍”從事和經(jīng)紀代勞。

在傳統(tǒng)社會，道德是傳統(tǒng)知識體系的核心內(nèi)容。一個擁有知識的人，理所當然地被別人和他自己認為有比別人更好的道德。所以，鄉(xiāng)民不僅把塾師當作知識精英，而且也當作道德師表來看待。塾師自己也以此來要求自己，除了謹學慎行、嚴肅自律、循規(guī)蹈矩、躬自踐履外，還教導鄉(xiāng)民，調(diào)解糾紛，勸善規(guī)過，落實儒家禮儀，維系社會風習。如果說“村塾所在，即為一方儒學中權、道德推動據(jù)點”的話，那么，塾師便是其中的關鍵。所謂“學校為觀摩之地，紳士乃教化所先。惟閉戶潛修，立品敦行，庶可表率四民，儀型鄉(xiāng)里”。

由于具有知識精英和道德師表的雙重身份，塾師雖然久居鄉(xiāng)村，閉塞固陋，甚至貧寒困頓，但“鄉(xiāng)邦群黎依信仰望，已崇若嵩岳，戴為一方文宗，奉為當代圣賢”，在鄉(xiāng)村社會中享有極高的威望。江蘇華亭顧氏家族規(guī)定：“師既擇延品行高超，又欲其悉依課程，而善教族眾，經(jīng)帳皆當格外尊敬，毋稍褻慢。開解館日，族長須到塾迎送，不可怠忽?！贝逯姓l家有客來訪，往往請塾師作陪。

我國臺灣學者王爾敏先生在《儒學世俗化及其對于民間風教之浸濡》一文中認為，維護、傳承孔孟之道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除了那些博學鴻儒之外，還有數(shù)量極大、各式各樣的鄉(xiāng)村塾師儒生。他們“終生抱器守道，踐履儒家教義禮法，謹持勿失，而于民俗風教時時導引，并具有深遠影響”。民間的風教，由這些人實施；鄉(xiāng)村的秩序，靠他們維持。他們教授蒙童，熏陶宗親，化及鄉(xiāng)民，既是一個村落中的知識精英，也是一方道德秩序的看護人，是“鄉(xiāng)曲之導師，地方之柱石，一方文教重鎮(zhèn)”。他們對世人特別是鄉(xiāng)村百姓的影響，絲毫不亞于那些大圣大賢。所以，在王爾敏先生看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近代以來的花果飄零，“不在于圣人不出、碩學鴻儒之稀見，而在于村里師儒早已絕跡于天壤之間。村夫子絕跡，乃真正儒學命盡運絕之時”[2]。塾師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在近代中國社會中的消失，是傳統(tǒng)文化傳承過程中遭遇的最大戕害。

參考文獻：

[1]義門陳氏家乘[M]. 轉(zhuǎn)引自陳谷嘉， 鄧洪波編. 中國書院史資料[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23-24.

[2]王爾敏. 近代文化生態(tài)及其變遷[M]. 北京：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02.

（本文根據(jù)筆者2015年12月26日在敬德書院“中國教師·敬德會講”主題為“鄉(xiāng)村教師與鄉(xiāng)土文明”的發(fā)言整理修訂而成）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國學經(jīng)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責任編輯：孫建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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