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下旬，緊隨著打敗商團軍的勝利之后，廣州革命政府又迎來了一位蘇俄軍事顧問，他就是接替前不久犧牲的巴甫洛夫?qū)④?、前來擔任孫中山軍事總顧問的加倫將軍。

此后幾年，廣東以及北伐戰(zhàn)場上贏得的軍事勝利與他的名字緊緊連在一起，使他的名聲和影響同鮑羅廷并駕齊驅(qū)。

1、誰是加倫？

加倫將軍1890年出生于俄羅斯雅羅斯拉夫省一個貧苦農(nóng)家，本名叫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留赫爾。

他只讀過幾年書，在彼得堡當過學徒。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被強征入伍，由于身負重傷，于1915年退役。1916年參加布爾什維克黨。

十月革命后，他在烏拉爾的奧倫堡拉起一支赤衛(wèi)隊并任政委，又虛心向出身于舊軍官的隊長學習舊俄軍事條令以進行管理和作戰(zhàn)，并成功組織了上千公里的遠征。

1918年蘇聯(lián)紅軍組建時任師長，他靠著刻苦自學鉆研了政治理論和軍事學知識，并用鮮血換來寶貴的實戰(zhàn)經(jīng)驗。

9月，經(jīng)全俄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決定：

戰(zhàn)功卓著的布留赫爾在蘇維埃共和國第一個被授予紅旗勛章。

1921年至1922年他在遠東共和國歷任人民革命軍總司令、陸軍部長和軍事委員會主席。有著“遠東王”之稱的布留赫爾被派到中國時，蘇俄對外宣稱他是“退役失業(yè)者”，于是布留赫爾為隱蔽身份，來華后化名“加倫”，此后在中國以加倫將軍聞名。

然而，布留赫爾抵達廣州不久，邀請他和鮑羅廷以及其他蘇俄顧問到這里的孫中山卻準備離開這座城市了。

2、北京發(fā)生了什么？

原因是1924年秋，南方的革命在北方引起了一次強烈的回響。就在孫中山的南方政府與商團軍兵戎相見之時，中國北方爆發(fā)了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

戰(zhàn)爭的結果是被稱為“基督將軍”的馮玉祥控制了北京，并于10月23日發(fā)動北京政變，驅(qū)逐總統(tǒng)曹錕，解散國會。

政變的結果是，10月23日北京政權落入所謂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等人的人民軍手中。馮玉祥發(fā)出關于發(fā)動了政變和在北京召集會議，以解決新的國家建設問題的通電。

孫逸仙博士不僅收到了馮玉祥的這個電報，而且還收到了國民黨北方組織以及一些國民黨要人的電報，他們都請孫逸仙立即赴京。

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后，直系軍閥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吳佩孚一方面發(fā)裴討馮通電，另一方面自己從前線撤出部分兵力回攻北京，同時聯(lián)絡湖北的蕭耀南和山東的齊燮元、孫傳芳等直系將領一起北上討馮。

面對直系的軍事壓力，馮玉祥等人決定采取以段抑吳的策略，邀請段祺瑞出山，并于10月26日發(fā)表通電，擁戴段祺瑞為國民軍大元帥。

10月30日，張作霖也與盧永祥及奉軍各將領發(fā)表聯(lián)名通電，擁護段祺瑞為反直聯(lián)軍統(tǒng)帥。

這樣，吳佩孚腹背受敵，走投無路，于11月3日率殘部南逃。與此同時，代表直系軍閥勢力的曹錕總統(tǒng)不得不宣布退職。

北京成立了由黃郛任國務院總理的攝政內(nèi)閣。

11月5日，馮玉祥在北京來了一個備受關注的大動作，即將清朝廢帝溥儀逐出紫禁城，并規(guī)定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清室移出紫禁城，自由選擇居所。當天，在北京警備司令鹿鐘麟和警察總監(jiān)張璧的命令下，宮內(nèi)470余名太監(jiān)、百余名宮女被遣散，溥儀及清室后妃被強行送往什剎海的“醇王府”居住。

此后，他們又被移至天津“靜園”。

11月21日，在馮玉祥的電邀下，段祺瑞進入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zhí)政，黃鄄攝政內(nèi)閣隨即結束。北京的最高權力落到了取勝的軍閥聯(lián)盟張作霖、馮玉祥、段祺瑞手中。

3、反對孫中山北上的阻力有多大？

北方政局的變化以及馮玉樣對孫中山的邀請，使鮑羅廷感到：

現(xiàn)在擺在廣州國民黨中央政治局面前的問題是，對10月23日事件作何反應：

是只限于發(fā)表一般的聲明，說北京發(fā)生的僅僅是一些軍閥取代另一些軍閥的政權更迭，還是采取更為積極的政策。

因此，對孫中山應不應該北上、北上的作用和后果如何等問題，便受到廣為關注。

毫無疑問，孫中山北上是當時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引起了關心時局的各界人士不同的反響，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支持的，反對的，擔優(yōu)的，莫衷一是，其中反對孫中山北上的意見最為強烈。

鮑羅廷在給上級的報告中指出：

關于這個問題出現(xiàn)了下列幾種看法：

(1)中共中央反對孫逸仙北上，贊成發(fā)表關于北京事件的宣言，但不采取積極參與事件的態(tài)度。中共中央闡明了自己建議的理由，認為在北京除了美國決定把吳佩孚撤掉，代之以馮玉祥外，實質(zhì)上沒有發(fā)生什么特別的事情。人民不會由此而變得輕松些，國家的解放事業(yè)也不會有絲毫前進。

(2)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內(nèi)同樣出現(xiàn)了反對孫逸仙北上的意見。很明顯的是，特別強烈維護這種觀點的主要是中派。當然，中派反對孫逸仙北上的原因與中共中央提出反對孫逸仙北上的原因是不同的。

中派害怕孫逸仙北上。他們知道，在北方他們必須公開捍衛(wèi)在直隸派和安福派之間戰(zhàn)爭期間國民黨所發(fā)表的一切宣言，即國民黨就地方、國家和國際問題提出非常明確綱領的宣言。

中派面臨兩難的選擇：或者捍衛(wèi)這些宣言，那樣就不可能同10月23日政變的勝利者合作，因為后者當然不會同意國民黨的激進綱領；或者拋棄所有這些宣言，與北方可能的盟友進行談判以組織政權等。

第二種情況就意味著國民黨的分裂，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是重復國民黨過去犯過的老錯誤，例如，臨時大總統(tǒng)孫逸仙把政權讓給袁世凱，也就是使革命為軍閥服務。中派沒有從這種兩難的選擇中找到出路，因此采取了抵制策略。

當然，也有以安全為由勸阻孫中山北行，對此孫中山倒不以為然。

他說：

“汝等以大元帥視我，則我此行誠危險；若以革命黨領袖視我，則此行實無危險可言?！?/p>

共產(chǎn)黨內(nèi)也有一部分人是從不信任馮玉祥的角度出發(fā)，反對孫中山北上的。他們認為，馮玉祥并沒有進步軍人的表現(xiàn)，他的行為看起來只是個投機的軍閥，所以告誡孫中山，不可輕信軍閥，小心上當受騙。

雖然有這么多的不同意見，攪得孫中山猶豫不決，但是，對一心想統(tǒng)一中國的孫中山來說，馮玉祥的邀請，倒是給了他一個不肯放過的機會。

4、為何鮑羅廷支持孫中山北上？

所以他內(nèi)心深處還是傾向接受邀請，利用這個機會統(tǒng)一中國。鮑羅廷又在關鍵時刻開始發(fā)揮他的作用了。他力排眾議，促使孫中山北上。

當然他看問題的視角不同于孫中山。

他認為：

10月23日的政變及其后發(fā)生的事件給國民黨提供了一個登上國民革命斗爭大舞臺并成為大政黨的極好機會。

如不利用這一機會，不僅從策略上看是錯誤的，而且在一個長時期內(nèi)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會削弱國民黨。

鮑羅廷的意見得到了加拉罕的支持。

為了說服國民黨內(nèi)持反對意見的人支持孫中山北上，鮑羅廷利用國民黨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的機會強調(diào)：“對我們來說整個問題在于如何積極利用這些事件?！?/strong>

他說：

首先應該發(fā)表宣言，重申國民黨在各個問題上的立場，提出符合時局要求的口號，但這還不夠。以孫逸仙為首的國民黨代表團應該北上，在各地公開揮衛(wèi)自己的立場和口號。

吳佩孚軍隊的垮臺導致由國民黨的擁護者和還未完全下決心的馮玉祥組成了所謂的人民軍。我們所持的觀點是，這個人民軍要支持國民黨代表團采取旨在把中國所有民族力量團結起來的實際措施。

當然，我們也清楚地意識到，國民黨代表團在北方，在安福系、直隸派以及外國干涉者等的包圍之中工作是有危險的。但是我們可以冒這個險的，因為我們堅信這個包圍不會比在廣州工作的那種形勢更危險，何況他們未必能指責我們說國民黨是因為這種形勢而被消滅或削弱的。

經(jīng)過鮑羅廷的說服，國民黨中央政治局轉(zhuǎn)而贊同孫中山北上的意見。

正因為如此，后來有人撰文指出：

對于孫先生北上，在國民黨內(nèi)引起很大的爭論，而當時力贊其北行的，鮑羅廷之力居多”。

孫中山為了政治大局，毅然決定抱病北上。有跡象表明，此時孫中山已經(jīng)知道自己的病情及身體狀況。

因此，北上旅程啟動之前，他似乎是在與他的政府和追隨者作最后的告別。

臨行前他對蔣介石說：

“余此次赴京，明知其異常危險，將來能否歸來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為革命，是為救國救民而奮斗，又何危險之可言耶？況余年已五十九歲，雖死亦可安心矣！”

5、孫中山北上后的人事安排

同時，具有長期政治斗爭經(jīng)驗和高度歷史責任感的孫中山明白，自己北上之后將給廣州留下一個巨大的政治空間。

為了盡可能彌補這個空間，他在臨行前，對廣州政權和人事作出意味深長的安排。

首先，作為同商團軍沖突后的和解姿態(tài)。

他委任同資產(chǎn)階級有廣泛聯(lián)系的胡漢民擔任廣東省長，并指派他仍為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而北伐總司令譚延闿全權辦理北伐事宜，“北伐各軍概歸節(jié)制調(diào)遣”；并規(guī)定“北伐軍除北伐總司令外，不得設機關于后方”，“裁撤中央軍需總監(jiān)”。

這實際上是對北伐軍可能發(fā)生內(nèi)訌而作亂于廣州的預防。

其次，考慮到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在廣州人數(shù)的減少，孫中山明確規(guī)定“如開會不足法定人數(shù)時，應以常務委員會代行各事，將來提交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追認”。

另外，他任命許崇智擔任軍事部長，蔣介石任軍事部秘書，但“所有黨軍及各軍官學校講武堂，以廖仲愷為黨代表”。

孫中山還任命廖仲愷兼任農(nóng)民部長、楊匏安接替譚平山代理組織部長。

而“黨軍”概念的提出，以及任命廖仲愷為黨軍（軍隊)的總代表，表明孫中山“以黨治軍”的理念已經(jīng)形成，并且暗示他希望自己身后的國民黨能夠堅持這一理念。

這些應該歸功于鮑羅廷。

在臨行前的廣州一系列社會活動中，如11月7日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慶祝蘇俄十月革命7周年大會，孫中山反復公開申明他對三民主義原則的信念、他的政治理想，表達他對中國未來的信心。他一再談到對俄國的感激之情和對十月革命成功的贊賞。

他還特別留下手諭：

鮑羅廷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總要聽他的主張，你聽他的主張，要像聽我的主張一樣。

6、北上宣言的發(fā)表

孫中山北上的準備還包括安排和確定北上代表團的人員，起草和發(fā)表國民黨關于時局的北上宣言。

關于時局宣言，早在10月26日，孫中山就密電胡漢民：

今遇北方變故，似不得不再發(fā)一度宣言，以重提前事，令各同志不致因變而亂步驟。惟措辭論事當要應時，故望轉(zhuǎn)請汪精衛(wèi)同志來韶關議稿。

宣言初稿擬定后，10月29日下午，在廣東省長公署，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要“討論此后本黨對付時局方針暨先生入京以后，對于召集國民會議之主張及對時局發(fā)布政見之辦法”。

鮑羅廷參加了這次會議?！稌r局宣言》經(jīng)眾人多次討論，然后再修改，最后于11月10日由孫中山審定簽發(fā)，11月13日《廣州日報》公開發(fā)表了宣言的英譯稿。

宣言：

重中了國民黨在所有重大問題上的立場，提出了召開國民會議的口號。為籌備和召開國民會議，宣言提議召開一個預備會議。

《時局宣言》中的很多主張是鮑羅廷的重要意見。

1924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58歲的生日。廣州各界團體舉行了盛大的歡送孫中山北上的燈火晚會。

這天晚上，當兩千余人提著燈籠走過他面前時，他在心中默默地向人群告別。次日上午，孫中山開始了北上旅程。

不久，中共中央也改變了決定，轉(zhuǎn)而支持孫中山北上。

鮑羅廷向上級報告說：

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不久改變了自己的決定，因為以孫逸仙為首的國民黨代表團已經(jīng)啟程，再堅持自己過去的決定已毫無意義。中央決定參加在上海迎接孫逸仙的工作。

至于11月13日宣言中提出的口號，中央同意召開國民會議，但無論如何不同意召開預備會議。后來中央委員會又接受了預備會議。

7、鮑羅廷為何要陪孫中山北上？

11月13日，在熱鬧非凡的廣州大街小巷，鮮花彩燈點綴在各機關和學校門前。

一大早，孫中山與前來送別的廣州黨政軍三方主要領導人、政府官員以及自己的老朋友進行臨行話別。隨后，孫中山率領北上代表團(由孫夫人宋慶齡以及汪精衛(wèi)、邵元沖、陳友仁等20多個北上隨行人員組成)，在胡漢民、廖仲愷、伍朝樞等國民黨和廣州大元帥府要人們的恭送下，登上曾多次送他進出廣州的“永豐”號軍艦。

他們登艦時，軍樂大作、鞭炮齊鳴。

上午10時，“永豐”號軍艦鳴炮三聲正式起航，在蘇俄軍艦“沃羅夫斯基”號護送下，駛往香港。

自然，鮑羅廷也與孫中山一起登上了遠行的艦只。這既是他在廣州的總顧問身份使然，也有他身負莫斯科使命之必須。

以他是孫中山的顧問身份而言，他與孫中山一起北行的理由是充分的。

首先，孫中山北上是當時中國政界的一件大事，他代表中國南方到北京與控制中國北方的皖段、奉張以及馮玉祥新聯(lián)盟勢力進行談判，共同商討中國的政治發(fā)展大局，這本身就是一場特殊的重大的政治斗爭。

鮑羅廷作為孫中山的政治顧問，在廣州已經(jīng)工作了一年，熟知中國南方的各種情況，有他隨行和協(xié)助，孫中山就可以在當時中國這場所有政界要人的政治大聚會中應付自如，不致迷失政治方向。

其次，孫中山北上宣言提出的許多政治主張基本上是鮑羅廷的思想和意見，如武力與民眾結合，召開國民會議以及國民會議促進會等，要讓北上宣言的主張在北方各種反動政治勢力的包圍中得到廣泛宣傳和貫徹，有鮑羅廷親自陪同孫一起北上，效果自然更好一些。

再次，從孫中山這方面來講，鮑羅廷是他北上智囊團的重要人物之一，在處理召開國民會議等一系列事關中國統(tǒng)一的重大問題時，他需要鮑羅廷這個高級顧問的意見和幫助。

同時，鮑羅廷還要協(xié)助他處理與加拉罕商談歸還庚子賠款用作廣州教育費用等問題。

以他身負莫斯科使命而言，他也必須隨同孫中山北上。

一是中國政治局勢的變化，使在廣州已經(jīng)工作了一年的鮑羅廷，需要親自同加拉罕和其他在北方的蘇俄顧問商量他未來的行動，而孫中山北上正好給了他這個機會。

二是孫中山北上實際等于將自己置身在中國北方各種反動政治勢力的包圍之中。

為此，鮑羅廷既要與在北京的第一任蘇俄駐中國大使加拉罕一起應對瞬息萬變的復雜局勢，又要肩負類似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使命，密切注視孫中山的動向，防備他同帝國主義與軍閥達成任何妥協(xié)。

因為共產(chǎn)國際規(guī)定國共合作中的共產(chǎn)黨人的任務之一就是“反對國民黨同資本主義列強及其代理人——敵視無產(chǎn)階級俄國的中國督軍們的任何勾搭行為”，“以期將它和蘇維埃俄國的力量聯(lián)合起來，共同進行反對歐洲、美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

三是鮑羅廷此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孫中山仍然是他在中國擁有合法地位和權力的保障。

作為孫中山的高級顧問，鮑羅廷深知孫中山的身體狀況極為不妙，這將直接影響他在中國南方的工作和使命。對此、他必須十分關注。

送行的人，永遠記住了這樣一幕：

與宋慶齡一起站在永豐艦左舷上的孫中山，看起來顯得容顏消瘦，面色蒼老，他吃力地向岸上送行的人們揮著博士帽，寒風吹拂著他秋霜似的鬢發(fā)，不少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熱淚…

自此，孫中山隨艦永遠離開了他的故鄉(xiāng)，離開了他的根據(jù)地——廣州。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