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不是說過這樣一句話嗎，“我是誰？在這個偉大的民族面前我將要扮演什么角色？”我思索著那些已成過往的重大事件，以及那些正在進行著的更為重大的事件，并意識到一直以來我是那樣努力地去觸發(fā)某些事件的機關，推動某種進程的轉輪，而這些舉動已經(jīng)引發(fā)并將繼續(xù)引發(fā)這樣的效應。每當想到這些，我心中便深懷敬畏之情，這種感受難以言表。

——約翰·亞當斯1776年5月17日寫給

阿比蓋爾·亞當斯（Abigail Adams）的信

到1776年春天為止，英國軍隊與北美殖民地軍隊慘烈地相互廝殺已整整一年。萊克星頓1（Lexington）和康科德（Concord）的戰(zhàn)事只是一些小規(guī)模的沖突，而邦克山戰(zhàn)場注釋2卻成了一片血海，其中英軍傷亡尤其慘重，他們損失的一千多名將士幾乎占去了進攻兵力的半數(shù)。北美軍隊的陣亡者總計有數(shù)百人，不過這一數(shù)字還應該更多，因為這一數(shù)字不包括那些被遺棄在戰(zhàn)場上的傷兵，他們死于英軍清場行刑隊的刺刀之下，這些英軍士兵由于眾多戰(zhàn)友的離去而怒火滿腔。在倫敦，人們曾聽一位退休軍官說，要是北美軍隊再有幾次這樣的勝利，英軍就要盡數(shù)覆滅了。

在隨后的九個月里，在一場被稱作“波士頓圍城”（the Boston Siege）的馬拉松式的會戰(zhàn)中，喬治·華盛頓將軍注釋3指4揮的那支由兩萬民兵部隊組成的聯(lián)軍成功牽制了威廉·豪指揮的7000名英國守軍。對峙局面在1776年5月結束，華盛頓憑借安放在多徹斯特高地（Dorchester Heights）的大炮，迫使豪撤離該城，并由此獲得軍事主動權。阿比蓋爾·亞當斯目睹了英軍從佩恩山（Penn's Hill）附近駛離北美的場面?！澳憧梢钥吹接幸话倨呤嗨掖?，”她記敘道，“它們看起來就像一片森林?！痹谀菚r，人員混雜的民兵已經(jīng)被稱作大陸軍了，而華盛頓則早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戰(zhàn)爭英雄了。

除了這些戰(zhàn)事以外，還有英國海軍發(fā)動的幾次對新英格蘭沿岸城鎮(zhèn)的襲擊，以及由貝內(nèi)迪克特·阿諾德（Benedict Arnold）領導的1000名美軍進行的一次不成功的遠征，這支部隊能夠于隆冬時節(jié)穿越緬因州的荒野開路行進，卻在試圖攻占魁北克（Quebec）的英軍要塞時遭遇慘敗。盡管大多數(shù)軍事行動都只限于新英格蘭與魁北克境內(nèi)，但是沒有人能夠有理由否認，爭取北美獨立的戰(zhàn)爭（當時還沒有被稱作美國革命）已經(jīng)開始了。

但是如果你將鏡頭拉遠一些，將費城的大陸會議納入視野，那么這幅爭取獨立的圖景就會變得模棱兩可，非常奇怪。因為盡管戰(zhàn)場上的廝殺在不斷升級，但是該會議的官方立場卻仍然是繼續(xù)保持對英國王室的忠誠。會議代表們雖然還不至于否認戰(zhàn)爭的爆發(fā)，但是他們卻擁護“喬治三世（George Ⅲ）并不知道這場戰(zhàn)爭”這種奇怪的說法。[他們認為]那些撤離波士頓的英國軍隊不是國王陛下的軍隊，而只是“內(nèi)閣的部隊”，也就是說，英國政府內(nèi)閣的人在采取行動時沒有讓國王知道。

大陸會議里的每個人都知道這只是妄想般的捏造臆想，然而它卻也是非常重要的虛構說辭，它維持了殖民地與英國王室之間的聯(lián)系，并開啟了和談的可能。毫無疑問，托馬斯·杰斐遜心里隱藏著這樣的動機，因為他在幾個月后寫下了如下文字：“的確，出于謹慎的考慮，一個統(tǒng)治已久的政府不會因為轉瞬即逝的輕率理由而被改變；相應地，一切經(jīng)驗都顯示，人類更易于在邪惡能夠被忍受的時候去忍受邪惡，而不會通過廢除他們已經(jīng)適應的習慣來改進自身。”

也許有人會反駁道，北美軍隊中那些在邦克山戰(zhàn)場死于刺刀下的受傷的孩子已經(jīng)遠不是轉瞬即逝的輕率理由了。華盛頓自己曾經(jīng)透露，他一了解到戰(zhàn)場那種慘烈的情形，就對會議里的溫和派們失去了耐性，這些溫和派——這成了他最喜歡的說法之一——“仍然在想著用'和談’這道大餐來喂飽自己”。盡管華盛頓向部下們聲明了軍隊接受的命令是來自大陸會議——人民對軍隊的控制是會議不容置疑的信念之一——他卻不相信，除了北美獨立，還能有其他更為次要的事業(yè)可以讓他送這些勇敢的年輕人去為之獻身。對于他而言，對于軍隊而言，這就是“這項事業(yè)”的含義。雖然華盛頓在費城的上司們在愛國的道路上已經(jīng)落后于他，但是他直言不諱地預測道，他們遲早會趕上來。

然而與此同時，在1775年最后幾個月里，北美獨立戰(zhàn)爭的軍事陣線和政治陣線并沒有結成一致的同盟。北美對于大英帝國的淫威的反抗實際上有兩種表現(xiàn)形式；對于英國議會對北美統(tǒng)治權的認定，北美人民的回應也由兩個中心所代表。由華盛頓統(tǒng)領的大陸軍已將北美的獨立視為必然結果，認為它只是對既成事實的合法化。而大陸會議則認為北美獨立是萬不得已的最后選項，由來自賓夕法尼亞的約翰·迪金森領導的溫和派們?nèi)匀徽J為，獨立是一種自殺行為，需要不惜一切代價來避免。

形勢在當時就很明顯了，人們回過頭看也只會發(fā)現(xiàn)，它隨后也只是變得越來越明顯而已。英國政府內(nèi)閣的策略顯然打算利用兩種立場之間的鴻溝，其方法是提議對大英帝國進行局部重組，給予北美殖民地一部分對自身內(nèi)部事務的控制權，而作為回報，北美殖民地需要重新對國王宣誓忠誠。兩年以后，英國政府內(nèi)閣也確實提出過這樣的方案，但到那時已經(jīng)太晚了，有太多的人已經(jīng)死去或將抱殘終生，有太多的婦女已經(jīng)慘遭蹂躪，有太多人的生活已經(jīng)被永遠地改變。除了北美徹底的獨立已別無他途。

事情為何會發(fā)展到如此地步？作為一份全面的歷史記錄，需要花費大量的篇幅來回顧在當時已經(jīng)持續(xù)十多年的憲制爭端（constitutional arguments），那場爭端要從1765年的印花稅法案注釋4（the Stamp Act）講起。而更為簡潔的政治歷史的解釋則會將這項憲制爭端的核心視為關于統(tǒng)治權問題的沖突。英國方面的基本論點由英國偉大法學家威廉·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清楚而有力地提出，在他的《英格蘭法律評論》（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1765）中，他以最權威的口吻堅定地聲稱，在每一個國家都應該有“一個至高無上的、不可抗拒的、絕對的、不受控制的權威，該權威擁有主權權利（jura summi imperii），或者說是統(tǒng)治權權利”。在大英帝國，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威就是議會。一旦你接受了這個論點，按照其邏輯必然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議會擁有向北美殖民地征稅以及為它制定法律的權力。

殖民地人民反駁了這種法律上的解釋，他們用那條半神圣的輝格黨注釋5原則來審視自身的情況，該原則認為，在沒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況下，不得對任何英國公民征稅或是要求他們服從法律。由于北美殖民地人民并未在議會取得代表席位，因此議會通過的法令對他們沒有效力，他們只需要遵守他們自己的殖民地議會通過的法律即可。

到18世紀70年代早期，這場爭端在邏輯上和法理上都已經(jīng)陷入僵局，兩種關于大英帝國的對立觀點被迫持續(xù)共存：具有濃重大英帝國色彩一方的觀點認為，北美的統(tǒng)治權在英國議會手中；而支持北美的另一方的觀點則認為，當?shù)厝嗣竦耐獠攀亲罡镜闹攸c，統(tǒng)治權在各個地區(qū)自己手中，所謂共同的北美殖民地聯(lián)盟只是對于英國國王而言。英國模式的構建受到了過去的歐洲帝國（主要是羅馬帝國）的啟發(fā)。北美模式?jīng)]有任何過去的先例，但它卻預示了一個世紀以后的英邦聯(lián)（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在1774年，英國政府認為這種僵局已經(jīng)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同時為了回應在波士頓港發(fā)生的被稱為“茶黨事件”6（the Tea Party）的惡意破壞行動，英國政府決定在馬薩諸塞實行軍事戒嚴?；叵肫饋恚@可是一項至關重要的決斷，因為它將憲制爭端轉變成了一場軍事沖突。這場沖突正好緩和了關于大英帝國的兩種對立觀點，即這個帝國的形成或是基于脅迫，或是基于共識。

但是在那個時候——1775年初——來自大西洋兩岸的聲音呼吁謹慎行事，雙方都充分意識到如果開戰(zhàn)他們將得不償失，并且他們都竭盡全力要不惜一切避免戰(zhàn)爭。

在英國這一方，關于改變路線的爭論來自議會中最杰出的兩名成員。在上議院注釋7中，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Earl of Chatham）這位公認的為英國在法印戰(zhàn)爭8（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中贏得勝利的人物，當仁不讓地成為意見領袖，并挺身譴責將沖突軍事化的決定。他建議英國軍隊從波士頓全面撤離，認為這些軍隊只是火藥桶，將會引發(fā)導致戰(zhàn)爭的煽動性事件。英國政府應該通過談判謀求政治解決，以確?！八麄兊呢敭a(chǎn)的神圣性不受侵犯，并且仍然處于他們的支配之下”。皮特認為，北美殖民地十分珍貴，萬萬不能失去，英國政府應該聽取忠告，給予北美殖民地人們所要求的一切。

來自下議院9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多次發(fā)表同樣的觀點，盡管他強調的重點顯露出輝格黨的價值觀。他認為北美殖民地人民擁護——甚至是強行地推行著——英國內(nèi)閣政府所提倡的價值觀。在伯克看來，北美人民在這場爭論中扮演著更具優(yōu)勢的那一方，如果接下來爆發(fā)戰(zhàn)爭，他們很可能會贏。政治智慧的精髓就在于，要避免這樣一場戰(zhàn)爭，以及它所引發(fā)的令人痛苦的后果。

皮特和伯克是最能言善辯、最受尊敬的兩位議會成員。在1775年初，他們的言論一起給予了英國內(nèi)閣警告，他們認為內(nèi)閣正在走向一場不明智、不必要并且也可能難以取勝的戰(zhàn)爭。

來自大西洋另一端的聲音同樣建議謹慎和妥協(xié)。在大陸會議內(nèi)部，大多數(shù)溫和派代表來自中部注釋10的幾個殖民地，主要是賓夕法尼亞和紐約。至少因為兩個原因，這種情況造成了很大影響：首先，英國政策的憤怒矛頭明確指向的是馬薩諸塞，盡管費城和紐約的居民覺得有義務與他們在波士頓的兄弟們同仇敵愾，但是這種感情并沒有轉化為那種能夠引領他們渡過困難的深淵、走向北美獨立后的新世界的決心；其次，比起新英格蘭，中部殖民地的人口在種族構成上、政治上以及宗教信仰上都更為多樣化，更像是一鍋各類人口的大雜燴，其中德國人、蘇格蘭－愛爾蘭人、法國胡格諾派教徒與貴格派精英共生共存，這種現(xiàn)象激發(fā)出的社會效應使得“和平共存”的寬容原則受到普遍重視。

結果就是，北美的政治氣候，就像地域性的季節(jié)氣候一樣，在哈德遜河西南方總是要溫和一些。如果揮之不去的加爾文教派殘余賦予了像約翰·亞當斯這樣的新英格蘭人一種鋒芒，那么中部殖民地的杰出領導者們就更像是那些掠過激流表面的圓滑石頭。因此，只是從波士頓來到了費城，本杰明·富蘭克林就能夠自我塑造成為擁有和善平靜品性的典范人物，這絕對不是偶然。

大陸會議中這種溫和心態(tài)的典型就是約翰·迪金森。無論在生理上還是在心理上，迪金森都是亞當斯的反面：高大、瘦削，膚色略顯蒼白，沉穩(wěn)謹慎的舉止風度傳達出他對于自己在貴格派精英中的地位以及他在倫敦四法學院11（the Inns of Court）所受法律教育的自信。早年所體驗過的英國社會的世界主義景象，讓他確信大英帝國是一個由共同利益與相互好感所聯(lián)系起來的、橫跨大西洋兩岸的大家庭。亞當斯將英國議會向殖民地征稅的企圖視為英國旨在奴役他們的有計劃的陰謀；與亞當斯不同，迪金森相信，這些強制性措施只是暫時的失常，只是一次家庭的內(nèi)部爭吵，是航船之下終會平息的波濤。

在這場帝國危機的最初幾年里，迪金森也許是帝國內(nèi)部最杰出的殖民地權利擁護者，這主要是因為一套名為《賓州農(nóng)人信札》（Letters from a Pennsylvania Farmer）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認為，英國議會不僅缺乏向殖民地人民征稅9的權力，并且也不能為了增加稅收而操控殖民地貿(mào)易。與亞當斯一樣，他通常被認為是北美一方最引人注目的法制思想家，因此1774年他當選大陸會議代表也只是預料之中的事情。

但是，亞當斯相信，否定英國議會的權力一定會不可避免地使北美走上脫離大英帝國的道路；而迪金森則堅信，一定存在某條中間道路，它既能保護殖民地權利，又能避免北美獨立，他認為北美獨立是一條極其危險的道路。英國肯定不會允許北美和平地脫離帝國，這意味著一場戰(zhàn)爭，而在這場戰(zhàn)爭中美國沒有希望獲勝：

我們未曾深刻地品嘗過那名為“戰(zhàn)爭之運”（Fortune of War）的酒杯中的苦澀滋味。一場慘烈的戰(zhàn)斗輸?shù)袅恕膊≡诓贿m應營地封閉生活的軍隊中肆虐開來……南部殖民地黑人奴隸起義的危險……不時閃現(xiàn)的分裂思想……錯誤的期待與自私的計劃在現(xiàn)實中也許只會對我們不利。

這并非不切實際的想象（實際上，迪金森所預見的一切后來都發(fā)生了）。于是，出于種種理由，人們需要尋找一條除了獨立以外的走出這種兩難境地的道路。所以，雖然迪金森堅定地支持著馬薩諸塞被圍困的人民，并且還為大陸軍募集錢財和人手，然而他最贊許的方案，還是組建一個和平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將前往倫敦，并通過協(xié)商達成某種明智的妥協(xié)。

盡管這樣一個委員會未能得以組建，但是迪金森的妥協(xié)思想的大體要旨已經(jīng)相當清楚了。[他認為]英國內(nèi)閣將會承認殖民地議會所有征稅和立法行為的主權。而殖民地人們將自愿地服從英國議會對殖民地貿(mào)易的管制，這種管制不是為了增加稅收，而是為了確保殖民地與大英帝國之間特別的商業(yè)關系。殖民地人民還需要公開表明他們對國王的忠誠，以及繼續(xù)接受國王庇佑的愿望。這實際上等于回到了先前1763年時的狀態(tài)注釋12，那時英國內(nèi)閣也曾試圖強制推行帝國錯誤的改革。

只要這場帝國危機停留在法制沖突的階段，迪金森的妥協(xié)思想就會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這的確也明顯是伯克和皮特等英國政治家樂意擁護的方案。但是1775年4月的戰(zhàn)事一打響，從法制沖突到軍事沖突的轉變就永遠改變了雙方的政治走向（邦克山戰(zhàn)役之后更是如此）。大西洋兩岸的溫和派被清掃出了這場爭斗，而最顯而易見的妥協(xié)就是戰(zhàn)爭的傷亡。

亞當斯認為，在這種新的形勢中，迪金森堅持和解的思想是錯誤的，更是讓人氣憤的?！斑@位有著非凡運氣與游說才能的人的名聲是如此如雷貫耳，他讓我們的全部事業(yè)蒙上了一層愚蠢的色彩?！彼诮o友人的一封信件中如此嘲諷道。當后來英軍截獲了這封信并設法將它出版的時候，亞當斯備感尷尬，盡管他仍然堅持對朋友宣稱，所引起的爭議只會暴露迪金森那些不斷幻滅的愿望的無濟于事。因為迪金森溫和的解決方案完全是指望著會有一位能夠接受和解的國王，而1775年末和1776年初的一系列事件最終表明，喬治三世（George Ⅲ）沒有任何興趣去扮演這樣一位國王的角色。

許多年以后，當約翰·亞當斯被問及“對于推動大陸會議關于獨立的議程中誰的貢獻最大”時，許多提問者原本以為，亞當斯會先謙虛一番，然后將這份榮譽歸于自己。但是他卻饒有興致地將這個獎項頒發(fā)給了喬治三世，這著實讓大家吃了一驚。毫無疑問，他所指的是1775年8月發(fā)布的皇家宣言，以及隨后國王在10月對上下議院的演講。

顯而易見的是，喬治三世被關于那場事后被稱為“毀滅性的勝利”的邦克山戰(zhàn)役的報告所震驚，這使他確信，北美殖民地發(fā)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經(jīng)超過了可以用戰(zhàn)爭以外的政治手段解決的臨界點。所以他宣布，殖民地人民正處于叛亂狀態(tài)，并且已經(jīng)不在他的保護之下。隨后，他凍結了大英帝國內(nèi)所有的北美殖民地資產(chǎn)，讓所有英國港口向北美船只關閉，并敦促派出一支特遣部隊以給予剛剛興起的叛亂致命一擊。除了2萬名英國正規(guī)軍，他還下令招募了1萬名雇傭軍，這些雇傭軍有的來自俄國，有的來自德意志各諸侯公國，這些公國有著按照腓特烈大帝注釋13的嚴格傳統(tǒng)訓練出來的專業(yè)士兵。當關于這一新近出現(xiàn)的先發(fā)制人行為的消息傳到北美時，亞當斯忍不住以他那一貫的不屑語氣對此進行了一番評論?！巴ㄟ^從國外不斷傳回的情報，”他在給友人的信件中這樣寫道，“我們越來越能夠確信的是，一種邦聯(lián)組織將會形成，它將與那些頭戴冠冕的君主和那些反對人性的歐洲傻瓜們并立。”

到新年伊始的時候，喬治三世的一意孤行已經(jīng)斷送了大陸會議中溫和派的和解計劃。因為溫和派將他們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一位明智而友善的君主身上，這樣一位君主對北美臣民的父母般的關懷最終會讓英國內(nèi)閣和議會中的主戰(zhàn)派們恢復理智?，F(xiàn)在喬治三世已然表明，他也許就是英國政府中最積極的戰(zhàn)爭擁護者。國王自己采取了主動，而他的朝臣們也立即在他的身后列隊支持。當溫和派們還在忙著阻止任何宣告北美脫離大英帝國統(tǒng)治而獨立的行為時，喬治三世實際上已經(jīng)發(fā)表了他自己要“脫離”北美而“獨立”的宣言。

對于政治和解這一愿景最后的一擊——鑒于倫敦方面?zhèn)鱽淼南?，這幾乎算是致命一擊了——以一本長達50頁的小冊子的形式出現(xiàn)了，這本由某位匿名作者所寫的、名為《常識》（Common Sense）的小冊子出現(xiàn)于1776年1月?！冻ＷR》一書的文體和內(nèi)容都很切合它的題目，因為它是用人們習慣的日常語言寫成，既通俗易懂又令人振奮，它直接使用了小酒館和咖啡店里的普通美國百姓交談中的用語，在這些場合中，復雜的憲制爭端被“一座島嶼不能統(tǒng)治一片大陸”這種更為直白的斷言所替代?！冻ＷR》也是對君主制本身的正面攻擊，它調侃了“國王直接與上帝說話”這種荒謬的說法，將王室群體形容為一群強盜，并且它還將“喬治三世對他的北美臣民會有哪怕那么一點點的關懷”視為天真的幻想，或者說將之視為所有有責任感的公民都應該從中清醒過來的一場迷夢?！冻ＷR》出版的時機非常到位，因為它提供了一封指向英國王室，特別是喬治三世的總起訴書，而此時喬治三世計劃發(fā)動大規(guī)模入侵的消息正開始在美國報刊中流傳開來。這本小冊子因其文體、內(nèi)容和出版時機而造成轟動效應，短短三個月內(nèi)就售出了15萬冊。

最后浮出水面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39歲英國男子，當時他僅僅從兩年前才開始在費城居住。潘恩的出身背景并無任何優(yōu)勢使他有可能躋身偉大人物之列。在劉易斯（Lewes）14和倫敦時，他作為店主、丈夫以及緊身內(nèi)衣生產(chǎn)商都很失敗，作為倫敦貧困工人階級一員的經(jīng)歷讓他心里對英國社會的不公正有著深刻的認識。至于他光彩奪目的文體風格，則是像美女的美一樣，是與生俱來的上帝的恩賜。由于沒有人聽說過潘恩，加上約翰·亞當斯是最引人注目、最坦誠的北美獨立倡導者，一開始亞當斯被當成了《常識》一書的作者?！斑@部作品讓我就像個無知嬰孩般難以望其項背，”亞當斯回應道，“我無法達到他的文體的簡潔有力，也不具有他的簡練優(yōu)雅或是具有穿透力的情感。”

《常識》也有一些地方讓亞當斯覺得有問題，主要是潘恩給出的一個方案，即在殖民地脫離英國統(tǒng)治之后建立作為合適政府形式的龐大單院制議會（a large single-house legislature）。潘恩抨擊亞當斯“更擅長于破壞而非建設”。但是由于殖民地仍然處于對它們與喬治三世及大英帝國之間關系的“破壞”階段，《常識》對于“這項事業(yè)”有著十分顯而易見的重要貢獻。在一定程度上，由于這本書的影響，到1776年春天的時候，支持宣告北美獨立的人在大陸會議中從少數(shù)發(fā)展為多數(shù)。中部殖民地的政治意見仍然不甚明了，尤其是紐約和賓夕法尼亞的那些親英派和溫和派家族。

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資格來對這個問題做出回答的人是約翰·亞當斯，他已經(jīng)成為大陸會議中激進派的領袖人物。而他本人看起來與這個角色并不相符。在1776年，當時的他已有41歲，他的牙齒已經(jīng)開始脫落，頭上殘存的頭發(fā)也正在一點點褪去。他身高5.6英尺（約170厘米），比他那個時代的大多數(shù)成年男子都要矮小，他的政敵們將他的矮小身軀比作一枚炮彈，最終給他貼上了“胖墩閣下”（His Rotundity）這樣的標簽。在他還是一位剛從哈佛大學畢業(yè)的年輕人的時候，他就開始記日記，在日記里他多次提到感覺有頭“憤怒的公?！痹谧约旱撵`魂里橫沖直撞。這些內(nèi)心的涌動暗潮會周期性地以戲劇化的情緒起伏的形式出現(xiàn)。在1764年他與阿比蓋爾·斯密斯結婚后，這種情況有所消退，但是從未完全消失，這也給他的朋友和敵人都留下了“他偶爾會失去控制”的印象。他將“平衡”（balance）奉為自己政治哲學的理想模式也絕非偶然，因為他將自己內(nèi)心感受到的斗爭激烈的情感投射到了這個世界之上，并且將政府當作一種平衡機制，這種機制可以防止派系沖突和憤怒失去控制。

亞當斯于1774年進入大陸會議，在那時他已經(jīng)確信，在大英帝國的計劃中已經(jīng)幾乎沒有留給談判或者和解的空間了。決定在馬薩諸塞實施軍事戒嚴的《強制法案》（the Coercive Act, 1774）的通過，已經(jīng)將他推上了走向獨立的道路，而一旦越過這個困難的障礙，他便再也沒有回過頭?！拔乙呀?jīng)破釜沉舟，”他回憶道，“無論是幸運還是不幸，無論是生是死，無論是成王還是敗寇，我都將與我的祖國同生共死，這是我不曾改變的目標?！?/span>

亞當斯要追求“這項事業(yè)”還為時過早，因為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他還在尋求著“事業(yè)”。畢竟，這只是一個年輕人，他還站在鏡子前練習著西塞羅15（Cicero）反對喀提林16（Catiline）的演說，還在不斷改善自己的肢體語言和面部表情以達到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效果。與大英帝國之間的法制危機提供了一個非常合適的機會，鞭策著他去追求超越自己的偉大事業(yè)，也召喚著他走出自己作為波士頓律師所擁有的那一方狹小世界，去迎接有著真正歷史意義的廣闊天地。他已經(jīng)在自己的頭腦中不斷試演著“北美的西塞羅”這一角色將近十年?，F(xiàn)在，在喬治三世的推動下，英國內(nèi)閣一幫無能之輩已經(jīng)將一個最終被命名為“美國革命”的劇本交到了他的手中。他也做好了擔任劇中主角的準備。

從一開始，他在大陸會議中就疏遠了那些溫和派同事，他告訴他們，他們對英政策的核心——建立在某種與英國議會的權力共享或某種國王的仁慈關照的基礎上的和解——不過是一種幻想?！拔以鴷灾岳恚苍涑盁嶂S，也曾拍案而起，痛批過這種致命的妄想，”他惋惜道，“但是曉之以理無法阻擋這股急流，冷嘲熱諷也難以緩和這場風暴。”在1774年和1775年的時候，溫和派在大陸會議中還是實際上的多數(shù)，對他們而言，獨立意味著與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開戰(zhàn)，這是不可想象的。而與他們相反的是，亞當斯回應道，無論結果如何，獨立是不可避免的?！拔覀冏罱K將會相信，這顆毒瘤生長得過于根深蒂固，”他預測道，“擴散太過廣泛，以至于沒有什么能夠治愈它，除了切除之外別無他法?！闭缢麑Π⒈壬w爾所說：“我們等待著一位彌賽亞……但他永遠不會到來?！?/span>

亞當斯承認他讓自己在很多同事眼中變得面目可憎，這些人將他視為一堆獨自燃燒的虛榮之火。這從未讓亞當斯感到困擾過，他帶著“舉世皆濁我獨清”的神情宣稱，他的不受歡迎正好提供了不言自明的證據(jù)來證明他所堅持的立場是有節(jié)操的，因為很明顯他并沒有在迎合大眾的意見。因此，他的孤立也展現(xiàn)了他的正直。最令他的對手們沮喪的是，后來的歷史事件一件件地都按照他的預言發(fā)生了——這也是為什么他會如此看重喬治三世，將他視為不可或缺的同盟——這也更加印證了他所宣稱的“知道歷史將走向何方”。

令人覺得諷刺的是，到了1776年春天，當事態(tài)按照他的預測接二連三地涌來的時候（即喬治三世拒絕了政治和解并傾向于采取戰(zhàn)爭手段，以及《常識》一書造成的轟動效應），亞當斯的言行卻開始變得更加謹慎。盡管他曾聲色俱厲地抨擊過主流意見，并且譏諷溫和派代表們令人絕望的幼稚，但是他卻擔心北美獨立運動不斷加速的步伐已經(jīng)大大超過了人們的理解能力。潘恩的小冊子的確曾為“這項事業(yè)”推波助瀾，但是它絲毫不清楚北美人民（尤其是中部殖民地的人民）是否已經(jīng)準備好與國王決裂。（亞當斯）這團先前的熊熊烈焰現(xiàn)在卻成了革命力量的謹慎管理者，他所致力于的不是加速這一政治進程，而是讓它放緩速度。北美殖民地正“以緩慢而堅實的步伐走向那場偉大的革命”——在關鍵的這一點上，他還是相當自信的——但是“揠苗助長的催促行為將會帶來不滿情緒，也許還會帶來動亂”。

盡管大家都知道亞當斯是一位脾氣火爆的激進派，但是現(xiàn)在他才顯露出他作為最罕見的野獸、保守的革命派的真正本色。他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北美從大英帝國的分離，但同時他也認為，要想取得勝利，就必須在北美人民中就革命達成公開的共識。在這種共識變得令人信服地清楚以前，大眾的觀念就需要達到“瓜熟待蒂落”的狀態(tài)。更重要的是，從英國殖民地到美國各州的轉變也必須自然而然地發(fā)生，不能留下創(chuàng)傷?！拔艺J為這是整個這項事業(yè)中最困難也是最危險的部分，”他警告道，“即要想出某種辦法，以讓人難以察覺的方式，讓各殖民地擺脫舊政府的統(tǒng)治并轉而對新政府報以和平的、令人滿意的順服。”他想要精心策劃一場革命——如果你愿意這么形容的話——并且由他自己親自來引爆。他對歷史的真誠的解讀并沒有起到什么作用，因為歷史證明，其他任何打算這么做的人中沒有誰曾取得過成功。

亞當斯將自己視為有責任感的革命派，在當時的形式下，這就意味著，在正式宣布獨立之前，北美殖民地就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政治體制。阿比蓋爾已經(jīng)預見到了這一問題，并提出了一系列尖銳的問題：“如果我們從大不列顛分離出來，我們將建立怎樣的法律體系？我們將怎樣組建政府以保留我們的自由權利？不受普通法管制的政府能夠變得自由嗎？誰來制定這些法律？誰能給予它們權力和活力？”因為除非是新的政治機構已經(jīng)存在，否則北美將會面臨擺脫了大英帝國的暴君統(tǒng)治卻換來本土的無政府狀態(tài)的危險。

在1776年整整一個春天里，隨著亞當斯將獨立的想法變得“成熟起來”，他將自己的所有精力集中在獨立后的美國政府的體制規(guī)劃上。他腦中所預見到的一系列符合時宜的事件將會確保北美殖民地從英國統(tǒng)治下的殖民地到穩(wěn)定的北美共和國的過渡?！案髦趁竦厥紫葘⒁恢抡J定所有政府權力都歸屬于各自的機構”；然后，在他們遵循著共和制的路線對自身的政治體制做出調整以后，“他們應該相互聯(lián)合起來，然后再確定議會的權力”。只有在這些步驟的每一步都完成了以后，才能做出公開的獨立宣言。盡管后來的歷史事件將給予這個井然有序的計劃以狠狠的嘲笑，但是它卻準確地反映了亞當斯內(nèi)心深處希望掌控這種由與英國當局斷絕關系引發(fā)的爆炸性力量的愿望。在一躍而起之前，各個殖民地需要知道它們將降落在何處。

接下來，各個殖民地的首要任務就是調整各自的政府體制以適應共和制的原則。因為亞當斯被視為大陸會議中憲制思想家的領袖人物，他被三個殖民地——北卡羅來納、賓夕法尼亞和新澤西——的代表邀請去出謀劃策。為了這件事情，亞當斯在3月末到4月初的這段時間里起草了三份章程。他后來決定寫出第四份章程并將它出版，以使各殖民地都能分享他所提出的這些意見。這份章程在4月22日的《賓夕法尼亞郵報》（Pennsylvania Packet）上以“關于政府的思考”（Thoughts on Government）的題目刊出。

盡管亞當斯將《關于政府的思考》僅僅當作一份“匆匆寫就”的“粗談淺論”，但是它卻代表著他提出了一個英國式的“混合制憲法”（the English“mixed”Constitution）的共和制版本。各州政府應由三個部分組成，即按照英國模式而來的執(zhí)法部門、兩院制的立法部門和司法部門。但是它不會設立通過世襲產(chǎn)生的君主，取而代之的是通過選舉產(chǎn)生的統(tǒng)治者，同時它也不會設立通過世襲產(chǎn)生的上議院，取而代之的是通過選舉產(chǎn)生的上議院或參議院——這明確聲明了，政治權利是從“人民”這一最初源頭自下往上流動，而不是從國王手中自上往下流動。

他也特別強烈地反對托馬斯·潘恩在《常識》中提出的能夠以最純粹的方式代表“人民”意愿的龐大單院制議會的方案。對于亞當斯而目，“人民”是一種非常復雜的、有著多種聲音和多副面孔的東西，它需要被分散放入不同的機構之中。他認為，潘恩相信一個和諧而同質的大眾集體的存在，這不過與有的人相信能有一位英明神武的君主存在一樣，都是一種妄想。亞當斯的公式中蘊含著兩個互有重合的原則的早期雛形——制約平衡原則與三權分立原則——這兩個原則將成為11年后的邦聯(lián)憲法的核心特征。

要建立一個共和制國會有許多種可能的模式可供選擇，亞當斯很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點，而他在《關于政府的思考》一文中提出的模式也不應該被奉為金科玉律。不同的殖民地有各自不同的歷史和不同的傳統(tǒng)。每個殖民地應該從《關于政府的思考》中汲取最適合自己的政治經(jīng)驗的思想，在一切可能的情況下對舊的制度進行共和制改造，以使人們感受到的變化最小化，并最大限度地保證延續(xù)性。

為了實行亞當斯為新的國家體制提出的方案，以取代由英國國王的權威所批準實行的殖民地體制，大陸會議在5月12日一致通過了一項正式的決議。亞當斯將它形容為“北美大陸有史以來做出的最重要的決議”。三天之后，他又為它添加了一篇序言，這篇序言從形式和內(nèi)容兩個方面讓這項決議朝著獨立邁出了很大一步。

這篇序言首先歷數(shù)了對國王的一系列不滿，著重強調他回絕了殖民地人們要求他就這些不滿做出改正的請愿，然后提到了他決定集結“舉國之兵力，并求助于他國的雇傭兵，以準備摧毀這些殖民地善良的人民”（大陸會議有文件暗指國王是這場沖突中的同謀犯，這是第一次）。接下來序言中提到的是，所有的英國法律“以及國王之下的各種權威都應該完全被取消”，而聯(lián)合起來的殖民地人民應該用自己創(chuàng)設的政府去填補這個空白，“依靠殖民地人民的權力而運作的政府的目的是保護其內(nèi)部的和平、美德和良好秩序；以及為了保護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chǎn)不受他們的敵人的惡意侵害和殘酷剝奪”。

亞當斯立即意識到，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情發(fā)生了。兩天以后，也就是5月17日，他寫信給阿比蓋爾，信中洋溢著自豪感，因為他剛剛為自己在歷史的記錄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摩西不是說過這樣一句話嗎，“我是誰？在這個偉大的民族面前我將要扮演什么角色？”我思索著那些已成過往的重大事件，以及那些正在進行著的更為重大的事件，并意識到一直以來我是那樣努力地去觸發(fā)某些事件的機關，推動某種進程的轉輪，而這些舉動已經(jīng)引發(fā)并將繼續(xù)引發(fā)這樣的效應。每當想到這些，我心中便深懷敬畏之情，這種感受難以言表。

在接下來的數(shù)年內(nèi)，亞當斯一直傾向于認為，5月15日通過的決議是真正的獨立宣言，而杰斐遜六周以后那篇廣為人知的宣言只不過是事后儀式性的補充。實際上，閃電在5月就已經(jīng)降臨大地，7月里那一紙公文不過是收尾的雷聲。這場關于作者身份的爭論，這場關于誰在推動殖民地“破釜沉舟”上有貢獻的爭論，曲解了1776年暮春時分業(yè)已存在的政治形勢的復雜語境。亞當斯的觀點肯定是對的，他認為，5月15日通過的決議是走向獨立的重要一步，而在投票之前大陸會議中就此進行的激烈辯論則表明，代表們很清楚，一旦通過這項決議，就不會再有回頭路了。而來自紐約和賓夕法尼亞的代表投出的否決票也表明，獨立事宜在大陸會議內(nèi)部仍然是富有爭議的。

稍作回顧就能發(fā)現(xiàn)，當時的政治危機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沒有退路的地步。十年以來（1765-1775），北美殖民地人民被卷入了一場與英國議會的憲制斗爭中，從最初反對英國議會向他們征稅的權力，一直到最終徹底反對英國議會為他們立法的權力。這種對立情緒在1775年春天的爆發(fā)，改變了這場憲制爭端的政治走勢，使得與國王的聯(lián)系成為與大英帝國最后殘存的唯一聯(lián)系?，F(xiàn)在，喬治三世富于敵意和侵略性的舉動使這一殘存的聯(lián)系變得岌岌可危，有效地斷送了“通過談判取得政治和解”這一想法的任何現(xiàn)實可能性。這樣看來，5月通過的決議與7月發(fā)表的著名宣言，都是對一場不可談判的政治危機在話語上做出的回應，這場危機早已經(jīng)從倫敦和費城的外交談判桌轉到了戰(zhàn)場上，而這一戰(zhàn)場就在紐約。在4月的時候，華盛頓就將大陸軍調遣到了那個地方，因為根據(jù)預測——事實證明這一預測是準確的——英國的進攻將發(fā)生在那里。軍事事件催生著相應的政治決定。

話雖如此，5月15日通過的決議也有特別的地方，它在一個重要的方面與杰斐遜后來的宣言不同。因為它不僅僅是對于大英帝國權威的拒絕，而且是對于創(chuàng)立新政府以取代不合理的英國統(tǒng)治這一需要的肯定。在這個意義上，它也鼓勵著人們公開地宣布，一個獨立的北美共和國，或者說是共和制聯(lián)盟，應該是什么樣的。亞當斯有理由滿懷信心地認為，原先的殖民地將會在獨立的召喚下聯(lián)合起來，并且遵照他所提議的路線起草新的憲法。然而除此之外，他也擔心自己已經(jīng)揭開了潘多拉魔盒的蓋子，擔心那些最狂熱的獨立支持者將試圖落實一份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行動日程。他只能屏息以待，但是他有理由害怕獨立戰(zhàn)爭會在事實上成為美國革命。

那種害怕是有事實根據(jù)的，它深深地植根于那場亞當斯及其愛國同人們與英國議會爭論了十多年的憲制爭端所固有的邏輯之中。在這場爭端的核心問題上，殖民地一方的論點堅持認為，除非是得到被統(tǒng)治者的認可，否則所有的政治權力都是專制的、非法的。一旦這種認可被任何名副其實的共和國確立為自己不容置疑的本質，它散發(fā)的光芒就會傳遍四方，照亮北美社會的許多陰暗角落。這些角落里的群體能有足夠的理由宣稱，他們的權利在沒有得到他們同意的情況下被否定了。

奴隸制是對萌芽中的美國革命所宣稱代表的一切的最明顯否定。要忽略掉以下事實是非常困難的：北美人口的20%（也就是大約50萬人）是非洲裔美國人，這群人中的整整90%是奴隸，而這些奴隸大部分又都住在波多馬克河17（the Potomac）以南。亞當斯數(shù)次收到請愿者們主張將這項引人注目的議題提上大陸會議議事日程的請求，這些請愿者宣稱，對這個議題的不重視將會暴露整個反抗英國暴君的事業(yè)的欺騙性和虛偽性。

一位來自弗吉尼亞的不知名請愿者最為直白地表述了這個問題：“將許多不幸的人束縛在專制的奴隸制中，這是不是與北美正為自身自由而進行的光榮斗爭不相符？這些不幸的人將會被催化成與他們現(xiàn)在的主人們最不共戴天的敵人?！眮啴斔箯囊晃粌H能讀寫、化名“人性”（Humanity）的賓夕法尼亞人那里收到過也許是最尖刻的請求：“這些非洲黑人是對我們做了什么，讓我們要將他們從他們自己的故鄉(xiāng)擄走，并讓他們服侍我們到死……？上帝不允許這種事情再繼續(xù)下去了?！?/span>

還有一個被剝奪了公民權利的更大群體，那就是整個女性群體，因為一旦結婚，她們就不能投票或是擁有財產(chǎn)。為女性權利請愿的頭號人物不是別人，就是坦誠率真的阿比蓋爾·亞當斯。1776年3月31日，在一封信息冗雜、涉及許多不同話題——波士頓天花肆虐的影響啊，她計劃在自家園子里種植的作物啊——的信中，阿比蓋爾在最后“順帶一提”（by the way）的部分（后來這成了美國信件中最著名的“順帶一提”）中袒露了自己的心聲：

順帶一提，在我提議你有必要去制定的法律體系中，我希望你能惦記著女士們，對她們能表現(xiàn)得比對你的祖先更為慷慨和討喜……要記住，只要有機會，所有的男人都能成為暴君。如果不給予女士們特別的關懷和照顧，我們將會挑起叛亂，并且不會再讓自己受那些不能讓我們表達意見或取得代表席位的法律的束縛。

這是亞當斯無法忽略的一份請愿。他以幽默的語氣做出了回復，他表示，阿比蓋爾的提議只不過是她作為淘氣的玩笑提出的?！叭∠覀兡行缘捏w系是不明智的，”他開玩笑地說道，“因為這種體系將讓我們完全拜倒在你們的石榴裙下?！边B珠炮似的質詢信件在布倫特里18（Braintree）和費城之間來往穿梭。在這些信中，阿比蓋爾承認她的確是在開玩笑，但是她也極其嚴肅地堅稱，她丈夫提出的關于反對英國議會專制權力的論點也深刻地暗示出在獨立的北美共和國中婦女的地位。“但是你必須記住，”她在最后一封質問信中總結道，“專制的政權就像大多數(shù)困難的事一樣……雖然有你們所有明智的法律和準則，我們將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僅要解放我們自己，還要使我們的主人們臣服，并且不使用暴力就將你們與生俱來的和法律賦予的權威扔在你們腳下?！?/span>

就在阿比蓋爾以婦女權利之名發(fā)起質詢兩周之前，《賓夕法尼亞晚間郵報》（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上出現(xiàn)了一篇評論。在這篇評論中，又一個被剝奪了公民權利的群體，也就是屬于勞工階層的工匠和技術工人，形容他們自己是“穿著皮革圍裙的男人”，并對長久以來針對投票所設的財產(chǎn)要求提出了抗議：“不是說每100個北美殖民地居民里就有99個是技術工人和農(nóng)民嗎？如果這些人因為他們財產(chǎn)的原因而不能參與他們的統(tǒng)治者或是政府的決策，那么這不是正好承認了英國議會的司法制度嗎？”

在過去的兩年之中，許多費城的勞工階層居民都積極地參與了各種掌控市政府的革命性組織和委員會。并非偶然的是，托馬斯·潘恩的到來給予了這一群體一種激昂雄辯的新聲音，這種聲音就針對投票所設的財產(chǎn)要求的明顯不公正性提出了自己響亮的口號。對于他們而言，公民身份不是只有那些富有的人才能享有的特權，而是每個成年男性都應享有的權利，是賦予他本人而不是賦予他的財產(chǎn)的。

在1776年4月，亞當斯收到過一封新罕布什爾杰出愛國人士詹姆斯·沙利文（James Sullivan）寄來的信，他在思想上與亞當斯相近。沙利文宣稱自己對亞當斯得出的結論感到吃驚，但是北美與英國帝國主義針鋒相對的論點的邏輯，讓他達到了一種在數(shù)年之前他還會感覺陌生的境界：“法律和政府建立在人民認可的基礎之上?！绻粋€人在社會中只是一個完全被放逐的角色，那么為什么他應該認可這個社會？除了那些封建時代所謂的律師，沒有人能回答。”

亞當斯已經(jīng)被阿比蓋爾以女性之名發(fā)出的連珠炮似的質詢弄得暈頭轉向，他只能提醒沙利文，他提出的將選民范圍擴大的方案將產(chǎn)生災難性的后果。“這樣下去將永無止境，”亞當斯警告道，“每個一無所有的人都將要求和其他人一樣，在所有國家議案中都發(fā)出自己的聲音?！鄙忱闹荒芑卮鹫f，是的，我們正在創(chuàng)造的是一個陌生的新國家，但是它是自然而然并不可避免地來源于北美人民所宣稱代表的那些共和原則。

后來的歷史讓我們知道，在幾個月的時間里，下一個世紀將會實現(xiàn)的整個自由主義進程被放進了政治商談中。這實際上是即將到來的精彩事件的一次預演。但是對于亞當斯而言，在這個事態(tài)白熱化的時刻中最引人注意的事，同時也是目前北美的行動日程上最重要的事，就是從大英帝國獨立。如果這件事失敗了，所有其他的政治目標都將成為毫無意義的白日夢。

盡管亞當斯著迷于對獨立運動進展的掌控，但他現(xiàn)在卻擔心那些獨立的殖民地兼殖民州注釋19在起草新憲法時可能出現(xiàn)的這些爭論會因另一項影響更為深遠的政治議題而降到次要地位，而這項政治議題將會使各地在核心的獨立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對于核心問題的首要威脅就是奴隸制，因為如果一旦它成為討論的話題，波多馬克河以南的每個殖民地都將重新思考獨立的事情。亞當斯相信，對于人們所期待的共和制北美國家類型的討論必須推遲到獨立戰(zhàn)爭勝利之后。在現(xiàn)在提及如此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就好像是騎手們在離賽馬終點線還有幾碼的時候讓馬停下以加入關于獎金數(shù)額的爭論。

但正是讓亞當斯深感驕傲的5月15日的決議，在本質上要求所有13個殖民地就獨立問題進行一次討論，而這樣的討論很容易受到關于未來獨立的北美共和國特點的不同意見的干擾。對于這種情況，亞當斯真的束手無策。因為到最后，冉冉升起的共和國只有一個辦法能夠解決這些棘手的問題，那就是將掌控的權力交給所有市鎮(zhèn)、鄉(xiāng)村和農(nóng)場的人民。對亞當斯而言，這實屬不易，因為他對于普通人的超自然智慧沒有抱有過幻想。通過自上而下的君主制模式，英國政府決定依靠發(fā)揮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來打垮北美的叛亂，他們正緊鑼密鼓地準備著橫渡大西洋，給北美送上致命一擊。而大陸會議則通過自下而上的共和制模式?jīng)Q定，就北美獨立及其內(nèi)容進行一場結果難以預料的全民公投。事情的進展的確變得更加混亂，但這也正符合殖民地人民宣稱自己所代表的那些原則。

因此，隨著夏天的臨近，所有這些革命的構成因素，就像拼圖的碎片一樣，紛紛到了各自的位置。喬治·華盛頓剛剛將大陸軍從波士頓調遣到了紐約，人們預測英軍的特遣部隊將會在那里發(fā)起進攻。一支將要橫渡大西洋的最大的艦隊，在海軍上將理查德·豪的指揮下，正在英國的數(shù)個港口集結；理查德是威廉·豪的哥哥，威廉本人正帶著七個兵團從哈利法克斯（Halifax）注釋20趕來，而阿比蓋爾·亞當斯在三個月前曾目睹這些兵團駛離波士頓港。所有殖民地的議會都舉行會議，修改他們的體制并發(fā)表他們對于獨立的意見。

只有約翰·亞當斯沒有行動，盡管眼看費城信使傳來的消息猶如山雨欲來，他的思緒已經(jīng)在內(nèi)心翻涌不止。在5月14日，一位不大知名的弗吉尼亞州代表托馬斯·杰斐遜與他站在了同一陣線。杰斐遜在藍嶺山脈21（Blue Ridge Mountains）山麓的山頂莊園照料完生病的妻子后再次走馬上任。盡管在那時杰斐遜并不知道——關于這一點，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但他卻是這副拼圖的最后一塊碎片。

注釋：

1、馬薩諸塞州小鎮(zhèn)，1775年4月18日晚美國獨立戰(zhàn)爭在此打響。

2、美國獨立戰(zhàn)爭初期，殖民地人民取得的一次重要勝利。1775年6月17日，15000多名大陸軍在查爾斯河對岸的邦克山頂住了波士頓港內(nèi)英國艦隊的炮擊，并給英軍造成2300人的慘重傷亡，但最后還是被迫撤離。

3、General按照軍銜來講是“陸軍上將”，但是譯文中按照常用譯法譯為“將軍”。

4、1765年英國議會通過印花稅法案，旨在對殖民地的各種印刷品征稅以增加財政收入，此舉有損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引發(fā)了雙方的持久沖突。

5、The Whig，英國政黨，產(chǎn)生于17世紀末，19世紀中葉演變?yōu)橛杂牲h；在北美的輝格黨也稱自由黨，后演變?yōu)楣埠忘h。

6、1773年12月16日，波士頓民眾為反抗英國殖民當局的高稅收政策，憤怒地把英國東印度公司3條船上的342箱茶葉傾倒在波士頓海灣，參加者被稱為茶黨（Tea Party），而這一事件也因此被稱作“茶黨事件”。

7、House of Lords，英國兩院制議會的上院，主要成員包括教士、世襲貴族、終身貴族（1958年后由首相任命）以及最高法院（英國最終的上訴法院）的法官，但從歷史發(fā)展來看其權力一直在不斷縮小。

8、1754年至1763年間大不列顛王國和法蘭西王國在北美的一場戰(zhàn)爭，其結果之一是法國割讓法屬路易斯安那的密西西比河以東部分給英國，這場戰(zhàn)爭確立了英國在北美東半部的控制地位。

9、House of Commons，英國兩院制議會中由普選產(chǎn)生的立法機構，擁有征稅和表決撥款給公共部門和服務機構的權力，是不列顛的主要的立法機構。

10、指當時英屬北美殖民地的中部地帶，并不是指這些殖民地位于整個北美大陸中部。

11、也稱律師學院，成立于中世紀時期，由林肯律師學院（Linconln's Inn，1422年）、中殿律師學院（Middle Temple，1501年）、內(nèi)殿律師學院（Inner Temple，1505年）、格雷律師學院（Gray's Inn，1569年）組成，但四所律師學院是互不隸屬的。

12、指1763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發(fā)布《1763年公告》（Royal Proclamation of 1763）。該公告實質上禁止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在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的地方購買土地或定居，但當時已經(jīng)有相當數(shù)量的人在這些地方擁有土地，所以此公告的發(fā)布成為美國獨立戰(zhàn)爭爆發(fā)的原因之一。

13、即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 von Preu?en, der Gro?e），普魯士國王（1740-1786年在位），在位期間實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軍事改革，所培養(yǎng)出來的軍隊具有強大的作戰(zhàn)能力和嚴明的軍事紀律。

14、在美國特拉華州。

15、羅馬政治家、律師、古典學者和作家。

16、即Lucius Sergius Catilina（約公元前108年-前62年），羅馬的陰謀叛變者。公元前63年他計劃刺殺執(zhí)政官西塞羅和其他對他有敵意的元老，卻被西塞羅發(fā)現(xiàn)了。兩天后在元老院的會議上，喀提林仍然照常出席。西塞羅當眾究責他，發(fā)表了他那在歷史上著名的演說?？μ崃痔岢龃疝q，但眾人的責罵蓋過了他的聲音。之后他成功逃脫，與他在意大利西北的同謀者及軍隊會合，但他在羅馬的黨羽則遭捕殺。

17、美國中東部河流，發(fā)源于西弗吉尼亞州阿巴拉契亞山脈。

18、在馬薩諸塞東部。

19、原文為colonies-cum-states，當時各殖民地的情況比較特殊，它們在獨立前名義上屬于大英帝國，但是卻有著各自的政府機構，而獨立后又沒有立即聯(lián)合在一起組建新的國家，因此各殖民地只是介于“地方行政區(qū)”和“國家”之間的存在，因此譯文在提到各殖民地時盡量只使用其名字，不使用體現(xiàn)獨立政治體意味的“州”。

20、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省會城市，位于大西洋岸的哈利法克斯港灣。

21、美國東部阿巴拉契亞山脈的一部分。從西弗吉尼亞州的哈珀斯費里附近向西南延伸，經(jīng)弗吉尼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后進入佐治亞州。

本文節(jié)選自《革命之夏：美國獨立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