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南京，因是原國民黨政府首都，雖然建國已經2年，此時的蔣介石也已退居臺灣，但因撤退匆忙，部分官員被迫滯留，加上蔣介石本身也有“卷土重來”的野心，所以留下一批“伺機而動”的特務分子。

中國共產黨為了徹底肅清“殘余勢力”，進而對全國開展了一場大型的“鎮(zhèn)反運動”。

而恰巧，此時群眾實名舉報了在南京街面上的擺攤攤販楊登瀛，揭發(fā)其是偽裝“攤販”實為“國民黨特務”。

數日后共產黨內部經過嚴密地調查獲悉，楊登瀛不是一般的“特務人員身份”，他是國民黨上海特務的一把手。

面對如此“罪大惡極”的危險分子，南京當局，火速對楊登瀛進行了逮捕，并且最終根據他的“犯罪情況”定性為死刑犯。

……

可能一開始楊登瀛也沒想到自己會被判死刑，所以并沒有過多控訴。

一直到楊登瀛從監(jiān)獄到刑場的路上，他才開始為自己即將“赴死”這件事焦慮起來，他有些著急地告訴負責押送的共產黨員：“我不是國民黨特務，我是共產黨?！?/span>

因見多了這種“臨到頭開始怕死”的囚犯，剛開始押送人員不以為意，以為他就是“狗急跳墻”，壓根兒沒搭理。

后來楊登瀛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知道不說不行了，于是他大喊一聲：“我是中國共產黨地下人員，陳賡和周恩來同志都可以給我作證，是否屬實一問便知，但如果你們貿然處決我，就真的是錯殺好人了?！?/span>

看著一身狼狽的楊登瀛，雖然心里有些犯嘀咕，但聽他如此的義正詞嚴，最終押送人還是將其帶回并將此事上報上級領導。

那么問題來了，一個在上海擔任“特務高官”叱咤風云10年的政治犯，真實身份真的會是“共產黨”嗎？

如果是，那么他國民黨一把手的身份又怎么解釋呢？

身份存疑的楊登瀛

這場擴散全國的“鎮(zhèn)反運動”因覆蓋范圍廣泛，舉報渠道參差不齊，所以確實不乏“漏網之魚”和“冤假錯案”。

但像這類情節(jié)嚴重的死刑犯，一般都是嚴格審查各項數據均屬實后才會行刑。

所以查閱相關資料就會發(fā)現，楊登瀛出任“國民黨上海特務一把手”的履歷可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893年，楊登瀛出生于廣東，青年時期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

1919年，學成歸來的楊登瀛即到上海日商做高級翻譯，因常往日本通訊社寄稿件而才情遠播。

1924年，楊登瀛受孫中山先生思想影響加入民國政府，次年與同鄉(xiāng)青幫老大楊劍虹交好，在楊劍虹的推薦下，楊登瀛認識了彼時擔任國民黨中統(tǒng)特務一把手的陳立夫，因留學經歷而成為一名日本通的楊登瀛，很快贏得陳立夫的好感。

1928年，陳立夫受命建立調查科，遂將楊登瀛升作副手，同年楊劍虹遇害，楊登瀛頂替其職位，成為國民黨在上海特務機關的最高領導。

1928年，在上海與英租界及法租界關系都處理得十分活絡的楊登瀛，在陳立夫的極力推薦下被蔣介石格外器重，親自授予上海特派員身份。

1931年，因被舉報“間諜身份”而被國民黨抓捕入獄的楊登瀛，被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的張道藩（受過楊登瀛恩惠）救出。

1934年國民黨將其恢復原職，新中國成立后未跟隨蔣介石退守臺灣，輾轉至南京，以“街面擺攤”為生至今。

一個堂堂國民黨高官，即便沒有跟隨蔣介石撤退臺灣，作為全國最早一批留學生，自然是滿腹經文才高八斗，再不濟也不需要去靠擺攤為生吧。

結合其種種怪異行為，很難讓人不去懷疑他就是蔣介石留下來潛伏在南京的特務。

而此時正值朝鮮戰(zhàn)場的陳賡根本無法直接聯絡，于是楊登瀛的身份一時間竟成為一個謎團。

周總理指示不殺，陳賡親自為其“平反”

因涉及中國中央領導層，南京當局也不敢隨意處置，只得致電中央請求核實情況。

而此時的周恩來正忙于統(tǒng)一指揮朝鮮境內的作戰(zhàn)工作，陳賡更是遠赴朝鮮戰(zhàn)場親自督戰(zhàn)。

最后只得到一個答復：具體情況需等陳賡同志回國后給出詳細書面說明。

收到中央這一指示后，雖然仍然無法確認楊登瀛的真實身份，但大概率應該就是如他自己所說的“我是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

于是，南京當局只得暫時將楊登瀛同志扣押，等待最終指示。

終于在數月后，陳賡從朝鮮戰(zhàn)場大勝回國，知道楊登瀛同志被誤判死刑的消息，趕緊寫信給南京當局。

并把楊登瀛同志于1928年—1931年期間，對我黨在上海當局的情報工作所做出的偉大貢獻詳細周密地書寫下來并不忘一再叮囑：善待楊登瀛同志，給予其應有的“待遇”。

直到收到陳賡同志的親筆手書，南京當局才了解到了楊登瀛同志“匪夷所思”、“扣人心弦”的雙面間諜身份。

原來，果真如他自己辯解的時候所言：他是國民黨特務高官不假，他也確實是“共產黨地下黨員”。

那他這些年又是怎樣一面當著國民黨特務高官，一面在國共兩黨之間“游刃有余”“左右逢源”的呢？

虎口謀食的“雙面間諜”

諜者歷史

看過古代戰(zhàn)爭史和諜戰(zhàn)片的人都知道，間諜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事。

在古代，間諜又叫“細作”，細是微，小，地位卑微，也有行事小心謹慎的意思；作是事情，作業(yè)的意思。

細作不屬于正面作戰(zhàn)人員，而是偷偷摸摸藏于幕后，故對間諜機構的人選比一般士兵的忠誠度，頭腦靈活度，緊急逃生能力各方面都更為嚴苛。

早在春秋末期，《孫子兵法》里就有對間諜的描述。

用間有五：

鄉(xiāng)間：利用同鄉(xiāng)關系做間諜；

內間：誘使敵方的人做自己的間諜；

反間：利用敵方間諜給敵人提供假情報，使敵人中計，或使敵人內部發(fā)生矛盾分化；

死間：制造散布假情報，誘使敵人上當，因一旦暴露難免一死又稱死間；

生間：偵察后能活著回來報告敵情的人。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

據說戰(zhàn)神孫武就特別重視間諜這個部門，可見其對行軍作戰(zhàn)的重要性。

歷史上比較出名的間諜機構主要有：

三國時候生性多疑的曹操，為了維護統(tǒng)治偵查國內官民設立“校事府”，專門窺探輿情。

明代朱元璋設置的錦衣衛(wèi)，后被朱棣改為東廠西廠。

清朝雍正皇帝的“粘桿處”也是比較出名的。

……

歷史總是不斷重復。

1928年國民黨建立了“中統(tǒng)”，由陳立夫統(tǒng)籌管理。

1938年又建立了“軍統(tǒng)”，由戴笠統(tǒng)管。

而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情報保衛(wèi)機構是1927年建立的中央特科，他的創(chuàng)建者是我國國家總理周恩來，科長顧順章。

這應該是少數的，由中央領導一把手親自建立長期統(tǒng)管的“特務機構”，由此可見共產黨對情報工作的高度重視，其政治地位基本高于任何一個朝代。

而該機構也“名副其實”“實至名歸”。

在周總理的統(tǒng)籌領導下，不論是國共內戰(zhàn)還是抗日戰(zhàn)爭等，都為前線作戰(zhàn)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沒有這個部門長期提供精密而準確的各個方面和層級的地方情報，新中國的成立也許會晚很多年，甚至鹿死誰手也不得而知。

眾所周知，間諜要么是敵方高官策反，要么是自身有比較強硬的能力或者關系可以打入敵人內部，而且接觸地方的官職越高，得到的情報價值越高，真實度越高。

所以培養(yǎng)一名“諜者”，往往需要付出很大的心血和長久的時間。

能夠當一個間諜本身而言也需要具備超強的“個人能力”，和超高的“心理素質”，以及不可置疑的“忠誠度”。

一般的間諜，比如說進入到敵人的軍隊里任職或者政治部任職，就已經是很不容易了。

但楊登瀛的角色卻是十分特別，他不是國民黨其他部門的官員臥底，而是情報科。

相當于他的身份是“雙面諜者”，又叫碟中諜。

而像楊登瀛這種，最后做到上海區(qū)特務科一把手的“高級人才”，可謂鳳毛麟角。

讓人不禁想起那個《偽裝者》中代號眼鏡蛇的“明樓”……

雙面間諜的諜戰(zhàn)生涯開啟之路

前文已經大致講到，楊登瀛在國民黨內部是如何“步步為營”最終官至上海特務一把手的。

而他和共產黨之間又發(fā)生了什么樣的故事，作為一個國民黨在上海區(qū)域“舉足輕重的大人物”，他又是怎么成為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的呢？

原來剛回國不久的楊登瀛在五四運動期間，與上海運動總工會建立了聯系，期間認識了中共工人運動負責人顧順章，后又結識了青幫老大楊劍虹。

而在日本留學期間，他就大量閱讀過馬克思共產主義書籍，對其治國理念和路線十分贊同。

1925年在陳立夫手下做副手期間，陳養(yǎng)山在國民黨中央交通局任職，因為長期和日本人打交道，所以陳養(yǎng)山主動結交了楊登瀛希望向他學習日語。

討論交流日語的過程，他們也會聊到一些對于共產主義的看法。

楊登瀛坦言自己不愿意與共產黨為敵，但工作原因時常被派去執(zhí)行“剿匪任務”，內心十分矛盾和掙扎。

在陳養(yǎng)山的引薦下，楊登瀛順利見到了時任中央特科科長的陳賡。

經過反復磋商和協商，他們一致認為楊登瀛：

經驗豐富，學識淵博，又有傾共傾向，對馬列主義也高度認可，關鍵是其在國民黨特務科擔任要職，非常符合周恩來同志一直想要尋找的“雙面間諜”的職務人選。

1928年楊劍虹因涉嫌貪污案身死，因楊登瀛高超的業(yè)務能力和精明的處事態(tài)度被陳立夫力薦給蔣介石，因此被蔣介石親自任命為上海特派員。

楊登瀛一躍成為上海特務一把手。

我黨即使內部經費緊張，依然為其購置一輛別克轎車，每月三百大洋補助。

就是為了讓其能夠更好地周旋在國民黨及英法租界內部，為革命事業(yè)提供有利情報，減少戰(zhàn)時傷亡。

碟中諜楊登瀛都辦了哪些大案

1929年，周恩來等高層領導應邀去白鑫家參加重要會議，周恩來因臨時有事未到，會議進行一半，就被中統(tǒng)科長帶隊將其全部抓獲——后發(fā)現白鑫叛變。

但礙于蔣介石貼心地保護，并承諾送其出國躲避，于是共產黨遲遲沒有機會下手。

直到后來楊登瀛出馬，引蛇出洞將白鑫的秘密行蹤提前告知周恩來，最后才將叛徒槍決告慰烈士英靈。

1930年周恩來的學生黃弟洪從蘇聯學成歸國，共產黨對其格外信任，準備派其前往江西就職。

但黃弟洪多年國外紙醉金迷的生活，已經被資本主義腐蝕，他謊稱要與周恩來見面，隨即將此消息致電蔣介石，準備讓蔣介石實施抓捕工作。

楊登瀛及時得到消息，讓周恩來虎口脫險幸免于難——他的情報救了我國總理周恩來的命。

1931年，中共特科科長顧順章叛變，作為中共特科核心成員之一，他對中共內部的“雙面間諜”楊登瀛可謂了若指掌，于是陳賡在撤離前火速告知楊登瀛，讓他同自己一同離開，但楊登瀛卻最終選擇留下來。

畢竟身為蔣介石欽點的上海特派員，他在國民黨業(yè)務科里是不可多得深受器重的人才，自己又一口咬定是被冤枉的，嚴刑逼供下硬是沒有透露一絲中共的消息，加上時任國民黨民黨中央組織部秘書的張道藩親自保釋，最終國民黨選擇將他無罪釋放，但出于謹慎考慮并未安排其繼續(xù)在特務科擔任要職，而是任命其為反省院副院長。

后來他和陳賡、周恩來，也最終失聯。

新中國成立后楊登瀛失去國民黨的官職，鑒于各種原因和當時的政治局面，他也沒有辦法再做之前的工作。

58歲風燭殘年的他，就只能在當地擺攤為生。

三年過去了，他沒有想過向國家開口邀功，也沒有想過自己晚年生活的困苦。

如果不是被舉報后逼不得已需要找陳賡證明清白，也許他永遠也不會再聯系昔日的戰(zhàn)友。

老首長沒有忘記我

1954年，楊登瀛接連兩次大病，家中積蓄早已花光，家里一貧如洗且欠下諸多外債。

當地政府考慮到楊登瀛的實際情況，給予了一定撫恤，但當時政府財政也有一定困難，所以對于當時楊登瀛的困難處境可謂是杯水車薪。

后期，楊登瀛全家已經到了每日三餐變成每日兩餐的境地，仍然是饑不果腹。

他不得已向北京的陳賡寫信，希望能夠得到老領導的幫助。

因當時國內正興起“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一番輾轉之下，最后才由羅瑞卿建議公安部同志南京市公安局，每月給予楊登瀛150—200元生活補助。

此后楊登瀛的生活才得到一定改善。

1956年，陳賡買了車票邀請楊登瀛夫妻到北京赴宴。

楊登瀛老淚縱橫地說：“首長沒有忘記我呀?！?/span>

帶著忐忑而興奮的心情，楊登瀛踏上了從南京到北京的火車。

再見老領導時，63歲的楊登瀛老人熱淚盈眶，一時間竟不知道說什么，只是一個勁兒地叨念著，感謝領導還記得我。

見到此情此情，陳賡也是內心五味雜陳。

遙想當初楊登瀛同志為革命事業(yè)做出的那些偉大貢獻，曾經還救過周恩來同志的命，對黨的貢獻，可謂是厥功至偉。

但奈何其雙面間諜身份太過特殊，在我國當時復雜的政治局勢下，未能給予相應的“功臣待遇”，只能由陳賡同志幫忙申請地方補助。

而楊登瀛也是十分理解國家的難處，不到萬不得已從不給領導添麻煩。

總理臨終前的最后囑托

1975年12月，周恩來總理病逝世前夕，把中央調查部負責人羅青長叫到床前，拖著虛弱的身軀，顫顫巍巍地說：“凡是為人民做出了好事的人，你們都不能忘掉，包括楊登瀛和冷少農。”

總理在彌留之際，將幾個秘密工作者的情況交代給了羅青長，讓他務必要為他們爭取到好的待遇，讓其安享晚年。

雖然此時的楊登瀛早已離世。

周恩來同志彌留之際仍對此事念念不忘，由此可見這件事一直是總理的“一塊心病”，才會在他老人家病逝之前“臨終托付”。

也許在總理的內心，對這些默默奉獻為國家做出巨大犧牲的“地下功臣”，是有些許虧欠的吧。

楊登瀛是國民黨高官這個身份是不假，且為世人所知。

他對于黨的貢獻和犧牲直到他被判處死刑時依然無從查證。

如果不是陳賡和周恩來的“救命信”，這位英雄就含冤而死了。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有很多像楊登瀛這樣的“紅色特工”。

他們有的幸運活到了新中國成立，有的在中途就被殺害。

即便僥幸活到建國，他們依然未能享有應有的待遇。

而他們直到生死的那一刻，依然不悔當初，因為他們等到了自己信仰實現的那天。

參考文獻：

臺海網—《冷靜謹慎的紅色特工們，只能將愛藏在文字里》

澎湃網—《【黨史縱覽】周恩來與保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