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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新中國開始了建國后的第一次“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1951年春，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一名國民黨的特務楊登瀛，此人曾擔任過國民黨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副院長，而且建國后始終沒有主動登記自首，經法院審理后，決定對此人處以重刑。 但此時楊登瀛卻提出：自己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曾為中共地下黨組織做過工作，時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陳賡可以為自己作證。 陳賡 此言一出，眾人皆驚，一個國民黨的特務，竟然曾經為黨服務過，這不是開玩笑嗎？但南京市法院還是本著嚴謹的原則，兩次給陳賡發(fā)函求證此事。 11月24日，陳賡給出了一個證明，里面說：“據我所知，此人確系1927年起即與我黨發(fā)生關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聯系，在此期間對黨貢獻頗大。” 陳賡的話證明了楊登瀛所言非虛，他也因此最終保全了性命。 但問題來了，楊登瀛明明是國民黨的特務，為什么又會在土地革命時期為共產黨提供幫助呢？他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 1893年，楊登瀛出生于廣東中山，他原名鮑君甫，早年曾留學日本，畢業(yè)于早稻田大學，精通日語，他在日本期間也讀過一些馬列主義的書籍，思想上受過不少觸動。 楊登瀛 1919年，鮑君甫回國，并在上海發(fā)展。他交游廣闊，與一些日本商人有經濟往來，和上海租界巡捕房政治處也很熟，再加上他文筆很好，經常為一些報社撰稿，很快在上海灘嶄露頭角，1924年，他加入了國民黨。 1926年，鮑君甫認識了共產黨員陳養(yǎng)山，他從不過問陳養(yǎng)山的行蹤，而且經常利用自己的關系為陳養(yǎng)山先去提供方便，在陳養(yǎng)山的介紹下，鮑君甫認識了沈雁冰、趙子昂、陳望道等中共黨員。 陳養(yǎng)山 1927年，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政變后，鮑君甫對此非常不滿，因此得罪了蔣介石，被抓起來關了幾個月，后來還是蔡元培出面，才將他保釋出來。 鮑君甫有個老鄉(xiāng)叫楊劍虹，此人是上海洋務工會的負責人，但思想上卻十分反動，兩人的關系一直不錯。1928年春，國民黨中央部調查科（中統(tǒng)的前身）成立，由陳立夫擔任科長，他和楊劍虹是好朋友，便任命楊劍虹為駐上海的特派員。 當時調查科剛剛成立，十分缺乏人才，楊劍虹很快想到了鮑君甫，是在上海從事反共偵察的理想人選，他決定讓鮑君甫當自己的副手，并向陳立夫推薦了他。 陳立夫 但這卻讓鮑君甫感到十分為難，他平時一直信奉“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所以才能到處吃得開。陳立夫他肯定是得罪不起，但如果真讓他去搞反共，那也是對不起朋友，而且共產黨的能人也很多，搞不好自己還會有性命危險。 鮑君甫經過考慮，把陳立夫讓他從事反共工作的情況告訴了陳養(yǎng)山，并誠懇地向他表示：自己愿意表面上接受國民黨的任務，在暗中幫助共產黨，并將自己了解到的情報及時向共產黨通報。 陳養(yǎng)山在和鮑君甫的接觸中，深知他雖然交友廣泛，但為人正直，可以信賴，于是把情況報告給了中央，周恩來知道以后，覺得這是一個打入國民黨特工高層內部的好機會，于是指示時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長的陳賡以后與鮑君甫進行單線聯系。 1928年5月，化名“王庸”的陳賡在霞飛路的一家咖啡館與鮑君甫進行了第一次見面，鮑君甫說了自己身不由己當國民黨特務的苦衷，陳賡表示自己非常理解他，并給了他一根金條，答應以后每個月給他300塊光洋。 在上海的陳賡 此后陳賡經常會向鮑君甫提供一些內部情報，但這一般都是中央下達的一些工作方針政策或對形勢的分析，而不是對某一項工作的具體指示，這也讓陳立夫更加信任和重視鮑君甫。 1928年8月，楊劍虹因涉及一樁貪污大案而自殺身亡，調查科更加重用鮑君甫，他很快成為了國民黨在上海特務機關的最高負責人，而鮑君甫為了紀念楊劍虹，也專門改名為“楊登瀛”。 陳賡為了方便工作，派中共黨員連德生和安娥（田漢的夫人）在楊登瀛身邊，連德生擔任楊登瀛的保鏢，實際上是黨組織與楊登瀛之間的聯絡員，安娥則擔任他的秘書。 楊登瀛和安娥 楊登瀛的工作非常出色，不僅為黨提供了大量的情報，而且營救了很多黨的重要人物，陳賡后來回憶起這段歷史時曾說：“當時國民黨在上海的特務機關，實際上掌握在我們手里?！?/strong> 1.營救羅亦農 1928年4月15日，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局原主任羅亦農在租界被英國巡捕房的偵探逮捕，陳賡推測一定是有叛徒出賣，于是馬上讓楊登瀛幫助調查。 羅亦農 楊登瀛接到任務以后，馬上利用自己在國民黨調查科的身份和英國巡捕進行溝通，很快得知叛徒就是羅亦農的秘書霍家新和賀治華夫婦，而且巡捕房將在4月19日把羅亦農移交給國民政府，如果不馬上營救，羅亦農很可能有生命危險。 中央特科馬上策劃了營救方案，但陳立夫擔心夜長夢多，怕到手的大魚又被共產黨救走，于是突然命令立即就地處死羅亦農，等楊登瀛知道這個消息以后，已經太遲了。 2.嚴懲出賣彭湃的叛徒白鑫 1929年8月24日，彭湃、楊殷等5人來到了時任中央軍委秘書白鑫的家里，以“打牌”為掩護，召開會議，但下午巡捕突然闖了進來，把彭湃等5人全部抓走。 彭湃 楊登瀛馬上進行調查，很快得知此事也是因為有人告密，而告密者就是白鑫，他早在一個月前就已經叛變，原因是他的一個親屬背叛革命，被發(fā)現后，由彭湃批準將其槍斃了，所以他一直懷恨在心。 8月28日清晨，敵人準備將彭湃等人從拘留所押往淞滬警備司令部，陳賡決定埋伏在預定的道路上，不惜一切代價去劫囚車，救出彭湃等人。但狡猾的敵人怕出現意外，竟提前幾個小時、改道押走了囚車，陳賡等人的營救失敗了。 8月30日，彭湃等人被秘密殺害于龍華警備司令部，楊登瀛經過調查，很快得知了白鑫的去向，他向陳賡報告：“白鑫就像不敢見天的老鼠，天天躲在家里，有一群保鏢護著，南京方面已給他一大筆錢，他將于11月11日去國外避難?！?/strong> 白鑫 陳賡于是在11月11日晚指揮人員埋伏在白鑫的家門口，晚上11點，白鑫在特務們的保護下，從家門口快步走向停在門口的汽車，還沒等他們上車，行動人員已經把他團團圍住，大叫“不許動！”但是他們的第一槍沒打中白鑫的要害，白鑫拔腿就跑。 但在遠處的陳賡對準白鑫就是一槍，成功地將他擊斃，然后迅速地帶領隊員們撤離了。 3. 嚴懲出賣周恩來的叛徒黃第洪 1930年4月，蔣介石的侍從室收到一封寫給蔣的信件。寫信的人是黃埔一期生、剛從蘇聯學習回到上海的中共黨員黃第洪，他在信中寫道，自己由于在在共產黨內不得志，準備投向國民黨。而且近期周恩來將要接見他，他在信中供出了見面的時間和地址，作為自己投靠國民黨的見面禮。 黃第洪 原來黃第洪在黃埔軍校期間政治思想表現不錯，被中共吸收入黨，從1925年底起，黃第洪一直在莫斯科工作。但他回國以后，組織上安排他去江西蘇區(qū)，但他不愿意過艱苦的斗爭生活，但在上海期間，他又被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嚇破了膽，對革命前途感到悲觀失望，于是就叛變了。 蔣介石收到信后非常高興，他馬上指示陳立夫辦理此事，一定要抓住周恩來，陳立夫又找到了楊登瀛，讓他具體經辦。 楊登瀛首先以國民黨中央特派員的身份約見了黃第洪，黃第洪見蔣介石果然很重視自己，非常高興，又向楊登瀛提供了一些情報，這也讓楊登瀛證實了黃第洪果然已經叛變。 周恩來決定將計就計，假裝答應和黃第洪見面，然后讓特科人員提前在目的地埋伏好，處決了黃第洪。 周恩來 事后周恩來曾感嘆說：“我方的黃埔老大哥不多，他們是很寶貴的。但是黃第洪叛變投降證據確鑿，如果手下留情，會后患無窮??！” 4.營救關向應 1931年4月中旬，化名為“李士珍”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關向應在上海的寓所里被捕，雖然他并未暴露，但巡捕房卻在他的住所里搜出了一箱文件，這無疑是一個定時炸彈。 陳賡馬上安排楊登瀛組織營救，楊登瀛于是登門拜訪英國巡捕，巡捕對關向應的文件非常感興趣，但苦于中文水平太低看不懂，他見楊登瀛來了，便馬上請他幫忙看看。 到了晚上，楊登瀛借口要把沒看完的材料帶回去加班看，英國巡捕毫不懷疑，一口答應了下來。楊登瀛回去后，把重要文件全部取出，又連夜將大量無關機密的學術文件放了進去。 關向應 最后楊登瀛對巡捕說：“被捕者是一位學者，抄出來的文件，都是學術研究資料，和共產黨沒有什么關系?！?/strong> 對方果然信以為真，認為關向應不是要犯，所以對他判刑較輕，后來經過營救，關向應順利被釋放，重新回到了工作崗位。 1931年4月25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并叛變，他掌握了黨在上海地下工作的大量機密，幸好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提前得知了這一消息，并馬上向中央進行了匯報。 顧順章 4月28日，陳賡約見了楊登瀛，告訴了他顧順章叛變的事，并對他說：“此地不能久留，我們在上海的機關大都已經轉移了，我也許也要離開上海，你快想辦法到外地去躲上一段日子。”說完便塞給了他幾根金條。 但楊登瀛卻拒絕了，他說：“我不是共產黨，可在這時候你還想到我，我真不曉得怎么謝謝你才好。現在正是你們需要大筆花錢的時候，這錢我不能要，你們的心意我領了。我哪兒也不去，就呆在家里！” 陳賡見他這么堅決，只好說：“萬一你被抓住了，顧順章咬住你，你也就反咬他，我們是不會忘記你這個朋友的！” 陳賡寫給楊登瀛的信 陳賡說得沒錯，顧順章叛變以后，果然把楊登瀛供了出來，但楊登瀛堅持什么都不說，在被囚禁了半年多后被放了出來。 此后國民黨給楊登瀛安排了一個首都反省院副院長的職位，但對他并不放心，一直安排人監(jiān)視他，他也從此風光不再。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楊登瀛留在了南京，等到南京解放以后，他已經非常落魄，只能靠擺煙攤來維持生活。 1952年11月，時任司法部副部長的陳養(yǎng)山得知楊登瀛的情況后，也寫信給南京市公安局局長，說明：“鮑君甫在大革命后對我黨的保衛(wèi)工作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救出了許多我黨負責同志，我與陳賡同志商量給鮑作些救濟，或想其他辦法幫助一下?！?/strong> 在陳賡和陳養(yǎng)山的證明下，南京市人民法院對楊登瀛進行了從寬處理。 1956年3月，南京軍區(qū)專程送楊登瀛來到了北京，他見到了陳賡、陳養(yǎng)山等老朋友，陳賡非常關心楊登瀛的生活，安排北京協和醫(yī)院給他裝了假牙，并贈送了他制服、皮鞋等物品。 此后在周恩來的關心下，楊登瀛當上了文史館員，南京市公安局也每個月給他發(fā)100元的生活費，使他能夠度過一個幸福的晚年。 “文革”爆發(fā)后，楊登瀛被打成“大漢奸”、“大特務”，被折磨得死去活來，但令人敬佩的是，楊登瀛始終堅決拒絕提供有關陳賡、陳養(yǎng)山的“黑材料”，表現出一個尊重歷史、敬畏歷史的人應有的可貴品質。 1969年12月19日，楊登瀛被折磨致死，終年76歲。臨終時他再三說：“我不是特務，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內奸。我到底算一個什么人，自己也說不清，但周恩來是知道我的……” 楊登瀛和妻子的墓 周恩來得知楊登瀛去世的消息后，感到非常愧疚，他專門托人去安慰楊登瀛的家人，并給他們帶話：“他的一生功大于過?！?/strong> 1976年1月，病重的周恩來已經進入彌留之際，他將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叫到了自己的床邊，向他提起了楊登瀛：“對這些在我們黨最困難時期幫助過我們的人，千萬不要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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