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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柏克其人 今天要給大家介紹的書，是英國18世紀政治家兼思想家埃德蒙·柏克的《法國革命論》。此書寫于1789年法國爆發(fā)大革命后的第二年，從它問世到今天已經(jīng)過去了近兩百三十年，柏克本人去世（1797年）也整整二百二十年了，可是這本書今天仍然是人們議論的對象，不但在狹小的政治學研究領(lǐng)域如此，時政界也不時有人拿它做文章。例如，美國的《國家事務》主編尤瓦爾·列文去年就寫了一本《大爭論》，討論柏克和潘恩這兩個冤家與當代左右意識形態(tài)之爭的關(guān)系。有意思的是，此書在美國出版的同一年，中譯本便問世了。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出，無論在美國或中國，柏克仍是一個能進入當下政治話題的人物。 柏克當年是響當當?shù)恼鳎朔Q輝格黨文膽，也是大眾諷刺漫畫里的常客。不過，與洛克或霍布斯不同，他并不是專門的理論家，寫下的文字也無明確的理論意圖。柏克能在政治學說史上占有牢固的一席之地，多半是因為這本《法國革命論》。不然他很可能像他的同僚——例如輝格黨巨頭羅金漢和諾斯——一樣，早被一般人所遺忘。柏克自我認同的身份是政治家，他的文字也大多與這個身份有關(guān)，所以在讀這本書之前，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他的生平。 埃德蒙·柏克一生大部分時間在倫敦度過，但嚴格說來他并不是英國人。1729年他出生在愛爾蘭都柏林的一個殷實之家，父親是律師，為方便執(zhí)業(yè)入了英國國教，母親則是羅馬天主教徒。1749年柏克從都柏林三一學院畢業(yè)后，遵從父命去了倫敦，就讀于著名的英國普通法教育機構(gòu)中殿律師會所。但年輕的柏克似乎無心于枯燥的法律學習，兩年后便拋棄學業(yè)過起了自由文人的生活。1756年他寫了第一本書《為自然社會辯護》，模仿已故托利黨大佬博林布魯克子爵的語氣，以反諷筆法嘲笑其返璞歸真的政治理念，頗得評論界好評。翌年他又推出至今仍是美學經(jīng)典的《崇高與美觀念起源的哲學研究》，由此奠定了自己在文壇的地位。 同年，柏克應出版商羅伯特·多茲利之邀，開始主編《年鑒》。這是一本報道過去一年歐洲（包括英國）政治和思想文化動態(tài)的年刊。柏克進入英國下院之前，《年鑒》里的文章大多是他親自撰寫，這給他贏得了廣泛的讀者。為完成這項工作，柏克需要全面跟蹤和觀察當時的歐洲社會，這對他開闊眼界、了解世情想必助力甚大。進入議會后，柏克很少再親自撰稿，但擔任主編直到1789年。 1763年，柏克結(jié)識了英國駐愛爾蘭總督威廉·漢密爾頓，受聘為他的私人秘書，從此步入政界。兩年后，輝格黨黨魁羅金漢侯爵將柏克收入麾下，并與他結(jié)下深厚的友情。1765年經(jīng)侯爵舉薦，柏克代表溫多弗選區(qū)，一個所謂的“朽鎮(zhèn)”——幾乎沒有選民，貴族可以拿議席送人情的選區(qū)——進入英國下院，由此開始了近三十年的議員生涯。 柏克甫一進入議會便立刻嶄露頭角，他在下院第一次演講后，輝格黨大佬威廉·皮特說，此人“能讓整個歐洲屏息傾聽，下院應為得此一員而慶賀。”同時柏克也屬于薩繆爾·約翰遜博士著名的文人圈中的一員，這些人經(jīng)常聚在一起高談闊論。英國史家愛德華·吉本聽過柏克的談話后，把他稱為“我平生所見最雄辯、最講理的瘋子?！?br> 1782年羅金漢第二次組閣時，曾任命柏克為軍隊總會計長，這個官職要低于內(nèi)閣正式閣員，卻常能提供未來首相的人選。可惜羅金漢只當了四個月首相便突然離世，柏克的仕途前景也嘎然而止。他后來盛贊英國統(tǒng)治階層是由“自然貴族”組成，意思是說這是個開放的團體，唯賢能是舉，并不設身份血統(tǒng)的門檻。他為能躋身其中而倍感榮幸，并且身體力行，買了一份靠自己的財力幾乎難以維持的地產(chǎn)。柏克這種做法，既是他和羅金漢侯爵近二十年友情的反映，也是他后來對法國革命持激烈批判態(tài)度的原因之一。 在議會的歲月里，柏克成了“羅金漢輝格黨”的頭號辯手。這一派人時時警惕王權(quán)擴張死灰復燃的趨勢，堅信反對派在保持憲制平衡中的重要作用。柏克這種思想集中體現(xiàn)在他的小冊子《關(guān)于當前不滿的思考》（1770）中，這也是西方第一份深入闡述黨爭對政體健康非但無害、反而有益的文獻。柏克也是議會中宗教寬容的鼓吹者，這多少與英國對他的家鄉(xiāng)愛爾蘭的宗教和政治歧視有關(guān)。在經(jīng)濟政策方面，亞當·斯密把柏克稱為議會里領(lǐng)會他思想最出色的人。 晚年的柏克還做過一件大事，即對英國駐印度總督哈斯廷斯（Hastings）的彈劾案。此案從柏克提出動議到結(jié)束，耗時近十年（1786至1795年），主要針對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惡政和對社會風俗的破壞。哈斯廷斯最終因上院的袒護而脫罪，但柏克的努力也并非毫無意義。一是它多少改進了英國當局對印度的治理，二是我們可以從中領(lǐng)會柏克如何看待和尊重一個有悠久深厚傳統(tǒng)的異域文明，這對中國讀者來說也許別有一番意味。 哈斯廷斯彈劾案是18世紀英國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時間上距今遙遠，況且只能算大英帝國的家務事，很難說具有世界史意義。雖然柏克在這件事上不乏精彩言論，但多不為人所熟悉。他能受到后世的持續(xù)關(guān)注，還是因為他對兩場震撼世界的大革命的反應。 1760年代末美洲殖民地跟英當局的關(guān)系日趨緊張時，柏克作為紐約殖民地在英國議會的代理人，堅定地站在殖民地一邊維護其“英國臣民的自由”，痛詆政府打著主權(quán)的幌子，對美洲肆意行使征稅權(quán)和立法權(quán)。雖然這里主要講《法國革命論》，但我建議讀者也了解一下柏克在美洲危機期間的言論，它更能彰顯柏克在英美自由傳統(tǒng)中的地位。在這方面我們中國讀者也很幸運，因為有繆哲先生的出色譯本《美洲三書》（商務印書館）可讀。 但是，如果沒有法國大革命的發(fā)生，柏克沒有為此寫下《法國革命論》，不管他在英國統(tǒng)治精英中地位多高，都不太可能被后世封為“政治思想家”。柏克向不以理論家自居，卻能在政治思想史上彪炳后世，這是一件非常不尋常的事情。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法國革命論》成就了柏克的歷史地位。 這本書的誕生也并非偶然。柏克能對法國革命做出迅速而深刻的回應，首先是因為他對英國政體數(shù)百年的演革史及其特點了如指掌，這為他深入思考和比較英法兩國的政治發(fā)展路徑提供了基礎。他是光榮革命以后形成的君主立憲體制和開明寡頭統(tǒng)治的堅定維護者，畢生對其忠心不二，傾力呵護。因此毫不奇怪，對于它受到的任何威脅，柏克會毫不猶豫地予以反擊。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攻陷巴士底獄后，柏克看到了這種巨大的威脅就在眼前。 二、《法國革命論》的誕生 今天我們能看到的柏克對法國革命的第一反應，是1789年8初他寫給查爾蒙特勛爵的一封信。彼時的法國是大英帝國的頭號宿敵，這讓很多英國人樂見那里的政局陷入混亂。但柏克最初的反應比較復雜，他感到對“這個敵對國家”貌似爭取自由的斗爭“不知是該譴責還是叫好”。在他看來，巴黎人固然精神可嘉，但其兇殘也著實驚人。如果他們只是一時泄憤也就罷了，但柏克擔心這是“天性”使然。他們的表現(xiàn)“并不適合自由”。要建立穩(wěn)固的憲政，“僅有自由精神是不夠的，還需要智慧”，法國人是否具備，仍然有待觀察。柏克已經(jīng)意識到法國正在展開的事件“極為怪誕，值得深思”，但他當時是否動了寫書的念頭，我們不得而知。 兩個多月后，巴黎的年輕貴族杜邦致信柏克，向他請教對法國事態(tài)的看法。1785年杜邦隨父親一起游歷英國時，曾受到柏克一家人的款待。柏克在十月底提筆給他寫了回信，后來《法國革命論》出版時，便是以致杜邦信的面貌出現(xiàn)的。不過柏克最初的信只有五千單詞，作為一封信篇幅已經(jīng)不小，但離成書還相去甚遠。柏克作為長輩，只是想打消杜邦對法國革命不切實際的熱情，信中絲毫未提它可能給英國造成的影響。真正讓柏克產(chǎn)生警覺的信號，是來自英國國內(nèi)。 就在柏克給杜邦寫信的同一個月，非國教牧師普賴斯（CharlesPrice）在倫敦革命學社紀念光榮革命101周年的集會上，發(fā)表了題為“論愛我們的祖國”的布道。柏克知道普賴斯是個政治上的書呆子，但這個書呆子并非等閑之輩，他在倫理學、經(jīng)濟學和數(shù)學方面都造詣頗高，主持的教堂經(jīng)常信眾盈門。十幾年前，普賴斯曾像柏克一樣大力支持美洲的反抗，為此寫下的小冊子《論公民自由》幾天之內(nèi)就賣出了六萬冊。美國國父富蘭克林、杰弗遜、亞當斯和“人權(quán)斗士”托馬斯·潘恩都曾是他的座上客。 普賴斯在布道中呼吁公眾拋棄偏見，擁抱法國革命者的“普遍仁愛”精神，并建議革命學社致信法國國民議會支持革命，與雅各賓俱樂部攜手推進“啟蒙觀念”的傳播。在普賴斯看來，法國革命者的自由理想屬于全人類，基督徒的愛國主義也應當無遠弗界，以普天下人類的解放為指歸。對于熟知歐洲思想狀況的柏克來說，這些觀點并不新鮮。但普賴斯認為法國人的自由事業(yè)是英國自由的繼續(xù)，把法國革命與英國光榮革命相提并論，將其視為實現(xiàn)千禧年過程中更宏大的一環(huán)，這就觸動了柏克敏感的神經(jīng)。在他看來，英國的光榮革命只是為了恢復“我們古老的法律與自由”，這在歷史上都有據(jù)可查，與抽象的自由觀完全無關(guān)。 因為擔心給杜邦帶來麻煩，柏克在十月份寫的信并未寄出。讀過普賴斯的布道詞后，他隨即在這封信的基礎上開始撰寫《法國革命論》。其間刺激柏克奮筆疾書的另一個因素，是柏克的老友托馬斯·潘恩。1790年1月他從巴黎致信柏克，想當然地以為柏克也會像他一樣為巴黎民眾的壯舉而歡呼，希望革命的火焰很快燃遍整個歐洲。這使柏克感到更有必要對法國事件的意義做出全面的回應。 在柏克那個時代，歐洲大陸的現(xiàn)代化進程并非以追求自由為特點，而是專制君主的日趨集權(quán)化。所以自1766年以來，柏克在議會里一直致力于抑制喬治國王的君權(quán)擴張傾向，過去他對美洲殖民地的支持，其實也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但是，1789年夏天巴黎發(fā)生的事情使他看到了新的危險。法國人提出的問題，已不是如何約束君權(quán)，而是民權(quán)單方面的野蠻膨脹，而在柏克看來，“絕對的民主制就像絕對的君主制一樣，都不能算是政府的合法形式”。 柏克于當年秋天完成了《法國革命論》的寫作稿，最初的體例未變。十一月上市的著作，仍然是以書信體的形式出現(xiàn)，只是最初的五千單詞變成了近十萬單詞，換算成漢字大約是二十萬字的樣子。就我目力所及，這可能天下最長的一封信了。 柏克對書信體的寫作并不陌生，他過去就寫過這種體裁的小冊子，如美洲危機期間著名的《致布里斯托郡長書》，其中關(guān)于議員應如何代表民意才算稱職的言論，強調(diào)了議員代表選民但不可一味迎合選民的獨立意識，至今仍然膾炙人口?！斗▏锩摗芳热徊捎昧藭朋w，自然不會分出章節(jié)，這大概是它讓人覺得不好讀的原因之一，讀者往往找不到論說的頭緒。但這種體裁也有其優(yōu)點，作者可以避免論證，無須拘泥于表述的嚴謹和連貫，各種感情化的修辭手段都可以派上用場，任意揮灑感想，直抒胸臆。言及珍愛的東西，他可以做最深情的表白，說到痛恨處甚至不憚謾罵。這些風格特點，我們在《法國革命論》中都能一一看到。 其實，西方過去的學問家，從柏拉圖以降，并不拘泥于今天所謂的“學術(shù)規(guī)范”，在體裁的運用上要自由得多。像對話體和書信體，獨白式的沉思錄或懺悔錄，都是很常見的學術(shù)文體。今天做學問的人，一下筆不是論文就是專著，這或許是為了避免給人留下“主觀”的印象。因為主觀性如今已被視為科學研究的大忌，所以這些文體如今也在學術(shù)界幾乎絕跡了。我覺得這是件很遺憾的事情?？茖W研究，尤其是人文科學，所謂“主觀取向”是免不了的，單靠寫作形式并不能消除，反而可能只是對主觀性的巧妙包裝。無學問功底的支持，主觀性可能流于臆斷，但若有足夠的學養(yǎng)，也可能意味著真知卓見。在這一點上，文體大師柏克為我們提供一個很好的范例。 指定給我們閱讀的這個譯本，是清華大學的何兆武老先生和他的弟子彭剛先生翻譯的《法國革命論》。他們兩人一為我十分敬重的老前輩，一為我的好友。但我反復考慮之后，還是以為不如把書名徑譯為《思考法國革命》。柏克從未寫過政治學理論著作，這顯然不是因為他才具不逮。讀柏克的人都會留下一個印象，他很少“論述”什么主題，大多數(shù)時候是在談什么事情。我甚至推測，柏克不會接受“保守主義”這個十九世紀初才出現(xiàn)的概念，如果他知道后人把他尊為“保守主義理論的開創(chuàng)者”甚至“政治哲學家”，他對這樣的名頭可能會非常不屑。 柏克是學養(yǎng)甚高之人，他在討論問題時當然會調(diào)動廣泛的思想資源，借助于其中的很多概念，舉凡神學、自然法、英國法、歐洲史和經(jīng)濟學的知識，他都可以信手拈來，運用嫻熟。但他的言論多是針對眼前的議會政治有感而發(fā)，很少從理論角度討論那些概念本身。從運用這些知識的方式中也看不出他有明確的理論師傳?！斗▏锩摗吠瑯忧逦胤从乘@種思想風格。 三、光榮革命與法國革命 對柏克有以上了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法國革命論》開頭很大一部分內(nèi)容，討論的并不是法國的事態(tài)，而是英國體制的特點。對于柏克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光榮革命和法國革命做一切割。他關(guān)心法國的事態(tài)，主要是因為他“擔心自己國家的和平”。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國革命論》首先應被看作一份事關(guān)國內(nèi)的政治文獻。柏克寫這本書主要是給自己同胞看的，他要讓英國人明白自己的“革命傳統(tǒng)”究竟是什么，對普賴斯篡改光榮革命含義的煽動性言論保持警惕。 柏克承認，在光榮革命中，議會請來荷蘭的威廉和瑪麗（詹姆斯國王的女兒）夫婦繼承王位，確實是“偏離了嚴格的世襲繼承順序”。但柏克強調(diào)說，這次廢舊立新并不具有“一般原則”的含義，它與普賴斯的主張——人民有權(quán)選擇自己的統(tǒng)治者——無關(guān)。議會前輩出于很現(xiàn)實的考慮，不想讓國家因改制而重蹈內(nèi)戰(zhàn)覆轍，危及“他們的宗教、法律和自由”。為此，柏克在文中特別提到了薩默斯勛爵（Lord Somers,1651－1716），此人是光榮革命最重要的成果——1689年權(quán)利法案——的起草人，后來被麥考利稱為“那個時代最了不起的輝格黨人”，是英國憲政史上類似于美國國父級的人物。 注：薩默斯勛爵（John Somers,1651-1716），英國輝格黨法學家、政治家。 在柏克眼中，“這位偉大人物”的高明之處是，他避免讓人們過分關(guān)注王位斷裂的事實，盡量從世襲繼承的角度解釋光榮革命，以求與過去重新銜接。薩默斯生前曾是約翰·洛克的庇護人，對其學說并不陌生，但他在處理憲政危機時絲毫不提“人民的權(quán)利”。他的《權(quán)利法案》使用的語言讓人覺得并不曾發(fā)生過革命。柏克用類似于權(quán)謀的語言告訴讀者，光榮革命的執(zhí)行者為暫時擺脫連續(xù)性而采取的辦法，是“巧妙地避開人們的耳目……把支持世襲繼承觀念的一切東西提出來討論和培育?！?br> 柏克特意提到薩默斯是有原因的。他們兩人同屬于輝格黨歷史解釋傳統(tǒng)的一分子，此一傳統(tǒng)直到麥考萊的《英國史》始終牢不可破，它的特點之一是從不以主權(quán)在民的觀念解釋英國政治變革史。就像麥考利后來講述英國光榮革命一樣，柏克在《法國革命論》中也同樣不提洛克。對于遵循這種傳統(tǒng)的人來說，洛克的自然權(quán)利學說過于形而上學了，接受它可能意味著無視歷史，而在輝格黨的史學傳統(tǒng)中，這是像道德淪喪一樣可怕的罪惡。 在柏克看來，廢黜國王的問題無關(guān)乎人民是否享有選擇統(tǒng)治者的“自然權(quán)利”，而是涉及一些具體問題：“這是如何處置的問題，采取什么手段的問題，可能有什么后果的問題，而不是一個成文權(quán)利的問題?！碧幚磉@樣的問題需要高超的政治判斷力：“究竟在什么地方服從應該告終，抵抗必須開始，這條思想上的分界線微妙而模糊，頗不易界定?！弊龀鲞@種事關(guān)重大的決定，不能依靠“單獨一項行動或單獨一樁事件”，而要對局勢有縱深的通盤考慮：政府是否確實在不斷濫用職權(quán)？未來的前景是否會像以往的經(jīng)驗一樣糟糕？“無論有沒有權(quán)利，革命都是有思想的和善良的人們最后不得已的辦法?！卑乜顺姓J革命的必要性，但它僅僅是解決特定問題的手段，他不相信革命可以只因信念而具有神圣性。 柏克認為，英國人能有今天，是因為他們遵循了“保存與糾正”兩條原則，這在王政復辟和光榮革命這兩個關(guān)鍵時期分別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英國人兩次失去了“與團結(jié)他們的那座古代大廈的聯(lián)系”，但他們都用“沒有受到損害的部分再造了古老憲法有缺陷部分”。只要不執(zhí)著于“形而上學詭辯的迷宮”，遵守固定規(guī)則與偶然的偏離就并非不可調(diào)和，光榮革命的先賢們既堅持世襲原則的神圣性，在極端緊急的情況下又能改變其應用，同時“對英國憲法基本原則甚至表現(xiàn)出更為親切的關(guān)懷”，使王位繼承世系的變更“不至于引起整個公民群體和政治群體的解體”。 反觀法國革命，柏克看到的則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我們回顧一下柏克列舉的那些法國革命爆發(fā)后的事情，今天即使不是保守主義者，大概也會站到柏克一邊。新政權(quán)對貴族和教會的掠奪，不過是在“重復原有專制主義的殘暴”。他們阿諛奉承人民，就像阿諛奉承君主一樣惡劣。法國人愚蠢地以為他們仿佛從未進入過文明社會，一切都可以從頭開始，于是國民議會變成了無所不能的“全權(quán)議會”。在新的司法機構(gòu)中，法官是由選舉產(chǎn)生，也必然被選民所左右，這會讓公正的司法——柏克稱為“最講規(guī)矩的仁慈”——蕩然無存。在軍隊中，國民議會破壞了服從原則和等級制，賦予普通士兵以“人權(quán)”，民選軍官就像新式法官一樣，權(quán)威變得可疑，極有可能淪為諂媚者或煽動家。柏克預言，這種體制終會導致“某個討好民意的將軍變成你們共和國的主子”。他似乎已經(jīng)看到了九年后拿破侖的出場。 柏克承認，法國的舊制度確有許多可改進之處。貴族制是“使短暫的尊敬得以化為永恒的制度，”但法國貴族既疏于律己，又把財富新貴拒之門外，阻斷了精英流動的通道。他們拿啟蒙思想家“放肆的哲學”當娛樂，殊不知這是在自掘墳墓。法國的君主制也是個“無規(guī)格或規(guī)格很差的”制度，充斥著權(quán)力的濫用。但柏克的問題是，舊制度是不是真的無法改造或不值得改造，以至于絕對需要立刻把整個組織推翻，“為建立一座理論和實驗的大廈掃清地盤？” 法國人選擇了后者。他們顛覆了君主制，但并沒有真正獲得自由。給人以自由很容易，“放開韁繩即可”。但是想建立一個“自由的政府”，就要把“自由和限制這兩種相反的因素調(diào)和到一起”，這需要深思熟慮，需要“一顆睿智、堅強而兼容并包的心靈”。柏克從那些在國民議會的領(lǐng)袖們身上看不到這種素質(zhì)。那里既沒有智慧也沒有美德，所以他們得到的只能是“放蕩的自由”，是不知教養(yǎng)和節(jié)制為何物的“愚蠢、邪惡和瘋狂”。表現(xiàn)在立法上，它是任性、反復無常和前后不一的，這對于政治治理“比固執(zhí)和最盲目的偏見還壞上一千倍”。法國人喜歡“墮落性的好走捷徑和喜歡虛假的便利”，智力不夠，“就用充裕的暴力來補充”。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平衡被徹底打破，致使罪惡層出不窮。 世界上許多專制政府，就是這么建立起來的。面對這種局面，柏克表示，直到他獲悉法國人的自由“怎樣與政府結(jié)合在一起，與公共力量、與軍隊的紀律和服從、與一種有效的而分配良好的征稅制度、與道德和宗教、與財產(chǎn)的穩(wěn)定、與和平的秩序、與政治和社會的風尚結(jié)合在一起”，他絕不會送上自己的祝賀。 四、變革的技藝 無須諱言，面對法國革命黨的激進行為，柏克為國家和教會的辯護有時未免用力過猛。為突顯法國人破壞行為的惡劣，他把國家說成來自“造物主的意志”，教會應“莊嚴地永遠獻身于國家”；要“以適度的華貴和真誠的形式，以溫和的莊嚴和肅穆的場面”來裝點政府，為此花費的公共財富“是被圣潔化了的”，它可以給公眾帶來慰藉，“培育公眾的希望，最窮苦的人也能從中發(fā)現(xiàn)自己的重要性和尊嚴”。故也難怪，潘恩把柏克這些言論斥為“肉麻的撒野”（pathless wilderness of rhapsodies）。 不過，只揪住柏克這些言論不放，有可能丟掉更可貴的東西。柏克如果僅僅是在維護舊制度，他很可能早就被今天的人忘記了。 理解柏克的思想，有一點需要始終記在心上。柏克雖然不是啟蒙時代的進步主義信徒，但這并不意味著他不欣賞科學和商業(yè)的進步。相反，柏克把它們視為文明最可貴的成果。與啟蒙哲學家不同的是，他從古老的風俗和宗教中看到的不是不平等和愚昧，而是社會進步的源頭。工商業(yè)的成長固然是分工的結(jié)果，但在柏克看來，導致分工的社會環(huán)境卻是分工本身不能提供的，“商業(yè)、貿(mào)易和制造業(yè)是古老風俗的產(chǎn)物?！?br>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仔細讀一下《法國革命論》，很容易得出一個判斷：從他為舊制度的辯護中，絲毫看不出有舊制度不可改變的意思?！斗▏锩摗凡⒎菨M篇痛批法國人，柏克也講了許多如何革除政治和社會弊病的話。他最關(guān)注的不是能不能變革，而是如何變革。柏克有一句治國名言：“國家沒有某種改變的辦法，也就沒有保全它自身的辦法?！贝嗽掃m足使保守主義——如果以柏克作為其源頭的話——與原教旨式的傳統(tǒng)主義劃清界線。柏克確實悉心呵護傳統(tǒng)，但他總是提著變革的工具箱。 在柏克心目中，政治家無論有何改革計劃，放在第一位的應是“永恒的社會”，或者用我們中國人的說法，是“社稷”。他堅信這是一個有內(nèi)生適應能力的結(jié)構(gòu)，它所形成的習俗就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國家無論多么重要，它存在的必要性是要由社會來證成的。所以政治家的價值首先體現(xiàn)在它對社會的尊重上。用柏克的話說，政治家“首先應當捫心自問的問題是：你是怎樣并在什么情況下發(fā)現(xiàn)社會并據(jù)以采取行動的?！痹谶@個社會里，各種既有的行為方式“廣泛而深入地扎根于社會，衍生出許多比習俗更有價值的事物”，它們交織在一起，“以至于人們很難摧毀其一而不明顯損害其二。”我們從中已可隱約看到后來哈耶克提出的“自生自發(fā)秩序”概念的雛形。 面對這樣一個復雜的結(jié)構(gòu)，柏克給合格的政治家提出了一些標準。他不應“把公民之間的利益對立起來，而是把這些人的利益根據(jù)平等公正的原則統(tǒng)一起來”?！罢嬲恼渭摇币伎既绾巍白詈玫乩盟膰业默F(xiàn)實物質(zhì)狀況”，兼具“保護現(xiàn)存事物的意愿和改進它的能力”。他要“有敏感的心”，“熱愛和尊重他的同類而戒懼他自己”。在涉及除舊布新的任務時，需要“富于朝氣的心靈、堅定不移的注意力”，對“各種進步的比較與組合的能力以及在靈活性方面富有成效的理解力”。他沒有自己的目標，他的職責是“為社會目標”而工作，其最佳成果是讓公民做到“心靈同心靈協(xié)同合作”，用今天的話說，也就是取得廣泛的社會共識。政治家也許憑直覺就能把握最終目標，但在行動上應慎斷熟慮。對于在實踐中合理有效的東西，應當接受它與原則不符帶來的種種不便，“不可以僅僅因為取得理論上更完美的狀態(tài)而改變它，”這個準則應該“永遠為誠實的改革家牢記在心?！绷Τ母锏娜?，甚至主張革命的人，也有必要明白社會中有哪些值得保留也必須保留，而且一定要有明確的說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對人的困苦抱以同情沒什么不好，但以狹隘的頭腦理解它卻是危險的。評價人類的幸?；蚩嚯y，應當根據(jù)他們的感覺和情感，而不是他們的權(quán)利理論。英國人享有的權(quán)利是由“憲法”決定的，而這個憲法體制的完善屬于“極為精細而復雜的技巧”。 柏克相信，任何政治偉人所成就的改革計劃，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被那些理解力要比領(lǐng)導他們事業(yè)的人低得多的人們的觀察加以修正”。常有人譏諷柏克對“古老憲法”的推崇是要把今人束縛于一張發(fā)霉的羊皮紙上，顯然是沒有注意到，柏克雖是好古之人，但他并非泥古不化，他將那張羊皮紙視為一種能生長的結(jié)構(gòu)。如果《大憲章》可以被視為一份“原初契約”的話，其價值也不完全是由它本身決定的，在它的基礎上形成的“德行的習慣”甚至比原初的契約更重要。只有長期的因襲“能夠賦予某一既定社會秩序以神圣性”。對于柏克來說，理想的改革是“一個緩慢而維持得良好的過程，每一步驟的效果都被人注意到；第一步的成敗照亮第二步，這樣我們就在整個的系列中安全地被引導著?！卑乜诉@種思想，后來常以“零打碎敲的改革方式”（piecemeal approaches）為人們所知。 這里我們遇到了柏克思想的又一個特點。至少從制度成長的角度看，柏克并非如人們所說的“功利主義者”。他堅決反對把國家視為一項“為了諸如胡椒或咖啡、布匹或煙草的生意而締結(jié)的合伙協(xié)定”。在他看來，政治共同體是“一切科學的合伙關(guān)系，一切藝術(shù)的合伙關(guān)系，一切道德的和一切完美性的合伙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的目標“甚至許多代人都無法達成”。對于這樣一個人，與功利主義者相反，當代人看不見的東西——既往的經(jīng)驗，未來改進的可能——更為珍貴，也更為重要。所以他反對“巴黎流行的意見”，那里的人急于用冷酷的理性去改造世界，只是摧毀了愛、信仰、敬慕和偏見，卻沒有能力用理性取而代之。理性只有穿上習俗的外衣才會舉止得體，而習俗的形成絕非一日功。 基于這樣的改革觀，柏克明確表示自己“不是盧梭的信徒，也不是伏爾泰的門生”，他不會允許無神論者充當“我們的傳道師”，讓瘋子成為“我們的立法者”。柏克不相信今人在道德和政治原理上能發(fā)明什么：“許多關(guān)于政府的偉大原則，許多關(guān)于自由的思想，在我們出生之前很久就已經(jīng)為人所理解了”。法國人試圖把人們的頭腦挖空，塞進去的只能是一些“關(guān)于人權(quán)的骯臟廢紙，就像博物館里填充了谷殼和破布的鳥類標本一樣?！彼职逊▏锩稳轂椤暗鬲z的蒸餾器”，蒸出的酒精只會導致迷醉狂亂。那里從事的偉業(yè)不過是在摧毀和推翻，這種事“最淺薄的理智、最粗笨的雙手”也足以勝任。指出舊制度的缺點和錯誤并不需要才能，“有絕對權(quán)力，只消一句話就可以整個掃除這些弊病和制度?！钡麄冇冒胄r就能毀掉的東西，審慎、深思熟慮和遠見可能一百年也建不起來。 其實，柏克寫作《法國革命論》的大半年時間里，巴黎的局勢還是相對平靜的，但他從那里傳出的喧囂聲中，似乎已經(jīng)嗅出了一年半以后斷頭臺的血腥味。經(jīng)歷過20世紀的人，對這種味道更不會感到陌生。 五、柏克的意義 不必否認，柏克對法國革命做出的反應，很大程度上與光榮革命后英國的政治背景有關(guān)。所以有人認為，他對法國革命的批判是出自于他的“內(nèi)部知識”，離開這種知識，柏克的保守主義便成了無根之談。因此不斷會有人提出一個問題：柏克是不是一個“特殊主義者”——他是不是“特別英國”？確實，只要把他看作自由主義者，便會有意無意地導致這種結(jié)論。在英國之外缺少自由傳統(tǒng)可以“保守”的地方，他的保守主義也會失去自由主義的價值，失去與英國以外社會的相關(guān)性。 如果我們著眼于柏克不斷申說的“古代憲法”，世代英國人——不僅活著的人，還有已死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后代——培育的制度，那么柏克確實是在維護“英國人的自由”。美國人鬧獨立之初也是在維護自己作為英國臣民的自由，所以得到了柏克的支持。但是，只盯著柏克對英式自由的呵護，未免過于觀念主導了，而這正是柏克所反對的事情。在我看來，柏克并不專屬于英國，他的思想中也有“普遍主義”的成分。 法國革命以來，以啟蒙觀念武裝起來的革命手段改造社會，是一場聲勢浩大的世界性運動，柏克的思想則可視為抵抗這場運動的最初努力，其突出特點便是他否認觀念啟蒙與自由和社會進步有著必然的聯(lián)系，拒絕接受不同的時代是光明與黑暗的交替。從這個角度來看柏克，他的審慎觀和秩序觀，他對社會的尊重，對形而上學的厭惡，便具有明顯的普遍意義。畢竟，現(xiàn)代世界的很多專制政府，正是打著進步與解放的旗號建立起來的；種族主義和計劃經(jīng)濟，當初也都是“科學認識”的產(chǎn)物。柏克據(jù)以思考問題的背景是英國，他所思考的問題卻是世界性的。他通過對英國憲政這種地域性制度漫長而曲折的特殊成長史，推衍出好制度的成長需要付出時間和智慧的一般結(jié)論。 柏克的政治智慧，當首推“審慎”（prudence）二字，柏克把它尊為“政治的第一美德”。不過他對審慎并無嚴格的界定。他說，“審慎的原則和定義鮮有準確的，也絕無可能普遍適用”。原因無它，審慎不是一個理論概念，而是政治場景中的操作技術(shù)。它易于被人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謹慎”，但柏克在《法國革命論》中表示，“上帝禁止用審慎服務于任何罪惡。”可見柏克的審慎包含著明確的道德要求。審慎者，應是守道與權(quán)變兼通之人。 像柏克這樣一個人，你不能指望他會在理論上嚴謹一致，他也從不以為這是公共實踐中的優(yōu)點。但他對世事人情有細致入微的洞察，對特定場景中善惡是非的性質(zhì)有敏銳的判斷力，這也正是審慎的優(yōu)勢所在。在他看來，善惡分明的人不適合在這種環(huán)境中工作，就像法國的革命黨一樣，他們滿眼都是邪惡，會“變得不太熱愛人類”。 以柏克的理解，在復雜的世俗場景中權(quán)衡運作的審慎，可以充當上帝或自然法在人間的機敏助手。審慎處于普遍原則與總在變化的環(huán)境之間，將兩者綜合為行之有效的政治行動。柏克十分看重民眾中的傳統(tǒng)道德和習俗，將其視為“人的第二天性”。在他看來，社會的存在，不僅是保護個人之間互不傷害，也是為他們愉快有益的交往提供方便。這種交往中既孕育著權(quán)利和自由的種子，各種罪惡也從不會絕跡。這就需要由一代又一代人——主要是政治家和法律人——去蕪存精，用公平而穩(wěn)定的制度加以規(guī)范。用柏克的話說，制度是“歷代理智的綜合，把原始正義的原則和人類所關(guān)注的問題的多樣性結(jié)合在一起?！比绻騻€比方的話，這就像大理石之于雕塑家，在動手之前，他必須尊重自己的石料，以它的材質(zhì)和紋理來判斷自己能做些什么，然后才能匠心獨運，成就佳作，但他并未改變石頭的性質(zhì)。 所以，柏克不但抨擊法國革命中那些舊制度的野蠻顛覆者，他也嚴厲譴責英印總督哈斯廷斯對印度習俗的破壞。這至少可以說明他要保守的不只是自由，還有社會本身。因為在柏克看來，即使在有自由的地方，它也不是來自玄學家的頭腦，而是源于社會習俗。以此而論，說柏克的保守主義僅因保守自由而有價值，就成了對其思想沒有必要的限制。保守主義因柏克而與自由制度相聯(lián)系，但在他對自由的捍衛(wèi)背后，有對自由的歷史發(fā)生學認識。一個共同體的成員每天都在發(fā)生的權(quán)利義務關(guān)系，久而久之變成被普遍視為正當?shù)牧曀?，能夠便利和平而有益的交往，如果它被強?quán)所破壞，柏克就會認為自由受到了踐踏。其實，英國人的自由，就是由建立在這些習俗上的法治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現(xiàn)代社會標榜自由的價值，但自由之成立，首先要解決自由與秩序的關(guān)系問題。沒有自由的秩序和沒有秩序的自由是同樣令人恐怖的，就如柏克所說，“一個瘋子逃出神經(jīng)病院，你是不能祝賀他獲得自由的。”能將秩序和自由調(diào)和為一的力量，唯習俗、宗教和法治的效果最著，此三者的形成與完善皆須漫長的時間，而柏克看到的是，法國革命對此三者為害最烈。 由于柏克十分看重制度的古老起源與延續(xù)，他的思想也十分容易混同于傳統(tǒng)主義。對于這種誤解，我們有必要再一次記住，他是輝格黨所建立的現(xiàn)代商業(yè)社會的一員，這個社會是以順應變化而著稱的?？纯此谶@本書中有關(guān)現(xiàn)代信用、貨幣和產(chǎn)權(quán)的精當言論，即可明白他與一般的文化或宗教傳統(tǒng)主義者是多么不同。他贊賞“繁榮的商業(yè)”，他自豪于英國人“為照亮并裝扮了近代世界的科學、藝術(shù)和文學的進步做出的貢獻”。另外，除了推崇“騎士精神”外，他也缺少后來很多傳統(tǒng)主義者的浪漫想象，例如對中世紀的理想化，對農(nóng)人的崇拜，和對田園生活的懷舊。 柏克在《法國革命論》的結(jié)尾處有一段深情表白。大概他已預感到此書一出，自己會受到許多誤解。他說，他能奉獻于讀者的，只有他本人的長期觀察和公正無私的精神，他從來不曾充當“權(quán)力的工具或偉業(yè)的諂媚者”，他在公共生活中所做的全部努力，“都是為別人的自由而斗爭”，只有暴政能在他心中“點燃持久的憤怒和激情”。柏克接著說， 他既不鄙視名聲，也不害怕責罵……他期望保持一貫，但是要通過變換他能確保他的目的一致性的手段來保持一貫。當他航行的船只的平衡可能由于一邊超載而有危險時，他愿意把他的理性的輕微重量移到可以維持船只平衡的另一邊。 這些話只能來自一個勇于擔當?shù)恼渭摇ｑ{駛這條船的人，無法進行哲學思考。也必須把個人榮辱置之度外。這條航行中的船，就像后來奧克肖特所說，你不能把它拆掉重建，只能邊開邊修。柏克知道，這條老船并不是他的發(fā)明，所以他關(guān)心的不是理論的正確，而是船上乘客的安全。他最害怕的是權(quán)力失衡導致船只傾覆。為此，他隨時愿意為了他們的生存調(diào)整自己的立場。 拉斯基曾說，像埃德蒙·柏克這樣的才子誤入政壇虛擲年華，實在是一大不幸。但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政壇能得到柏克這樣的才子，是它的大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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