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學者姜鳴的《龍旗飄揚的艦隊》。

姜鳴這本將近80萬字，體量厚重的歷史著作，核心內(nèi)容就是清末中國近代海軍的發(fā)展史。由于內(nèi)容嚴謹，旁征博引，從1990年出版之后，不斷再版，內(nèi)容也在持續(xù)豐富增補。今天我在這里為大家解讀的，就是2021年的最新修訂版本。按照作者姜鳴自己的話說，中國近代海軍史，尤其是甲午戰(zhàn)爭史，是一個公眾持續(xù)關注，常講常新的熱門歷史話題，它體現(xiàn)了中國近代被迫打開國門之后，為了擺脫屈辱，努力追求強國目標和現(xiàn)代化的艱辛探索和抗爭。

中國，擁有長達一萬八千多公里的漫長海岸線。但是，自古以來，中國邊疆所遭受的外來入侵，幾乎主要來自北方草原，同時，傳統(tǒng)中華文明的農(nóng)耕屬性，也讓它對海洋始終懷著一種疏遠和保守的態(tài)度。不過，自從16世紀大航海時代開拓東方航線后，西方殖民國家依靠先進的航海技術與武器裝備，自歐洲沿非洲、東南亞沿海抵達中國，強行叩開了中國緊閉千年的大門，試圖把它納入方興未艾的全球化經(jīng)濟體系。這才逐漸讓古老的華夏文明意識到，海防事業(yè)與建設近代化海軍的緊迫性。

近代中國海軍的誕生與發(fā)展，是中國漫長又曲折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天我們閱讀這段歷史，一方面要對那些從零開始的歷史當事人和先驅(qū)者表示敬意；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他們由于時代和思想的局限，走過的彎路。

接下來，我就分三個部分，為你講述本書的主要內(nèi)容。首先，我們來看下，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的海防事業(yè)如何在晚清變局中艱難起步。在第二部分中，我們將隨著作者姜鳴的敘述，來系統(tǒng)反思一下，晚清政治體制的落后，與清朝統(tǒng)治者本身的局限性，讓近代中國海軍在快速發(fā)展的同時，走了哪些彎路，埋下了哪些隱患。最后，我們再來了解一下甲午戰(zhàn)爭后，中國清王朝海軍短暫的復興，這一段相對鮮為人知的歷史。

第一部分

要追溯中國近代海軍建設的開端，就得把時間的指針撥回到1861年。在一年前，英法聯(lián)軍遠渡重洋，攻入北京的事實，讓清王朝上下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和震撼。對于晚清時代的中國人來說，西方列強的入侵，無疑是一場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兩次鴉片戰(zhàn)爭失敗的首要原因，都是落后的清軍無法抵擋列強的堅船利炮，于是，鞏固沿海邊防，無疑成為清王朝上下關注的頭等大事。

8月，遠在江南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他主張，購買與仿造先進的西方軍艦與槍炮武器，同時可以起到鞏固海防、防御列強，以及剿滅太平軍的雙重作用，所以是挽救清王朝危局的頭等大事。 這一主張，在朝廷中樞，得到了恭親王奕?等人的大力支持和響應?？梢哉f，近代中國現(xiàn)代化的開端，洋務運動之所以能啟動，實現(xiàn)軍事，尤其是海軍現(xiàn)代化是首要推動力。

清王朝建設近代化海軍的第一次努力，就是嘗試外購軍艦，鎮(zhèn)壓當時如火如荼的太平天國起義。1862年1月到2月，剛剛成立的總理衙門，在恭親王的主持下，就試圖從英國購買軍艦，成立一支內(nèi)河炮艇艦隊，和太平天國交戰(zhàn)。然而，負責辦理此事的英國人李泰國，卻試圖把艦隊辦成所謂的英中聯(lián)合艦隊，由英國海軍軍官阿思本指揮，讓艦隊處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這種目無中國主權的行動，連清政府都無法忍受，也受到了其他列強的強烈反對，所以，阿思本艦隊最終無疾而終，清政府白白付出了67萬兩白銀。

不過，令人欣慰的是，在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一批地方洋務派官員的努力下，第一批近代化的軍工和船舶制造企業(yè)，在19世紀60到70年代，逐漸出現(xiàn)，包括江南制造總局、天津機器局以及福州船政局等等，讓中國近代工業(yè)化邁出了艱難而重要的第一步。例如從1869年到1874年，福州船政局，就在總理船政大臣，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的監(jiān)督下，累計制造了15艘軍艦，其中揚武、福星號等軍艦，成為日后中法戰(zhàn)爭中，福建水師的主力。

同時，在左宗棠的推動下，中國第一所海軍軍官學校和船舶工程學校福建船政學堂也于1867年1月，在福州落成，成為中國自行培養(yǎng)海軍人才的開端。由于當時中國社會觀念保守陳舊，以參加科舉考取功名為人生正途，所以第一批錄取的學生只有寥寥幾十人，不是家境貧寒，就是家里從事外貿(mào)生意，對西方有所接觸的商人子弟。在這些人中，就包括日后著名的思想家、翻譯家嚴復，以及劉步蟾、林永升、葉祖珪等日后北洋艦隊的主要將領。

發(fā)展中國家的現(xiàn)代化，遵循的是一種“危機—反應”模式，也就是說，改革是因外部威脅或者沖擊而起，再因為過程中遇到的新阻礙，或者外來挑戰(zhàn)而不斷升級加速，近代中國的現(xiàn)代化，與海軍建設也不例外。正當中國近代的海防事業(yè)還在蹣跚起步的時候，另一次危機又突然而至。1874年，剛剛因為明治維新而走上現(xiàn)代化改革之路的日本，就迫不及待地開始推行對外擴張的國策，借口所謂“牡丹社事件”，悍然出動軍艦，護送陸軍，試圖侵占臺灣島。于是，清政府火速任命沈葆楨辦理臺灣防務，調(diào)遣福建水師軍艦進駐臺灣各港口，李鴻章也奉命派遣淮軍精銳部隊6500人前往充實臺灣防務。由于當時日本海軍建設也剛剛起步，兵力單薄，面對清政府出人意料的強硬反應，只得乖乖坐下談判。雖然日本吞并臺灣的圖謀沒有得逞，但也巧取豪奪，從清政府手中獲得50萬兩白銀的所謂“賠款”。

雙方簽訂協(xié)議后第六天，恭親王就以總理衙門的名義，上了一道奏折，寫得十分急迫，語氣沉痛；核心要點就是，自1860年英法聯(lián)軍入京以來，15年過去了，但關于海防的各項改革，進展遲緩，現(xiàn)在一個小國日本，仗著剛買了幾艘軍艦，就敢上門挑釁，萬一虎視眈眈的歐洲列強再相機而動，那么局勢肯定就無法挽回了。由這道奏折開始，清王朝各地的實權督撫，都紛紛上書，從而引發(fā)了晚清歷史上著名的海防大討論。

最終，著名洋務派官員丁日昌，提出了“三洋并舉”方案，算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關于系統(tǒng)發(fā)展近代海軍和海防戰(zhàn)略的構想。按照丁日昌的設想，清王朝應該分別在天津大沽口、上海吳淞、廈門為基地，設立三支海軍艦隊，分別以渤海與黃海，以及東海、南海為防區(qū)，互相支援，定期舉辦聯(lián)合演習。三支艦隊都該裝備先進的西方蒸汽動力軍艦，徹底廢棄傳統(tǒng)的水師，和裝備的木質(zhì)風帆動力軍艦。  隨后，在1875年5月，清廷以剛剛繼位的光緒皇帝的名義，正式發(fā)出諭旨，采取北洋、南洋并舉的方針建設近代海防，購買西方蒸汽鐵甲軍艦，分別委任李鴻章與沈葆楨督辦，并責令總理衙門和戶部等機構，籌措海防建設所需費用。由此，近代中國的海軍建設，終于進入了一個高速發(fā)展期。

第二部分

從1875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這將近20年的時間，可以說是近代中國海軍建設史上最為蓬勃的時期。然而，由于當時中國薄弱的工業(yè)技術基礎、保守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晚清低效落后的政治制度，以及錯綜復雜的權力斗爭，讓近代中國海軍建設，在發(fā)力沖刺的同時，也走了不少彎路，還埋下了各種先天不足導致的隱患。

首先，來看看這場近代海防建設的實際領導者，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等一批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與捻軍起家的地方實權派官僚，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洋務派”。在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的大方向上，他們目標一致，互通聲氣，但一進入實際操作層面，則因為派系和利益分歧，而明爭暗斗。

具體在海防與海軍建設方面，清政府雖然拍板，要南北洋并舉，但由于直隸總督李鴻章和兩江總督沈葆楨，各有各的勢力范圍和利益打算，到底政策向誰傾斜還是一視同仁，朝廷中樞也是左右為難。1880年，內(nèi)閣學士梅啟照上奏折，提出設立外海水師提督，相當于近代化海軍的艦隊總司令，以便統(tǒng)一指揮沿海各鎮(zhèn)的軍艦和兵力。然而，這就等于同時動了南洋和北洋的蛋糕；尤其是手握資源最多、地位最高的李鴻章，堅決不允許自己苦心培植的北洋海軍脫離自己的掌握。所以李鴻章索性以退為進，以北洋海軍發(fā)展迅速，馬上可以自成一軍為理由，建議北洋先設提督一職，而在南洋分設蘇浙外海水師提督與閩粵臺地區(qū)水師提督，重提三洋并舉方案。接替沈葆楨的劉坤一，明白自己沒辦法與位高權重的李鴻章對抗，更不愿意南洋海軍實力再被一分為二，所以也上書反對建立統(tǒng)一的外洋海軍，主張各地軍艦和兵力按舊制，歸各鎮(zhèn)各省管理，讓朝廷規(guī)劃的“三洋并舉，互為應援”的海軍發(fā)展計劃無法推行。這樣一來，晚清海軍建設，就形成了李鴻章北洋一家獨大，南洋、福建、廣東慘淡經(jīng)營，各不相統(tǒng)的局面。

更糟糕的是，李鴻章為了盡快壯大自己北洋水師的實力，不惜利用自己熟悉洋務、人脈寬廣，以及北洋水師拱衛(wèi)京畿，地位重要的優(yōu)勢，在購買軍艦時巧取豪奪，損人利己。雖然短期內(nèi)，北洋海軍變成了一支號稱“亞洲第一，全球第八”的海軍艦隊，但實際上，卻對近代中國海軍建設發(fā)展的全局，起了一定的負面作用。在這里，我們就拿大家比較熟悉的北洋艦隊各艘主力艦的購買過程，作為案例來拆解一下。

在1875年，朝廷宣布兩洋并舉的諭旨里，已經(jīng)提出了購買鐵甲艦的構想。鐵甲艦，就是擁有裝甲防護，和大口徑火炮的大噸位主力艦，為當時海軍艦隊的主力。消息一出，各地洋務大員里綜合勢力最強的南洋、北洋一直都在圖謀，讓鐵甲艦首先花落自家。消息靈通的李鴻章，看上了兩艘原本土耳其定制的英國鐵甲艦，積極運作購買。但是，朝廷中央的恭親王為了抑制李鴻章一家獨大，便提出建議，新購鐵甲艦能否首先配置南洋海軍，讓李鴻章大為不快，索性從積極推進購買，變成了拖延擱置。

1879年，福建籌措了130萬兩白銀，準備購買2艘巡洋艦、4艘炮船，充實海軍，請熟悉業(yè)務行情的李鴻章代辦。同時，南洋水師也湊出65萬兩白銀，準備再買兩艘巡洋艦。心思活絡的李鴻章，此時就打起了算盤：南洋水師已經(jīng)依托江南制造局和福建船政局，擁有了十幾艘軍艦，再添新船，更是如虎添翼，壓過北洋。于是，他就提出了一個復雜的置換計劃，說，要不兩艘土耳其鐵甲艦，一艘歸福建，一艘歸南洋，費用直接用它們拿來買炮船和巡洋艦的款項沖抵。由于左宗棠此時剛剛率兵收復新疆，與俄國在伊犁談判，英國擔心此時出售軍艦給中國，會刺激俄國。最終，這一筆兩艘鐵甲艦的訂單，給了德國伏爾鏗造船廠，總價將近340萬兩白銀。

李鴻章一面籌措費用，一方面暗中積極活動，最后讓這兩艘鐵甲主力艦定遠號和鎮(zhèn)遠號，都歸北洋水師所有，氣得劉坤一私下里拍案大罵。在此后的5年間，李鴻章再次打著替福建購買軍艦的名義，利用手里購買定遠鎮(zhèn)遠的剩余款項，并挪借福建等海關關稅收入，為北洋艦隊又添置了五艘來自英國和德國的巡洋艦，也就是濟遠、致遠、靖遠、來遠、經(jīng)遠號。

更有甚者，福州船政局，依照法國黃泉級裝甲海防炮艦的設計，仿制了一艘巡洋艦，于1888年下水，定名為龍威號。但李鴻章為了抑制福建水師發(fā)展，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最終讓朝廷下旨，讓龍威號建成后劃歸北洋水師，改名平遠號。同時，李鴻章一邊接收平遠，一方面又大肆宣傳它在設計性能上的缺陷和造價的昂貴，借以打壓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自此停止了大型軍艦的研發(fā)與制造，與此關系密切。甚至，在北洋艦隊內(nèi)部，平遠艦的管帶，就連官階也比其他軍艦的低，定遠鎮(zhèn)遠兩艘鐵甲艦管帶為總兵，致遠、靖遠、經(jīng)遠、來遠四艦管帶官階都是參將，而平遠管帶僅僅是都司，比參將低了兩級。

其次，導致晚清海軍與海防建設多走彎路的第二個原因，是主持海防的領導者如李鴻章等人，缺乏專業(yè)海軍知識。

比如，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之后，為了加強海防，清政府就緊急開始外購軍艦，于是大批歐洲掮客紛紛前來上門推銷。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的英國人金登干，就主動上門，推銷阿姆斯特朗造船廠的產(chǎn)品：倫道爾式炮艇，也叫“蚊子船”。

蚊子船說白了，是一種排水量幾百噸的小炮艇，但船上有一門固定的大口徑主炮。這種炮艇本身的設計用途，是用來當港口附近的移動炮臺，作為岸上火力的補充支援。但是，金登干利用清朝官員缺乏海軍知識的弱點，大肆夸大蚊子船的功能，說這是一種可以克制大型鐵甲艦的利器，物美價廉。李鴻章一開始相信了這種吹噓，后來覺察了缺陷，但將錯就錯，依舊向其他洋務派地方官員推薦，于是沿海各省盲目跟風，累計購買了11艘之多。當然，蚊子船嚴格來說不是假冒偽劣產(chǎn)品，英國皇家海軍自己也買了幾十艘。對于擁有龐大的遠洋艦隊，軍艦等級功能齊全的英國皇家海軍來說，“倫道爾”炮艇無疑是一種創(chuàng)新性的補充，然而對于海防事業(yè)剛剛起步，急需大型軍艦的中國來說，卻不是需要優(yōu)先購買的產(chǎn)品。

不僅如此，北洋艦隊花費巨額資金購買，當作長期主力艦的定遠、鎮(zhèn)遠，其實也是有設計缺陷的產(chǎn)品。1880年7月，清朝駐德國公使李鳳苞，接到了李鴻章要求自己訂購兩艘鐵甲艦的電報。于是，為了決定購買鐵甲艦的型號，駐德使館二級參贊的機器專家徐建寅就開始了考察。他先后參觀了德國最新建造的薩克森級鐵甲艦，以及英國的“英弗來息白”號，也叫“不屈”號鐵甲艦。經(jīng)過反復比較，徐建寅決定，采用薩克森級的排水量和裝甲厚度，以及不屈號的武器設置，兩座炮塔呈對角線格局，布置在船體前部。他自信這種配置是博采眾長，制造出來的鐵甲艦，必然是世界第一流水平。

缺乏海軍船舶知識的李鴻章，迅速同意了這個方案，向制造薩克森級鐵甲艦的德國伏爾鏗造船廠下了訂單，建造兩艘同型鐵甲艦定遠與鎮(zhèn)遠，總價340多萬兩白銀。

然而，19世紀下半葉，是全球海軍技術與軍事思想狂飆突進的革新時代，各種試驗性武器裝備層出不窮。歐洲各大海軍強國的做法，就如同今天的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不斷試錯，快速迭代：一個設計型號的軍艦只造幾艘，甚至一艘，發(fā)現(xiàn)缺陷和不足，就迅速升級，另起爐灶。定遠鎮(zhèn)遠這種雙炮塔對角線型布置的結構，也是當時歐洲海軍的探索性實驗之一。根據(jù)統(tǒng)計，在歐洲列強海軍里，當時采取這種斜置炮塔設計的主力艦，只有六艘，此后也沒有成為主流。這是因為，采用對角炮塔設計方案的軍艦，在實戰(zhàn)中迅速暴露出了重大缺點：首先，遭遇風浪時，會增加軍艦顛簸的程度，影響射擊精度。其次，一旦進入與敵艦編隊平行方向的炮火交戰(zhàn)，一半的主炮火力就無法射擊，發(fā)揮作用。

然而，作者認為，從李鴻章，到李鳳苞、徐建寅，都缺乏這種專業(yè)程度的海軍專業(yè)知識和大局觀，從而導致清政府倉促拍板，一下花費重金訂購了兩艘，又缺乏后繼更新升級方案。最終，使得有重大設計缺陷的定遠和鎮(zhèn)遠，長期作為海軍倚仗的主力，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除了內(nèi)斗和專業(yè)知識欠缺，晚清海軍建設走彎路，發(fā)展水平不盡如人意的第三個原因，就是沒有穩(wěn)定而現(xiàn)代化的財政制度來支持。說白了就是，經(jīng)常缺錢，寶貴的海軍經(jīng)費經(jīng)常被克扣挪用。

當然，談到這個問題，需要明確的是，這并不能簡單地用貪污腐化來簡單概括。當時，清朝沒有現(xiàn)代化的國家財政體制，也缺乏國家具體預算決算計劃，搞“洋務”開支浩繁，又沒有常例制度可循，所以各種騰挪轉(zhuǎn)移是常態(tài)：既然辦理海軍的經(jīng)費可以從別處騰挪來，那么所謂海防經(jīng)費自然也可以挪作他用。自1876年起，總理衙門規(guī)定，每年海防經(jīng)費的額度，是四百萬兩白銀，這筆錢的來源是五花八門，七拼八湊，大部分來自各地海關的關稅，以及厘金，也就是一種地方征收的商業(yè)稅。這筆錢每年不一定能按時收齊，而且還成為清王朝朝廷中樞和各衙門眼里的一塊肥肉。

僅在1875年至1880年的六年間，清王朝就以向山西河南賑災、支付左宗棠西征軍費、為同治帝修建惠陵等各種名目，不斷地挪用海防經(jīng)費，總數(shù)達100萬兩以上，搞得李鴻章只能東拼西湊，從淮軍軍費等財源找錢，來維持北洋海軍的日常開支和擴充。所以說，這筆“海防經(jīng)費”更像是一個可供清王朝提款周轉(zhuǎn)的賬戶，在當時的財政體制下，既做不到?？顚Ｓ茫沧霾坏娇铐棞蕰r足額進賬。

1885年，隨著光緒年齡漸長，即將親政，慈禧就下旨，修建位于紫禁城西側的“三海”工程，作為自己頤養(yǎng)天年的居所，整個三海工程共計挪借海軍衙門經(jīng)費437萬兩。三年后，慈禧又下旨，開工修繕頤和園，再次挪用海軍衙門經(jīng)費180萬兩。作者說，雖說這些款項在日后陸續(xù)歸還，但是對于中國海軍建設的延誤與阻礙，是不可否認的。

另外，1888年十月底，醇親王致電李鴻章，說重修頤和園萬壽山工程耗資巨大，自己是捉襟見肘，希望各地迅速籌款200萬兩，以每年利息來支撐萬壽山修繕工程，李鴻章與兩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曾國荃等心領神會，籌集了260萬兩白銀存放在外國銀行，為了掩人耳目，對外這筆巨款被稱為“海軍經(jīng)費”。

同時，主持戶部的著名清流派官員翁同龢，也在這個時候，以修建頤和園和“三海”工程耗資巨大為借口，直接上奏朝廷，暫停北洋和南洋海軍購買新式武器船只機器兩年。此時，正是中日兩國之間，因朝鮮問題而矛盾迅速激化的時候，而歐洲列強與日本海軍，也在積極進行軍艦等裝備的更新?lián)Q代。李鴻章雖然感覺到了這種緊迫的狀況，但又從錯綜復雜的政治權力斗爭角度考慮，為了避免朝廷的猜忌和同僚的彈劾，決定還是明哲保身，保持沉默。

第三部分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軍聯(lián)合艦隊在朝鮮豐島海對北洋艦隊軍艦濟遠、廣乙號發(fā)動突襲，不宣而戰(zhàn)，隨后又擊沉了運送清軍陸軍的英國商船高升號，宣告了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正式爆發(fā)。

整個甲午戰(zhàn)爭的過程，尤其是9月17日那場著名的大東溝海戰(zhàn)，在我們得到聽書的其他作品里，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在這里我們就不再詳細回顧。有歷史學家沉痛地說，如果把這場戰(zhàn)爭，看作是對中日兩國早期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一場階段性考試，那么中國明顯地輸給了這位自己以往看不起的同學。

從具體海軍發(fā)展的層面上看，一場大東溝海戰(zhàn)，充分暴露了北洋艦隊成軍后在訓練、戰(zhàn)術乃至裝備上的各種弊病。比如，由于19世紀80年代末，在英國阿姆斯特朗軍工廠誕生的速射炮，使得中小口徑的艦炮擁有了更高的射速和殺傷力。這項發(fā)明直接改變了當時各國海軍軍艦的設計原則和海軍戰(zhàn)術。除了軍艦甲板上方的旋轉(zhuǎn)炮塔，大量速射炮被安置在軍艦船舷兩側，以追求密集火力輸出，從而讓能夠充分發(fā)揮側射火力的魚貫型縱隊，在海戰(zhàn)中逐漸替代了一字排開，以軍艦艦首對準敵人的橫隊。

不幸的是，北洋艦隊的主要艦船，都是于1880年之前設計制造的，艦體構造和武器的布置，都是根據(jù)橫陣的需要而設計的，而北洋艦隊的指揮領導層，一是受限于軍艦的設計，二是疏于關注全球海軍技戰(zhàn)術的發(fā)展，依舊墨守成規(guī)地堅持橫陣戰(zhàn)術。至于日本聯(lián)合艦隊方面，它的主力艦只都是19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購入的。雖然和北洋艦隊所購買艦只時間只差10年左右，但是由于大量裝備了速射炮和使用縱隊戰(zhàn)術，戰(zhàn)斗力已經(jīng)拉開了明顯的代差。如果對比下參加大東溝海戰(zhàn)的中日雙方艦隊數(shù)據(jù)，就會發(fā)現(xiàn)，日本聯(lián)合艦隊在總噸位、總馬力、火力輸出和平均航速上都占優(yōu)勢，尤其是大口徑，也就是120毫米口徑以上速射炮這一項，雙方擁有的數(shù)量是驚人的38比2。 這種戰(zhàn)術與裝備上的差距，導致開戰(zhàn)后不久，北洋艦隊的橫陣就迅速解體，各軍艦只能各自為戰(zhàn)，勉強抵抗聯(lián)合艦隊靈活的縱隊圍攻。

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引發(fā)的一個惡劣后果，就是列強掀起了新一波向清王朝攫取權利，索取領土的狂潮，尤其是爭相瓜分中國沿海的優(yōu)良海軍港口。首先是俄國通過誘使清政府簽訂共同防御日本的所謂《中俄密約》，占據(jù)了旅順和大連灣，然后是德國，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強奪青島，英國則占據(jù)了原為北洋艦隊基地的威海衛(wèi)，隨后法國強行租借了廣州灣。

在層出不窮的內(nèi)憂外患之中，清王朝在自己統(tǒng)治的最后20年里，開始了一波復興海軍，整頓海防的嘗試。對于這一段歷史，研究資料相對稀少，知道的人更不多，很多人的印象是，清王朝自打輸了甲午戰(zhàn)爭，就自暴自棄，放棄了海防大業(yè)，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對于這段歷史，本書作者姜鳴，花費了不少時間，努力搜集資料，做出了一個比較詳細的梳理。

1897年，清政府向德國伏爾鏗造船廠訂購了三艘巡洋艦，排水量2680噸，最高時速19.5海里，分別命名為海容號、?；I號，以及海琛號。后來，又向英國阿姆斯特朗造船廠訂購了排水量4300噸的巡洋艦海天號和海圻號。這五艘海字頭的巡洋艦，成為清末海軍的主力，并被日后的民國政府繼承。

這批新式軍艦的加入，讓清朝海軍的實力有了一定的恢復。另外，清政府還外購了一批輕型驅(qū)逐艦與魚雷艇等小型軍艦；雖然總體上，它們沒有當年定遠鎮(zhèn)遠兩艘巨艦帶來的沖擊力，但在實用性和性能質(zhì)量上，卻比之前有所進步。

作者說，海軍實力的回升，也讓當時的清政府，能夠有底氣，與西方列強做一些交涉，不至于在外交中無底線地妥協(xié)退讓，最經(jīng)典的案例，就是“三門灣事件”。

1899年年初，列強中的后來者意大利，見到列強在中國大肆擴張，于是也不甘人后，試圖強租浙江三門灣。在被拒絕后，意大利政府居然也想玩炮艦外交，派出三艘軍艦來到中國示威。3月15日，朝廷訓令兩江總督劉坤一，密切探察此次來華意大利軍艦的數(shù)量、實力，并急令葉祖珪率領北洋各艦南下，進駐上海港。5月30日，清朝軍艦出海巡邏，由于意大利遠東海軍實力薄弱，此次前來的最大主力艦不過排水量4930噸的巡洋艦“馬可·波羅”號，面對清朝派出的海天、海圻兩艘噸位相同的巡洋艦，實在沒有優(yōu)勢和必勝把握，所以最后，意大利政府只能灰溜溜地宣布，放棄對三門灣的要求。

另外，在1911年上半年，遙遠的墨西哥爆發(fā)了國內(nèi)革命，社會動蕩，在北部城市托雷翁，部分革命起義軍在進城后軍紀敗壞，大肆劫掠，給當?shù)氐娜A人僑民造成了嚴重的生命財產(chǎn)損失。清廷駐墨西哥代辦沈艾孫聽從美國建議，致電清廷外務部，要求出動軍艦護僑。于是，被派去英國參加喬治五世加冕儀式的海圻號巡洋艦，被緊急派往墨西哥，墨西哥政府隨后也同意賠償華僑損失。當海圻號行駛在歸途中時，武昌起義的槍聲突然打響，海軍大部分軍艦都宣布起義，擁護革命，海圻號艦長程璧光，也被推選為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

結語

好了，這本《龍旗飄揚的艦隊》的主要內(nèi)容，大致上就為你介紹到這里。本書作者姜鳴通過查閱大量原始檔案史料，完成了這部將近80萬字的鴻篇巨制，詳細梳理了從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來，至辛亥革命爆發(fā)，半個多世紀之中，中國近代海軍從誕生、挫敗到復興的艱辛發(fā)展道路。

近代中國的屈辱歷史，正是從海防的崩潰開始。而中國的現(xiàn)代化，也正是自海軍和國防的現(xiàn)代化開始，所以洋務運動早期階段的口號，是“自強”。然而，和世界上其他發(fā)展中國家一樣，近代中國的現(xiàn)代化，是從技術與器物的引進，這個淺水區(qū)開始，一步步走向知識、制度與思想革新的深水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