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庸于1901年出生在奉天。他的父親馮德麟和張作霖同出身綠林，被清朝廷招安后任命為巡防營統(tǒng)領。后來，兩人因奉天權力有了分歧，鬧到劍拔弩張的地步。最后，張作霖完勝馮德麟。但張作霖念著結拜之情，不忍對馮下殺手，后馮決定轉向商界發(fā)展，財富的積累使他成為商界巨富。

1917年，馮庸入北平中央陸軍第二講武堂讀書，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馮庸受到五四新思想的影響，想為中華崛起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1920年，馮庸畢業(yè)后回到奉天，出任東北空軍少校參謀。只用了短短三年時間，就成為少將空軍司令和裝甲軍司令。1926 年，馮德麟去世。不久后，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隨后，東北易幟。一系列的變故發(fā)生令馮庸無心再回軍界發(fā)展，他認為要想興國，必需先發(fā)展工業(yè)，要想發(fā)展工業(yè)，人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決定創(chuàng)辦一所大學。1927年8月8日，馮庸大學正式掛牌，很快就按計劃招滿了五個班的學員，共計180余人。10月1日，學校正式上課。當時只有26歲的馮庸親自擔任了校長。

在馮庸計劃創(chuàng)辦大學時，許多人對馮庸說：“工科學校，用款很多，并且又是大學，個人維持，恐怕不是容易的事，先生既有這樣的熱心，不如募捐，庶見眾擎易

舉，此較容易點”。馮庸說：“我并不是富于教育經驗的。因為社會的混亂，欲以挽狂瀾于既倒，所以破產興學，以改造社會，造成新中國的青年。自己擔負雖重，但佳果未卜，若到社會去捐募，集款雖易倘若成績微渺，我怎樣對得起社會呢？終究不如徹底的犧牲，功罪咸歸一人，心中尚覺安適”。①從這段對話，我們不僅看到了馮庸以家產力學的犧牲精神，也看到了他對祖國的一片赤誠之心。

馮庸用他父親積累的財富創(chuàng)辦大學，發(fā)展教育。他于1927年夏動工建筑校舍，晝夜施工，僅以4個多月的時間，就先后建成了以大禮堂為中心，左側為“忠”字樓，右側為“仁”字樓的主體樓。各種圖書資料、實驗儀器、體育設備應有盡有，圖書館、理化實驗室、游泳池、滑冰場，這些建筑與設備耗費了大量資金，共投入大約150萬銀元，幾乎傾盡了馮家的全部私產。

馮大是民國第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學，學生們在這里學習知識，不僅不收取學費，吃住也都是免費的。與馮庸的辦學理念相輔相成的是馮大嚴格的教學管理制度。馮大開始是以工科為主，課程仿照美國大學設置，很多歐美派的教授甚至用英語授課;考試制度極其嚴格，期中和期末都會在學校禮堂舉行會考，考試三門不及格者進行相應處罰;在馮庸的全力經營之下，馮大發(fā)展迅速，1931 年達到全盛，已能和張學良主持的東北大學并駕齊驅。

可是九一八事變使馮庸的教育救國夢破滅了。1931年9月21日下午4點多鐘，一隊日本關東軍闖入馮大，他們蠻橫粗魯地命令全體學生立刻離開學校，還毀壞了學校的實習工廠和許多辦公設施，并將馮庸強行帶走，一大批馮大師生撤到北平。日本人勸馮庸投降不成，將馮庸劫持到日本東京。日本人希望馮庸能代替張學良主持東北政局，組織滿洲獨立。對此，馮庸斷然拒絕。10 月 3 日，他在馮大的日籍教授岡部平太的幫助下，終于被釋放。10 月 28 日，他取道香港，回到北平。一回到北平，馮庸即刻投入到馮大復校的工作中。

在洶涌的抗日怒潮中，1931年9月27日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正式成立，并將其 “抵抗日本侵略，共謀收復失地，保護主權”的宗旨布告天下。10月末，東北民眾救國會召開了常委會議，決定組織民眾去南京請愿，要求國民政府出兵收復失地。其中成員主要是東北大學、馮庸大學和民眾團體的代表，他們把名字定為“東北民眾救國請愿團”并推舉馮庸為總指揮。11月10日，請愿團到達南京，提出抗日收復東北失地等8項要求。11日早請愿團列隊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請愿，一直到15時，蔣介石才見了他們。蔣介石托詞搪塞，不做正面回答。之后，各地大中學生紛紛入京請愿，迫于無奈，蔣介石只好以“本主席效忠黨國，早具決心，對于諸生請愿，自可接受，望諸生轉告各同學，安心求學，擁護政府，各盡其職”之手諭，加以安撫，平息學生請愿怒濤。1932年1月，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2月上旬，馮庸大學義勇軍120余人在校長馮庸的率領下，“身穿黃呢軍服，肩背紅綢大刀，雄赳赳氣昂昂”的奔赴上海參加抗戰(zhàn)。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義勇軍中的16名女學生組成“女子抗日義勇隊”，馮庸夫人、馮庸大學體育系學生龍文彬出任隊長，她們短發(fā)男裝，被當時的人們稱為“現(xiàn)代花木蘭”、“抗日花木蘭”，一時間廣為傳頌。

馮大師生的抗日愛國行動，并沒有得到國民政府的支持。日軍入侵上海的消息傳來時，馮庸義憤填膺，當即決定率義勇軍南下抗日。然而馮大學子們此前沒有參加過實戰(zhàn)，沒有實戰(zhàn)經驗。馮庸先到洛陽請求撥槍械給馮大學子，可是無人理會，又到南京面見軍政部長何應欽，何應欽借口南京無槍械儲存，口頭允諾馮庸到上海兵工廠去領。這支100多人的學生抗日隊伍為了領取槍械一波三折，足以表明國民黨當局對抗日義勇軍的冷落和不重視。2月13日，馮大師生在上海真茹車站下車時，適逢日軍援軍抵滬，在未領到槍械的情況下，為了馬上支援十九路軍殺敵，師生們迎著風雪、手持大刀走上前線。馮庸在戰(zhàn)前的動員中慷慨激昂地說：“本義勇軍這次南來，不辭跋涉，關山千里，援助十九路軍，參加對日作戰(zhàn)，全體戰(zhàn)士，個個抱必死之心，雖槍械至今未領到，同人并不氣餒，故無長槍，亦必以大刀與日寇肉搏，相見疆場。聞日軍作戰(zhàn)，惟持其猛烈的炮火，沖鋒陷陣，非其所一長，最懼我國的大刀隊，故本軍領得槍械后，亦必一試身手，以殲丑虜?！背浞直戆琢丝谷諞Q心。

1932年底，在日軍重兵圍剿下的東北抗日義勇軍主力相繼失利，一部分撤入熱河后又遭日軍圍堵。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在馮庸的帶領下，駐守熱河省凌源縣（今遼寧省凌源縣）。馮庸和義勇軍戰(zhàn)士們露營在凌源街西銅頂子廟，指揮部也設在此處。義勇軍在駐地開展抗日宣傳活動，散發(fā)抗日救國傳單、張貼標語、創(chuàng)辦《復巢月刊》，揭露日寇侵略中國的罪行。這些抗日救國的宣傳喚起了民眾的抗日熱情，一些青年主動要求參戰(zhàn)，群眾積極幫助抗日武裝運送軍需物資。

1933年3月1日，日寇騎兵第四旅和第八師團主力與于兆麟第三十旅發(fā)生激戰(zhàn)，經過一天一夜的戰(zhàn)斗國民革命軍重創(chuàng)日寇。在第三十旅和增援的二十九旅奮力抗擊下，戰(zhàn)斗持續(xù)到13日，敵我雙方都有傷亡。此時，馮庸指揮學生們修筑防御工事，為國民革命軍運送彈藥。日軍于4月3日進攻凌源，由于敵強我弱，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被打散。

為了鼓舞士氣打擊日寇，馮庸創(chuàng)作了《馮庸義勇軍軍歌》。 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參加淞滬抗戰(zhàn)抵達上海時，高唱《馮庸義勇軍軍歌》，受到了上海各界民眾代表的熱烈歡迎。年輕的聶耳也在歡迎隊伍中，他被學生們高唱抗日救亡歌曲的雄武悲壯場面感動。

從熱河抗日前線返回到北平后，馮庸大學的狀況捉襟見肘。馮庸大學是馮庸用私人的財產創(chuàng)辦的，“九·一八”事變使馮庸在東北的產業(yè)全部被日偽接手，辦學經費開始入不敷出。馮庸大學的學生大部門是東北流亡青年，隨著東北淪陷和戰(zhàn)亂的原因，他們與家人失去聯(lián)系，交不起學費和生活費，再加上參加淞滬、熱河兩次抗戰(zhàn)，馮庸所剩不多的家產都投入到里面，馮庸大學也難以維持，一些教師和管理人員因為薪酬等原因陸續(xù)離校。1933年9月，經歷了近6年辦學生涯的馮庸以“國難方殷，前途絕望”和師生告別，帶著張學良贈與他的一萬元生活費，攜夫人到杭州生活，馮庸大學停辦后，學生大部分并人遷校北平的東北大學，少數學生轉人浙江大學、河南大學繼續(xù)讀書，中學部學生歸并到北平天壇中學。馮庸大學位于北平原陸軍大學校址的校舍改作東北大學總校校舍。至此，馮庸大學成為歷史名詞。

注釋

① 中國學生社編輯：《全國大學圖鑒（1933年）》。

【參考文獻】

[1] 《抗戰(zhàn)中的馮庸與馮庸大學》 張愷新   中國近現(xiàn)代史及史料研究

[2] 《馮庸大學義勇軍 抗日烽火中燃燒的青春》 孫成德 中國檔案報/2017 年/9 月/15 日/第 002 版

[3] 《馮庸大學及其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教育實踐》 郝春榮 教育科學一九九五年第二期

[4] 《馮庸 張學良鐵哥們的人生傳奇》  人物與歷史

作者簡介：郭美嬌（出生年份—1990），女，漢，籍貫陜西省神木市。職務/職稱[助理館員]，學歷本科，研究方向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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