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對于譜牒的價值一直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因此對于譜學的研究也很少有人問津，特別是在“左”傾思想影響下，把這一類東西一律視為封建性糟粕而加以全盤否定。十年浩劫之中，這類著作更是首當其沖地遭到焚毀，因而幸存者已經(jīng)為數(shù)不多了，應(yīng)當及早地加以搶救、整理和研究。隨著我國科學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特別是隨著對祖國文化遺產(chǎn)整理研究工作的開展，就會越發(fā)感到譜牒著作的重要性，它本來就是祖國文化遺產(chǎn)的一部分，決不能因為它具有封建性而全部予以拋棄。

當然，應(yīng)當注意的是，對于譜學的價值，歷來各個階級人物有著不同的看法和評價。盡管各自都肯定其地位和價值，但出發(fā)點卻并不相同。正如鄭樵所指出的：“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于簿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1]這就點出了隋唐以前譜學的兩大作用。到了唐代，隨著政治形勢的發(fā)展，第一條作用起了變化，它成了新掌權(quán)者用來鞏固自己的政權(quán)統(tǒng)治、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政治斗爭工具。五代以后，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政治形勢的變化，譜學的發(fā)展及其作用也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說明，譜學的發(fā)展，在每個不同階段，不僅內(nèi)容有別，而且其作用也不盡相同，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各個時代的社會風氣和政治特點。因而后來一些有遠見的歷史學家，也就紛紛提出把它看作研究歷史的重要資料，視為重要的地方文獻。邵晉涵就說：“家修譜牒，能使體例精覈，未始不列于著作之林，而世家之譜，更有裨于掌故。”[2]可見他對家譜一類著作是何等的重視。因為在他看來，“家之有譜，固與國有史、州有志而并重也”。他的好友章學誠并直接把譜牒看作史學的支流，他說：“余惟譜歷之學，仿于《周官》，所以奠系屬、分經(jīng)緯。太史公集《尚書》、《世紀》，為《三代世表》，其遺法也。魏晉以還，家譜圖牒，與狀述傳志，相為經(jīng)緯，蓋亦史部支流，用備一家之書而已?！?span style="font-size: 16px; visibility: visible;">[3]又說：“夫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4]這都是從理論上來論述，家乘譜牒，也都屬于史的范圍。值得注意的是，章氏不僅持有這種觀點，而且在他編纂的《史籍考》一書中將它列為十一大部之一?，F(xiàn)在留下的《史籍考總目》中，《譜牒部》下還分《專家》、《總類》、《年譜》、《別譜》四類?？上У氖牵捎凇妒芳肌肺茨芰魝飨聛?，因而這四類中分別收了哪些著作也就無從考查。他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將劉知幾史學理論予以發(fā)揮，并付諸實踐。史學著作是要反映社會的現(xiàn)實，而目錄的分類，則又要反映學術(shù)的變化和發(fā)展。劉知幾提出正史應(yīng)立《氏族志》，章學誠在《史籍考》中將譜牒列為一大部，實際正是這一精神的體現(xiàn)。

對于我們今天來說，筆者以為譜學仍具有不可忽視的文獻價值，它是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就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族譜、統(tǒng)譜而言，乃是研究當時門第制度、選舉制度、民族關(guān)系、婚姻狀況以及整個社會風尚的重要史料。劉知幾在《史通·書志》就曾說：“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國，可以甄別華夷。”[5]問題只是這些著作大多散佚不傳。至于唐代官修之譜牒，則是研究唐代前期政治形勢、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矛盾，特別是士庶之斗爭、升降、混合以及當時婚姻關(guān)系和社會風氣的重要史料，因為它是作為唐朝前期統(tǒng)治階級政治斗爭工具而發(fā)展起來的，是當時的政治斗爭產(chǎn)物，勢必就要反映當時的政治斗爭。五代以后的私家之譜，原來留傳下來的是不少的，經(jīng)過十年動亂，得以幸存下來的已經(jīng)很少。它們的史料價值，已經(jīng)初步顯示出來。從目前來看，起碼有以下幾方面價值：第一，它可以幫助我們研究歷史上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著名學者許多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南宋大史學家鄭樵的生卒年，近人記載多誤，筆者于1962年作過考證，文章刊于同年10月號《歷史教學》。次年報載廈門大學鄭樵歷史調(diào)查組發(fā)現(xiàn)了多種鄭氏族譜，據(jù)族譜所載鄭樵生卒之年，正與筆者考證結(jié)果相合。在這些族譜中，還發(fā)現(xiàn)了以前未曾見過的鄭樵著作《滎陽譜序》[6]就是一篇可與《氏族略》互相發(fā)明的重要著作。文章中鄭樵闡述了他對譜牒修撰的主張，并對譜學之盛衰、圖譜私記之弊端、鄭氏族祖之源流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對研究鄭樵學術(shù)思想有很大價值。而這樣重要的文章，正是依附于族譜而得以保存下來。如《洪氏宗譜》的發(fā)現(xiàn)，對于研究洪秀全的家世及其早期活動情況都有相當?shù)氖妨蟽r值。又如報載江西發(fā)現(xiàn)《辛氏宗譜》，卷首載有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畫像，“須鬢飄灑，英氣照人”。據(jù)譜載，辛棄疾“卒之日，家無余財，僅遺生平詞詩奏議、雜著書集而已”?！蹲谧V》還有文天祥等人寫的序文，對于研究辛棄疾無疑具有參考價值。再如最近在宋代哲學家、教育家朱熹的誕生地福建省尤溪縣發(fā)現(xiàn)四百多年前的朱熹家譜《紫陽朱氏建安譜》，經(jīng)鑒定是明末刻本。專家們認為，這部家譜的特點是，除世系外，著重匯編有關(guān)朱熹的資料，對研究朱熹的生平有重要參考價值。此外，江西《宋氏宗譜》的發(fā)現(xiàn)，對研究明代著名科學家宋應(yīng)星的生平事跡提供了可貴的史料。至于史學界一直爭論不休的關(guān)于李自成的殉難、孫庭傳的被殺等問題，都是在家譜、族譜中得到了重要的依據(jù)。第二，這些家譜、宗譜，對于研究人口學、民俗學和地名學都有很大價值，它可以提供許多其他史籍中無法找到的寶貴材料。一個家族由于種種原因，經(jīng)常遷徙，這在族譜中都有詳細反映，因此，對于人口的增長與流動路線的研究均有較高價值，報載孟子的后代有一支現(xiàn)已定居在黑龍江，他們獻出了自己的族譜。目前臺灣同胞和旅居國外僑胞，他們思念自己故鄉(xiāng)，就是從族譜中來尋找自己的血緣關(guān)系，認祖歸宗。而杭州大學（后并入浙江大學）徐規(guī)教授在撰寫《畬族的名稱、來源和遷徙》[7]一文時，就曾利用了多種畬族宗譜，考定出這個少數(shù)民族于明代初年才遷到浙江。第三，對于家譜、族譜的研究，有助于了解當時的中國社會，了解族權(quán)的本質(zhì)和所起的各種作用，因為族譜中對族規(guī)、族約、族產(chǎn)、祠祭等都有詳細記載。而其中許多內(nèi)容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生活習俗?？傊@些事實說明，宗譜、族譜都是重要的文獻資料，它們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史料價值，決不應(yīng)當輕意地一律斥之為封建糟粕，必須嚴肅地加以保護、整理和研究，使其能為發(fā)展祖國的文化事業(yè)發(fā)揮作用。就年譜的價值而言，其作用就更大了。一個政治家的年譜，如果編纂得體，那就不僅是他個人一生政治活動和政治主張的記錄，而且也是當時整個社會政治斗爭和政治局勢發(fā)展的寫照。如清人顧棟高的《王荊公年譜》和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等都編得相當成功，因而都分別得到學者的好評。又如一個學者的年譜，如果編纂得體，那就不僅反映出他個人一生學術(shù)活動和學術(shù)思想面貌，還可以反映出一個時代的精神面貌和學術(shù)發(fā)展之趨勢。清人顧棟高的《司馬溫公年譜》和王懋竑的《朱子年譜》，都是編得較好的學者年譜。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近人胡適和姚名達合編的《章實齋年譜》，在眾多年譜中算得上是較好的一種，人們讀了這部年譜，不僅對章學誠一生經(jīng)歷、學術(shù)思想盡可得知，而且對乾嘉時代整個學術(shù)界之大概趨勢亦可得以了解。總之，對于家乘譜牒，絕不能把它看成是一家一人的歷史記錄，否則就會忽略它在歷史研究中的作用，降低它在史學上的地位與價值。魯迅先生對年譜的作用就非常重視，他認為對于一個人物，如果不作年譜，就無法進行全面研究和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因為這是一種知人論世的著作形式。

當然，也必須再次指出，這種譜學，開始純是為高門世族服務(wù)而產(chǎn)生的東西。對家族之外來說，分明是為了顯示自己的高貴，可以維持其社會地位和特殊權(quán)力，即使到五代以后私人之譜仍是為地主階級服務(wù)。這種家譜的編修，就家族之內(nèi)而言，則是為了模糊階級界限，掩蓋階級實質(zhì)。一族內(nèi)部存在著尖銳的階級對立，族長就是大莊園主或大地主，被剝削的族人雖然有的也上譜，卻處于農(nóng)奴或農(nóng)民地位。可見譜學越到后來越成為維護封建宗法制度，鞏固族權(quán)統(tǒng)治的工具。因此譜學的文獻價值同樣也有它的局限性，特別是宗譜、家譜，使用時都必須持慎重態(tài)度。同時家譜的編寫，不僅有妄相假托，牽強附會，而且對于自己祖先所做之事，往往言過其實。對此，唐代學者顏師古就曾提出過家譜不足取信的看法，他說：“私譜之文出于閭巷，家自為說，事非經(jīng)典，茍引先賢，妄相假托，無所取信，寧足據(jù)乎？”[8]又說：“近代譜牒，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后，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9]錢大昕在《十駕齋養(yǎng)新錄》中引了上述兩段話后，接著評論說：“師古精于史學，于私譜雜志，不敢輕信，識見非后人所及?！短茣ぴ紫嗍老当怼冯m詳贍可喜，然紀近事則有征，溯遠胄則多舛，由于信譜牒而無實事求是之識也?！?span style="font-size: 16px;">[10]這就說明家譜所載，許多內(nèi)容的確很不可靠，它畢竟還算不上是“信史”。因此對其所載之事應(yīng)詳加考證，不可隨意輕信，但也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因噎廢食。

二、關(guān)于譜學研究的幾點意見

由于譜牒對于研究歷史具有重要的價值，因此歷代學者一直都相當重視，無論是編修國史還是其他學術(shù)論著，都常有涉及。這正因為譜牒學在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時期還曾一度居于顯學地位，尤其是魏晉南北朝，幾乎是家家要講譜牒，人人要懂譜牒，否則在社會上就無從交往，地方官若不懂譜系之學，則無從履行其任官職責。因此統(tǒng)治者也高度重視，并設(shè)專門機構(gòu)管理。還先后產(chǎn)生了一大批著名譜學家和譜牒著作。自宋以后，不僅私家之譜盛行，又產(chǎn)生了年譜等形式的譜牒著作，可以說更加豐富了譜學的內(nèi)容?？墒切轮袊⒑螅@門學問的研究，幾乎一直處于停滯狀態(tài)，因為在“左”傾思潮影響下，譜牒被認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家譜，毫無疑問屬于封建糟粕，還有誰敢問津呢？然而在海外，如美國、日本許多漢學家，卻一直在收藏、整理和研究，中國臺灣不少學得也一直在研究，他們還兩年一次舉行族譜研討會，曾分別在中國臺灣、香港、日本、韓國等處舉行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內(nèi)有些學者也著手開始研究，斷斷續(xù)續(xù)發(fā)表了一些論著，應(yīng)當說是可喜的現(xiàn)象，因為譜牒文獻畢竟是我國文化遺產(chǎn)中一個重要內(nèi)容，它可以為研究我國封建時代的歷史與文化提供許多無可代替的重要資料。不過在閱讀海內(nèi)外一些學者論著中，也發(fā)現(xiàn)有不少問題還值得進一步商榷?，F(xiàn)就以下幾個問題談點個人粗淺看法，以就教于有關(guān)專家和讀者。

（一）譜學不等于家譜學

譜牒是古代記載世系書籍的總稱，而這種稱呼的來源，蓋出自司馬遷的《史記》?！短饭孕颉贩Q：“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span>[11]書中之譜牒，亦作譜諜，《十二諸侯年表序》曰：“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span>[12]后來這類著作漸多，史書或目錄學分類，便亦有此名目，并逐漸形成一門學問譜牒學，簡稱譜學。事實上任何一門學問的形成，都必然有一個過程，不可能此類著作一產(chǎn)生立即就有這門學問。而這類著作最初產(chǎn)生時，多為記載帝王世系，這與“古譜牒掌于官”有密切關(guān)系。《漢書·藝文志》的“歷譜”類還載有《帝王諸侯世譜》、《古來帝王年譜》兩書，可惜這兩部書至唐初已不見流傳，因為《隋書·經(jīng)籍志》中已不著錄。后世則著錄氏族家譜直至私家之譜，顯然是有其發(fā)展過程的。

我們在前面征引的著名史學家邵晉涵那段論述，不僅敘述了譜學的起源，而且敘述了譜學的發(fā)展過程、不同階段的特點及其代表作，當然也涉及了它與史學的關(guān)系和史學價值。尤其是所講的三個階段，即由專官之掌，演為專門之學，進而形成私家之譜，這個結(jié)論大體上是符合譜學發(fā)展的實際情況，反映了譜學發(fā)展的簡單歷史。這就是說，譜牒如同史學一樣，最早是由專官所執(zhí)掌，其目的僅在于“奠系世，辨昭穆”，別貴賤，識尊卑，如此而已。既講清了譜牒所以產(chǎn)生，又講述了初期的功能。秦漢以來，無專官所管，學者乃競相從事編述，至六朝遂形成專門之學，并產(chǎn)生了譜學發(fā)展史上第一次高潮。到了唐代，由于統(tǒng)治者的利用和提倡，出現(xiàn)了譜學發(fā)展史上又一高潮。但其著作形式與表現(xiàn)功能則與魏晉南北朝時期有著顯著不同，這往往被許多譜學研究者所忽略。五代以后，此學遂衰，此后專治譜學而成家者亦確實不多見。正如邵氏所說，以后多為“私家之譜”。邵氏的論述還告訴人們這樣一個事實，即譜學的內(nèi)容是非常豐富的，絕不像如今有些學者所說，譜學就是家譜學。這一點我們從正史藝文志、經(jīng)籍志都可以得到證實。眾所周知，無論是史表、官譜、統(tǒng)譜，還是宗譜、族譜，不外均要記載人物氏族世系，故古人亦稱“氏姓之學”。自從《隋書·經(jīng)籍志》開始，這種志中，史部總都有譜牒這一門類，而《隋書·經(jīng)籍志》則稱《譜系篇》，兩《唐書》、《宋史》便均稱《譜牒》，為了便于討論譜牒學的內(nèi)容究竟應(yīng)當包括多少范圍，這里不妨將《隋書·經(jīng)籍志》的《譜系篇》小序抄錄于后：

氏姓之書，其所由來遠矣?！稌贩Q“別生分類”，《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周家小史（似應(yīng)為“《周官》小史”——引者注）定系世，辯昭穆，則亦史之職也。秦兼天下，鏟除舊跡，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初，得《世本》，敘黃帝已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后漢有《鄧氏官譜》。晉世，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zhuǎn)廣。后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者，并為河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guān)，諸姓子孫有功者，并令為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guān)內(nèi)諸州，為其本望。其《鄧氏官譜》及《族姓昭穆記》，晉亂已亡。自余亦多遺失。今錄其見存者，以為譜系篇。[13]

《譜系篇》共收《世本》、《漢氏帝王譜》、《百家譜》、《益州譜》等四十一部，其中一族一姓之譜有《謝氏譜》、《楊氏譜》、《蘇氏譜》等。這些書名就是以表明譜學的內(nèi)容并不局限于家譜，而這篇小序自然就更能說明問題，因為在譜牒產(chǎn)生之初，是由專官執(zhí)掌，尚未產(chǎn)生私家之譜，顯然我們絕不能說這些還不能算是譜學的內(nèi)容?！杜f唐書·經(jīng)籍志》共收書五十五部，較為突出地收了《大唐氏族志》、《姓氏譜》（許敬宗撰）和柳沖的《大唐姓族系錄》?！缎绿茣に囄闹尽穭t著錄了九十五部，不僅收了《大唐氏族志》、《姓氏譜》、《大唐姓族系錄》，而且收錄了李林甫等編纂的《唐新定諸家譜錄》、林寶《元和姓纂》、李利涉《唐官姓氏記》、柳璨《姓氏韻略》、柳芳《永泰新譜》（一作《皇室新譜》）、柳璟《續(xù)譜》以及李衢《大唐皇室新譜》等。這些著作的出現(xiàn)，顯然反映了譜學在唐代發(fā)展的新趨向及其所肩負的新功能。這些著作，不僅是研究譜學發(fā)展的重要依據(jù)，而且是研究唐代政治史和社會史，特別是研究唐代統(tǒng)治者上層政治斗爭的重要史料。大家知道，柳芳等人都是唐代著名的譜牒學家。到了《宋史·藝文志》的“譜牒類”所收錄著作，情況自然又大變了，首部著錄的是何承天《姓苑》，次則為林寶的《姓苑》，接著是《姓史》、《元和姓纂》，而所載專門研究記錄姓氏之書特別多，很明顯其注意力已逐漸移向“尋常百姓家”了。如《春秋氏族譜》、《春秋宗族謚譜》，所記雖然還離不開王侯士大夫，但其著眼點是在“氏族”與“宗族”了。又如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徐筠《姓氏源流考》、孔平《姓系氏族》、崔日用《姓苑略》等，其性質(zhì)顯而易見。當然，專講帝王世系之書為數(shù)還是不少，如李茂嵩《唐宗系譜》、佚名《唐書總記帝系》、宋敏求《韻類次宗室譜》、司馬光《宗室世表》等。還有三部書比較特別，但卻很有學術(shù)價值，即梁元帝《古今同姓名錄》、李林甫《天下郡望姓氏族譜》和佚名《唐相譜》。總的來說，只要我們對此著錄的一百十部著作逐一過目后便會發(fā)現(xiàn)，記載一家一姓的家譜、族譜竟多達近四十部，遠遠超過全部著錄的三分之一。這個數(shù)字的變化，不正反映了譜學發(fā)展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私家之譜盛行于天下的局面。而宋代著名的譜學家蘇洵的《蘇氏族譜》和錢惟演的《錢氏慶系譜》此中都有收錄。此外，影響比較大的還有《向敏中家譜》、《建陽陳氏家譜》、《長樂林氏家譜》等。自宋以后，私家之譜一統(tǒng)天下，此后專門研究譜學的人和專著從而漸少。正因如此，清代許多學者都稱宋以后譜學衰微了。其實這一說法未必妥當，后來私家之譜，其內(nèi)容的價值，決不會在官修譜牒著作之下，許多內(nèi)容可補史書記載之不足，有的還可糾正史書記載之錯誤，許多論著已經(jīng)有所論及。還要指出的是，從宋代開始，除“私家之譜”而外，又出現(xiàn)了單為個人作“年譜”的現(xiàn)象，特別是為著名學者、政治家編寫年譜，這應(yīng)當說是譜學發(fā)展的一大轉(zhuǎn)折，這么一來，不僅使譜學發(fā)展開了一條新的途徑，而且這種著作更加富有學術(shù)價值。魯迅先生對年譜就非常重視，認為這是一種知人論世的著作形式。因此，這是研究譜學發(fā)展史時不應(yīng)被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由此可見，作為譜學，年譜是絕對不應(yīng)被排斥在外的。清代學者章學誠，既是史學評論家，又是封建社會晚期著名的譜牒學家，他在論述譜學的內(nèi)容時，并不認為譜牒就是講家譜、族譜，他的譜學理論相當豐富，晚年曾編纂過《史籍考》一書，其書雖然未能流傳，但其總目還是保存下來，總目共分十二大部，而《譜牒部》列在第七，下分專家、總類、年譜、別譜四大類，他在《史考釋例》一文中對此還作了解釋：“譜牒有專家、總類之不同，專則一家之書，總則匯萃之書。而家傳、家訓(xùn)、內(nèi)訓(xùn)、家范、家禮皆附入專譜門中，以其行于家者然也?！?span style="font-size: 16px;">[14]在這分類之中，將年譜單獨作為一類，視為譜學不可分的一部分，無疑這是很正確的，因為它充分反映了中國史學家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史部目錄中也及時反映社會的現(xiàn)實。如上引《宋史·藝文志》的“譜牒類”中，就已經(jīng)著錄了洪興祖的《韓愈年譜》，而《明史·藝文志》該類也收了李默的《朱子年譜》和徐渤了《蔡忠惠年譜》。這些譜牒部的著錄范圍同樣向人們展示了譜學的內(nèi)容是相當廣泛的。綜上所述，我們認為譜學是研究和闡述人類宗族、家族世系演變歷史及相關(guān)問題的一門學問，一切著錄和記載宗族、家族世系歷史的文獻典籍，都屬譜學研究的范疇，諸如家譜、宗譜、族譜、世譜、世系錄、總譜、統(tǒng)譜、官譜、年譜以及史書中的各類世系表，還有大量的姓氏之書等等。而家譜只是譜學中的一個分支、一個成員，不能代表整個譜牒學，充其量也只能說是狹義的譜學而已。

（二）研究譜學起源與發(fā)展應(yīng)當注意時代背景

研究譜學的起源與發(fā)展，應(yīng)當密切聯(lián)系時代背景，注意時代的需要和可能，這實際上是起碼的要求。因為任何一種著作形式和學術(shù)思想都有其產(chǎn)生的特定社會條件，社會不僅需要而且提供了產(chǎn)生某種著作的條件，這就是人們經(jīng)常講的社會為出現(xiàn)這種著作產(chǎn)生溫床或土壤，譜學的產(chǎn)生自然也不例外?？墒窃S多人在寫文章時，根本就不管此事。因而在談到譜學起源時，有人提出在原始社會已經(jīng)產(chǎn)生，其根據(jù)就是理論分析；有人提出在夏代已經(jīng)產(chǎn)生，理由是已經(jīng)是“家天下”了；也有人提出在殷商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因為甲骨文中已有譜系的記載。至于當時為什么會產(chǎn)生，則很少能作出自圓其說的看法。而在論述某朝譜學發(fā)展時，既不談該朝譜學產(chǎn)生的原因，更不談譜學發(fā)展的特點，只將一部部著作羅列以后就萬事大吉，這稱得上是“某朝譜學”嗎？最多只能說是某朝譜學著作目錄而已。關(guān)于起源問題，馮爾主錄先生在《宗族制度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兼論宗族制與譜牒學之關(guān)系》[15]一文中提出，宗族制度是產(chǎn)生譜牒學的直接根源，筆者認為這個說法很有道理。從分析看，夏代應(yīng)當已有文字?？鬃右辉俾暦Q，“夏禮吾能言之”、“殷因于夏禮”，《夏小正》的產(chǎn)生，“家天下”的出現(xiàn)和國家的產(chǎn)生，這些畢竟都是后人的追記，正式文字至今尚未發(fā)現(xiàn)。沒有文字，沒有著作，還有什么學問可言？即便到了殷商，周公講過：“惟殷先人，有冊有典?！保ā渡袝ざ嗍俊罚┑@種“冊”與“典”，我們今天卻很少見到。到了西周，實行宗法制度，這是大量文獻都有記載的，并有大宗與小宗的嚴格區(qū)分，有所謂“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這種制度的實行就在于防止各等級的貴族們之間對于爵位財產(chǎn)的爭奪。為了切實執(zhí)行這套嚴密的制度，因而必須有相應(yīng)的措施，還設(shè)立專官管理，大詩人屈原在楚就曾擔任過三閭大夫，掌管三族三姓，“敘其譜屬”。直至秦漢，仍設(shè)置宗正，掌管皇室與外戚之事務(wù)，不僅管宗室名籍，以分別嫡庶親疏，而且要編纂同姓諸侯王世系譜。可見在西周，“敘其譜屬”正是維護宗法制度的重要措施。這里引《國語·魯語上》中一段文字：

夏父弗忌為宗，蒸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逾也。今將先明而后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蒸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不逾也。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16]

這里所講雖然僅僅只是在祭祀問題上違反了宗法制度，有關(guān)人員認為這也是不可以的，所以這個違制行為，就被史家作為典型寫入史冊，以示永遠為戒。而這段文字中，尤其是“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逾也”三句話，不正足以說明譜牒這種著作正是適應(yīng)社會上政治需要而產(chǎn)生的嗎？因此，自古以來許多學者都認為譜牒始于西周是很有道理的。商代盡管有可能已產(chǎn)生了宗族制度，但是并無文獻可以說明當時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譜牒著作，更何況有著作未必就能形成一門學問。相反，西周的宗法制度，在許多古代文獻典籍中都有記載，并且為歷來學者所一致公認，這種制度就是要“尊系世，辨昭穆”，別貴賤，識尊卑，自然就需要有一種著作形式為其服務(wù)。文獻并有明確記載，既有專官管理，又有專人記載，這就是譜牒產(chǎn)生的社會條件。

至于魏晉南北朝時期譜學為什么能夠得到蓬勃的發(fā)展，亦自有其特定的社會條件。對此，唐代著名譜學家柳芳的三句話，可以概括當時譜學發(fā)展的三大原因，他說：“故善言譜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質(zhì)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17]這就是說，研究當時的譜學發(fā)展，必須熟悉人物的地望，以了解其社會政治地位，了解族姓的來源和支派，辨清婚姻血統(tǒng)關(guān)系。所以我們說譜學此時是為維護豪族利益、鞏固門第制度而形成的一種史學。只要人們研究就可發(fā)現(xiàn)，這一時期譜學盛行，是和門閥勢力的發(fā)展息息相關(guān)。門閥最重門第、血統(tǒng)、婚宦，當時的各種譜學著作正是為這一目的服務(wù)。眾所周知，郡望觀念是在門第制度下產(chǎn)生的，標舉郡望，在于顯示門第的高下，而門第的高下，則直接關(guān)系到每個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權(quán)利。就以選官而言，“于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zhèn)巍?span style="font-size: 16px;">[18]。自然對于姓譜記錄的重視被看作當時的頭等大事，而每部族譜必標郡望。因為“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選官標準，正是以門第高下為依據(jù)，因而有些寒門素族，為了提高社會地位，往往偽詐高門，詭稱郡望。為了達到偽詐的目的，有人還串通譜學家為之篡改。南齊譜學家賈淵為“王泰寶買襲瑯邪譜”，事發(fā)后，“淵坐被收，當極法”[19]?？梢姰敃r的統(tǒng)治者對造假者處理是相當嚴酷的。因為一旦假冒成功，社會地位馬上就變了。所以梁武帝未作皇帝之前，在給齊帝的上書中就曾指出：“且夫譜牒訛誤，詐偽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襲良家，即成冠族，妄修邊福，便為雅士?！?span style="font-size: 16px;">[20]這條材料充分說明譜牒對于門閥貴族保持其在門第上的既得利益是何等重要，因而得以廣泛發(fā)展。既然選官必稽譜籍，主管選舉之官，也就必須熟悉譜牒，史載劉宋劉湛為選曹，就自撰《百家譜》，以助銓敘，最終成了譜學家。以上所述均系政治因素促使譜學的發(fā)達。

另外，在當時社交活動中，譜學也顯得十分重要，因為社會上的避諱風氣盛行，與朋友交談，不能獨犯對方的家諱，否則將會招致意料不到的后果。史載南朝宋王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21]，當時傳為佳話，可見他對當時社會上各種重要譜著都相當精通。再者，在門第森嚴的情況下，婚姻制度必須門當戶對，這又與譜牒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寒門素族自然很想高攀，但是社會輿論卻比法律還要嚴厲。門閥豪族王源，將女兒嫁于富陽蕭氏，出身世族的歷史學家沈約，站在維護門閥制度的立場上，認為門第不當，便專疏奏彈王源，并要求將其“置以明科，黜之流伍”[22]，要把王源從士籍中罷黜出去?！妒勒f新語·賢媛》載，汝南李氏家雖富足，但社會地位不高，為了改變社會地位，竟將其女給安東將軍周浚為妾，生兒育女以后，“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更有甚者，世族寒門之間，既不得通婚，平時更不得同席而坐。這在今天看來，簡直不可思議，但在當時卻是千真萬確，許多生動事實，史書不乏記載。凡此種種，說明了魏晉南北朝譜學的發(fā)展，既有其政治原因，又有許多社會因素。到了唐代，譜學還是相當發(fā)達，但是由于政治條件和社會因素起了變化，因而譜學的社會功能、著作形式和內(nèi)容也在變。正因如此，筆者才提出研究每個朝代的譜學發(fā)展，都必須注意社會背景的研究，因為譜學與其他許多社會科學一樣，是要為特定的社會政治服務(wù)的。宋代以后，雖然大體情況基本一致，特別是民間修譜變化不大，但各朝統(tǒng)治者重視程度也不盡相同，況且宋代開始出現(xiàn)的年譜著作，其產(chǎn)生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又如史載朱元璋與大臣議修玉牒，尚且想與朱熹拉關(guān)系；而清朝帝王似乎對于修譜之事又不感興趣，或許是感到自己祖先源于白山黑水之間不太光彩，因而對于歷史上關(guān)于譜牒著作，在目錄中也被削除。正如上文所述，自《隋書·經(jīng)籍志》以后，譜牒在史部目錄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內(nèi)容篇幅也一直在擴大，可是人們打開《四庫全書總目》就會發(fā)現(xiàn)，這一內(nèi)容沒有了，據(jù)說正是乾隆下令所削除。后來所修的《清史稿》似乎也受到影響，《藝文志》中也無譜牒一類。這些在研究譜牒發(fā)展時自然也該有所論述。

     （本文節(jié)選自倉修良著《譜牒學通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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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南宋］鄭樵撰、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氏族略第一·氏族序》，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頁。

[2]［清］邵晉涵撰：《南江文鈔》卷六《淶水方氏家譜序》，清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

[3]［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外篇二《劉忠介公年譜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37頁。

[4]［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外篇六《為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41頁。

[5]［唐］劉知幾著、張振珮箋注：《唐通箋注·書志》，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4頁。

[6]載吳懷祺校補：《鄭樵文集》附錄一，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63—70頁；收入氏著《鄭樵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86—190頁。

[7]載《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62年第1期。

[8]［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七五《眭弘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153頁。

[9]［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卷七八《蕭望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271頁。

[10]［清］錢大昕著、陳文和等校點：《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一二《家譜不可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45頁。

[11]［西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03頁。

[12]［西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四《十二諸侯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509頁。

[13]［唐］魏徵等撰：《隋書》卷三三《經(jīng)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90頁。

[14]［清］章學誠著、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外篇一《史考釋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44頁。

[15]載中國譜牒學研究會編：《譜牒學研究》第一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年，第19—36頁。

[16]［戰(zhàn)國］左丘明撰、［三國吳］韋昭注：《國語·魯語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2頁。

[17]［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一九九《柳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679頁。

[18]［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一九九《柳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677頁。

[19]［梁］蕭子顯撰：《南齊書》卷五二《賈淵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第907頁。

[20]［唐］姚思廉撰：《梁書》卷一《武帝紀上》，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22頁。

[21]［北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一九九《柳沖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5679頁。

[22]［梁］蕭統(tǒng)編、［唐］李善等注：《文臣注文選》卷四○《奏彈王源》，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7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