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歐亞視野下的早期中國文明化進程研究”（項目編號：18ZDA172）階段性成果。

[2] C.J.Thomsen，Ledetraad til Nordisk Oldkundskab (Guide to Northern Archaeology)，1836.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848；〔加拿大〕布魯斯·G·特里格著；陳淳譯：《考古學(xué)思想史》（第2版），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第98～103頁。

[3] Mark Pearce，The 'Copper Age'—A History of the Concept.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32 (3)，2019：229-250.

[4] “仰韶紀土層屬于石器及金屬時代之過渡期，與地中海左右之所謂石銅時代者相吻合”。見〔瑞典〕安特生著；袁復(fù)禮譯：《中華遠古之文化》，《地質(zhì)匯報》第五號，第1冊，北京京華印書局，1923年，第19頁。

[5] 〔瑞典〕安特生著；樂森璕譯：《甘肅考古記》，《地質(zhì)專報》甲種第五號，1925年，第19～20頁。

[6] 郭沫若：《青銅時代》，科學(xué)出版社，1957年新1版，第200～300頁。

[7] 郭寶鈞：《中國青銅器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63年，第3頁。

[8] 北京大學(xué)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4頁。

[9]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中國青銅時代》，三聯(lián)書店，1983年，第1～2頁。

[10] 嚴文明：《論中國的銅石并用時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第36～44頁。

[11] 夏鼐指出，文明起源“探索的主要對象是新石器時代末期或銅石并用時代的各種文明要素的起源和發(fā)展”。見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0頁。

[12] 李先登：《試論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史學(xué)月刊》1984年第1期，第1～8頁。

[13] 李伯謙就說：“至約公元前21世紀中國開始進入青銅時代，經(jīng)過夏代二里頭時期的初始階段，早商時期的發(fā)展階段，晚商至西周前期的鼎盛階段，西周后期至春秋的衰落階段，到戰(zhàn)國初最終被早期鐵器時代所代替，大約經(jīng)過了一千五六百年?！币娎畈t：《中國青銅文化的發(fā)展階段與分區(qū)系統(tǒng)》，《華夏考古》1990年第2期，第82～91頁。

[14] 張雪蓮，仇士華，蔡蓮珍等：《新砦—二里頭—二里岡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與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第74～89頁。

[15] 許宏：《從仰韶到齊家——東亞大陸早期用銅遺存的新觀察》，《2015中國·廣河齊家文化與華夏文明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23～132頁。

[1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布克賽爾縣219國道松樹溝墓地考古發(fā)掘報告》，《新疆文物》2018年第1～2期，第55～81頁；劉漢興，特爾巴依爾等：《新疆伊犁州墩那高速尼勒克段考古收獲及初步認識》，《西域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7～139頁。

[17] 該墓人骨碳十四測年校正數(shù)據(jù)大約在公元前2800～前2500年之間。見羅武干，胡興軍，張杰等：《哈巴河縣阿依托汗一號墓群出土銅器科技分析》，《新疆文物》2017年第1期，第94～100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巴河縣阿依托汗一號墓群考古發(fā)掘報告》，《新疆文物》2017年第2期，第19～39頁。

[18] IIIM5A、IIIM5B人骨碳十四測年校正數(shù)據(jù)，分別為公元前2908～前2771年、公元前2933～前2872年，同一墓圍內(nèi)的另一座墓葬IIIM5C兩具人骨測年分別為公元前2925～前2871年、公元前2911～前2756年。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xué)考古文博系，伊犁州文物局，尼勒克縣文物局：《新疆伊犁州墩那高速公路尼勒克段沿線古代墓葬的發(fā)掘》，《考古》2020年第12期，第3～20頁。

[19] 《新疆通天洞遺址發(fā)現(xiàn)5000年前青銅器》，《人民日報》（海外版）2020年12月12日第2版。

[20] Вадецкая Э.Б.，Поляков А.В.，Степанова Н.Ф.Свод памятников афанась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монография / под ред.В.И.Молодина.- Барнаул ：АЗБУКА，2014：214.

[21] Кирюшин Ю.Ф.Энеолит и ранняя бронза юга Западной Сибири：Монография.- Барнаул：Изд-во Алт.ун-та，2002；Святко С.В.，Поляков А.В.Новые радиоуглеродные даты памятников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 начала 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Среднего Енисея // Роль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ых методов в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Барнаул，2009：146-149；李水城：《從新疆阿依托汗一號墓地的發(fā)現(xiàn)談阿凡納謝沃文化》，《新疆文物》2018年第1～2期，第105～121頁。

[22] E.N.Chernykh，Transl.by Sarah Wright，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the Early Metal 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83-91.

[23] E.N.Chernykh，Transl.by Sarah Wright，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the Early Metal 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83.

[24] 伊拉克沙尼達爾墓地發(fā)現(xiàn)的一件自然銅的墜飾，測年約公元前8700年。R.S.Solecki，R.L.Solecki；A.P.Agelarakis，The Proto-neolithic Cemetery in Shanidar Cave.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2004：53.

[25] 公元前5500年左右，冶煉金屬銅的證據(jù)在塞爾維亞的貝魯沃德（Belovode）和伊朗東南部的塔里伊布里斯（Tal-i Iblis）遺址發(fā)現(xiàn)。Miljana Radivojevi，Thilo Rehren，Ernst Pernicka.et al.，On the Origins of Extractive Metallurgy：New Evidence from Europe.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10，37(11)：2775-2787；Frame，L.，Investigations at Tal-i Iblis：Evidence for Copper Smelting during the Chalcolithic Period，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4.

[26] Chris Scarre，The Human Past：World Pre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ies (Third Edition)，Thames & Hudson，2013：433-438.

[27] David W.Anthony，The Horse，the Wheel and Language，Princeton &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125，162.

[28] David W.Anthony，The Horse，the Wheel and Language，274-276，307～311.

[29] A.A.科瓦廖夫著；賀婧婧譯：《公元前第三千紀早期切木爾切克人從法蘭西向阿爾泰的大遷徙》，《吐魯番學(xué)研究》2015年第1期，第118～155頁。

[30] 新疆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克爾木齊古墓群發(fā)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1期，第23～32頁。

[31] 張玉忠：《布爾津縣發(fā)現(xiàn)的彩繪石棺墓》，《新疆文物》2005年第1期，第124～125頁；張玉忠：《新疆布爾津縣出土的橄欖形陶罐》，《文物》2007年第2期，第66頁；阿勒泰地區(qū)文物局（博物館）：《切木爾切克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總社、新疆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2016年，第26頁。

[32] 我曾經(jīng)說過，切木爾切克M17“從其鑄造銅鏟等的合范與安德羅諾沃文化的相似性來看，該類遺存的下限或許可晚至安德羅諾沃文化時期?！绷譀V則認為M17的鏟范銎柄長而圓肩，與安德羅諾沃文化的無銎柄或短銎柄的方肩鏟有很大差別。韓建業(yè)：《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6頁；林沄：《關(guān)于新疆北部切木爾切克類型遺存的幾個問題——從布爾津縣出土的陶器說起》，《林沄學(xué)術(shù)文集（二）》，科學(xué)出版社，2008年，第143～161頁。

[33] 邵會秋：《試論新疆阿勒泰地區(qū)的兩類青銅文化》，《西域研究》2008年第4期，第59～65頁。

[34] Святко С.В.，Поляков А.В.Новые радиоуглеродные даты памятников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 начала железного века Среднего Енисея // Роль естественно-научных методов в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Барнаул，2009 ：146-149；邵會秋：《新疆史前時期文化格局的演進及其與周鄰文化的關(guān)系》，科學(xué)出版社，2018，第254～258頁。

[35] E.N.Chernykh，Transl.by Sarah Wright，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the Early Metal 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184-185.

[36] 王炳華：《古墓溝》，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

[37]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館，溫泉縣文物局：《新疆溫泉縣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考古》2013年第7期，第25～32頁。

[38] 賈笑冰：《新疆溫泉縣呼斯塔遺址發(fā)掘的主要收獲》，《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9～151頁。

[39]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文物局，尼勒克縣文物局：《新疆尼勒克縣吉仁臺溝口遺址》，《考古》2017年第7期，第57～70頁；袁曉，羅佳明，阮秋榮：《新疆尼勒克縣吉仁臺溝口遺址2019年發(fā)掘收獲與初步認識》，《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第120～125頁。

[40]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伊犁尼勒克湯巴勒薩伊墓地發(fā)掘簡報》，《文物》2012年第5期，第13～22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縣湯巴勒薩伊墓地（2016年）考古發(fā)掘報告》，《新疆文物》2017年第4期，第95～102頁。

[41] 阮秋榮：《新疆發(fā)現(xiàn)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遺存研究》，《西部考古》，科學(xué)出版社，2013年，第125～154頁；叢德新，賈偉明，艾莉森·貝茨等：《阿敦喬魯：西天山地區(qū)青銅時代遺存新類型》，《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第15～28頁。

[42] 譚宇辰，李延祥，叢德新等：《新疆溫泉縣阿敦喬魯遺址出土早期銅器的初步科學(xué)分析》，《西域研究》2021年第3期，第54～61頁。

[43] 韓建業(yè)，陳曉露：《新疆雙河市泉水溝青銅時代遺存的發(fā)現(xiàn)及初步認識》，《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42～143頁；王永強，袁曉，阮秋榮：《新疆尼勒克縣吉仁臺溝口遺址2015～2018年考古收獲及初步認識》，《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3～138頁。

[44] 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新疆青銅時代考古文化淺論》，《蘇秉琦與當(dāng)代中國考古學(xué)》，科學(xué)出版社，2001年，第179～184頁。

[45] 韓建業(yè)：《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9～40頁；Jianyi Tong，Jian Ma，Wenying Li，et al.Chronology of The Tianshanbeilu Cemetery in Xinjiang，Northwestern China.Radiocarbon( IF 1.975 ) Pub Date ：2020-10-12 ，DOI：10.1017/rdc.2020.96.

[46] 北京科技大學(xué)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區(qū)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銅器的初步研究》，《文物》2001年第6期，第79～89頁。

[47] 梅建軍，凌勇，陳坤龍等：《新疆小河墓地出土部分金屬器的初步分析》，《西域研究》2013年第1期，第39～49頁。

[48]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考古調(diào)查與發(fā)掘報告》，《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第8～64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羅布泊小河墓地2003年發(fā)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10期，第4～42頁。

[49] 王永強，袁曉，阮秋榮：《新疆尼勒克縣吉仁臺溝口遺址2015～2018年考古收獲及初步認識》，《西域研究》2019年第1期，第133～138頁。

[50] 韓建業(yè)：《公元前2千紀中后葉亞洲中部地區(qū)的圜底陶罐》，《考古》2017年第9期，第82～93頁。

[51] 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新疆青銅時代考古文化淺論》，《蘇秉琦與當(dāng)代中國考古學(xué)》，科學(xué)出版社，2001年，第184～187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學(xué)文化遺產(chǎn)與考古學(xué)研究中心：《新疆巴里坤縣東黑溝遺址2006～2007年發(fā)掘簡報》，《考古》2019年第1期，第3～27頁；西北大學(xué)文化遺產(chǎn)學(xué)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市文物局等：《新疆巴里坤海子沿遺址2017年發(fā)掘簡報》，《文物》2020年第12期，第21～36頁。

[52] 陳戈：《關(guān)于新疆地區(qū)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考古》1990年第4期，第366～374頁；韓建業(yè)：《新疆地區(qū)的早期鐵器和早期鐵器時代》，《社會科學(xué)戰(zhàn)線》2018年第7期，第130～137頁。

[53] 半坡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潼縣博物館：《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8、19、148頁。

[54] 姜寨F29炭化木椽的測年校正數(shù)據(jù)為公元前4790～前4530年，應(yīng)該有所偏老。見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考古學(xué)中碳十四年代數(shù)據(jù)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262頁。

[55] 西安半坡博物館，渭南市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渭南北劉遺址第二、三次發(fā)掘簡報》，《史前研究》1986年第1、2期合刊，第111～128頁。

[56] 韓汝玢，柯俊主編：《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史·礦冶卷》，科學(xué)出版社，2007年，第175～190頁。

[57] F20炭化木柱的測年校正數(shù)據(jù)為公元前3369～前3098年，可能偏老。同期的F21罐內(nèi)的炭化粟測年為公元前2882～前2504年，可能與實際年代更接近。見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等：《甘肅東鄉(xiāng)林家遺址發(fā)掘報告》，《考古學(xué)集刊》第4集，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4年，第111～161頁。

[58] 安志敏：《中國早期銅器的幾個問題》，《考古學(xué)報》1981年第3期，第269～285頁。

[59] 嚴文明：《論中國的銅石并用時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第36～44頁。

[60]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fā)掘報告（1983～2003年度）》，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07～208頁。

[61] 韓汝玢，柯?。骸督谝黄谖幕鐾咙S銅制品的鑒定報告》，《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44～548頁；王昌燧：《科技考古進展》，科學(xué)出版社，2013年，第51～70頁。

[62] 嚴文明：《中國新石器時代聚落形態(tài)的考察》，《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4～37頁；嚴文明：《略論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第40～49頁。

[63] 張雪蓮，仇士華，鐘建等：《仰韶文化年代討論》，《考古》2013年第11期，第84～104頁；韓建業(yè)：《龍山時代：新風(fēng)尚與舊傳統(tǒng)》，《華夏考古》2019年第4期，第47～51頁。

[64] 白云翔：《中國的早期銅器與青銅器的起源》，《東南文化》2002年第7期，第25～37頁；柯俊，王昌燧：《青銅冶金考古的一些問題》，《科學(xué)時報》2006年8月7日第1版。

[65] 青海省文物考古隊：《青海民和陽洼坡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84年第1期，第15～20頁。

[66] 韓建業(yè)：《馬家窯文化半山期鋸齒紋彩陶溯源》，《考古與文物》2018年第2期，第54～59頁。

[67]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師趙村與西山坪》，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第53頁；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隊：《武山傅家門遺址的發(fā)掘與研究》，《考古學(xué)集刊》第16集，科學(xué)出版社，2006年，第380～454頁；袁靖：《中國動物考古學(xué)》，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93～99頁；呂鵬，袁靖，李志鵬：《再論中國家養(yǎng)黃牛的起源——商榷<中國東北地區(qū)全新世早期管理黃牛的形態(tài)學(xué)和基因?qū)W證據(jù)>一文》，《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第48～59頁；蔡大偉，孫洋，湯卓煒：《中國北方地區(qū)黃牛起源的分子考古學(xué)研究》，《第四紀研究》第34卷第1期，2014年，第166～172頁。

[68] 土庫曼斯坦南部地區(qū)的哲通文化（Jietun，約公元前6200～前4200年）屬于新石器時代文化，安諾—納馬茲加一期文化（Anau-Namzga I，約公元前4200～前3500年）和納馬茲加二至四期文化（Namazgae II-IV，約公元前3500～前2600年）屬于銅石并用時代文化，這些文化的人群都飼養(yǎng)牛、羊。A.H.Dani，V.M.Masson(ed.)，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Volume I：The Dawn of Civilization：Earliest Times to 700 B.C.UNESCO Publishing.Paris，1992；Harris D.R.，Masson V.M.，Berezkin Y.E.，et al.Investigating Early Agriculture in Central Asia：New Research at Jeitun，Turkmenistan.Antiquity，67，1993：324-338；Philip L.Kohl，.The Namazga Civilization：An Overview.In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of Central Asia，M.E.Sharpe.Inc.，Armonk，New York，1981：vii-xl；L.B.Kircho，G.F.Korobkova，V.M.Masson，The Technical and Technological Potential of the Eneolithic Population of Altyn-Depe as the Basis of the Rise of an early Urban Civilization，European House，St.-Petersburg.2008：71；Christoph Baumer，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The Age of the Steppe Warriors.I.B.Tauris，London，2012：60-62.

[69] 蔣家坪的銅刀為錫青銅。北京鋼鐵學(xué)院冶金史組：《中國早期銅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學(xué)報》1981年第3期，第287～302頁。

[70] 照壁灘的銅錐和高苜蓿地的銅塊，均為紅銅。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xué)考古文博學(xué)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調(diào)查報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25～253頁。

[71]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學(xué)材料與冶金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等：《甘肅張掖市西城驛遺址2010年發(fā)掘簡報》，《考古》2015年第10期，第66～84頁。

[72] 西城驛二期出土錐、環(huán)、泡、條狀器、管等銅器21件，以紅銅為主，也有砷青銅和錫青銅。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學(xué)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等：《甘肅張掖市西城驛遺址》，《考古》2014年第7期，第3～17頁；陳國科，李延祥，潛偉等：《張掖西城驛遺址出土銅器的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2015年第2期，第105～118頁。

[73] 皇娘娘臺遺址發(fā)現(xiàn)齊家文化的刀、環(huán)等陶器30件，其中經(jīng)檢測的13件均為紅銅。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皇娘娘臺遺址發(fā)掘報告》，《考古學(xué)報》1960年第2期，第53～72頁；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皇娘娘臺遺址第四次發(fā)掘》，《考古學(xué)報》1978年第4期，第421～448頁；孫淑云，韓汝玢：《甘肅早期銅器的發(fā)現(xiàn)與冶煉、制造技術(shù)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第75～84頁。

[74] 金禪口遺址發(fā)現(xiàn)齊家文化的指環(huán)、耳環(huán)、泡等銅器6件，包括砷青銅3件、紅銅2件、錫青銅1件。測年校正數(shù)據(jù)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王倩倩：《青海互助縣金禪口遺址的考古發(fā)現(xiàn)及其意義》，《青海社會科學(xué)》2013年第5期，第156～159頁。

[75] 宗日遺址發(fā)現(xiàn)齊家文化環(huán)等銅器10多件，經(jīng)檢測的3件均為砷青銅。青海省文物管理處，海南州民族博物館：《青海同德縣宗日遺址發(fā)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5期，第1～14頁；徐建煒，梅建軍，格桑本等：《青海同德宗日遺址出土銅器的初步科學(xué)分析》，《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第31～37頁。

[76]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陜西神木縣石峁城址皇城臺地點》，《考古》2017年第7期，第46～56頁。

[77] 陶寺的鈴和環(huán)為紅銅，容器殘片和齒環(huán)為砷青銅。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臨汾地區(qū)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首次發(fā)現(xiàn)銅器》，《考古》1984年第12期，第1069～1071頁；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襄汾縣陶寺城址發(fā)現(xiàn)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年第3期，第3～6頁；高江濤，何努：《陶寺遺址出土銅器初探》，《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第91～95頁。

[78] 王城崗的容器殘片為錫鉛青銅。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登封王城崗與陽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99～100、327～328頁。

[79] 新砦的容器殘片和刀為紅銅。北京大學(xué)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23～224、608～616頁。

[80]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河南臨汝煤山遺址發(fā)掘報告》，《考古學(xué)報》1982年第4期，第427～476頁。

[81] 李京華：《關(guān)于中原地區(qū)早期冶銅技術(shù)及相關(guān)問題的幾點看法》，《文物》1985年第12期，第75～78頁。

[82] 鄭州大學(xué)文博學(xué)院，開封市文物工作隊：《豫東杞縣發(fā)掘報告》，科學(xué)出版社，2000年，第71頁。

[8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區(qū)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陽平糧臺龍山文化城址試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3期，第21～36頁。

[84]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膠縣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6、21頁。

[85] 北京大學(xué)考古實習(xí)隊，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棲霞楊家圈遺址發(fā)掘報告》，《膠東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98頁。

[8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羅家柏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學(xué)報》1994年第2期，第191～229頁。

[87] 陳樹祥，龔長根：《湖北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銅礦石與冶煉遺物初析——以鄂東南和鄂中地區(qū)為中心》，《湖北理工學(xué)院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第32卷第5期，2015年，第1～8頁。

[88] 李水城：《西北與中原早期冶銅業(yè)的區(qū)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學(xué)報》2005年第3期，第239～275頁；楊建華，邵會秋，潘玲：《歐亞草原東部的金屬之路——絲綢之路與匈奴聯(lián)盟的孕育過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韓建業(yè)：《再論絲綢之路前的彩陶之路》，《文博學(xué)刊》2018年第1期（創(chuàng)刊號），第20～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