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三十年（1602年），明神宗朱翊鈞下令焚毀李贄的著作，但與明神宗愿望相反的是，不僅李贄著作不斷在民間出版流布，而且出現(xiàn)許多托名李贄的著作。李贄的學生汪本鈳，將自己保存及搜集到的李贄詩文遺作編為《續(xù)焚書》，迅速刊行出版。李贄摯友焦竑為之作序云：“宏甫殤，遺書四出，學者爭傳誦之?！蓖舯锯幵凇蠢m(xù)刻李氏書序〉中云：“海以內無不讀先生之書者，無不欲盡先生之書而讀之者?！?/p>

李贄在小說評點、戲曲評點及詩文創(chuàng)作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他對晚明時代的影響，主要在文藝領域，如湯顯祖的戲曲、馮夢龍小說與民歌的創(chuàng)作與編撰，公安派及竟陵派的詩文等，都是李贄思想影響的產物，這些作品既達到很高的藝術水平，又崇真尚奇，表現(xiàn)出鮮明的個性特征。

到了明清易代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思想學術大師，他們雖不認同李贄及其學術，甚至把李贄看作是敗壞晚明社會風氣的罪魁禍首，但全面審視他們的思想淵源可發(fā)現(xiàn)，他們的思想中無不是揚棄包含了李贄學術的合理因素。

從社會政治哲學諸方面看，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都以李贄的“人必有私論”，作為他們“公天下”的社會理想的邏輯起點。顧炎武肯定人民具有“自私自為”的權利，提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的深刻命題和“眾治”原則；黃宗羲認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是專制君主剝奪了人們追求其正當利益的權利；李贄對儒家道德倫理至上主義的批判，亦在王夫之的史論中有所表現(xiàn)。至于李贄倡導關心國計民生的“實學”、反對道學心性空談的思想，更為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所繼承和弘揚。

乾嘉時期，李贄的思想仍然發(fā)揮影響。著名詩人鄭燮在其詩作中謳歌“青春在眼'童心’熱”，“直攄血性為文章”。袁枚更是重新舉起晚明公安派“性靈說”的旗幟，正是李贄“童心說”在清中葉文學領域的回歸。

清末民初的大思想家嚴復在他的譯著中，為李贄等“名教罪人”鳴不平，通過倡導李贄來宣傳反對傳統(tǒng)專制思想，要求政治改革的進步思想。嚴復認為在中國，要開民智、新民德，必自寶愛真理始，而寶愛真理，則必須主張言論自由，因為真理只能在自由地探索和討論中確立。

到了現(xiàn)當代，李贄研究開始別開生面。侯外廬先生在《中國思想通史》中論述了“李贄的人道主義的平等觀和個性說”以及“李贄的反圣教、反道學的戰(zhàn)斗思想”，從而充分肯定李贄作為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家的歷史地位。張建業(yè)先生的《李贄評傳》認為，李贄不愧是一位頑強堅定的反壓迫、反傳統(tǒng)思想的英勇斗士。

綜合而言，作為明代杰出思想家、文學家的李贄，挑戰(zhàn)“六經”是儒家的離經叛道者；是啟蒙思想家，一生傳奇，著述等身而名留青史。李贄的學說因其歷史的局限而顯得過于尖新，也不夠嚴謹和成熟，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有必要對李贄學說作科學的總結和批判的繼承。必須指出，李贄的那種為追求真理而勇于擔當與獻身的精神，那種敢于解剖社會、揭露社會的丑惡，自覺向著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乃是中華民族志士仁人的可貴素養(yǎng)。繼承和發(fā)揚這種精神，對于中國當代人文精神的建設，無疑有著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