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動蕩突然降臨在新中國，人民政府受到了激烈的沖擊，大量干部被錯誤處分，下放到農(nóng)場改造，行政班子人手空缺嚴重，基本的運轉(zhuǎn)都無法維持。為了改變這一狀況，周總理決定從軍隊中抽調(diào)部分將領進入國務院工作，其中就包括施義之。

施義之是江蘇武進人，1917年出生，1938年加入新四軍，一直在鋤奸部門工作。解放戰(zhàn)爭時，施義之在華野9縱任職。人民政權(quán)建立后，施義之被調(diào)往21軍，負責政工工作，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時間來到1966年，動蕩席卷全國，公檢法部門被大肆破壞，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以及其他幾位副職干部均被革職，公安隊伍一下子陷入到群龍無首的狀態(tài)，日常工作一度停滯。

周總理在仔細研判了形勢之后，從軍隊中選出來了幾位干部進入公安部救急，其中就包括施義之。然而，施義之并不愿去自己不熟悉的行政崗位就職，對國務院的調(diào)職命令一再推脫。上級首長幾次勸說之后，他才勉強啟程去北京報到。周總理特地召見了他，勉勵他不要有心理負擔，放手大膽去干，有什么問題就來西花廳找自己。

當時，施義之只是政治部主任，公安部的一把手是李震，他們二人連帶幾位副職干部，極力維護全國的秩序，防止沖突進一步升級。但隨著動蕩的愈演愈烈，局勢逐漸控制不住了。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謝富治與不懷好意的人相互勾連，故意曲解毛爺爺?shù)闹甘荆嗅槍π缘貙珯z法系統(tǒng)進行破壞。

李震站出來據(jù)理力爭，卻接連遭到反詰和挖苦，心情很是低落。1973年10月某個夜晚，他不堪精神壓力離開了人世。施義之在勘察了現(xiàn)場之后，卻誤認為李震是他殺，隨即上報周總理，請求徹查。期間，他與謝富治一起，隔離審查了數(shù)位無辜干部，鑄成了大錯。不久之后，施義之成為了公安部的實際負責人，親自偵辦了大量有關高級干部的案件，其中有些明顯帶有冤情，他發(fā)現(xiàn)了不對勁，但又不敢和時代風潮背道而馳，只能錯事錯辦。

1977年，動蕩結(jié)束，一些干部獲得平反，他們在官復原職后，開始寫材料揭發(fā)施義之過往的不端行為。國務院對此高度重視，立即暫停了施義之的一切職務，對他展開調(diào)查。施義之一再為自己辯解，稱自己只是按照上級的命令辦事，絕無任何對不起黨和國家的行為，也從未與任何利益團體有關聯(lián)。

但國務院認為，施義之曾與謝富治走得很近，而謝富治又是一個實打?qū)嵉母瘔姆肿?，雖然施義之沒有與他站在同一條線上，但有“推波助瀾”之嫌。因此，國務院判定施義之違紀，且工作上存在錯漏之處，助長了歪風邪氣，因此在請示了黨中央之后，于1985年開除了他的軍籍和黨籍，將他革為庶人。

施義之自然是不服氣，他認為自己只是時代洪流中的一棵浮萍，除了隨波逐流無路可走，他確實違紀了，但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對于革職他沒有意見，但他希望能保留黨、軍籍，若是以后國家需要，他也可重新出山工作。

國務院自然是沒有接受施義之的申辯，仍維持原有裁決，不過他畢竟也對革命做出過貢獻，國務院感念這份付出，因此特地給予他每月150元的特殊津貼，保障他能夠安度余生。到了晚年，施義之對恢復黨籍和軍籍一事已經(jīng)看淡了，不再申訴，他放下了心結(jié)，將自己當作普通人，融入了市井生活。平時看看書畫報紙，打發(fā)時間，到了節(jié)假日，便組織老戰(zhàn)友們一起聚會，追憶過去，暢想未來。

1995年，施義之因病在北京去世，終年78歲。遺體告別儀式舉行當天，包括譚友林在內(nèi)的400余人趕來送施義之最后一程，華老也托秘書打電話來，口頭轉(zhuǎn)達了哀悼之情。

施義之是有功績的，他在最危急的時刻，盡一切努力穩(wěn)住了全國形勢，維護了社會秩序；但他也是有錯誤的，他聽信了讒言，對一些無辜的干部進行審查，客觀上縱容了不良風氣，讓動蕩愈演愈烈，差點釀成了大禍。客觀來說，施義之確實缺乏力挽狂瀾的能力，只能被時代裹挾著前進，做下一些錯事也是無可避免的。中央也正是考慮到了這一點，才沒有對施義之施加重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