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軍閥派系之多，戰(zhàn)爭之頻，為禍之烈，政局之亂，即使在北洋時期也是全國少見。“袁世凱死去以后，四川飽受幾乎連綿不斷的戰(zhàn)爭之苦，吸毒成風，經(jīng)濟混亂，省級政府腐敗無能，形同虛設。變化無常的軍事聯(lián)盟、頻繁不止的武裝沖突和有增無已的社會混亂，使這一時期的歷史事實變得撲朔迷離，令人頭昏目?！薄?920年，四川省內軍隊已有三個軍（下轄十個師、九個混成旅）及川北邊防軍和川邊軍，人數(shù)不下十幾萬。其中有劉存厚的武備系、劉湘的速成系、鄧錫侯的保定系、熊克武但懋辛的一軍系、劉成勛的三軍系等等，由于四川軍閥獨有的防區(qū)制，各軍駐防區(qū)域儼然獨立王國，一切政務均由軍人決定，互相之間你爭我多，混戰(zhàn)不已。據(jù)統(tǒng)計，北洋時期四川省內的軍閥戰(zhàn)爭，每半個月就有一次，大戰(zhàn)則幾乎年年都有。自袁世凱死后，四川政局一直撲朔多變，省內各派軍閥明爭暗斗，還有外省軍閥參與其間，并在護法之役后的一段時間里，反客為主，控制了四川政局，更加劇了四川局勢的混亂與動蕩。用時人的說法是：“時離而時合，亦友亦仇，隨和隨戰(zhàn)。要之，萬變不離其宗者，為擴張私利，保有實力，誅求無厭，剝削地方?！?/p>

1920年，先是3月唐繼堯免去熊克武的四川靖國軍總司令職務，引發(fā)川、滇、黔軍之間的戰(zhàn)爭，熊克武部于6月被川黔聯(lián)軍擊敗，退出成都。其后，因唐繼堯企圖凌駕于川省當局之上，將川省軍、民、財政大權歸之于其任統(tǒng)帥的川滇黔“三省聯(lián)軍總部”，以此“存川督之虛名，割地方之大半”，又引起川籍軍人的不滿。熊克武以驅逐滇黔客軍為號召，鼓動川省各派軍人聯(lián)合對滇黔軍作戰(zhàn)，以劉湘為前敵各軍總司令，但懋辛、劉成勛為軍長，楊森、劉文輝、鄧錫侯等為師長。接戰(zhàn)后，川軍于9月5日克成都，10月克川南瀘州、敘州（宜賓），滇軍第二軍軍長趙又新于10月8日戰(zhàn)死于瀘州，滇軍退川南永寧（敘永），黔軍退重慶。10月，川軍楊森、劉文輝等部攻永寧，但懋辛等部攻渝北合川，劉湘指揮鄧錫侯、田頌堯等部攻渝南江津，陳能芳、陳國志等部攻渝西永川。15日，川軍余際唐師占重慶，16日楊森部占永寧，滇黔軍分別退回云南和貴州，結束了外省客軍主導四川政局的局面?！熬C計開戰(zhàn)以來，縱橫數(shù)千里，大小百余戰(zhàn)，公私涂地，井里為墟，商綴于途，農(nóng)荒于野”。

滇黔客軍推出四川后，劉存厚在成都就任北京政府委派的督軍，熊克武在重慶就任廣東政府委派的督軍，形成一省兩府的局面。川軍將領于12月10日在重慶開會，決定成立四川各軍聯(lián)合辦事處，“暫維政局”，并提出“自治”主張，以“順應世界之新潮，發(fā)達民治之基礎”。但劉存厚仍企圖掌握四川省政，他鼓動北京政府在12月30日下令任命熊克武為省長，企圖以此讓熊交出軍權，但熊不聽命，同日聲明解除督軍職務，隨后并通電聲明，不以“非法政府之任官授勛為寵榮”，“川省完全自治，是則北廷命令，在川省無有絲毫效力?！涔谈蕿槠矫?，厭棄官吏生活，即凡川中有識之士，亦絕非此種滑稽手段所能誘致”。劉湘、但懋辛等川軍將領亦于1921年1月8日通電稱：“在中華民國合法統(tǒng)一政府未成立以前，川省完全自治。以省公民意制定省自治根本法，行使一切職權。共謀政治革新，普及平民教育，力圖振興實業(yè)，并對南北任何方面，不為左右袒?！眲⒋婧裨诖ㄊ∪紊希凹葻o戰(zhàn)功之可言，而行事復大背人民之心理，其濫招匪隊，更貽地方以無窮之患，故一般輿論，皆致攻訐之詞，軍界尤甚”(88)。1921年2月，四川各軍聯(lián)合發(fā)起倒劉行動，列舉劉存厚的“十大罪狀”。劉部勢單力孤，無力抵御，劉存厚被迫在3月22日宣布解職下野。6月6日，四川各軍聯(lián)合辦事處推劉湘任川軍總司令兼四川省長。

劉湘上臺后，政治上標榜川省完全自治，脫離南北政府；軍事上以但懋辛為第一軍軍長（熊克武派），楊森為第二軍軍長（劉湘派），劉成勛為第三軍軍長（中立派，力量較弱，實力不及第一、第二軍），但盡量擴充己派實力，削弱他派實力；經(jīng)濟上，力圖控制四川稅收與兵工廠，掌握物質資源。因其種種利己損人之圖，很快即引起其他派系的不滿，尤其是與偏向于南方廣東政府的熊克武（孫中山任命的四川督軍）發(fā)生了尖銳的矛盾。熊克武、但懋辛聯(lián)合劉成勛的第三軍及省聯(lián)軍，發(fā)起倒劉運動。在各方壓力之下，1922年5月14日，劉湘通電辭職，實則心有不甘，如其所言：“任職經(jīng)年，政令不一，以致辦事極感困難，雖欲稍加裁制，又恐人不我諒，枝節(jié)別生，不得已……知難而退，不能不為自處之道也。以后情形，當再斟酌應付?！?/p>

四川政局的變化，使戰(zhàn)勝奉系之后正在積極謀劃“武力統(tǒng)一”的吳佩孚感到有機可乘，遂于6月間致電宜昌孫傳芳和武昌蕭耀南等，要他們對四川“相機援助，以樹懷柔之德”。6月19日，吳佩孚在洛陽會見楊森，認為“將來川省內向，當賴此人”。隨即致電劉湘，請其“與楊子惠（楊森）團結一致，以資應付，務使奸不得逞，功有所歸，川局底定”。有了直系的支持，劉湘自恃可戰(zhàn)，聲稱“勝算要靠北軍來援，尚須有待，只能加強準備”。但楊森急欲開戰(zhàn)，以此樹威并擴充實力，并謀代劉湘而領川政，擅發(fā)作戰(zhàn)令，甚而派人告劉湘：“楊在為你打天下，如戰(zhàn)勝，功歸于你；戰(zhàn)敗，由楊森負責，你又何必大驚小怪哩！”劉湘只能默認，但告誡楊說：“熊、但用兵詭詐，不可輕敵?！?/p>

1922年7月初，楊森所部兵分兩路，由重慶向駐在川東北的第一軍發(fā)動突然襲擊，并在7月9日發(fā)表通電，矛頭直指熊克武稱：“上年援鄂之役，彼猶欲以總司令自居，及后投靠無方，又轉而向孫中山悔過，仍遭唾棄，益致途窮。遂復倒行逆施，肆其挑撥手腕，東馳西突，晝伏夜行，使各軍時起猜疑，以莠言售其傾軋?！钡谝卉娨驕蕚洳蛔?，初處守勢，主動放棄忠縣、萬縣，旋即反攻，第二軍不支而退。8月1日第一軍克渠縣，2日克達縣，第二軍退回重慶，又遭到省聯(lián)軍的圍攻，楊森被迫于7日率部出渝，節(jié)節(jié)后撤至川東萬縣、奉節(jié)一帶。楊森的失敗使吳佩孚頗為焦慮，他認為“渝在雖小挫仍能恢復，渝亡縱茍延亦必終敗”，遂急令陜西劉鎮(zhèn)華出兵川北綿陽，牽制第一軍，策應楊森，“俾楊無后顧之憂”；同時令宜昌孫傳芳率隊沿江西上，“進駐夔萬，以應急援”。楊森退出重慶后，第一軍繼續(xù)追擊，12日克萬縣，18日克奉節(jié)，楊森防備不周，所部大敗潰散，本人只身逃出奉節(jié)，搭輪到宜昌，投靠吳佩孚，收拾整理殘部，出任第十六師師長，從此成為北洋軍閥武力圖川可用之棋子與先鋒。

當?shù)谝?、第二兩軍交?zhàn)時，但懋辛等致電在成都的劉成勛、賴心輝、鄧錫侯等，請他們出兵相助。7月10日，第三軍軍長劉成勛被推為川軍總司令兼四川省長，以鄧錫侯、賴心輝分任正副總指揮，率部進攻第二軍。第二軍腹背受敵而不支，8月7日，與楊森離渝的同時，劉湘亦離渝暫避，并于月底回原籍大邑，四川政局發(fā)生重大變化。11月上旬，第一、第三軍在成都召開善后會議，決定川省暫取自治態(tài)度，推劉成勛為總司令，暫兼攝民政；廢除軍長制，各師旅原有單位暫不變更，分期實行裁兵，破除防區(qū)，統(tǒng)一財政。由于明令廢除軍制，縮編部隊，引起了各軍內部的矛盾，各自爭防區(qū)，爭糧餉，所謂裁兵反成了擴軍。12月2日，劉成勛廢除總司令名義，改稱臨時省長，并積極籌備制定省憲。此前，四川省議會在8月間通過了《憲法會議組織法》，推劉成勛為憲法會議籌備處主任。10月間，推出戴季陶、謝無量、吳玉章等十三人為省憲起草委員。在廣泛征求“民意”的基礎上，1923年2月，草擬完成了《四川省憲法草案》、《議員選舉法》、《省長選舉法》等文件，但旋因內戰(zhàn)又起，四川省憲草案尚未交付省憲審查委員會審查和省民投票通過即告夭折。

1923年1月，第三軍下屬的第七師師長陳國棟與劉成勛發(fā)生內訌，引起第一軍助劉攻陳，而中立派第三師師長鄧錫侯則助陳攻劉，成都、重慶重又陷于混戰(zhàn)之中。四川省軍的內訌，有利于吳佩孚插手其間，挑動內戰(zhàn)，以圖其利。在吳佩孚的支持下，駐守宜昌的楊森部與劉存厚老川軍系統(tǒng)的鄧錫侯、陳國棟部聯(lián)手，并得到劉湘所部的協(xié)助，向但懋辛的第一軍、劉成勛的第三軍及川北邊防軍賴心輝、川東邊防軍石青陽等開戰(zhàn)。1923年2月14日，楊森、劉存厚、鄧錫侯、田頌堯、陳國棟、劉文輝等，發(fā)出討伐熊克武、但懋辛的通電，隨后楊森部由鄂西奔襲川東萬縣，鄧錫侯部在川中圍成都，拉開四川軍閥又一次大規(guī)模內戰(zhàn)的序幕。與此同時，吳佩孚下令組織援川軍，其中以王汝勤為鄂西總司令，盧金山為總指揮，劉鎮(zhèn)華為陜邊總司令，吳新田為總指揮，孔繁錦為甘邊總司令，袁祖銘為黔邊總司令，四路大軍在四川周邊擺開合圍之勢，形成對川軍各部的壓力。

川軍內戰(zhàn)開始后，楊森、鄧錫侯部發(fā)起進攻，東西呼應，占據(jù)上風。3月8日，東線楊森部占萬縣，4月6日繼占重慶，第一軍向永川、合川方向退卻；西線劉成勛在鄧錫侯等部的壓力下于30日通電辭去川軍總司令及省長職，率部退出成都，4月5日鄧錫侯、田頌堯部進占成都，6日鄧錫侯被推為四川聯(lián)軍總司令，并發(fā)出討伐熊克武、但懋辛通電稱：“熊克武、但懋辛等現(xiàn)仍盤據(jù)東北西路，毫無悔禍之心。道路相傳，彼等正勾結外援，意圖反噬?！逼浜?，熊克武、但懋辛、賴心輝等決定反攻計劃，分兵三路，先取成都，再圖重慶。5月5日，第一軍發(fā)動反攻，擊敗川聯(lián)軍，13日熊克武、但懋辛、劉成勛、賴心輝等又入成都。隨后但懋辛部北進占綿陽，劉存厚軍及陜軍、甘軍北撤，鄧錫侯、陳國棟部退向通江、南江、巴中方面。為了支援川聯(lián)軍，楊森部由重慶西進，5月底與第一、第三軍在資陽、資中、內江等地開戰(zhàn)，6月上旬楊軍敗退，與袁祖銘率領的援川黔軍合據(jù)隆昌，再敗后楊軍退瀘縣，黔軍退大足，第一、第三軍分途追擊，先后占領合川、銅梁、大足、璧山等縣，合圍重慶。

為了呼應四川的戰(zhàn)事，牽制北洋系的力量，6月4日，孫中山任命熊克武為四川討賊軍總司令，賴心輝為前敵總指揮，劉成勛為川軍總司令兼省長。24日，劉成勛通電復任川軍總司令，7月25日熊克武通電就任討賊軍總司令，以呂超為討賊軍第一軍軍長，石青陽為第三軍軍長，但懋辛仍任川軍第一軍軍長，并發(fā)出討賊軍布告謂：“川中歷年事變，推其亂源，則曹錕吳佩孚諸人，實尸其咎……總之，捍衛(wèi)川省，即所以屏障西南；廓清渝夔，即可以進窺武漢?！?月30日，楊森、鄧錫侯、劉文輝、陳國棟、田頌堯等亦發(fā)出通電，擁劉湘為四川善后督辦。四川內爭又以南北對峙的面目復現(xiàn)。

1923年8月以后，四川戰(zhàn)事的攻防重點在重慶，攻守雙方先在重慶外圍反復較量，“鏖戰(zhàn)兼旬，死傷近萬人”。楊森部漸漸不支，配合楊森作戰(zhàn)的鄂軍盧金山師亦“損失士兵槍炮，約在三分之一”，“戰(zhàn)斗力完全失去矣”。9月下旬，戰(zhàn)事發(fā)展到重慶城下，雙方反復較量，“巷戰(zhàn)良久”，“傷亡甚巨”。此時劉湘亦自敘州乘輪趕到重慶，協(xié)助楊森的防守計劃。此前，一直對四川“情有獨鐘”的唐繼堯，于5月間派胡若愚率滇軍第二軍再次入川，10月中旬滇軍到達前線，熊克武軍得此外援，士氣大振，一鼓而敗楊軍，楊森、袁祖銘逃奔萬縣，袁“倉皇出走，渡過浮橋，即棄輿徒步，履襪脫落，赤足而奔”。10月16日熊軍賴心輝部占重慶，但對退走的楊森部未大舉追擊，致其可以從容整理，圖謀反攻。

11月底，楊森、袁祖銘與劉湘、鄧錫侯在川東萬縣會商反攻計劃，決定以袁祖銘為前敵總司令，率部由萬縣沿江西進，鄧錫侯、陳國棟部則由梁山趨長壽，對熊軍構成兩面夾擊之勢。而熊軍在占重慶后內部矛盾又起，賴心輝圖省長之位，與熊離心；滇軍與川軍有過往之隔閡，貌合神離；熊軍內部互相猜疑，不能同心協(xié)力，結果不戰(zhàn)而敗。12月13日，楊軍與鄧、陳等軍會師江北，次日再占重慶，其后與劉湘等部分途進軍成都。熊克武本計劃“東路取守，北路取攻，趕造子彈，強募新兵”，繼續(xù)與劉湘、楊森等部周旋。但劉湘已派劉文輝向賴心輝接洽，“許以保存，令歸附中央，不與熊合”。故賴心輝“意在暫取觀望，至不得已時，即歸服中央，劉禹九（劉成勛）亦同此態(tài)度。熊見勢將瓦解，又因省兵不愿紙幣關餉，軍心渙散，遂以但、張（沖）孤守成都，自率兵兩團，并帶行李八馱，現(xiàn)款十馱，銑（16）日離省，以赴中江潼川督戰(zhàn)為名，究不知其何往”。

1924年1月中旬，劉成勛與賴心輝致電劉湘，表示將勸熊下野，要求劉湘等停止前進。劉湘得知對手陣勢已亂，25日令各部發(fā)起對成都的攻勢。熊軍各懷異志，兵無斗志，各部分向川南、川西退卻。熊克武集中主力于潼川堅守，但力不能及，28日兵敗于此，熊僅以身免。2月9日，劉湘等進入成都，賴心輝投吳佩孚，周西成投袁祖銘，劉成勛投劉湘，四川戰(zhàn)事基本結束。熊克武、但懋辛等率部節(jié)節(jié)后退，由四川退入貴州，最后退到湘西，滇軍則退回黔邊?！按舜螒?zhàn)役歷時一載有余，興五省師，動十萬眾，交綏逾百次，糜爛遍全川，爭地爭城，動經(jīng)旬月，此進彼出，迭為攻守。成都龍泉之役，重慶浮圖關之役，梁墊之反攻，潼川之決戰(zhàn)，師行所至，閭閻為墟。兵匪交侵，流離失所。其幸存者，勒籌餉款，敲骨剝膚?！瓘娕墒展蝺舯M，一縣所出，率在數(shù)十萬元，元氣大傷，十年難復”。

此次四川戰(zhàn)事，楊森在吳佩孚的支持下出力最多，從而擺出了在四川當家的態(tài)勢。2月18日楊森發(fā)表通電，稱其奉袁祖銘與劉湘之命，后方防務與前方接濟由其“完全負責”；所有后方駐在軍隊及軍屬機關，統(tǒng)由其“節(jié)制指揮”；成都所有行政司法事務，暫由其“主持”。5月，北京政府任命楊森為四川軍務督理，鄧錫侯為四川省長，劉湘為川滇邊防督辦，劉存厚為川陜邊防督辦，并在此前任命袁祖銘為川黔邊防督辦。自認為倒熊立有大功的劉湘、袁祖銘未能當上川督，頗為不滿。袁祖銘認為，楊森“為人跋扈專橫，器量太小，將士不服，尚難獨自稱雄”，加以楊之“任性，必遭其他之攻擊”；劉存厚“甚不洽人意”；“又以省長畀鄧晉康（鄧錫侯），完全偏一系，致令他方失望，枝節(jié)必多”；川軍“各自擴張，互相排擠，毫無顧念大局之心。彼此情形，不亂何待”；因此又種下了次年川軍各派聯(lián)合討楊的遠因。

貴州自“民九事變”新派將舊派劉顯世趕走之后，王文華出任黔軍總司令兼貴州省長，但王畏“以下犯上”、“以甥逐舅”之惡名，沒有回黔主政，而是指派盧燾為黔軍總司令，任可澄代理省長。盧燾在1921年1月28日通電各方，謂“現(xiàn)秩序大定，四境均安，此后施政方針，決當順應潮流，實行自治。關于制定省憲，刷新政局，悉電民政當局主持。敝軍確定軍人不干政之原則，惟當整頓軍紀，保境安民?！辈贿^新派雖在貴州政壇獲得勝利，然貴州政局并不因此而得安寧，因為新派內部隨即分化，矛盾斗爭又起。

袁祖銘為劉顯世提拔的將領，劉因擔心王文華坐大而提拔袁以牽制之。袁祖銘曾任黔軍師長、前敵總指揮等職，驍勇善戰(zhàn)，在黔軍中的地位僅次于王文華，但王文華逐走劉顯世后，沒有善待袁祖銘，反因擔心袁超越其地位，調其為總參軍，解除其兵權，使袁對王心懷怨恨，起而與王爭奪貴州的領導權，雙方的矛盾激化。“王不屢奪袁之兵柄，則不能高枕無憂，回黔統(tǒng)兵主政；袁不圖王，終是籠中之鳥，要想振翼雄飛，決不可能”。1921年，黔軍退出四川后，袁祖銘圖謀回黔奪權，因王系谷正倫等之監(jiān)視、反對而未成，隨后袁離隊往上海，與同在上海的王文華相遇。王對袁持有戒心，命人暗中盯梢，監(jiān)視袁之活動。事為袁知后，袁先設計脫離上海，繼又令其表弟何厚光布置手下，于1921年3月16日在上?！耙黄废恪甭灭^刺殺了王文華。王文華死后，盧燾于4月就黔軍總司令，既表示擁護孫中山的“護法”主張，又贊成湖南的“聯(lián)省自治”。但盧燾的實力有限，在貴州無力穩(wěn)定政局，部下五個旅長各據(jù)一方，爭權奪利，時人“比之齊桓公死后，五公子爭立”，其中以谷正倫與何應欽的矛盾最為激烈(108)。何應欽是劉顯世的外甥女婿，又是王文華的妹夫，劉、王既垮，他自然也待不下去，被逼離開貴州到昆明，后轉廣東，投靠了他在日本留學時結識的老同學蔣介石。

袁祖銘離開上海后到了北京，但無權無勢，無處伸展抱負，成為流浪軍人。由于偶然的機會，他經(jīng)原在四川相識的友人張英華介紹，拜見了北京政府財政總長潘復，聲稱可以運動黔軍歸附政府，實際是想依靠北洋勢力重回貴州。潘復將其意轉報北京政府總理靳云鵬，因此前北京政府試圖說服盧燾“北附”未成，今袁既主動投懷送抱，靳云鵬“以其能分化革命勢力，擾亂西南后方，大悅之”，當即表示可以助袁回黔，以將貴州納入北洋勢力范圍，“牽制湖南、四川，不使倒向孫中山方面”。北京政府決定撥款20萬元作為袁祖銘運動黔軍的費用，再由兩湖巡閱使王占元撥一旅軍隊歸袁指揮，支持袁打回貴州。1921年4月，袁祖銘在武昌組建“定黔軍”，自任總指揮，但假道湖南入黔之議被拒，只能又回北京活動。援鄂戰(zhàn)爭結束后，吳佩孚被任命為兩湖巡閱使，靳云鵬電令吳佩孚，“就近與袁祖銘接洽，設法扶助，俾定黔局”。12月，袁祖銘與吳佩孚在漢口相見，吳“表示盡量幫助”，并撥槍六千支助其武力回黔。此后，袁祖銘利用他在黔軍中的老關系，對黔軍進行分化瓦解，拉攏了不少黔軍將領包括谷正倫的部下王天培等擁其回黔主政。1922年1月，袁祖銘自湘西洪江統(tǒng)軍回師貴州，王天培等在貴州乘勢發(fā)動政變。4月9日，袁祖銘率軍進入貴陽，盧燾被迫辭去總司令與省長職，袁祖銘“定黔”告成。

因為是在北京政府和直系的支持下“定黔”，袁祖銘回黔后，政治態(tài)度偏向于北洋系。當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中勝出，逼徐世昌下臺，扶黎元洪復位，鼓吹“法統(tǒng)重光”時，袁祖銘亦在6月3日發(fā)出通電，稱“主張恢復法統(tǒng)，召集舊國會解決一切紛棼，至理名言，實中切要，與西南護法本旨洽相吻合。愚以為解散舊國會為違法造亂之主要原因，恢復舊國會即為依法解決時局之唯一方法。”8月12日，袁祖銘宣布廢除“定黔軍”司令的名義，改任貴州省長，且有制憲之議，并大力擴充黔軍，成為西南實力軍人首領中的“后起之秀”。

1923年2月，四川大規(guī)模內戰(zhàn)爆發(fā)后，袁祖銘被吳佩孚任命為黔邊援川總司令，率部由貴州畢節(jié)入四川敘府。與此同時，唐繼堯利用下野后流亡昆明的劉顯世，助其武力回黔推翻袁祖銘，而劉顯世亦不甘流亡在外，正謀出路，雙方一拍即合，組織滇黔聯(lián)軍，由唐繼堯任司令，劉顯世為副司令，通電責袁祖銘“對外則陰謀禍國，違反民意，對內則煩興苛政，暴斂橫征”。2月中旬，滇軍兩路入黔，黔軍兵力薄弱，不敵滇軍攻勢，袁祖銘因遠在四川，回援不及，只能決定放棄貴州，自任黔軍總司令，率部入駐重慶，后以川黔邊防督辦名義，據(jù)有川東南大塊地盤，并可窺視貴州。貴州則由劉顯世于4月19日復任省長，唐繼堯的堂弟唐繼虞任貴州軍務善后督辦，實際掌握貴州的權力。劉顯世因受滇軍挾制，不安于位，9月辭職由唐繼虞兼任，貴州再度淪為云南唐繼堯的附庸。

1920年滇黔聯(lián)軍敗于四川，滇軍內部對唐繼堯長年驅使滇軍脫離家鄉(xiāng)、南征北戰(zhàn)頗多不滿之情。滇軍第一軍軍長顧品珍與唐繼堯有矛盾，不滿唐繼堯之頤指氣使，利用滇系軍人內部的矛盾，發(fā)動驅唐之役。1921年1月27日，就在顧部自四川班師回滇之際，駐昆明的唐部軍長葉荃亦表示響應，他還發(fā)表通電，責唐繼堯“以土酋政策鞭策云南，我同胞呻吟痛苦于萬惡專制淫威之下”。2月6日，鄧泰中等滇軍軍官通電響應倒唐，聲稱“今幸潮流趨重自治，自應及時與民休息，整理內政，培養(yǎng)元氣，暫不虛張聯(lián)帥職徽，以息內外口實，乃一切悍然不顧，專戾自恣，語語拒人，致無商榷余地。此為吾滇計，不能不請公暫避?！碧评^堯失去部屬支持，2月8日被迫匆匆離滇，表示“為免除地方危險起見，不惜放棄個人之權利，決意解職，避讓賢能，以舒民困而解內訌?！鳖櫰氛潆S后以滇軍總司令名義實際控制了云南。唐繼堯黯然離滇時仍不甘心，曾對人說：“過一兩年后，我們再回來跟他們見個高低。同時還要請滇中父老兄弟，慢慢的評斷評斷，看看究竟誰是誰非，誰善誰惡。”據(jù)唐繼堯自稱：“當離滇之初，本擬周歷名邦，藉覘大勢，竊不自揣，欲一探其國家盛強之原與夫政治，異日茍有一得之愚，或可以補積年之過。乃舟過香港，即為國會軍府暨粵中當局諸公以及地方團體堅招入省，……故擬暫住此間，竭其智能，以為軍府及西南各省之助。”但唐繼堯不甘失去權力，也不愿屈居孫中山之下，1921年3月到粵后，曾“授意己派議員，組織總統(tǒng)選舉會，欲自為總統(tǒng)”。因得不到支持，又不愿卷入廣東政潮，稍后蟄居于香港“養(yǎng)病”。

顧品珍在云南上臺后，“議決對北方堅主護法，積極擁護軍政府，堅持自治方針”；又致電廣東政府，表示“尊重國法，服從民意”；其政治立場在南北之間似顯模糊和游移。而且顧品珍的施政也不理想，干部任用私人，部下爭權奪利，各自貪圖享受，使滇人大起反感，責其“兼綜庶政，黜陟百僚，威福自恣”。此等反顧心態(tài)，為唐繼堯回滇創(chuàng)造了條件。1921年冬，孫中山集西南各軍會師桂林，準備北伐，唐繼堯則策動駐桂滇軍不要“為彼輩一二人爭奪地盤之工具”，應“先救云南，后維大局”。他將駐桂滇軍編為四個軍，自任總司令，任命李友勛、田鐘谷、胡若愚、楊益謙為軍長，聲稱將回滇“戡亂”，并鼓動滇軍官長，“望體察順逆之分，準備戎伍，共襄盛舉，以奠革命根基”。為了打消唐繼堯回滇的借口，顧品珍在1922年1月委金漢鼎代理云南總司令，劉祖武代理省長，自任北伐滇軍總司令，準備率部參加北伐。當年春，唐率軍自滇桂邊境入云南攻蒙自，另一路則由滇黔邊境入云南攻昆明，顧品珍部戰(zhàn)敗，3月20日顧品珍被土匪吳學顯部打死在路南縣天生關鵝毛寨。隨后唐繼堯復入昆明，重掌云南大權，顧品珍余部楊希閔、范石生等則由張開儒統(tǒng)領到廣東投奔孫中山。

唐繼堯在云南重新當政后，提出“民治潮流彌漫全國，知武力之實為民患，則惟有廢督銷兵；知集權之不適國情，則惟有聯(lián)省自治；救國之策實無逾此”。1922年8月1日，唐繼堯在昆明宣布改組省政府，自任省長，撤銷原靖國軍司令的名義?！对颇鲜≌畷盒薪M織大綱》規(guī)定，省政府為執(zhí)行全省政務之最高機關，省長為一省之最高級長官，省長任免全省文武官吏、發(fā)布命令，省長民選，對議會負責，但在省憲未公布前由現(xiàn)任省長繼續(xù)行使職權；省政府下設內務、外交、財政、軍政、交通、教育、實業(yè)、司法司，司長由省長任命；省務會議以省長為主席，多數(shù)票決為通過。雖然如此，云南省憲并未公布，唐繼堯在改組后的省政府中還是一言九鼎的獨裁者，他人只能仰其鼻息而行事。唐繼堯一方面以“聯(lián)省自治”為名，鞏固對云南的統(tǒng)治，另一方面企圖重溫“大云南主義”舊夢，向川黔以至他省擴張，如唐所言：“我軍駐黔，原非久計，總以待機向外發(fā)展為宜”；“我軍之發(fā)展，必先鞏固黔局，以免顧慮?！碧评^堯令滇軍二次入黔獲得成功，于是又有二年后袁祖銘殺回貴州的滇黔戰(zhàn)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