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眉山三蘇祠

01

蘇軾貶謫黃州的原因

蘇軾作為歷史上的文化巨人，永遠是那么的光彩奪目，然而他的人生道路卻非一帆風順，甚至可說是極為崎嶇不平。蘇軾晚年結(jié)束海南三年的流放生涯，以風燭殘年回到內(nèi)陸，在一張他的畫像上題詩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黃州、惠州、儋州正是蘇軾一生中的三處貶所，他卻將這三處認定為自己建立功業(yè)的地方，這其中雖然包含自嘲的意味更多，但換個角度看，也可以說是恰如其分。正如常言所說，苦難的土壤上更容易開出絢麗的藝術(shù)之花，蘇軾在文學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上的三次高峰正是出現(xiàn)在這三段貶謫流放的時期。

貶謫黃州，是蘇軾仕途上第一次重大挫折。而他之所以被貶黃州，則是緣于“烏臺詩案”?！盀跖_詩案”的禍根幾乎是在蘇軾剛一踏上仕途的時候便已種下了。蘇軾于仁宗嘉祐二年（1057）22歲時進士及第，但隨即因為母親去世而回鄉(xiāng)居喪三年，之后做了一任鳳翔府簽判，又因父親去世而返鄉(xiāng)居喪，等他于神宗熙寧二年（1069）34歲再次還朝的時候正值王安石當政，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推行新法。不久，蘇軾便因為旗幟鮮明地反對新法而引起不滿和排斥，得不到重用，甚至被謝景溫誣奏他扶父喪歸蜀時曾用舟船販運私鹽，后雖經(jīng)多方追查證明為子虛烏有之事，但畢竟對其名譽造成了不良的影響。

熙寧四年（1071），蘇軾被外派到杭州任通判，杭州任滿后，他又相繼轉(zhuǎn)任密州太守、徐州太守、湖州太守。在北宋的政治體制中，歷來是重京官而不重外官，如果一個官員長期在遠離京城的外地任職，就說明他不受核心權(quán)力層的重視，政治前途黯淡。蘇軾當時文章早已名滿天下，神宗皇帝也很欣賞他的才華，據(jù)宣仁皇太后后來回憶說，神宗常常吃飯的時候都在讀蘇軾的文章，并連連口稱奇才。

但在政治上蘇軾始終不被重用的原因在于他堅定地站在新法的對立面，尤其是多年在地方任官，更使他清楚地看到新法推行對民間生產(chǎn)力造成的破壞，給百姓生活帶來的苦難，于是反對更力。蘇軾在各郡任職，都竭盡全力地為當?shù)匕傩罩\福利、辦實事，當他離任時，百姓無不對他感恩戴德、依依不舍，真正做到了“去而益詠”；與此同時，他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也相當?shù)母弋a(chǎn)，他用詩歌吟詠各地的名勝美景，也用詩歌哀嘆民生多艱，諷刺苛政弊法，他的詩歌流傳大江南北，儼然成為了新一代的文壇領袖。但他并沒有意識到，他在文章詩歌中的嬉笑怒罵也不斷加深著新黨人士對他的痛恨，一場無妄之災正在悄悄地向他走來。

神宗元豐二年（1079）七月，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搜集蘇軾詩文，斷章取義、穿鑿附會，上章彈劾蘇軾訕謗朝政。他們所羅列的罪證大概如此：“陛下發(fā)錢以本業(yè)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shù)’；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三蘇祠·云嶼樓

明眼人一看便知，以上不過是針砭時弊，頂多是發(fā)發(fā)牢騷的詩人之語，絕非是什么包藏禍心的惡毒攻擊，神宗一開始也不以為意，但所謂“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在御史們紛紛圍攻之下，神宗皇帝也動搖了，下令將蘇軾拘捕審問。七月二十八日，一個名叫皇甫遵的悍吏氣勢洶洶地來到湖州，將剛到湖州做了三個月太守的蘇軾逮捕，“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qū)犬雞”。八月十八日，蘇軾被押赴京師御史臺，淪為階下囚。因漢時御史臺外遍植柏樹，上面棲居了許多烏鴉，于是“烏臺”成了御史臺的別稱，所以蘇軾遭遇的這場官司史上稱為“烏臺詩案”。

蘇軾在獄中受審問的詳情不得而知了，但恰好有后來官至宰相的蘇頌，當時也得罪下獄，其被關押的地方與蘇軾只一墻之隔，他在詩中記錄了親耳所聞的蘇軾在獄中被拷問的慘狀：“遙憐北戶吳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初入獄時，蘇軾也自度必死，他留給弟弟蘇轍兩首絕命詩，其一云：“圣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又結(jié)來生未了因”；其二云：“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瑯珰月向低。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歲神游定何處，桐鄉(xiāng)知葬浙江西”。

與此同時，獄外的蘇轍和蘇軾的友人們正在積極地展開營救工作，蘇轍上書乞納在身官職，以贖蘇軾之罪，張方平、范鎮(zhèn)等老臣也紛紛上書請求赦免蘇軾，在朝的吳充、王安禮（王安石之弟）等人也進言神宗，認為宜寬免蘇軾，后來成為蘇軾政治死敵的新黨人物章惇，當時與蘇軾還是好友，也為營救出力甚多。仁宗的皇后曹氏在臨終前對神宗說，蘇軾是先帝挑選出來留給你將來可以當宰相的人才，千萬不可殺。就連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書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

最后，是誰的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說法不一，或許神宗皇帝原本就沒打算過要殺蘇軾，不過是想給他一些懲戒而已，因為宋朝的祖訓是不殺士大夫，何況蘇軾是名滿天下的士大夫中的領袖，神宗想必也不愿因殺蘇軾而落下千古罵名?？傊@個案子在經(jīng)過一百多天的審理之后，終于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結(jié)束了，蘇軾責授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令御史臺差人轉(zhuǎn)押前去。

三蘇祠·晚香堂

02

蘇軾在黃州的生活

元豐三年（1080）二月一日，蘇軾到達黃州，一開始寓居在一座叫定惠院的寺院中。黃州位于長江中游，城郭依江而建，蘇軾的家鄉(xiāng)四川眉山處于長江上游，所謂“我家江水初發(fā)源”，再次看到半是峨眉雪水的長江令他備感親切，雖然剛經(jīng)歷了寫詩給他帶來的大禍，但初到黃州的他又忍不住詩興勃發(fā)，他以自嘲的口吻寫道：“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yè)轉(zhuǎn)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p>

蘇軾以戴罪之身來到黃州，雖然還掛著“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的虛銜，但申明“不得簽書公事”，也就是說沒有實際的行政職務，并且其行動還得受到監(jiān)視和限制，因此也就類似于被軟禁于此，閑居思過。剛走了背字的蘇軾，許多親戚故舊避之唯恐不及，他自己也不愿意見人，所以剛到黃州的一段時間，他把自己關在僧舍之中，與僧人們一起吃著粗茶淡飯，只偶爾在夜深人靜之時獨自一人散步于舍外的修竹蒲葦間。他在此時寫下了那首著名的《卜算子》詞：“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那孤獨徘徊的鴻影，不正是蘇軾自己的形象寫照嗎？

不久之后，蘇軾搬到黃州城南門外的臨皋亭居住，這里離大江只數(shù)十步，風景甚美，這使他感到愜意，他感嘆：“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钡拇_，謫居黃州的蘇軾就是一個徹徹底底的閑人，但同時也是一個需要時時為生計發(fā)愁的窮人，因為他的薪俸早已被停發(fā)了，沒有任何的經(jīng)濟來源，特別是在他的家小也來到黃州之后，一家十數(shù)口人的生活便成了大問題。為了節(jié)省開支，他想了一個辦法，每月月初，取四千五百錢分成三十串掛在房梁上，每天用叉挑取一串使用，并立即把叉藏起來，若日有剩余，就放入一個竹筒中，以備有賓客來時款待之需。

到黃次年，故人馬正卿為他向郡中請得城東荒廢的舊營地五十畝，于是他開始親自開墾荒地，躬耕其間，并自號曰“東坡居士”。他在東坡上掘井作塘，種植桑樹百余株，又種水稻和蔬菜果樹，“身耕妻蠶”，像陶淵明一樣，過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他能把農(nóng)事干得有模有樣，得益于青年時在家鄉(xiāng)的一段躬耕的經(jīng)歷，并且他還是一個嫁接果樹的高手。一兩年下來，“日炙風吹面如墨”，他已是一副標準的老農(nóng)形象了。

蘇軾在東坡的躬耕，除了出于解決生活困頓的現(xiàn)實需要，也是在向世人顯示自己的堅韌和骨氣，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形容可似喪家狗，未肯弭耳爭投骨”，“腐儒粗糲支百年，力耕不受眾目憐”。再下一年，蘇軾又在四鄰的幫助下，在東坡旁作堂五間，因建堂時在冬季，天降大雪，所以他名之曰“雪堂”，又在四壁畫滿雪景，環(huán)顧俯仰皆雪，頗與南朝宗炳的“臥游”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這雪更是象征著蘇軾高潔的志趣。

三蘇祠·碑亭雪景

人處于患難之中，更能切身感受到人情的冷暖，謫居黃州的蘇軾于此深有體會，許多人怕受到牽連，避之唯恐不及，“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但也有許多人在此時以真誠的友誼給予了他感情上的慰藉。在黃州與蘇軾交往最密切的人之一是陳慥（字季常）。陳慥是蘇軾在鳳翔任簽判時的長官陳希亮的兒子，他們在鳳翔時便訂交為莫逆，而此時，陳慥正隱居于離黃岡不遠的岐亭。在蘇軾來黃州時，陳慥便迎之于道上，故人重逢，感慨萬千，后來蘇軾離黃，陳慥又獨遠送至九江，才依依作別。蘇軾在黃四年多的時間，曾三次往岐亭見陳慥，陳慥更七次來黃岡見蘇軾，平時書信往還更多。他們在一起游覽山水、飲酒賦詩、說佛談禪，親密無間。

除陳慥外，蘇軾在黃州新結(jié)交了一群當?shù)氐呐笥?，他們大多?shù)也是很有學問，但或懷才不遇，或高潔不仕，過著平常人的生活，如潘鯁、潘丙、潘原兄弟，王齊愈、王齊萬兄弟，古耕道，郭遘等人，他們時或陪同蘇軾游玩山水間，時或設酒殺雞作食款待蘇軾，在蘇軾開墾東坡，營建雪堂的過程中，他們也都出力甚多。蘇軾在黃期間經(jīng)歷了三任太守，分別是陳軾、徐大受、楊寀，他們都沒有因蘇軾是貶謫之人而怠慢他，而是以禮相待，特別是徐大受，蘇軾經(jīng)歷了他的整個任期，徐是一位忠厚長者，他不但沒有限制蘇軾的自由，而且給予他許多幫助。馬正卿從年輕時便追隨蘇軾，這次貶謫黃州，又一同前來，相從已有二十年，給予困頓中的蘇軾許多幫助。故人巢谷、道潛（參寥）也先后來到黃州，陪伴蘇軾。

值得一提的是，米芾于元豐四年（1081）九月來訪，這是二人的初次見面，作為后學的米芾在藝術(shù)上得到了蘇軾的許多指點，特別是蘇軾告訴他書法應該專學晉人，這對于他的學書軌跡影響甚大，由此書藝大進。另外，不懼流言，致信慰問或遣使者探視、饋贈禮物者及愿執(zhí)弟子禮，從學于蘇軾者也不少。初到黃州的蘇軾形容自己“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自喜漸不為人識”，但以蘇軾的才學人品，“天下誰人不識君”，即便是身處逆境，真心敬愛他，愿與他交往的人還是不在少數(shù)的。

在黃州，蘇軾最喜歡的兩個去處是赤壁和武昌西山。黃州有赤壁磯，當?shù)厝藗髡f這便是三國時周瑜打敗曹操的地方，雖然這與事實并不相符（真正的三國赤壁在今湖北蒲圻縣長江南岸），但蘇軾樂于相信這一說法，因為他正可以藉此以發(fā)思古之幽情。他喜歡在月夜載酒與客泛舟于赤壁之下，或攀上江邊陡峭的山巖，對江長嘯。

赤壁夜游，往往能激發(fā)蘇軾的創(chuàng)作才情，他由此寫下了三篇中國文學史上不朽的名作，即所謂“赤壁三詠”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前赤壁賦》和《后赤壁賦》，在詞賦中，他俯仰古今，或壯懷激烈，或飄然出塵，但最終又歸于無法安置的矛盾與惆悵、一種“人生如夢”的虛無之中。武昌西山，位于與黃岡隔江相望的南岸，那里林壑幽深，景色佳麗，蘇軾數(shù)度“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與友人暢游山水間，甚至還萌生過在此卜居的念頭。后來，他還在詩中回憶當時的情景：“憶從樊口載春酒，步上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風駕兩腋飛崔嵬。”

三蘇祠·云嶼樓

在黃州，蘇軾身邊發(fā)生了一悲一喜兩件事。一是他的乳母任采蓮在剛來黃州不久后便病逝了。任采蓮是蘇母程夫人的隨嫁婢女，曾乳育過蘇軾和他的幼姊八娘，后來一直跟隨蘇軾，又照養(yǎng)他的三個兒子，任勞任怨，與蘇軾有深厚的感情，任氏的去世，無疑給剛剛遭遇了人生重大挫折的蘇軾帶來了情感上的又一次打擊?？上驳氖?，元豐六年（1083）九月，侍妾朝云為蘇軾生下一子，這給蘇軾的生活帶來了生趣，他對這個兒子疼愛有加，為其取名曰“遯”（同“遁”），大約也反映了他此時欲遁隱山林的想法。他在《洗兒戲作》一詩中寫道：“人皆養(yǎng)兒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愿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不難看出對現(xiàn)實的激憤。遺憾的是這個孩子在第二年便夭折了，這對蘇軾是沉重的打擊。

蘇軾在黃州還發(fā)生過一個有趣的故事。一天晚上，他與幾個朋友飲酒，有感而發(fā)，作《臨江仙》一首，詞中有“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之句，眾人歌數(shù)遍而散。哪知第二天一早，城里便盛傳蘇軾昨夜作此詞，將官帽官服掛于江邊，駕一葉扁舟長嘯而去。此事傳到太守徐大受那里，太守大驚失色，以為走失了罪人，干系重大，連忙與眾人一同去蘇軾住處探看，不料蘇軾此刻仍高臥床榻，鼻鼾如雷，猶自酣眠未醒，眾人方知原來是虛驚一場。此事甚至迅速傳到了京師，連神宗皇帝都知道了。

其實神宗并沒有忘記蘇軾，他一直在關注著蘇軾的消息。一次，蘇軾得了眼病，有一個多月沒出門，于是便有傳聞說他已經(jīng)病死了，也有傳說他“白日仙去”的。此事也傳到了神宗的耳朵里，他連忙找來蘇軾的同鄉(xiāng)蒲宗孟詢問，但蒲宗孟也說不清楚，神宗覺得可能確有其事，嘆息再三。這些傳聞一再興起，充分說明了蘇軾在當時的影響力，雖然他謫居一隅，但人們都在關注著他，一旦有點捕風捉影的消息便爭相走告。

神宗皇帝其實很欣賞蘇軾的才華，認為人材難得。有一次，神宗與近臣議論當世的人材，他問如果把蘇軾比配古人，哪位古人和他比較像？近臣說唐代李白的文才和他頗為相像。神宗說，不然，李白有蘇軾之才，但無蘇軾之學。神宗一直想找一個適當?shù)臋C會重新起用蘇軾，開始，他想用蘇軾修國史，后來又想任命蘇軾為著作郎，元豐六年（1083），他又想起用蘇軾為江州知州，甚至詔書都擬好了，但這些想法最終都被朝中的執(zhí)政大臣阻止了。

終于，在元豐七年（1084）的正月，神宗親書手諭：“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移蘇軾為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雖然職位并沒有變動，但汝州比起黃州離京師更近，說明神宗已有意要起用他了，他的這段厄運也快要結(jié)束了。但神宗皇帝并未能親自起用蘇軾，他于元豐八年（1085）三月病逝了。由于繼位的哲宗尚年幼，由宣仁太后高氏，即神宗的母親垂簾聽政，高太后復行仁宗之政，起用舊黨，蘇軾的仕途于是變得光明起來。

三蘇祠·百坡亭

黃州謫居的四年多時間，是蘇軾仕途上的第一個黑暗時期，在這一時期，他的思想始終處于矛盾和擺動之中，首先他的思想的總體基調(diào)是抑郁和苦悶的，但為了排遣這種抑郁和苦悶，他又努力讓自己豁達灑脫，因此他的思想中更多帶上了老莊和佛禪的色彩。

與此同時，他在對官場傾軋和世態(tài)炎涼心灰意冷之外，又沒有對自己的政治前途徹底絕望，他仍然在關注著朝政，甚至還在給朋友的信中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對自己的禍從口出表示了深切的追悔，并時刻告誡自己要謹言慎行，但他反對新法的態(tài)度卻依然固執(zhí)，特別是在看到新法之弊時，還是忍不住要形于文字，比如他在剛出獄去黃州的路上，就作過這樣的詩：“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耕曾入杏花村。而今風物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边@與他那些被定為“罪詩”的口吻幾乎如出一轍。在給友人范百嘉（后來成為親家）的信中，他又寫到：“臨皋亭下不數(shù)十步，便是大江……問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不如者，上無兩稅及助役錢耳。”含譏帶諷，真可謂“死不悔改”。

客觀上說，黃州時期對蘇軾意義重大，閑居生活使他對人生、學術(shù)、文藝都有了較以前更為深入的思考，使他在各方面都有了一次深刻的蛻變。從這個意義上說，黃州時期對整個中國文學藝術(shù)史都有著重大的意義，蘇軾最膾炙人口，或者說成就最高的文學和書法作品幾乎都產(chǎn)生于黃州。另外，蘇軾在黃州還完成了自己的兩部學術(shù)著作《易傳》和《論語說》，這兩部著作和后來在海南完成的《書傳》共同奠定了他在學術(shù)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