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關于二十八宿的起源，中國、日本和西方學者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古代中國、印度和阿拉伯都有類似的系統(tǒng)，但阿拉伯的明顯要晚，至于中國和印度誰早誰晚則難以判斷，它們是獨立起源還是有共同的源頭？此外，二十八宿是沿赤道還是沿黃道？

新城新藏《東洋天文學史》一書認為，二十八宿源于中國，是由中國傳入印度及波斯、阿拉伯的。印度二十八宿相當于中國二十八宿的原始狀態(tài)；二十八宿的發(fā)源地有織女、牽牛傳說；二十八宿傳入印度之前，有停頓于北緯43度的行跡；更為重要的是，印度歷法一年分為六季，但其納沙特拉卻將二十八宿分為四宮，明顯源于中國。另外，他主張二十八宿是沿黃道分布的星群。

荷蘭科學史家什雷該爾主張，二十八宿源于中國，埃及、希臘的星座大多為西方創(chuàng)造，爾中國的星座完全是自己創(chuàng)造；西方星座與中國星座有許多相同之處，例如畢星好風、高辛氏二子的故事等，都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中國星宿歷史悠久，可以從逃亡文獻和考古資料得到多方面的證明。

竺可楨認為，中國、印度、阿拉伯的二十八宿屬于同源關系，印度的二十八宿源自中國。最初是沿白道的星宿，但由于白道和黃道只有不到6度的夾角，因此也可以說基本是沿黃道的。

此外，歐洲學者愛德勒、畢奧、薛萊格、德莎素等均持中國起源說。

但是，白賴南、伯吉斯、惠特尼、韋伯、諶約翰卻認為，中國的二十八宿起源于印度。金斯密、艾約瑟、李約瑟等認為，起源于巴比倫。

飯島忠夫甚至認為，中國的天文學包括二十八宿都起源于西方。

主張非中國起源的重要理由不外有兩點：一是歲陽與歲名非中國固有，系西域傳入；二是中國二十八宿起于角，而印度起于昴，故印度比中國早。下面詳細討論一下這兩個問題。

《爾雅.釋天》說：“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音氈）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黑弋），在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zhí)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音臟），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音吞）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謂之歲名?！?/span>

歐洲學者認為，這些歲名為西文譯音，但竺可楨認為，即使歲陽、歲名由印度梵文轉譯，也不能證明二十八宿起源于印度或其他西域各國，因其首見于《呂氏春秋》和《淮南子》，比二十八宿中一些重要星宿（如牽牛、織女、箕、斗、昴、畢、室、壁、心、參）出現于《詩經》的時間晚得多。

韋伯和惠特尼認為，印度二十八宿起于昴，而中國起于角，昴為春分點的時代（公元前1860年）較角為秋分點的時代（公元前440年）要早千余年，所以二十八宿當起源于印度，但竺可楨認為，既然角為秋分點的時代不可能是中國二十八宿起源的時代，所以依此論證則不成立。

關于中國、印度二十八宿與波斯的關系，竺可楨舉出牽牛和織女的形象為證。他認為，印度以織女代牛宿、河鼓代女宿，先織女而后牽牛，中國則以河鼓代牽牛，牛宿先于女宿，現今織女赤經先于河鼓，應該織女在前河鼓在后，但5000年前織女赤經在河鼓之后，中國牛在前女在后是古風猶存。因此，中國的二十八宿系統(tǒng)比印度的早。

有關二十八宿起源的時間，竺可楨認為，司馬遷主張自古建正作于孟春，二十八宿始于東宮蒼龍的角宿，應為立春的日躔和月躔之所在，因日躔不可見，所以當為望月之時月亮所在的位置，而立春月望在角宿的時代距今約5000年。上古北斗為九星，而距今3600年至6000年前，包括右樞為北極星的年代在內，在黃河流域，北斗為九星，可以常見不隱。二十八宿草創(chuàng)之初，其在赤道的星宿多于今日，而距今五六千年時達十二宿，其后漸減。二十八宿的位置與五千年前的赤道最為接近。因此，二十八宿起源的時間可以早到距今五六千年。

畢奧、薛萊格、德沙素和新城新藏指出，中國古代所觀測的星宿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3000年之間對天赤道比黃道更為接近，因此二十八宿系統(tǒng)是一個赤道的亮星帶，主要是為了觀測昏中星，后來才用來觀測太陽和月亮的位置。

韋伯和惠特尼認為印度的二十八宿較中國早2000年以上，是建立在印度的昴星團在春分點從東方升起必須發(fā)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而中國二十八宿是產生于角宿在春分點的時代這一前提之上的，而竺可楨認為，這是個誤解，中國很古的時候新年就是從立春而不是春分開始的。

隨著近年來新的天文考古材料的出現，學者們開始重新認識二十八宿的起源問題。

1978年在湖北隨縣曾侯乙墓中發(fā)現的漆箱蓋上，中心有一個“斗”字，代表北斗星。環(huán)繞北斗星周圍寫有二十八宿的名字，其外還繪有龍虎圖案，將中國二十八宿的形成年代毫無疑問地定在了公元前5世紀以前。

1988年，在河南濮陽發(fā)現的仰韶文化西水坡45號墓中，墓主頭南腳北，左右分別有蚌塑龍虎圖案，正是中國古代天空劃分的四象中的青龍和白虎，雖不能據此確定當時二十八宿已經確立，但至少可以推定，作為二十八宿前身的四象起源比過去認為的要早。

席澤宗、程貞一的文章引用了這兩個發(fā)現，特別對比了巴比倫的六十進位制與中國的六十干支、巴比倫歷法與同期的中國歷法等，回答了中國古代天文學是否受到巴比倫影響的問題。文章指出，雖然中國古代有六十干支，古代巴比倫有六十進位制，但正如李約瑟已經指出的那樣，中國古代六十干支與進制無關，中國古代圓周的劃分是365.25度，并且中國的六十干支在本質上是天干和地支兩個序列的組合，而不是一種六十進位制。另一方面，古巴比倫和古代中國在置閏方法上，都采用過19年7閏的閏法，但古巴比倫在公元前528年—前503年采用的是8年3閏，到公元前5世紀初，也就是從公元前504年—前482年，逐漸從8年3閏轉變?yōu)?/span>19年7閏，而中國古代在公元前6世紀已經采用了19年7閏的閏法。該文比較了中國古代天球坐標與現代天球坐標系的不同，特別討論了古巴比倫與古代中國天球坐標與星宿名的不同，認為中國天文學與巴比倫天文學是獨立起源的兩個系統(tǒng)，對中國和印度的二十八宿系獨立起源的觀點也是一個有力的支持。

對濮陽星圖闡釋最早也最多的當屬馮時，他認為：“濮陽星圖所表現的星宿至少包括了北斗及后世二十八宿中的角、亢、氐、房、心、尾、觜、參八個宿”，也就是說，早在5000多年前，二十八宿中的部分星宿已經形成。馮時進一步分析了殷周文字中的“龍”字，提出：“殷周古文字中的'龍'字實際取象于東宮七宿”，“中華民族對巨龍的崇拜，事實上就是對東方星宿的崇拜。而這一崇拜的緣起，則在于諸星官對于遠古先民的授時意義?！?/span>

陳久金先生在《中國古代二十八宿》一書中認為，不能以文獻、文物中出現一個二十八宿的星名，甚至星名不同而大致方位相同，即認為那時已經出現了二十八宿。因此，河南濮陽西水坡大墓中出土的龍虎蚌塑圖、《尚書.堯典》中的“四仲中星”、《夏小正》記載的六個星座（北斗、大火、參、織女、南門、昴）、《詩經》中提到的九個星名（大火、參、昴、定、織女、牽牛、箕、斗、畢）、《周禮》二十八星等都不能作為二十八宿已經產生的證據，直到湖北隨州市西郊擂鼓墩戰(zhàn)國早期曾侯乙墓漆箱蓋上出現完整的二十八宿星名，才是二十八宿產生的正確年代，即公元前433年前后。而古度與今度劃分資料也顯示，二十八宿最遲成熟于春秋戰(zhàn)國之交。這種二十八宿系統(tǒng)的服裝脈絡，只有在中國的古代文獻中才能找到。

李約瑟以亞述巴尼帕王（公元前668——前627年）藏書室中保存的一批楔形文泥板繪有36個區(qū)域的星圖，認定為“月站的原始平面球形星圖”，其實與二十八宿毫無關系。而埃及人使用二十八宿的年代大約在科布特時代（公元前3世紀以后），阿拉伯“馬納吉爾”二十八宿星表與其年代相近，據其領頭星“巴爾達”即斗宿為冬至點推算，不會早于公元前2世紀，均比曾侯乙墓二十八宿星圖的年代晚。

雖然印度《鷓鴣氏梵書》春分點在昴宿的年代為公元前2500年，但其一年分為春、熱、雨、秋、寒、冬六季，或簡化為冬、夏、雨三季，而二十八宿卻按四季分配，與印度氣候變化不符，卻與中國氣候相同，且比它更早的古籍《梨俱吠陀》所載二十八宿卻以大角星為起首星，與中國一致，可見并不能以昴宿為起首星推定印度二十八宿的起源時代，反為中國起源說提供了證據。印度將昴宿作為二十七宿中的第一宿，只是因為昴星初見東方之日要獻祭的習俗，是為了確定原始歷法中以春分為新年的紀念日，并不能與二十七宿的起源混為一談。直到公元1世紀，印度仍在使用《吠陀支節(jié)錄.天文篇》中五年一閏的粗疏歷法，尚未出現以二十八宿推算月亮行程的方法。以往某些西方學者以二十八宿中的聯絡星推算印度二十八宿的成立年代，犯了科學概念上的錯誤，因為聯絡星不是明確的季節(jié)星象，可以位于該宿的七十點，也可以位于該宿的末尾，誤差可達12度多，用歲差推出的年代誤差可達千年以上，故只有如中國的冬至日在牽牛初度等才是確定的起點。

中國創(chuàng)立二十八宿系統(tǒng)是為了研究日月五星的運動設立一個參照物，因為日月五星都運行于黃道附近。此外，二十八宿與中國的分野觀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國是確定不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