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修《四庫全書》于史部下專設“紀事本末”一類，正式將其確定為獨立的史書體裁，與紀傳、編年鼎足而三，不啻為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關節(jié)?！端膸烊珪偰俊罚ㄒ韵潞喎Q《總目》）關于紀事本末體的定義，構(gòu)成了后人理解、認識這一史體的基本框架，時至今日，研究者在討論紀事本末體的起源、范圍、意義等問題時，仍多以承認、因循其中既定軌轍為前提，[1] 而鮮有人對此框架本身加以反思和拆解。事實上，《總目》對紀事本末體史書概念、范疇的界定絕非無懈可擊，這一獨立門類的創(chuàng)設亦非一蹴而就，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以及背后的致誤之由值得我們深入查考。

一 問題緣起：紀事本末體名實之辨

《四庫全書》共著錄紀事本末類史書二十二部，《總目》該類小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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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史策，編年而已，周前無異軌也。司馬遷作《史記》，遂有紀傳一體，唐以前亦無異軌也。至宋袁樞以《通鑒》舊文每事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詳敘其始終，命曰“紀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體。夫事例相循，其后謂之因，其初皆起于創(chuàng)。其初有所創(chuàng)，其后即不能不因，故未有是體以前，微獨紀事本末創(chuàng)，即紀傳亦創(chuàng)，編年亦創(chuàng)；既有是體以后，微獨編年相因，紀傳相因，即紀事本末亦相因。因者既眾，遂于二體之外別立一家，今亦以類區(qū)分，使自為門目。凡一書備諸事之本末，與一書具一事之本末者，總匯于此。其不標紀事本末之名，而實為紀事本末者，亦并著錄。若夫偶然記載，篇帙無多，則仍隸諸雜史、傳記，不列于此焉。[2]

此段可大致分為三層：（1）追溯史書體裁的發(fā)展歷程，編年、紀傳次第出現(xiàn)且長期沿襲，至袁樞《通鑒紀事本末》方為史體之新變；（2）從原理層面闡述事例有創(chuàng)即有因，之所以將紀事本末自立一類，是由于“因者既眾”；（3）交代此類中收錄書籍的去取標準與實際情況，核心在于“備諸事之本末”與“具一事之本末”皆可匯入紀事本末之體。細繹其文不難發(fā)現(xiàn)，前兩層與最后一層在文義、文氣上存在明顯斷裂。作為紀事本末體創(chuàng)始之作，袁氏之書區(qū)別于以往二體的特點在于“每事為篇，各排比其次第”，即“備諸事之本末”，那么所謂“因者”自然應指在此脈絡下的后繼之作。這種在前兩層中順理成章的邏輯，卻在進入第三層后戛然而止。館臣在沒有任何鋪墊的情況下，徑將所謂“具一事之本末”之書亦納入紀事本末的范疇，這里所遵循的邏輯不再是該體裁自創(chuàng)制以來的內(nèi)在理路，而更像是一種近乎文字游戲的皮相關聯(lián)：所謂“紀事本末”，既可以是記諸事之本末，也可以是記一事之本末。

要想更深入地體會上述文段的邏輯斷層，更真切地理解所謂“紀事本末”之為史體的要義所在，須回到袁樞首創(chuàng)之時的歷史語境。《宋史·袁樞傳》云：“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鑒》，苦其浩博，乃區(qū)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鑒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盵3] 此段文字的直接史源當為宋朝《中興四朝國史》之袁氏本傳，所謂“區(qū)別其事而貫通之”即指其以事分篇而每篇各具始末。更為原始的記載見于游洚所撰袁樞行狀：“公諱樞，字機仲。上曰：'史書編年事多間斷，莫詳始末。’龔公對曰：'近有太學錄袁某嘗取《資治通鑒》各分條目，輯成為一書，謂之《通鑒紀事本末》，頗便觀覽。’上曰：'可速進入?！靿m睿覽?！盵4] 袁氏當時面臨的問題是編年史中“事多間斷”，這才“各分條目”，輯成一書，其主要工作和貢獻正體現(xiàn)在按事分條之中。當時有人批評袁氏“區(qū)別之外無發(fā)明者”，對此朱熹曾作跋文辯解道“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5] 呂祖謙亦稱贊曰“袁子掇其體大者，區(qū)別終始，使司馬公之微旨自是可考”，[6] 正反雙方都注意到其書顯著之處即是“區(qū)分”“離合”或曰“區(qū)別終始”，所不同者在于此項工作中是否蘊含微言大義。足見在時人眼中，《通鑒紀事本末》最本質(zhì)的特征是分事，即分紀諸事之本末。自袁書以降，歷代以“紀事本末”為名或明確聲稱仿其體例者概莫能外，皆以事分篇，各詳原委，直至上引《總目》方才首次將依時間次序、專記一事始末的書籍歸入紀事本末體的范疇。[7] 從上引小序的自相矛盾看，撰寫提要的館臣對袁樞以下歷代所稱“紀事本末”的實際所指并不陌生，卻似乎有意模糊這種體裁的編纂特性，對其定義加以曲解，范疇加以泛化，使原本不屬此類的文獻得以混跡其中。

那么，四庫館臣為什么要對紀事本末體的定義和范疇如此大動手腳呢？按照“備諸事之本末”與“具一事之本末”的區(qū)別，我們將最終收入紀事本末類的書籍分為兩種，前者包括《通鑒紀事本末》《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蜀鑒》《炎徼紀聞》《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綏寇紀略》《滇考》《明史紀事本末》《繹史》《左傳紀事本末》十一部，后者包括《三朝北盟會編》《平定三逆方略》《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金川方略》《平定準噶爾方略》《平定兩金川方略》《臨清紀略》《蘭州紀略》《石峰堡紀略》《臺灣紀略》《平臺紀略》十一部，兩類剛好各占一半，后者除《三朝北盟會編》為南宋徐夢莘所著、《平臺紀略》為清朝藍鼎元私撰外，其余皆為專記征伐戰(zhàn)事、夸耀盛世武功的清朝官修方略、紀略。不消說，《總目》對于紀事本末體的曲解與泛化，當與收錄此等官修史書存在莫大關聯(lián)，這一點可以在《四庫全書》紀事本末類的衍生過程中得到更為充分的驗證和說明。

二 《四庫全書》紀事本末類的設立過程

核諸《四庫全書》纂修各階段的資料可知，紀事本末類的設置并不是全書編纂前期就有的計劃?；痉从城∪拍辏?774）以前《總目》初期形態(tài)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尚無紀事本末類，被收入今本此類的諸家著述散見于別史、編年之中，如《宋史紀事本末》《左傳紀事本末》入別史，《三朝北盟會編》入編年。[8] 乾隆四十三年成書的《四庫全書薈要總目》別史類連續(xù)收錄《通鑒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四種，其后有“以上紀事本末”一語作為總括。[9] 通覽《薈要總目》，類似總括之語尚見于經(jīng)、史、子三部十余處，經(jīng)部尤多，如“以上統(tǒng)論全經(jīng)”“以上專論易圖”“右專論地理”“右衍義”“以上名物”“以上字學”等，史部內(nèi)除上引一條外尚有《貞觀政要》后“右專論一朝政事”、《通志》后“右通史”兩則，皆屬館臣在大的分類框架下從內(nèi)容、寫法等方面進行的若干局部歸納，遠未覆蓋全部書籍，亦不具備獨立的分類性質(zhì)?！端C要總目》別史類末有結(jié)語曰：“古者列國各有史，而后世紀言紀事者，或依紀傳之體，分國以述事；或變編年之體，因事以類言，事可征信，言多殷鑒，故其體不當與稗史等……”[10] 其中“變編年之體，因事以類言”即是對紀事本末的說明，可見在當時的館臣看來，紀事本末仍屬編年體之變種，故應納入別史而非單設一類。這樣的認識也反映在《四庫全書薈要》本《通鑒紀事本末》的提要之中，在談及該書與舊有兩種體裁的關系時稱其“蓋合紀傳、編年二者而變通之”，[11] 即是在原本二體的框架下加以變通，而非自立門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關于紀事本末體的論說完全恪守袁樞之書的特質(zhì)——“因事以類言”，范圍也嚴格限定在明確標識“紀事本末”的書籍之內(nèi)，絲毫看不到混入“具一事之本末”之書的痕跡。

上述情況一直到《總目》初稿完成、集中進呈之時仍未改更，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總目》殘稿即反映了這一時期的模樣。該殘稿其實是《總目》初稿修改過程中抽換下來的零葉匯集，底本的抄寫時間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其上修改則完成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總目》再次進呈以前。[12] 其中卷四七、四八為編年類，卷四九為別史類，無紀事本末類，后來收入《總目》定本紀事本末類的書籍見于此殘稿者包括卷四九《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繹史》四篇，提要天頭皆有眉批作“抽去”云云。此外，同為《總目》初次進呈稿抽換葉的上圖殘稿中也保留了相關線索，后來改入紀事本末類《通鑒紀事本末》《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左傳紀事本末》三書見于此稿之卷六五史鈔類，各提要首尾皆有刪除符號，系兩次進呈間館臣所標記；[13] 其中《通鑒紀事本末》提要原文稱該書“于二體之外別為一體，實前古之所未有也”，充分肯定其在史體方面的開創(chuàng)性，卻絲毫不見單列一類之傾向，足見此提要原稿撰寫時館臣對紀事本末的定義尚無變化。

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零葉

種種跡象表明，紀事本末單獨成類的工作是在乾隆四十六年《總目》初稿修改過程中展開的，而其成果則體現(xiàn)在四十七年七月第二次進呈的《總目》之中。根據(jù)學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天津圖書館所藏《總目》稿本與國家圖書館所藏者實為同一部稿本的不同部分，[14] 其原稿很可能就是四十七年再次進呈的《總目》修訂本。天圖稿本正好保留了與此處所論問題相關的部分，其中卷四七、四八分卷及卷目與臺圖稿本同，卷四九則改為紀事本末類，卷五〇方為別史類；其中所收書的范圍、規(guī)模已與定本相去不遠，僅少《平定三逆方略》（乾隆四十八年校上）、《石峰堡紀略》《臺灣紀略》（二者皆乾隆五十四年校上）三部，著錄之書末尾稱“右紀事本末類十九部一千七十五卷皆文淵閣著錄”，[15] 整行皆系貼紙挖改而非二次進呈本原文，卷首小序文字則較最終定本已無二致。[16] 此外，現(xiàn)存最早的《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版本為刊于乾隆四十九年的趙懷玉刻本，底本系四十七年七月與《總目》修改本一起進呈的《簡明目錄》，[17] 此本卷五亦有紀事本末類，收書與天圖稿本《總目》全同，惟《蘭州紀略》有書名、提要而無卷數(shù)，[18] 文末作“右紀事本末類十九部一千 十 卷”，[19] 或更接近《總目》相應著錄在四十七年再次進呈時的面貌?？傊膸祓^臣對于紀事本末體的認識在四十六年《總目》初稿進呈后發(fā)生了急劇變化，最終結(jié)果以四十七年修訂稿中新設紀事本末類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此后成書的《總目》《簡目》皆因循不替。

有意思的是，今通行定本《總目》中還保留了上述類目變化的蛛絲馬跡?！妒凡靠倲ⅰ吩唬骸敖窨偫ㄈ簳?，分十五類。首曰正史，大綱也。次曰編年，曰別史，曰雜史，曰詔令奏議，曰傳記，曰史鈔，曰載記，皆參考紀傳者也。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皆參考諸志者也。曰史評，參考論贊者也。”[20] 首稱十五類，然其后僅臚列十四類，獨缺紀事本末。檢國家圖書館藏《總目》殘稿內(nèi)所存《史部總敘》，此段文辭已幾乎全同于定本，[21] 知乾隆四十六、七年修訂《總目》之時，雖然在正文中增加紀事本末類，卻未曾對《總敘》文字做相應調(diào)整，后續(xù)歷次統(tǒng)稿之人亦未察覺，竟一直沿襲下來。[22]

三 紀事本末體范疇衍變之根由

以上考證表明，四庫館內(nèi)部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并未將紀事本末視作獨立的史書體裁，更無專設一類的打算。與之相對應的是，這一階段館臣關于此類史書的認識與袁樞所創(chuàng)“備諸事之本末”的體例完全一致，直至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總目》初稿進呈后的修訂過程中方才突然改弦更張，從概念界定到門類設置均一反常態(tài)。那么，究竟緣何有如此劇變？考察其間的主要變量即當時清廷官修方略、紀略的情況將有助于回答這一問題。

《總目》初稿進呈后不久，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上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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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四庫全書總裁奏進所辦《總目提要》內(nèi)，請于經(jīng)、史、子、集各部，冠以圣義、圣謨等六門，恭載列圣欽定諸書及朕御制、御批各種。所擬殊屬紛繁。從前開館之初曾經(jīng)降旨，以四庫全書內(nèi)惟集部應以本朝御制詩文集冠首，至經(jīng)、史、子三部，仍照例編次，不必全以本朝官書為首。今若于每部內(nèi)又特標圣義諸名目，雖為尊崇起見，未免又多增義例。朕意如列圣御纂諸經(jīng)列于各本經(jīng)諸家之前，《御批通鑒綱目》等書列于各家編年諸書之前，五朝圣訓、朱批諭旨、方略等書列于詔令諸門之前，《御注道德經(jīng)》列于各家所注《道德經(jīng)》之前，其他以類仿照編次，俾尊崇之義與編纂之體并行不悖。[23]

從中不難看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進呈的《總目》初稿中提到，擬將“列圣欽定諸書”冠于四部之首，標以圣義、圣謨等六門，其中方略在史部，應屬“圣謨”之列。清高宗認為此義例“殊屬紛繁”，提出將欽定書籍由館臣所擬經(jīng)、史、子、集各部之首改入各具體門類，冠歷代著述之首，其中“五朝圣訓、朱批諭旨、方略等書列于詔令諸門之前”。不過僅僅兩天后，高宗就改變了主意，降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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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據(jù)四庫全書總裁奏進《總目》，請于經(jīng)、史、子、集各部，冠以圣義、圣謨等六門。業(yè)經(jīng)降旨，令將列朝御纂、御批、御制各書，分列各家著撰之前，不必特標名目，并令將卷首所錄御題四庫諸書詩文撤出，分列御制詩文各集之前，所以示大公也。朕一再思維，四庫全書之輯，廣搜博采，匯萃群書，用以昭垂久遠，公之天下萬世。如經(jīng)部易類，以《子夏易傳》冠首，實為說易家最古之書，允宜弁冕羲經(jīng)。若以欽定諸書列于各代之前，雖為纂修諸臣尊崇本朝起見，而于編排體例究屬未協(xié)。況經(jīng)、史、子、集各部內(nèi)，尚有前代帝王論著，以本朝欽定各書冠之，亦有未合。在編輯諸臣，自不敢輕議及此，朕則筆削權(quán)衡，務求精當，使綱舉目張，體裁醇備，足為萬世法程。即后之好為論辨者，亦無從置議，方為盡善。所有四庫全書經(jīng)、史、子、集各部，俱著各按撰述人代先后，依次編纂。至我朝欽定各書，仍各按門目，分冠本朝著錄諸家之上，則體例精嚴，而名義亦秩然不紊，稱朕折衷詳慎之至意。 [24]

其中稱前日“將列朝御纂、御批、御制各書，分列各家著撰之前，不必特標名目”的意見，“于編排體例究屬未協(xié)”，當將欽定之書各按門目，由歷代之首改置于本朝著述之首。十六日，大學士三寶等上奏，稱高宗此諭“權(quán)衡精當，至公至平，洵足昭垂久遠，為萬世法程”。[25] 觀此過程可知，如何措置包括方略在內(nèi)的欽定書籍，在《總目》初稿進呈前后確實是一個頗費思量的問題，高宗最終定下的總體方案是各歸其類，冠本朝著述之首。具體到方略之書，究竟該入何類，還要由實際執(zhí)事的四庫館臣審慎斟酌。與此同時，他們不得不面對的另一個現(xiàn)實是《總目》修訂過程中方略、紀略的激增（見表1），致使其歸屬問題顯得尤為醒目而棘手。

表1 《四庫全書》紀事本末類所收官修方略、紀略情況一覽

表文較為直觀地反映出乾隆四十六年前后《四庫全書》所收方略情況的明顯變化。截至是年二月《總目》初稿進呈之時，可以確定抄入全書的方略僅有《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金川方略》兩部。而在《總目》初稿修訂過程中（截至四十七年七月）成書的包括《臨清紀略》《平定準噶爾方略》兩部，奉敕開始修撰者包括《平定兩金川方略》《蘭州紀略》兩部，四十八年三月校上的《平定三逆方略》彼時當已在繕寫階段，[27] 其他籌劃纂修者亦應不乏其例。換句話說，《總目》修訂之時正當“方略”批量出現(xiàn)之際（至少有五部在這一時期寫入或計劃寫入《四庫全書》，總計四百二十卷之多），如何將此新興體裁放入傳統(tǒng)的目錄學分類體系，成為館臣所面臨的現(xiàn)實難題，而對“紀事本末”加以曲解、泛化，正是他們想到的因應變通之策。具體考慮與操作流程或許包括以下環(huán)節(jié)：

其一，前引高宗諭旨所謂將方略等書“列于詔令諸門”的意見，并非深思熟慮的結(jié)果，在現(xiàn)實操作中難以實現(xiàn)。方略、紀略的核心內(nèi)容是對清廷歷次征伐的分別記錄，事件的始末原委構(gòu)成了此類書籍的主體脈絡，而相關的詔令奏疏只是附著在主線之上的輔助資料，與傳統(tǒng)詔令門所收書籍實難相容。

其二，從記載風格來看，方略與雜史最近，然而將此官修、欽定之書通通埒諸雜史，殊為不倫；就大體線索而言，方略屬編年系事，但真正的編年體書多為通記歷代或一朝的各類史事，相較之下，方略專記一事的特點尤顯捍格。此時館臣自然而然地注意到字面意思與方略“記事”特點頗有疊合的“紀事本末”，略加改造，正可用作裝納新酒之舊瓶、嫁接花木之良枝。

其三，對紀事本末體的核心特點分紀諸事作模糊化處理，而刻意強調(diào)其字面意思，即記載事件的本末原委，以便將關于某一特定事件的歷時性記錄強行劃歸其中；將前代早已出現(xiàn)的“具一事之本末”的大量史書斥為“偶然記載，篇帙無多，則仍隸諸雜史、傳記”（前引《總目》紀事本末類小序末段），而著重收錄清朝官修方略、紀略，突顯其特殊性和獨尊性，如此采摭標準顯與學術本身的邏輯無關。

其四，為方略這類“具一事之本末”的書籍找到一個可供追溯的淵源——圍繞宋朝與北方和戰(zhàn)這一主題展開的《三朝北盟會編》。按《三朝北盟會編》乃是依照時間次序排比、雜糅各類原始資料，多數(shù)明著出處，所記事件豐富龐雜，線索多元，與所謂“具一事之本末”相去玄遠。是書就大體而言可歸于編年之屬，[28] 與紀事本末體了不相侔，在《四庫全書》出現(xiàn)以前的歷代著錄亦從未有將其劃入此類者?；蛟S是因其所記為宋代邊政，與方略之旨頗有契合，而書名又足以混淆視聽，隱約給人以專記一事之感，館臣特摭此煌煌巨著為清修諸書之遠源，誠可謂煞費苦心。不幸的是，這樣一番胡亂攀附藉助《總目》的輻射力對后世產(chǎn)生了巨大的誤導，時至今日，仍多有目錄學著作乃至史學研究者將《三朝北盟會編》劃入紀事本末，卻渾然不知如此荒唐分類最初不過是源于館臣為安置官修方略而冒認的一個“先祖”罷了。[29]

以上曲折原委，在清朝官修《皇朝通志·藝文略》紀事本末類的相關文字中留下了至為明顯卻久遭忽視的痕跡?！痘食ㄖ尽废怠端膸烊珪分黧w部分完成之后由三通館主修的一部官方政書，成書于乾隆五十一年，[30] 后補寫入《四庫全書》。其中《藝文略》備錄清中前期重要文獻，紀事本末類即依次著錄《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準噶爾方略》《平定兩金川方略》《臨清紀略》《蘭州紀略》《石峰堡紀略》《綏寇紀略》《明史紀事本末》《滇考》《左傳紀事本末》《平臺紀略》十一種，末云“以上見文淵閣著錄”，較之今本《總目》紀事本末類所著錄的清人著述僅缺《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金川方略》《臺灣紀略》《繹史》四種，基本保持了《總目》的規(guī)模和架構(gòu)。[31] 其開首有小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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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等謹案我朝圣圣相承，功烈顯鑠，方紀諸篇，皆奉敕撰紀，以著其事之始末，威德遠揚，洵書契以來所未有。謹依欽定四庫全書之例，增列紀事本末一門，以補鄭志之所不及。又如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之類，蓋仿宋袁樞《通鑒紀事本末》而作，實于正史、編年之外別為一體，亦應采入，其他體例相同者并從附見云。[32]

此序文明白無誤地點出，該書增列紀事本末一門的主要動因在于出現(xiàn)了“書契以來所未有”的“方紀諸篇”，這樣的措置正是“依欽定四庫全書之例”而來。在此敘述脈絡中，“奉敕撰紀”“著其事之始末”的方略、紀略搖身一變而成為紀事本末類的主體，至于明確遵循袁樞義例者反倒成了附帶采入的配角?？梢哉f，四庫館臣在乾隆四十六、七年修訂《總目》初稿過程中的心曲，被數(shù)年后成書的《皇朝通志·藝文略》一語道出。由于不必顧念前代著述中紀事本末體書的牽絆，這樣的表達和宣示顯得愈發(fā)直白而坦率，也提醒我們不得不正視一個稍顯冷峻的事實：學術史上諸多看似積累日久、自然而然的變革，很多時候只是人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面臨現(xiàn)實問題時所作的因應變通，而這些問題的根由往往離學術很遠，離政治更近。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與張赟冰兄往復討論，獲益良多；又蒙李成晴、琚小飛二兄提點，李寒簫、任家豪、孫潤澤諸君襄助，謹此一并申謝。

注

釋

[1] 此類研究為數(shù)甚夥，茲僅略舉與下文所論問題直接相關者。如葛煥禮《紀事本末體創(chuàng)始說辨正》（《文史哲》2012年第2期）聲稱，紀事本末被確立為獨立史書體例的標志是《四庫全書》相應類目的出現(xiàn)，館臣對該體例的認識應該成為判定前代史書體例的標準；四庫所收紀事本末之書要有兩類，其一為紀諸事之本末，以袁樞《通鑒紀事本末》為發(fā)端，其二為紀一事之本末，以《三朝北盟會編》為先；兩者相較，《會編》始撰在袁書之前，故當以其為紀事本末體之創(chuàng)始。又如馮爾康《清史史料學》第十章《紀事本末體史料》，著重介紹以方略為代表的史書，稱“因是一事一書，從這個方面來看，視之為紀事本末體，而未列入編年體史書”（故宮出版社，2013年，第411-422頁）。再如姚繼榮《清代方略研究》曾設專章討論《方略對紀事本末體史書的發(fā)展》（西苑出版社，2006年，第204-215頁）。

[2] 《四庫全書總目》卷49史部五紀事本末類，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武英殿本，2019年，第15冊，第49-50頁。

[3] 《宋史》卷389《袁樞傳》，中華書局，1985年，第11934頁。

[4] 《翰苑新書前集》卷25“輯通鑒紀事本末”，《四庫提要著錄叢書》子部第189冊影印明鈔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5頁。

[5]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1《跋通鑒紀事本末》，《朱子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827-3828頁。

[6] 《東萊呂太史文集》卷7《書袁機仲國錄通鑒紀事本末后》，《呂祖謙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15頁。

[7] 劉咸炘《續(xù)校讎通義》曾對《總目》紀事本末類有所批評：“此體之成本起袁樞，其他雜史之中固多以事名篇，要不得為紀事本末，而提要乃廣收一書具一事之本末者，謂為不標紀事本末之名而實為紀事本末，則謬矣。一書具一事之本末，若成史體正《隋志》所謂雜史，不成史體則傳記耳。紀事本末者，揉散編年、紀傳之書而以類分編，中有互見之妙，故為《尚書》之遺。若偶記一事而具始末，雜史、傳記誰不然邪？提要但別篇帙無多者為傳記，已失辨體之義，而概以此書多不傳，傳者又誤入雜史，若其存也，依時代而編，將列袁樞之前，則紀事本末一體究何托始乎？”（《劉咸炘學術論集·校讎學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2頁）是說辨“具一事之本末”難稱史體，可謂切中要害，然其基本停留在是非褒貶的傳統(tǒng)史評范疇，對《總目》如此設置的實際因由則全無措意。本文初稿完成后，蒙張赟冰博士惠示此則珍貴資料，謹申謝忱。

[8] 《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3冊，第29、87、115頁。關于此書的成書年代，參見劉浦江《〈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再探——兼談〈四庫全書總目〉的早期編纂史》，《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3期。

[9]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總目》卷3，《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第1冊，第152頁上欄。

[10]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總目》卷3，《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1冊，第152頁上欄。

[11]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提要·通鑒紀事本末》，《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1冊，第447頁上欄。

[12] 苗潤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考略》，《文獻》2016年第1期，第35-46頁。關于此類殘稿為抽換過程中零葉匯集的性質(zhì)考證，參見陳恒舒《上海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殘稿發(fā)覆——以清代別集為例》，《文獻》2019年第4期。

[13] 《四庫全書總目稿鈔本叢刊》，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3冊，第3-5、9-11、18-19頁。

[14] 詳見夏長樸《試論國家圖書館藏〈四庫全書總目〉稿本殘卷的編纂時間——兼論與天津圖書館藏〈總目〉稿本殘卷的關系》，《中國四庫學》2019年第1期，第56-79頁；楊新勛《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解題》，《四庫全書總目稿鈔本叢刊》，第1冊，第31-62頁。

[15] 《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第3冊，第558頁。

[16] 《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第505-506頁。

[17] 關于趙懷玉刻本所據(jù)底本的考證，參見苗潤博《〈日下舊聞考〉纂修考——兼談新發(fā)現(xiàn)的四庫稿本》，《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第4期，第251-252頁。

[18] 細審天圖稿本《總目》之《蘭州紀略》提要所著卷數(shù)“二十一卷”（《紀曉嵐刪定〈四庫全書總目〉稿本》第3冊，第543頁），字跡與上下文明顯不同，當系后來所補而非底本原文。

[19]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5，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趙懷玉刻本，葉16b-20b。

[20] 《四庫全書總目》卷45《史部總敘》，第14冊，第5頁。

[21] 《四庫全書總目稿鈔本叢刊·國家圖書館卷》，第3冊，第183頁。

[22] 現(xiàn)在看來，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再次進呈的《總目》，應該是一個新舊摻雜的本子，即由四十六年二月進呈初稿中未經(jīng)改動的部分與抽換重寫的部分拼合而成。臺圖殘稿保留了四十六年進呈《總目》卷四五“史部一”的抽換葉，其中并無總敘，國圖藏稿的情況也說明這部分的底稿并非修訂時所重寫，而是沿用舊稿。質(zhì)言之，總數(shù)“十五”與實際類目的參差在四十六年所進《史部總敘》中應該已經(jīng)存在?！犊倲ⅰ吩诿杜e十四類之名后，又有“舊有譜牒一門，然自唐以后，譜學殆絕，玉牒既不頒于外，家乘亦不上于官，徒存虛目，故從刪焉”一語，上述錯訛或因初撰之人統(tǒng)計時誤將“譜牒”亦算入類目所致。當初的無心之失恰與最終調(diào)整后的類目總數(shù)偶合，也許正是這一本該極為顯眼的問題始終未被發(fā)現(xiàn)的緣由所在？

[23] 張書才主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89頁。

[24] 張書才主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引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軍機處上諭檔，第1290頁。

[25] 張書才主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引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六日軍機處上諭檔，第1291頁。

[26] 此處原書留空，揆其成書時間，抄入文淵閣當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以前?！犊偰俊贩Q此書于乾隆十三年“撰奏進”，似謂是年已成書，然據(jù)《清高宗實錄》，十四年二月方下詔纂修《平定金川方略》，四月擬定條理、委任總裁；又是書有乾隆十七年武英殿刻本，纂成當在此前不久?！犊偰俊匪浭獠豢蓳?jù)。

[27] 文淵閣本《平定三逆方略》書前提要稱其成書后“未奉刊布，僅有寫本尊藏大內(nèi)，今蒙皇上宣示，特命繕錄，編入史庫”（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第354冊，第2頁下欄），是書凡六十卷，抄錄須耗費相當時日，由校上時間逆推，高宗宣示、開始繕寫之時間當在《總目》修訂截止以前。

[28] 樓鑰所撰《徐夢莘墓志》稱其“收羅野史及他文書至二百余家，為編年之體，會粹成書”，見《樓鑰集》卷115《直秘閣徐公墓志銘》，顧大朋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84頁。如前所述，《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尚且將徐氏此書歸入編年一類，足見《總目》編纂初期館臣的通行認識亦去古未遠。

[29] 事實上，《四庫全書》紀事本末類著錄之書除“具一事之本末”的十一部外，余下另一半內(nèi)亦不乏不盡符合者。如《炎徼紀聞》雖分篇次，然每篇標題或系人名或系地名，頗類傳記資料之匯編；又如《繹史》每篇標題下直接征引材料，并注明出處，卷末加以評斷，亦非著眼于事件之本末；再如《綏寇紀略》，雖基本按事分篇，但仍可以看出明顯的人物傳記痕跡。前揭劉咸炘《續(xù)校讎通義》（第62-63頁）亦曾有所辨證?？傮w而言，除了明確以“紀事本末”為題或自稱祖法此體者外，其他所謂“備諸事之本末”之書多非完全以事件為中心、因事名篇，館臣之所以勉強收入，或許是為了避免此新設門類過于單薄而不得不充湊篇幅。

[30] 張書才主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引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軍機處錄副奏折，第1956頁。

[31] 除《皇朝通志》外，另有兩部乾隆年間官修政書《欽定續(xù)通志·藝文略》《皇朝文獻通考·經(jīng)籍考》收錄文獻亦與《四庫全書》紀事本末類有所重合，然而不同的是，二者皆未設紀事本末類?！稓J定續(xù)通志》以《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入別史，《通鑒紀事本末》《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入史抄；《皇朝文獻通考》則以《平定三逆方略》《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金川方略》《平定準噶爾方略》《臨清紀略》《平定兩金川方略》《蘭州紀略》入編年，以《綏寇紀略》《明史紀事本末》《滇考》《繹史》《左傳紀事本末》入雜史。此二書最終寫定進呈雖已在乾隆四十七年《總目》修訂完成之后，然其開始纂修則遠在四庫開館之前，總體分類格局早已確定，后期收尾工作當集中于增補條目，而未遑重新間架結(jié)構(gòu)。

[32] 《皇朝通志》卷99《藝文略三》，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年，第645冊，第380頁下欄。

編輯：虛文

排版：大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