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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審判:當年判那些戰(zhàn)犯死刑,究竟有多難?

 昵稱60405885 2022-07-25 發(fā)布于江蘇

今天是2022年7月25日

這是饅頭說第 487 篇文章

現(xiàn)在提起“東京審判”

很多人都認為是一場理所應(yīng)當?shù)摹扒逅恪?/span>

尤其是處死那些惡貫滿盈的戰(zhàn)犯

是理所當然的

但事實上,這場當年的大審判

絕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

輕松順利,水到渠成

恰恰相反

在很多板上釘釘?shù)蔫F證背后

充滿了各種博弈和較量


1

1946年1月19日,駐日盟軍最高統(tǒng)帥麥克阿瑟發(fā)布了一條通告。

這條通告全稱為:《設(shè)置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特別通告》。

所有看得懂的人看到后都長吁了一口氣:終于要開始算總賬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簽訂投降書,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正式落下帷幕。

戰(zhàn)爭雖然結(jié)束,但世界遍地殘垣,硝煙雖然散去,但冤魂仍在哀泣。

誰該負責(zé)?誰該受懲?如何判定?如何懲罰?

這些都是要清算的。

麥克阿瑟的這份通告發(fā)出,意味著這場清算審判的前期準備工作已經(jīng)全部完成,負責(zé)審判日本戰(zhàn)犯的機構(gòu)——“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成立。

就在麥克阿瑟發(fā)出公告后不久,中央社從重慶發(fā)出一則電文:

“我政府業(yè)已派定名法官梅汝璈、向哲濬二氏為首批出席代表,向氏將任該庭檢察官,梅氏將任審判官,聞二氏日內(nèi)均將首途赴日?!?/span>

作為二戰(zhàn)中受日本傷害最深,損失最重的中國,自然要派出自己的代表。

一場全世界矚目的“東京審判”,即將拉開序幕。

2

這場很多中國人認為勝券在握的審判,一開始就遇到了“麻煩”。

按照規(guī)定,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來自中、美、英、蘇、澳、加、法、荷、新、印、菲十一個國家,每個國家各提名一名法官,由麥克阿瑟任命,共同組成審判庭。

還沒開庭,一個事先誰都沒想到的問題就發(fā)生了:十一名法官的座次怎么分?

遠東軍事法庭的章程對法官的座次并沒有明確規(guī)定。一開始,大多數(shù)法官也沒把“座次”當回事,中國派出的法官梅汝璈認為,就按當時盟軍在“密蘇里”號艦上盟軍受降時簽字的次序來不就行了:美中英蘇澳……

對此,多數(shù)法官都贊同。

但來自澳大利亞的庭長衛(wèi)勃卻表示:他希望他親近的英國法官和美國法官坐在他左右兩邊——這樣一來,中國就等于是排到了第三位。

中國法官梅汝璈當即表示反對:在整個遠東戰(zhàn)場,中國是抵抗日本侵略最久,付出代價最大的國家,也是在密蘇里號上第二個簽字的國家,絕不能降到第三位。

圖片

梅汝璈在開庭首日。當時他42歲,美國芝加哥大學(xué)法學(xué)博士,時任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代理委員長。

一時之間,大家也都開始爭了起來,有的說以英文字母排序,梅汝璈甚至開玩笑說,“如果這樣,那就按體重排好了”。

對于座次排序爭論,庭長衛(wèi)勃一開始并未表態(tài)。但到了5月2日下午四點的開庭彩排儀式預(yù)演合影時,他卻宣布:

“座次排列順序為美國、英國、中國、蘇聯(lián)、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荷蘭、印度、新西蘭和菲律賓?!?/span>

中國還是被降到了第三位。

衛(wèi)勃特別強調(diào):

“這個決定是經(jīng)過盟軍最高統(tǒng)帥部同意的?!?/span>

梅汝璈當場起立離席,回到辦公室,脫掉法官袍準備離開。

衛(wèi)勃追到了辦公室,向梅汝璈解釋他這樣的安排用意:

“英美法官對英美法系更熟悉,所以安排在我左右,這樣工作起來更方便,沒有歧視中國的意思。”

梅汝璈還是不肯讓步:

“這是國際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span>

衛(wèi)勃的口氣隨即有了些“威脅”的意思:

“這樣安排是盟國最高統(tǒng)帥的意思,如果因為你拒絕尊重這個安排,而使中美關(guān)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將是非常遺憾的,你的政府也未必同意你的這種行為?!?/span>

梅汝璈寸步不退:

“中國是受日本侵略最多、抗戰(zhàn)最久、犧牲最大的國家,在審判日本戰(zhàn)犯的國際法庭里,他應(yīng)有的席位竟會降低到英國之下,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不相信中國政府會同意這樣的安排,同時,我也懷疑這個安排是否真是最高統(tǒng)帥做出的?!?/span>

衛(wèi)勃無奈之下,請梅汝璈先出去彩排拍照,晚上再做商議,但梅汝璈還是堅決拒絕:

“攝影師和新聞記者今天肯定都會拍照,這些照片如果傳回國內(nèi),廣大民眾甚至?xí)?zé)難我的軟弱無能。所以,我絕不出席彩排。政府如果不支持我,我辭職,請他們另外派人?!?/span>

看到梅汝璈如此堅持,衛(wèi)勃三次離開房間去找人商議,最終決定同意梅汝璈的意見:

庭長左右兩側(cè)分別為中國法官和美國法官。

圖片

十一位法官合影。右二為梅汝璈,正是法官左手的位置。

一個小小的法官座次問題,就已經(jīng)需要如此博弈,可見這場東京審判,絕沒有想象中的那么輕松。

事實也證明:在5月3日正式開庭后,各種困難和挑戰(zhàn)接踵而來。

3

對日本戰(zhàn)犯的起訴,一開始就碰到了個大問題。

按照遠東軍事法庭最初的規(guī)定,對日本戰(zhàn)犯的起訴起始日,是從1941年“珍珠港事變”開始的。

這顯然是從美國人的視角做出的決定:美國在1941年12月8日正式向日本宣戰(zhàn)。

但換個角度來看,似乎也合理:中國是在美國對日宣戰(zhàn)之后,于第二天12月9日才正式對日宣戰(zhàn)的——之前都是戰(zhàn)而不宣。

但如果真的按照這個來判定,就會出現(xiàn)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在1941年之前,日本戰(zhàn)犯在中國犯下的累累罪行,就不能起訴和追究了。

代表中國的檢察官向哲濬站了出來,向法庭提出最強烈抗議。

向哲濬認為,對日本戰(zhàn)犯的起訴,至少要往前推到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那一年,作為中國華北和東北的最高行政長官張作霖(饅頭注:其實之前已可視為中國最高行政長官),被日本人公然暗殺。

在此后,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日軍侵略中國各地,燒殺搶掠,屠殺了千百萬中國平民,這些當然是赤裸裸的戰(zhàn)爭行為!

圖片

向哲濬在東京審判中。向哲濬,當時54歲,美國耶魯大學(xué)法學(xué)學(xué)士,時任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被委派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檢察官。

目前網(wǎng)上公開材料大多為“向哲?!?,他的兒子向隆萬表示應(yīng)為“向哲濬”。

在中方團隊的堅持下,法庭最終決定以1928年1月1日作為起始日。

但這又帶來了另一個變化:時間提前了13年,中方團隊就需要再多拿出13年的證據(jù)。

事實上,原先很多中國老百姓甚至官員都以為,日本侵華戰(zhàn)爭是全世界皆知的事情,懲治日本戰(zhàn)犯也只是走個程序而已——當初很多中國人認為這場審判最多也就幾個月就能結(jié)束了(后來審了足足兩年半)。

但是,東京審判適用的是英美法系:無論是不是戰(zhàn)犯,先是“無罪推定”,然后需要在法庭上一條條拿出證據(jù)才能判定。而國民黨政府最初只是以為,事實清楚,鐵證如山,只要法官、檢察官的金口一開,大筆一落,就能嚴懲戰(zhàn)犯,所以并沒有準備足夠的人證、物證材料。

所以在開庭后,中方發(fā)現(xiàn),每個日本戰(zhàn)犯不僅有日本律師團,主導(dǎo)審判的美國還為他們指派了美國律師。

相形之下,中國方面之前太樂觀自信了——整個中國法律團隊加起來不到20個人,處于相當不利的地位。

關(guān)鍵時刻,向哲濬緊急回國求援,要求再派幾位得力的人去東京。

剛考察歐美法律體系回國的倪征燠(yù)隨即領(lǐng)命,以中國檢察組首席顧問的身份帶領(lǐng)人手奔赴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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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征燠,時年40歲,美國斯坦福大學(xué)法學(xué)博士。1984年當選為海牙國際法院法官,是中國第一個國際大法官

倪征燠到達東京后,就和同事趕到日本前陸軍省檔案庫,日夜抄寫,翻譯。他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

既然你們要證據(jù),我們就給證據(jù),而且要多用你們?nèi)毡救俗约罕4娴淖C據(jù)。

4

證據(jù)的重要性,很快就顯露出來。

為了逃避罪行,日本戰(zhàn)犯在東京審判法庭上做了大量偽證。

對南京大屠殺的第一責(zé)任人、時任侵華日軍華中方面軍司令官的松井石根的審判就很有代表性。

1946年12月29日,遠東軍事法庭開審日軍在侵華期間制造大“南京大屠殺”案。在整個審理過程中,當時擅自決定進攻南京的松井石根把自己的責(zé)任推得一干二凈,他本人在法庭上表示:

“攻打中國南京,我是受命行為,我本人是無可奈何的?!?/span>

而他的隨員岡田尚在作證時聲稱,1937年12月18日日軍南京入城式的第二天,松井石根“滿面痛苦”地對他說:

“三十余年來一貫的愿望就是實現(xiàn)中日兩國的和平,現(xiàn)在卻是兵戎相見的悲慘結(jié)果,無限遺憾?!?/span>

結(jié)果,法庭初步審判結(jié)果是:否定了檢方提出的松井石根39項罪名中的38項,僅僅認定他在普通戰(zhàn)爭罪中對部屬行為約束的“不作為”一項有罪。

就差對松井石根宣布當庭釋放了。

面對這個荒謬的判定,向哲濬當庭展示了一疊資料,其中包括《曼徹斯特衛(wèi)報》駐華記者伯烈當時的報道、南京外國僑民在日記中對當時日軍暴行的大量記述及現(xiàn)場拍攝的罪證。

隨后,向哲濬向庭長出示了1937年12月10日有松井石根親筆簽名的進攻南京的命令,命令稱:

“占領(lǐng)南京必須作周詳?shù)难芯?,以便發(fā)揚日本的威武,而使中國畏服?!?/span>

向哲濬提請法官特別注意“畏服”的含義。

此外,中國團隊還出示了松井石根在“南京攻略感懷”的日記中記錄的話:

“貔貅百萬旌旗肅,仰見皇威耀八紘”。

以及12月21日松井石根回到上海后,在當天日記中的另一句話:

“上海出發(fā)以來恰好兩周,完成了南京入城的壯舉,歸來的心情格外舒暢?!?/span>

面對鐵證,松井石根低下了頭,一言不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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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松井石根

在土肥原賢二出庭受審時,一個為他辯護的證人是他任關(guān)東軍特務(wù)機關(guān)長時的新聞?wù)n長愛澤誠,他說:

“土肥原只是搜集情報,而且他本人忠厚坦白”。

倪征燠在庭上立即反詰,拿出一份證據(jù):1935年,土肥原企圖策劃“華北五省自治”,此事被外國報紙報道,而且將此事簽名登報的,正是愛澤誠。愛澤誠隨即低頭不語。

在諸多對土肥原有利的證言都被中方一一駁退后,最后時刻,土肥原居然放棄了個人辯護權(quán)利。當時有日本媒體分析:土肥原這樣做,是避免被中國檢方拿出更多的證據(jù)來擊破。

而在審判“九一八事變”元兇之一的板垣征四郎時,板垣的第一個證人是“九一八”當晚指揮的日軍聯(lián)隊長島本,他說:

“我那晚喝醉了,后來才知發(fā)生了事變。”

倪征燠立刻打斷他的話:

“你自己說你喝醉了,那么一個酒鬼怎能作證?”

島本當即被法庭轟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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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垣征四郎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最后陳詞時,倪征燠手指土肥原,怒目問板垣:

“當年犯下上述各種罪行,是不是就是現(xiàn)在坐在被告席右端的這個人?”

在后來在回憶中,倪征奧寫道:

“這時候,我覺得好像有億萬中國同胞站在我后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guī)缀鯗I下?!?/span>

5

在每天繁重的庭審任務(wù)之外,中方團隊還抓出了不少“漏網(wǎng)之魚”。

時任檢察官秘書兼翻譯的高文彬,當年才24歲,負責(zé)每天早晨整理前一天的庭審記錄,貼好標簽放好;同時還要為向哲濬準備當天開庭的資料。

有一天,在整理資料的時候,高文彬在《東京日日新聞》(即現(xiàn)在日本的《每日新聞》)的報紙上發(fā)現(xiàn)了一篇報道:

在日軍由上海行進至南京的路途中,第十六師團第九聯(lián)隊第三大隊少尉野田毅突發(fā)奇想,與另一名少尉向井敏明打賭:誰先用刀砍死100個中國人。

報紙前后詳細記錄了這場令人發(fā)指的“百人斬”比賽的時間、地點、殺人過程,并配有照片,最終野田毅殺了105人,向井敏明殺了106人,于是兩人又相約,以誰先殺到150人再展開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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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報道

看完報道后,高文彬氣得渾身發(fā)抖,立刻讓人將這份報道復(fù)印三份,一份留在國際檢察局辦公室,另兩份通過倪征燠轉(zhuǎn)寄給了當時的南京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石美瑜收到報紙后,立即向盟軍總部提出抓捕要求。

由于這兩人是日本低級軍官,在日本投降后都已經(jīng)被遣返,重新回到了百姓人群中,再加上同名同姓,所以尋找工作非常困難。經(jīng)過半年的艱難尋找,最終在日本埼玉縣發(fā)現(xiàn)了這兩名當年的劊子手——他們已經(jīng)脫掉了軍裝,頭裹白布,做起了小商販。

這兩人隨即被引渡中國。

1948年1月28日,井敏明和野田毅經(jīng)南京軍事法庭審判,證據(jù)確鑿,判處死刑,被帶到南京雨花臺刑場執(zhí)行槍決。

和他們倆一起被槍決的,還有兩個人。

一個是谷壽夫,他當年是侵華日軍第六師團中將師團長,率部攻入南京后放縱部下燒殺搶掠,是“南京大屠殺”的主要元兇之一。他雖然被遠東軍事法庭列為乙級戰(zhàn)犯,但被中方強烈要求引渡回中國受審,最終判處死刑。

另一個叫田中軍吉,他時任日軍第6師團第45聯(lián)隊上尉連長,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曾屠殺300多名手無寸鐵的中國老百姓和繳械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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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的持刀者即為田中軍吉。這張照片被日本軍官山中峰太郎編入《皇軍》一書,有名有姓有照片,證據(jù)確鑿。

在當日行刑前,曾叫囂自己“殺過無數(shù)支那人”的田中軍吉,大小便失禁。

6

但是,“以命抵命”并不是那么簡單的。

東京審判自1946年5月3日開始,1948年11月12日結(jié)束,歷時兩年半。期間共開庭818次,出庭證人達419名,書面證人779名,受理證據(jù)在4300件以上,判決書長達1212頁。最終,有28名罪犯被列為甲級戰(zhàn)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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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審判現(xiàn)場

很多日本人當時抱著好奇的心情參加了旁聽——他們從來不知道,當初慷慨激昂的家鄉(xiāng)子弟高喊“天皇萬歲”后出征,在別國的土地上做出了那么多泯滅人性的事。在東京庭審期間,不少日本民眾確實心懷歉疚,有些人看到中國人會立即低頭,不敢目光直視。

但按照最初庭長衛(wèi)勃的意見:所有戰(zhàn)犯,沒有一個將判處死刑。

在十一名法官中,像法國、荷蘭、新西蘭、印度這些國家,本土并沒有被日本侵略過,而像英國、澳大利亞這些國家雖然和日本有過交戰(zhàn),但規(guī)模并不算大,也談不上慘烈,而有些國家國內(nèi)已經(jīng)廢除了死刑,所以他們并不贊成判處那些戰(zhàn)犯死刑。

衛(wèi)勃提出的建議是,像當初歐洲流放拿破侖那樣,把日本戰(zhàn)犯流放無人海島。

而印度的法官拉達賓諾德·帕爾的觀點更是石破天驚,他認為:

侵略戰(zhàn)爭的追訴主體是國家,不能追訴個人;所有現(xiàn)在審判日本戰(zhàn)犯的法律,都是“事后法”,而法律不追溯過往;日本對侵略戰(zhàn)爭應(yīng)負道德責(zé)任,但不應(yīng)負法律責(zé)任……他甚至認為“南京大屠殺”期間松井石根因為患病所以“限制了行為能力”,應(yīng)該從輕判處。

按照帕爾的觀點:所有日本戰(zhàn)犯都應(yīng)該宣判無罪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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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靖國神社中供奉的印度法官帕爾——他是靖國神社中唯一被供奉的外國人。此外,在日本建有帕爾紀念館。

帕爾在第一天庭審開始前,就向每一位日本戰(zhàn)犯雙手合十行禮。他的意見書長達1235頁,之后還寫過60萬字的《日本無罪論》。后來在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的支持下,帕爾三次受邀訪日。

2007年8月,時任首相安倍晉三訪印期間會見了印度法官帕爾的長子普拉桑塔·帕爾。安倍在會晤中說,帕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表現(xiàn)出“高貴的勇氣”,“至今贏得許多日本人的尊敬”。

在11名法官中,中國法官梅汝璈的態(tài)度是最堅決的:必須判處死刑!

梅汝璈用充分的證據(jù)證明,日軍在侵華戰(zhàn)爭中展現(xiàn)了滅絕人性的一面,光在南京大屠殺中,日軍就使用了砍頭、挖心、水溺、火燒、砍四肢、割生殖器等令人發(fā)指的暴行,較之納粹德國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單純用毒氣殺人的辦法殘酷百倍。

梅汝璈還甩出一句話:

“如果這些日本戰(zhàn)犯不能被判處死刑,我只能跳海以謝國人?!?/span>

在梅汝璈的堅決要求和慷慨陳詞下,日本的七名甲級戰(zhàn)犯最終被判處絞刑,他們分別是:東條英機、松井石根、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廣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賢二。

這個結(jié)果是投票得來的:

11名法官投票,最終是6票對5票,一票險勝。

因為是無記名投票,也沒有錄音,至今沒有人知道當時的投票具體情況。

7

1948年12月23日凌晨0點01分,行刑開始。

在東京巢鴨監(jiān)獄關(guān)押的七名甲級戰(zhàn)犯被分為兩批,送入行刑室。

在行刑前一晚,七名甲級戰(zhàn)犯都可以要求“最后的晚餐”,但除了東條英機要求了日本料理外,其他六人都表示沒有胃口,忙于寫遺書和與監(jiān)獄請來的法師做最后談話。

松井石根和板垣征四郎都在遺書中寫到希望今后中日和平,土肥原賢二寫道“我祈禱上蒼使中韓兩國繁榮興旺”,而東條英機寫了兩封遺書,一封給家里,寫的是“不語一切”,一封給世界,依舊宣稱日本發(fā)動戰(zhàn)爭是出于“自衛(wèi)”。

第一批進入行刑室的是武藤章、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和東條英機,四人各自上四個絞刑架,同時行刑。

第一個死亡的是土肥原賢二,死亡時間是12月23日凌晨0點07分30秒。三分鐘后,東條英機死亡,他死前曾雙腿不停顫抖。在絞刑架上掙扎時間最久的是松井石根,他在腳下踏板被抽空后掙扎了12分30秒才死亡。

上午7點45分,7名甲級戰(zhàn)犯的遺體被送至橫濱市立火葬場,在熊熊大火中被化為一縷縷黑煙。

用中國人的說法來說,是“挫骨揚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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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條英機在絞刑架上

東京審判的最后判決書長達90多萬字,原本應(yīng)為統(tǒng)一撰寫,但其中日本帝國主義侵華部分的撰寫,經(jīng)過梅汝璈的堅決爭取,由他代表所有中國人民自己書寫,長達10萬多字——“中國人受害最深,最明白自己的痛苦,最有發(fā)言權(quán)?!?/span>

在審判結(jié)束后,梅汝璈在日本《朝日新聞》上發(fā)表了《告日本人民書》,其中有一段話:

“經(jīng)過這次審判,日本軍界首腦的暴虐行為和虛假宣傳已昭然天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兩國間善睦相處的這些絆腳石,對于今后中日間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貢獻?!?/span>

(本文完)


饅頭說


事實上,東京審判雖然是一次“算總賬”,但算得并不徹底。

這是一場伸張正義和具有劃時代歷史意義的審判,但諸如日軍的生化武器罪行、731部隊罪行、強征和迫害慰安婦罪行、強征勞工罪行等等,都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審判和追究,包括一些被判處無期和有期徒刑的戰(zhàn)犯戰(zhàn)后沒多久就被假釋了,甚至逃脫了處罰。

尤其是日本戰(zhàn)爭責(zé)任體制中的最高責(zé)任者——裕仁天皇沒有在東京審判中被追責(zé),這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之后日本政壇的怪相種種,以至于如今日本右翼開始對歷史堂而皇之的否認和篡改。

但畢竟有些事情,是白紙黑字寫下來的,是全世界都公認的,是歷史有了定論的,比如被處死的七名甲級戰(zhàn)犯,他們的罪行,他們的定論,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

在東京審判后,梅汝璈還說過一句話:

“我不是復(fù)仇主義者,我無意于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zāi)禍。”

這句話,放到現(xiàn)在來看,依舊沒有過時。

長期以來,很多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感情確實是矛盾且復(fù)雜的:兩個國家一衣帶水,卻又一衣帶血,歷史上既有血海深仇,但在現(xiàn)代文明社會中,卻又有阻隔不斷的各種交往、交流和互惠互利。

梅汝璈的這句話或許可以提供一個參考:

你們祖輩欠下血債,自然不可能世世代代找你們的后人追索,大家可以一起向前看——這是在你們承認過去錯誤的前提下。但是,這筆債是不可能忘記的,是需要銘記的。更何況,你們有些人如果還不認賬,甚至要翻賬,這是絕對不允許的,這是需要世世代代鞭策乃至動用必要手段提醒你們的。

而那些甲級戰(zhàn)犯,梅汝璈也有過定義——是“中日兩國間善睦相處的這些絆腳石”。

在東京審判期間,中國的法官們費盡心力,拼盡全力,終于清除了不少,但他們也知道,一時之間,是清理不完的——梅汝璈自己也只是謹慎地說,即便清理掉,也只是相信對中日和平“必有貢獻”而已。

如今,這些曾經(jīng)的“絆腳石”依舊被一些日本右翼供奉在靖國神社里,出于各種原因,我們只能嚴正抗議。

但是,如今在中國,在南京這座有特殊歷史記憶城市的寺廟里,居然出現(xiàn)了這些“絆腳石”的牌位,且還存在了那么多年,這簡直就是匪夷所思!

無論是什么理由和動機,無論是超度還是供奉,都是絕不能允許的。

這不僅僅是“搬別人的石頭砸自己的腳”,更是用別人的刀剜向了自己同胞的心。

1973年,梅汝璈逝世。三年后,他的家人遵照他的遺囑,將厚達一尺多的東京審判判決書中文原稿和他在東京大審判時穿過的法袍,捐獻給了中國革命博物館。

為什么要捐獻?為什么要展覽?

就是希望能警醒我們世世代代:勿忘國恥,銘記歷史。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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