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我們主要介紹這一時期的史學、地理學與文學成就。限于篇幅，分為上中下三篇。

 

五代與兩宋的通史與斷代史

通史

北宋時期司馬光（1019—1086年）、劉攽（1023—1089年）、劉?。?032—1078年）、范祖禹（1041—1098年）等人花費19年時間修成的《資治通鑒》是一部編年體通史巨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韓、趙、魏三家被周威烈王封為諸侯，止于后周恭帝顯德六年（959年），記載了1364年的歷史。這部書取材廣泛，目的是作為封建統(tǒng)治者提供統(tǒng)治百姓的經(jīng)驗，因此有關政治、軍事、社會經(jīng)濟等方面的內容較多，但對其他如文化藝術方面的記載較少。《通鑒》采用《左傳》的敘事方法，但不著重春秋筆法，對史料的竄改并不大。對于不同史料分歧較大的內容，則編成《通鑒考異》。此書問世后，再次掀起了史學家用編年史編纂歷史的浪潮，形成了“通鑒體”的編年史。

南宋鄭樵所撰《通志》是一部著重敘述歷代典章制度的通史。鄭樵（1104？—1162？年）反對斷代修史，提倡編寫通史。《通志》內容既包括歷代君臣的紀、傳，也包括書中的精華部分二十略，分門別類記載天文、地理、都邑、職官、選舉、刑法、食貨等各方面的制度內容。

斷代史

這一時期斷代史中的紀傳體史書，有五代后晉劉昫（887—947年）所撰的《舊唐書》、宋初薛居正（912—981年）所撰的《舊五代史》（原作《五代史》，歐陽修《新五代史》問世后逐漸被疏遠，后被清人自明代《永樂大典》中輯出），以及北宋仁宗時期歐陽修（1007—1072年）與宋祁（998—1061年）等人撰寫的《新唐書》與歐陽修私人所修《五代史記》（今稱《新五代史》）。其中，歐陽修與宋祁等人撰寫的兩部史書，較先前的《舊唐書》、《舊五代史》比較，確實增加了一些史料、文學性也更強，但也刪削了不少舊史中的內容，有的甚至刪削太過。加之宋代思想的影響，兩部新史的內容頗重于春秋筆法，也引起了后人的廣泛爭議。

在有關典章制度的政書方面，則有北宋初王溥（922—982年）所撰《新編唐會要》（今簡稱《唐會要》）、《五代會要》，都可補唐書、五代史不足?！端螘肥撬未俜剿薜囊徊績热葚S富、規(guī)模宏大的政書，但一直藏于內府。清人徐松（1781—1848年）借著入內府從《永樂大典》中抄《全唐文》的機會，將《宋會要》的一部分抄出，今人稱之為《宋會要輯稿》。此書雖然不是原來《宋會要》的全貌，但是保存的內容仍極為豐富，有17門、366卷，是研究宋代各方面歷史情況的重要文獻。

1957年中華書局影印版《宋會要輯稿》內頁

兩宋時期私人著史中，較著名的有：托名北宋曾鞏（1019—1083年）所作的《隆平集》；南宋時李燾（1115—1184年）撰《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是北宋編年史，雖然內容殘缺（如徽欽二帝內容已佚失），但仍存五百二十卷，內容豐富；徐夢莘（1126—1207年）撰《三朝北盟會編》，記載了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宋金和戰(zhàn)的史實，保存了當初很多重大事件參與者所留下第一手資料，史料價值較高；李心傳（1166—1243年）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續(xù)李燾《長編》而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詳實程度不亞于《長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體例近似于會要，記載宋高宗至宋寧宗前期史事；王偁（一作王稱）所撰《東都事略》則為北宋紀傳體史書，無表、志。

南宋人袁樞（1131—1205年）創(chuàng)立紀事本末體的體例，從《通鑒》中提取出重大史事239件分別敘述，兼有紀傳體和編年體的優(yōu)點，將編年體的《通鑒》編為《通鑒紀事本末》四十二卷。紀事本末體后來也被史學家紛紛效仿，現(xiàn)代歷史類著作為方便讀者了解史事，也大多采取類似的敘事方法。

 

宋代金石學

宋代學者將史學研究從文獻擴展到古金石器物，開創(chuàng)了金石學。

北宋歐陽修的《集古錄》與趙明誠（1081—1129年）、李清照（1084—1155年）夫婦的《金石錄》都根據(jù)商周銅器的銘文與秦漢至隋唐時期的石刻碑志拓本考釋、薈萃而編成。南宋洪適（適讀作括，1117—1184年）所撰的《隸釋》和《隸續(xù)》則搜集了漢魏時期碑刻文字，附以解說與論證。歐陽修、趙明誠與李清照夫婦、洪適與其他學者利用搜集到的金石拓片，為考訂史事提供了新的資料。

北宋時呂大臨（1042—1090年）著有《考古圖》與《續(xù)考古圖》，王黼編著《宣和博古圖》，都摹繪了當時所見商周彝器的形制，并將器上的款識進行摹寫，附以解釋與考說。這些成果對于研究商周時期的制度，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遼、西夏、金的史學

遼國史學

遼國仿照中原王朝的修史傳統(tǒng)，也有史官記錄歷史。遼太祖時已經(jīng)開始命人監(jiān)修國史，遼圣宗時設官以撰修《起居注》與《日歷》，制度日益完備。統(tǒng)和九年（991年），監(jiān)修國史室昉與邢抱樸撰成《統(tǒng)和實錄》二十卷，記載遼太祖至景宗五朝的歷史。興宗、道宗時，又多有對《實錄》、《事跡》的修纂。乾統(tǒng)三年（1103 年）天祚帝命監(jiān)修國史耶律儼（李儼）纂修實錄，耶律儼撰成70 卷《皇朝實錄》，成為后來元代修《遼史》的重要依據(jù)。私人著述有《契丹官儀》、《契丹會要》、《契丹地理圖》等，但傳世極少。道宗時王鼎所撰的《焚椒錄》是現(xiàn)存史料價值較高的一部私人著述。

西夏史學

西夏斡道沖（？—1183年）的幾代先祖都曾掌管撰修西夏史書的職務，仁孝時曾修《李氏實錄》。西夏滅亡前，南院宣徽使羅世昌曾撰寫《夏國世次》二十卷?？上У氖?，這些史書都未流傳下來。

金國史學

早期女真人靠口耳相傳，來掌握自己的族屬淵源。金太祖阿骨打建國之初，他的叔叔阿離合懣（1070—1119年）憑借自己博聞強記的能力，在女真文字創(chuàng)制之前掌握了大量史料，在死前全部傳給了完顏宗翰。

金太宗時，受遼降臣與契丹、渤海、漢人的影響，開始搜集整理史事，準備編修國史，天會六年（1128 年）命完顏勖（1099—1157年，金太祖、太宗堂弟）與耶律迪越管理相關事宜。熙宗天會十五年（1137 年）曾命韓昉、耶律紹文等編修《國史》?；式y(tǒng)元年（1141年）完顏勖撰成《祖宗實錄》三卷，記載完顏氏始祖函普以下十人行事，成為第一個以文字記錄本朝歷史的女真族史學家。同年，完顏勖任同監(jiān)修國史官；到皇統(tǒng)八年（1148年）修成《太祖實錄》二十卷。完顏勖還曾編纂《女真郡望姓氏譜》。

金國的修史機構為國史院，設監(jiān)修國史、修國史、同修國史等官，以女真、漢人與契丹人充任，并以宰相、執(zhí)政為監(jiān)修或同修國史官。金太宗至宣宗都修有實錄（甚至海陵王都有《海陵庶人實錄》）。雖然哀宗沒有實錄，但金遺臣中有不少搜集、記錄金末史料者，影響較大的如元好問（1190—1257年）、劉祁（1203—1250年）、王鶚（1190—1273年）等。

章宗泰和年間，曾編纂《諸臣陳言文字》；承安年間收集太祖、太宗、熙宗、世宗四朝皇帝的言論，分類編成《圣訓》。這些史料從不同角度記錄了金國的典章制度與史實。章宗時韓玉曾著《元勛傳》，屬私人著作。

金國還曾先后兩次為遼國修史?；式y(tǒng)年間耶律固主持編修《遼史》，未成而卒，生徒蕭永祺繼承其事業(yè)，于皇統(tǒng)八年修成，共七十五卷，其中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但是這一次所修的《遼史》未曾刊行。章宗時再次組織人力再次編修，自章宗即位（1189 年）至泰和七年（1207 年），歷時十八年，參與修纂的史官眾多，花費精力更大，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征集有關資料。此書最后由陳大任完成，故被稱為 陳大任《遼史》，雖未能正式刊行，但保存了大量資料。元代修《遼史》時參考或采用了陳大任《遼史》的大量內容。

金人修《遼史》時最大的問題就是受到封建“正統(tǒng)”思想的影響。本來金人認為自己是承繼遼國，類似于南北朝時期的北朝，但后來南宋殺韓侂胄求和，使得金國統(tǒng)治者認為自己承繼的應當是北宋的“正統(tǒng)”，這導致了《遼史》編撰的中止。這個問題一直延續(xù)到后來元代修史。

金國還有一些研究古史的學者。蔡珪（？—1173年）曾對中都發(fā)掘的兩燕王墓進行考察，著有《兩燕王墓辨》，又據(jù)南北朝史書作《南北史志》三十卷。著《補正水經(jīng)》五篇等。金熙宗時，馬定國曾用字畫、文獻來考證石鼓（唐初發(fā)現(xiàn)的一種刻石文字，目前多認為屬先秦文字）的淵源，認為石鼓文為北周所作。金國后期的楊云翼（1170—1228年）曾著有《續(xù)通鑒》若干卷。

蒙元史學

宋代封建“正統(tǒng)思想”日益濃厚，受此影響的元代在修三史（即《遼史》、《金史》、《宋史》）的問題上曾因“正統(tǒng)”問題爭執(zhí)不休。當時有四種說法：

第一種是以兩宋為正統(tǒng)；

第二種是金滅北宋，以北宋與金為正統(tǒng)；

第三種則認為五代紛亂，當作《南史》，遼國承唐，當作《北史》，北宋當作《宋史》，金滅遼、滅北宋，當作《北史》，南宋無中原之地，當作《南宋史》，實際上是前兩種看法的調和，還牽涉到五代史；

第四種認為宋、遼、金應當“各立帝紀”修三史，反對單以一方為“正統(tǒng)”的說法。

這四種說法爭論曠日持久，直至元惠宗至正初年時，脫脫為總裁官，認為應當“各與正統(tǒng)，各系其年號”，對遼、金不存在歧視，蒙古統(tǒng)治者也樂于接受。

三史纂修始于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一年后《遼史》完成，又數(shù)月完成《金史》，《宋史》則花費兩年半時間完成，時間倉促。這主要是因為，當時除了耶律儼的《實錄》與一些耶律楚材收藏的資料外，當時所保存的遼國文獻已經(jīng)不多了。元代同意修《遼史》，因此得以最大程度地保存遼代的史料，這是最大的貢獻。但《遼史》考據(jù)等方面問題較多，是其不足所在。

《金史》是由王鶚、元好問等編修基礎上修成的，是三史中修的最好的一部，但因后期倉促修成，未能廣泛搜集金國遺存的材料，是很大的遺憾。

《宋史》則主要以宋代國史作為稿本。宋代人有關北宋的記載較為詳細，南宋較為簡略?！端问贰凡莶菥幊?，價值也較低。

《元朝秘史》是研究蒙元歷史與蒙古語的重要著作，內容包括成吉思汗先世譜系、成吉思汗與窩闊臺汗的生平事跡。原書應當是用畏吾兒蒙古文所寫成，其作者不詳。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為培養(yǎng)翻譯人才，曾命蒙古族官員用漢字音寫蒙古語，編寫《華夷譯語》一書，并用《元朝秘史》參考，同時將《元朝秘史》翻譯成漢語。

元宮中保存有蒙古文所寫的皇家譜牒與大事記錄，有專門的官吏管理，藏于金匱之中，稱為“脫卜赤顏”，不同于沿襲中原王朝所修的《實錄》。波斯人拉史德修《史集》是曾參考過金冊，元代修實錄也要用金冊?！对厥贰泛芸赡苁怯擅晒刨F族按照文學手法寫成的，帶有神化描寫較多，而有關一些史事的描述，錯誤也比《史集》與《圣武親征記》要多。

元代史學成就較大的還有胡三省《資治通鑒注》與馬端臨《文獻通考》。

胡三省（1230—1302年）致力于《資治通鑒》的注釋工作，通過浩瀚與縝密的引證，增加了《通鑒》的準確性，也極大豐富了《通鑒》的內容。

馬端臨（1254—1323年），父為宋末宰相，宋亡之后不仕，歷時數(shù)十年著《文獻通考》一書，成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段墨I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分為二十四門，是在唐代杜佑《通典》基礎上的發(fā)展，記述了從上古到南宋寧宗的歷代制度?！段墨I通考》大大增加有關社會經(jīng)濟的內容，新添《經(jīng)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等五門，內容博大精深，詳盡程度超過了《通典》與《通志》。馬端臨試圖用此書來考察社會制度的發(fā)展與演變，評價歷代制度得失，具有進步的思想。

中華書局1956年版《資治通鑒》內頁，大字為原文，小字為胡三省注。

地理學的發(fā)展與地理文獻

北宋時期曾出現(xiàn)三部地理總志，分別是北宋初期樂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記》、11世紀后期王存等人所撰的《元豐九域志》與宋徽宗政和年間歐陽忞所撰的《輿地廣記》。這三部地理總志各有特色，詳略各異。南宋祝穆的《方輿勝覽》與王象之的《輿地紀勝》主要記載南宋疆域的地理情況，引用廣泛，內容詳實。

而專門記載地方州縣歷史與風土人情的地方志，在宋代較多，尤以南宋出現(xiàn)的數(shù)量較多。地方志內容主要包括城邑、山川、物產、風俗、學校、人物、仕宦以及名勝、古跡等門類，還多將當?shù)氐某擎?zhèn)、山川形勢繪制成圖，列在書前。比較出名的有范成大編纂的《吳郡志》，梁克家編纂的《三山志》，高似孫編纂的《剡錄》等。另有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專寫北宋末年開封的繁華景象，周密的《武林舊事》專寫南宋時杭州的繁華景象，對于研究這些城市的歷史地理具有參考價值。

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是一部內容豐富的筆記類文獻。在這部書中，提到了不少有關當時人對地理的認識，比如沈括根據(jù)一些巖石的形狀，認為太行山東麓在遠古應當是海陸分界處；他還在延州（治今陜西延安）發(fā)現(xiàn)了石油，認為“此物后必大行于世”（神預言）；又如《夢溪筆談》中還記載了幾種當時地圖的繪制方法，如木版圖、守令圖（太守、縣令等地方官員管理用圖，故有此名），以及《飛鳥圖》中的鳥道（類似今天的“直線距離”）等制圖學概念。

西夏元昊遣使向宋獻出九城寨以換回宋境內黨項人戶時，使者曾持有詳細的地圖。仁孝時，宣德郎李師白兩次出使金國，根據(jù)見聞著有《奉使日記》三卷，但已散佚不存。

元代在地理學、地圖學方面的成就也很多。元代曾修全國地理總志《大元大一統(tǒng)志》，由札馬魯?。úㄋ谷耍煳膶W家）、孛蘭盻等人參與修纂，成于大德七年（1303年），一千三百卷，此書后來逐漸散佚，今有輯本。此書開創(chuàng)的一統(tǒng)志體例，為后來明清所效仿。

元代經(jīng)過勘察，得知了黃河的正源所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世祖派女真人都實前往黃河源頭勘察。此前的不少文獻都認為黃河出積石山，而源頭則始于昆侖山。唐代與吐蕃在交往中逐漸了解了黃河上游的柏海（今青海扎陵湖、鄂陵湖一帶），但并未進行過具體勘察。潘昂霄根據(jù)都實勘察的事跡，寫成《河源志》一書，明確駁斥了古代認為黃河發(fā)源于蔥嶺或于闐的謬說。

現(xiàn)代青海省扎陵湖，圖片來自網(wǎng)絡。

郭守敬曾提出以海平面作為基準來測定元大都城與汴梁城的相對高度。他還通過水平測量地形，修筑了自白浮泉至甕山泊（今北京頤和園昆明湖局部）的渠道，大致沿海拔50米修建。郭守敬進行的大面積地形測量、長距離水平測量、海平面標高測定，在當時世界上都是比較先進的技術。

地圖的測繪在元代也有了新的發(fā)展。朱思本（1273—1333年？）原為龍虎山道士，后被召入京，到全國名山大川祭祀，又廣泛吸收《大元大一統(tǒng)志》及地方資料的成果，注重實地考察，采取西晉裴秀、唐代賈耽等人的計里畫方的方法繪制地圖。其圖已經(jīng)佚失，明代羅洪先曾根據(jù)朱思本的地圖增加內容作《廣輿圖》。稍晚的僧人釋清濬曾作《廣輿疆理圖》，李澤民作《聲教廣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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