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的救世情結(jié)

魏建寬

寫在前面的話：

       高一學生課外閱讀，常常會有這樣的苦惱，讀了一篇文章，不知摘記的重點，不知如何提出問題，不知如何寫出自己的閱讀體會。

       今天老魏以自己所寫的《馮友蘭的救世情結(jié)》（此文與昔日的同事江西省余干中學副校長吳曉東合寫，后以吳曉東一人署名發(fā)表于2007年《高中生之友》）為例，與同學們談談如何寫摘評。

       首先，讀文章，要分類。比如昨天同學們讀了老魏推薦的馮友蘭先生的《人生的意義及人生的境界》一文，就要明白，它是屬于議論文，是嚴謹?shù)膶W術論證。既然是學術論文，就要明論題——“人生的意義及人生的境界”，晰思路——人要活出意義，人生存的境界由低至高可分為四重，而要達到更高的人生境界，前提是要有“自我覺解”的能力。

        其次，讀了作品之后，要抵達更高一級的閱讀境界，必須能提出問題，即具備與作者對話的能力。因為是平時的閱讀摘評，同學們的課業(yè)負擔很重，每天的閱讀摘評的篇幅無法寫得很長。老魏希望同學們每天有2000字的詩外閱讀量，“摘評”一般寫個300字左右就行?！罢u”，重在“評”，而“評”又那么短，這就要求同學們摘評的“評”，要做到就其一點，寫出自己獨特的閱讀體悟來。

        第三，要將書讀活，才能寫出獨特的閱讀體悟。何謂“活”？“活”，可以表現(xiàn)在多方面。其中一點，就是要與作者及其觀點建立“精神的聯(lián)系”。怎樣建立？比如可以聯(lián)系作者的身世遭際，對比作者的言與行，比如可以聯(lián)系社會的歷史與現(xiàn)實，分析其觀點與時代的關系，等等。

        老魏在寫作《馮友蘭的救世情結(jié)》時，提出的論題就集中在一個“小”的角度——馮友蘭的“救世情結(jié)”；盡量想要表達的“個人的體悟”是——“知易行難”或“知難行更難”，用馮友蘭的話來說，“覺解”固然難，但付諸行動卻很難；我聯(lián)系歷史與社會想要與自己的讀者分享的觀點就是文章結(jié)尾的那一句話——馮友蘭作為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象征，其悲劇告訴我們，哲學家救世，離開特定的時代、特定的政治背景，永遠都是一個夢。

        同學們課業(yè)負擔重，沒有時間每天像老魏這樣去寫一兩千字的《馮友蘭的救世情結(jié)》的文章，你只要寫出老魏文章后面的三四百字的內(nèi)容就可以了，老魏文章前面的內(nèi)容都是“引子”與“鋪展”，“重心”與“體悟”是在文章最后的。

哲學家與船夫相遇，該有什么故事發(fā)生呢？寓言是這樣講述的：

哲學家問船夫：“你懂數(shù)學嗎？”

 “不懂。”船夫說。

    “你的生命的價值失去了三分之一”，哲學家說。

 “你懂哲學嗎？”

 “更不懂?！?/span>

    哲學家感慨道：“那你的生命價值就又失去了一半！”

    一個巨浪把船打翻，哲學家掉在河里。

 船夫問：“你會游泳嗎？”

    “不會，不會！”

    船夫說：“那你的生命價值就失去了全部！”

世人的眼中，哲學家就是如寓言故事中的那樣既迂闊且自狂的人，哲學家馮友蘭在我看來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馮友蘭于《人生的境界》中認為：人生境界自低至高可劃分為四個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只有通過哲學，獲得對宇宙的某些了解，才能達到天地境界”。他還認為“哲學是教人成為圣人的方法”。由此可見，馮友蘭將哲學家置于了道德教父與塵世的救世主的地位。

說起哲學家的救世情結(jié)，其實是有其歷史淵源的。古希臘的柏拉圖于其《理想國》中，就主張只有哲學家才能洞徹人生真相，才能擔當理想國的國王。中國的宋儒張載也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己任。張載借道德修身、著書立言之途以求達到思想上君臨天下或建立萬世不朽之功業(yè)的“內(nèi)圣外王”的目的，這“四為”理論非常概括，他那份“救世主情結(jié)”于這“四為”中也表露無遺。

馮友蘭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可謂了然于心。1919年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從著名的哲學家杜威，又可謂學貫中西。馮友蘭生于清王朝的仕宦家庭，他的父親做過清朝知縣。生于亂世、長于亂世的馮友蘭深受家庭與時代的影響，儒家“兼濟天下”的理想點燃了他的激情，“扶大廈于將傾”的歷史使命感在青年馮友蘭的心中生成。1923年，馮友蘭從美國學成歸國，此后五年馮友蘭輾轉(zhuǎn)任教于河南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1928年又受聘任教于清華大學，并先后兼任秘書長、文學院長、校務會議主席。清華任教期間，他協(xié)助羅家倫校長完成了清華改制，撰成《中國哲學史》與《貞元六書》。名重一時的學者陳寅恪稱《中國哲學史》“取材謹嚴，持論精確”。馮友蘭的學術地位因陳寅恪的一言九鼎而由此奠定。李約瑟在20世紀50年代還說：“馮著是當今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最為博大精深的作品。”馮友蘭撰成的哲學著作《貞元六書》更是宣稱以“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己任，以求從文化上推動中國現(xiàn)代化。《貞元六書》又確立了他作為哲學思想家的地位。

不過，馮友蘭苦心孤詣寫成的《貞元六書》，其旨意就是“闡舊邦以輔新命”，其學說立足于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與傳統(tǒng)哲學，有著濃重的救世情結(jié)。就其實質(zhì)而言，說得漂亮些，仍然只能歸為儒學。他的許多思想不僅與蔣介石的意識形態(tài)相左，更與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格格不入。因此，馮友蘭式的“新儒學”哲學救國夢也只能是一廂情愿式的癡心妄想。

1934年，馮友蘭從蘇聯(lián)考察歸國，分別以“訪蘇見聞”和“秦漢歷史哲學”為題作了兩次演講，肯定蘇聯(lián)尊重有學問、有技術的人，論及他了解到的唯物史觀。結(jié)果馮友蘭被秘密逮捕，其家人收到一張字據(jù)，上面寫道：“收到馮友蘭一名口?！焙蠼?jīng)北大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與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等人向北平行營主任黃郛說情，一夜驚魂之后，馮友蘭才由軍政總長何應欽批準釋放。

馮友蘭放談唯物史觀，大談蘇聯(lián)“尚賢”。按國民黨的邏輯，那就是為共產(chǎn)黨宣傳，為共產(chǎn)黨張目，那就是說國民黨政府不尊重人才。那還了得。不被逮捕那才是怪事！

生活于一個政治與文化專制的時代，在獨裁者眼中，馮友蘭是什么？只是“一名口”，只不過是會說話的動物，充其量只是一個手無寸鐵、手無縛雞之力的儒生罷了！秦始王焚書坑儒，劉邦將儒生的帽子當作夜壺，蔣介石將聞一多傲岸的頭顱當作靶子。文人自救尚不能夠，遑論“救他”、“救世”。馮友蘭一夜驚魂，虎口脫險，可以說是蔣介石對他這位“共黨嫌疑”的“寬恕”，也可以說是對他及大多數(shù)想以思想忤逆政府的知識分子的儆戒。無論怎么說，知識分子在獨裁者眼中人格無重量，是再明顯不過的。

歷史戲劇性的一幕往往會重演，1972年，舉國瘋狂地“批林批孔”。馮友蘭意識到自己又將成為人家砧板上的魚肉了。不過，這個時候的“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馮友蘭學會審時度世了，他出人意料地不再為孔孟辯護了，相反他還寫了兩篇罵孔子的文章。不料被毛澤東看中了，發(fā)表在《光明日報》上。馮友蘭戲劇性地由“新儒家”變成了“新法家”，并莫名其妙地被拉進了江青的“大批判組”當了顧問。

對此，晚年的馮友蘭于其《三松堂自序》中痛心疾首地懺悔說：“我們說一句話，寫一篇文章都要表達自己的真實見解，自己的見解是怎么樣，就怎么樣說，怎么樣寫。這就叫'立其誠’。自己的見解可能不正確、不全面，但只要確實是自己的見解，說出來寫出來，就是立其誠了。自己有了確實的見解，又能虛心聽別人的意見，以改其錯誤、補其不足，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就叫走群眾路線。如果自己沒有真實的見解或有而把它隱蔽起來，只是附和暫時流行的意見，以求得到某一方面的吹捧，這就是偽，這就叫嘩眾取寵，……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span>

后人或許會理解馮友蘭在那樣特定的生存環(huán)境下的“附逆”行為，但是馮友蘭自己都坦承這不是光榮之舉，我們?yōu)樽鹫咧M豈不是多余的嗎？

馮友蘭篤信孟子的“吾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浩然之氣”是什么？是充塞于天地之間的正氣、勇氣、骨氣。馮友蘭倡導人們追求超越了個人功利的道德境界與天地境界，馮友蘭自己為了躲避個人災禍，在那個特定的年代卻違心地放棄了自己的主張，這樣的“新儒學”還有人信服嗎？這樣的“新儒家”哲學大師還有人尊崇嗎？

與馮友蘭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另一位儒學大師梁漱溟先生。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如火如荼，他面對幾十名全國政協(xié)委員的圍攻，就是堅持“批林”而“不批孔”。當有人征詢他對“批林批孔批梁漱溟”大會的感想時，他擲地有聲地回答：“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span>

談及梁漱溟，倒讓我想起晚年的他于1974年對儒家哲學講的一段話：“印度哲學只是印度宗教生活的副產(chǎn)物。其意不在講哲學。中國古儒家亦不想講哲學，而是在指點人生實踐。所謂中國儒家哲學只是其道德生活的副產(chǎn)物。我是個凡夫俗子，一個平常人，對于那'極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庸’，是遠遠不夠談它的?！?/span>身為民主黨派民盟領導人的梁漱溟的哲學理論不一定較馮友蘭粗淺，今天，在思想界、學術界梁漱溟的社會聲譽卻遠比馮友蘭要高得多，為什么？梁漱溟可貴就可貴在他有一份知識分子的清醒。

馮友蘭作為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象征，其悲劇告訴我們，哲學家救世，離開特定的時代、特定的政治背景，永遠都是一個夢。

《庖丁解?！吠卣归喿x作品——馮友蘭先生的《人生的意義及人生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