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所說的百科全書，大約相當于中國古代的類書。成書于漢代的《爾雅》，就是世界上最古的一部百科性辭書。在這以后，歷代封建王朝都有關(guān)于類書的修纂。六朝梁代有《皇覽》、《類苑》，唐時有《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初學記》等，宋、元修纂類書，以《太平御覽》、《冊府元龜》幾種最為有名。但氣魄之雄偉、內(nèi)容之宏富，卻要算明代的《永樂大典》了。它是我國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編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書，保存了大量的十四世紀以前我國的文藝、史地、哲學、宗教和應用科學等方面的豐富資料，比法國狄德羅、達蘭貝主編的百科全書和著名的《大英百科全書》都要早三百余年，所以《永樂大典》不僅是我國文化遺產(chǎn)中的珍品，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一

　　公元1402年燕王朱棣率兵攻入南京，趕走建文帝，自己做了皇帝，曾引起方孝孺等一些士大夫的反抗。朱棣為了籠絡人心，炫耀其“文治”，于是在公元1403年（永樂元年），特命解縉等仿照宋人陰時夫的《韻府群玉》、錢諷《回溪史韻》編纂一部大型類書，并交待了編纂宗旨：“凡書契以來經(jīng)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y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一書，毋厭浩繁?！苯饪N等召集了一百四十七人，僅用一年功夫編成《文獻大成》。明成祖認為該書過于簡略，不符合他的原意。于是在公元1405年（永樂三年）再命姚廣孝、鄭賜、解縉等人重修，并召集了朝臣文士、四方宿學老儒達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分別擔任編輯、校訂、抄寫、圈點等工作。啟用了當時皇家圖書館文淵閣的全部藏書，還指派蘇叔敬等人分赴各地采購圖書?！队罉反蟮洹沸拮霑r，依照《洪武正韻》的韻目，“用韻以統(tǒng)字，用字以系事”的編輯方法，將自古以來書籍中的有關(guān)資料整段或整篇，甚至整部抄入，據(jù)不完全的統(tǒng)計，當時輯入的圖書包括經(jīng)、史、子、集、釋藏、道經(jīng)、北劇、南戲、平話、工技、農(nóng)藝、醫(yī)學等達七、八千種。公元1407年（永樂五年）定稿進呈，經(jīng)過明成祖的審閱，他十分滿意，定名為《永樂大典》。于是開始清鈔，第二年的冬天便正式完成了。全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分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約三億七千萬字左右。<IMG=CA79307901>

　　二

　　這樣一部煌煌巨制，僅用五年時間就修纂完成，回顧一下修纂過程，對我們也是很有啟發(fā)的。

　　首先這同封建統(tǒng)治者的重視是分不開的。明成祖實際上是這項工作的發(fā)起人，而且親自解決一些具體問題。從撰寫序言和命名來看，也足說明他對這部百科全書的重視。編纂《大典》的主持者姚廣孝、鄭賜、解縉等人，不僅有很強的組織能力而且富有實干精神，他們決不象一些官修書上徒掛虛名的達官貴人，從商訂《大典》的凡例起到最后定稿，他們做了很多工作，是切實地負責了修纂過程的始終的。

　　這么大一部巨著，參加人員如此之多，假若沒有嚴密的組織和細致的分工，顯然是難以順利進行的。雖然關(guān)于當時修纂的詳情記載不多，但我們可以從一些零星的記載中鉤稽出大體情況。監(jiān)修是主持這項工作的最高負責人，以下設有副監(jiān)修、總裁、副總裁共數(shù)十人。監(jiān)修、總裁總其大成，副總裁除參與總的計劃以外，又各兼一實際任務，領(lǐng)導編輯若干人，從事各該部門的編纂工作。如果該部門范圍較廣的話，再分成若干小組，按照所分的范圍，由編輯人員搜集資料，然后將所有資料依韻目編排和連綴起來。此外還使用了大量的抄寫和校對人員，負責核實資料和繕寫工作，還設有“催纂”五人，來監(jiān)視編輯工作的進度。整個編纂機構(gòu)雖然龐大而并不臃腫，人手眾多并未造成雜亂，由于組織得法，分工細致，保證了整個工作的順利展開。

　　這次修纂《大典》，一方面能夠知人善任，選用了一大批積極肯干而有真才實學的官吏和讀書人。象梁潛、王達、胡儼、鄒緝、曾<SPS=0548>等，都是一批博物洽聞的飽學之士。有一次明成祖曾經(jīng)摘錄一些書本上的疑難隱僻的事情來專門考問曾<SPS=0548>，他應對如流，“靡不悉對”。胡儼這人從小就好學，對于天文、地理、律歷、醫(yī)卜等方面典籍“無不究覽”。另一方面能不拘一格，選用各方面的人材。有個叫陳濟的，就是以布衣身份召來擔任都總裁，他對《大典》的修纂作出很大的貢獻。他不僅與姚廣孝等人將《大典》的體例制訂得秩然有法，十分得體，而且對工作中發(fā)生的疑難問題，都能“應口辯析無滯”，沒有人不佩服他的該博的。又如“醫(yī)經(jīng)方”副總裁是太醫(yī)院醫(yī)生蔣用文、趙友同擔任，僧人釋道聯(lián)擔任了釋教的副總裁，對民間文學很有修養(yǎng)的李昌棋，擅長陰陽之術(shù)的裴仕杰，精通星歷和數(shù)學的薛富等等都參加了編輯工作，有許多人直接來自民間低層，各人的專長都能得到發(fā)揮。我們可以這樣說，修纂大典是薈萃了各種專科的優(yōu)秀人材，怪不得當時有人以“天下文藝之英，濟濟乎咸集于京師”來形容人員的盛況。

　　此外，對編纂者在工作生活上也提供了不少優(yōu)裕的條件。明成祖讓編輯人員到皇家圖書館閱讀圖書，“盡讀禁中之書”，“學識益進”。為了上班行走方便，安置住在文淵閣不遠的崇里坊。并由光祿寺負責伙食，“朝暮酒饌”。為了讓編纂工作夜以繼日進行，特發(fā)給“膏火之費”，諸如此等，無疑保證了修纂工作的順利進行。

　　三

　　《永樂大典》修成后藏在南京文淵閣的東閣里，明成祖遷都北京以后，于公元1421年（永樂十九年）把文淵閣的藏書挑選了一批運來北京，暫時收貯在左順門的北廊下，直到公元1441年（正統(tǒng)六年）才移入北京的文淵閣?！队罉反蟮洹反蟾乓彩沁@時從南京運來的，由于特別重視它，運到北京后就貯藏在文淵閣附近的文樓。

　　《永樂大典》從未刊印過，雖永樂年間修成后曾想刊刻，因“工費浩繁而罷”，萬歷時南京國子祭酒陸可教又提出刊刻一事，也沒有實行，只有重錄過一部。那是在嘉靖年間，因為宮中發(fā)生了一次很大的火災，三殿被焚，文樓在三殿附近，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由于搶救及時，大典得以保全。為了防止再遭不測之虞，決定重錄一部。

　　公元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由徐階等人負責重錄，選拔各色善楷書人程道南等一百零八人。規(guī)定每人日寫三頁，抄畢有專人核對，“遇有差錯，即要另寫，不拘一次二次”，極為慎重，前后用了六年時間，直到公元1567年（隆慶元年）方告成功。自此之后，人們稱重錄本為“嘉靖副本”或“副本”，永樂年間修纂本為“永樂正本”或“正本”。副本的字體大小及裝幀全部仿照正本。雖然副本抄錄極為工整，但比起正本來已經(jīng)差遠了，以至徐階曾感慨地說“舊本繕寫得太好了，要找這樣的抄寫人是很難的呀！”

　　重錄工作完成后，永樂正本仍歸藏文樓，嘉靖副本貯藏在皇史晟。我們今天看到的只是副本了，正本毀于何時？史籍無明確記載，一般人估計亡佚在明亡之際。

　　清雍正末年，又將《永樂大典》由皇史晟移至翰林院，直到公元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開四庫全書館時，檢點《大典》已亡散二千余卷，雖多方查訪，沒有找到下落。當時有個叫黃壽齡的官員，私自帶六冊《大典》回家閱讀，被人偷去，官府為此嚴令緝查。因《永樂大典》是宮內(nèi)之物，書店與紙鋪未敢收購，偷盜者無法脫手，又悄悄放到御河橋邊，因此這六冊《大典》失而復得。這件事說明乾隆時對《永樂大典》的保管，尚為重視。但道光之后，此書即束之高閣，蛛網(wǎng)塵封，蟲咬鼠嚙，無人過問，官員們乘機偷竊。據(jù)說偷盜的翰林院官員十分巧妙，早上入院時隨帶棉袍一件，打成包袱，形狀如《大典》兩本大小。晚上離院時，將棉袍穿在身上，而把兩本《大典》包入包袱內(nèi)?？词卣咭姷皆缟显鴰Оざ鴣?，理應晚上仍帶包袱回去，絲毫不起疑心。日久月累，竟有人偷盜一百多本?！洞蟮洹分饾u流散出去，引起了一些帝國主義分子的重視，曾用十兩銀子一本的高價暗中收購，以致此書亡佚日多。

　　公元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lián)軍入侵北京，《永樂大典》遭受了空前的厄運。翰林院座落在東交民巷，與使館區(qū)相接，該地淪為戰(zhàn)場，存放《永樂大典》的敬一亭被毀，該書絕大部分為兵火所焚，余皆散落在瓦礫之中，遍地皆是。帝國主義侵略軍竟用它來構(gòu)筑工事和鋪路，肆意糟蹋。一些懂得此書價值的外國侵略者，乘機搶劫。當時英國使館與翰林院毗鄰，可謂“近水樓臺”，劫走最多。事后有個譯學館官員在亂兵馬槽下面，還拾到數(shù)十冊呢！直到清末交京師圖書館收藏時，僅存六十四冊。這部出類拔萃的文化典籍，遭受如此厄運，沒有人不痛心的。

　　四

　　在明代《永樂大典》長期深藏禁中，成為封建帝王修飾“文治”的點綴品，未能利用。據(jù)史籍記載明孝宗曾經(jīng)看過《大典》中有關(guān)醫(yī)藥部分，還抄錄一些失傳的藥方賜給太醫(yī)院，這算第一次與社會有所接觸。下令重錄《大典》的明世宗也十分喜歡這部書，常有幾本放置案頭查閱。明末崇禎二年，因經(jīng)常發(fā)生日食的緣故，徐光啟曾將《大典》中有關(guān)日食的章節(jié)刊印過。在明代查閱與使用《大典》總共以上三次而已，對于社會并未有過什么大的貢獻。

　　對《永樂大典》的利用，是清代才開始的，最早知道這部典籍價值的是全祖望和孛紱。雍正年間，他們同在三禮書局得到閱讀的機會，發(fā)現(xiàn)其中有許多是“世所未見之書”，于是二人相約，每天讀二十卷，把要輯的幾種書標出來，另由四人抄寫。由于《大典》卷帙浩繁，這項工作不是個人所能承擔的，到第二年全祖望罷官歸鄉(xiāng)，再也無法繼續(xù)下去，但他們已輯出王安石《周官新義》、高氏《春秋義宗》等十種久已失傳的書籍，他們的成績，引起了學者的注意。

　　清高宗乾隆年間開四庫全書館時，曾充分利用《永樂大典》來輯佚書籍，并成立了“校勘永樂大典散篇辦事處”，開始時工作人員為三十人，后增至三十九人，到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六年）共輯出書籍三百六十五種，其中象晉杜預《春秋釋例》、唐林寶《元和姓纂》、宋薛居正《舊五代史》、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重要著作，全靠這次輯出得以流傳。

　　嘉慶間修全唐文和道光間修一統(tǒng)志時，翰林院內(nèi)一些對古代文化典籍有興趣的人，都做過輯佚工作，其中以徐松最有眼光，而且魄力也大，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輯出的《宋會要》、《中興禮書》等，都是幾百卷的大書，四庫全書館沒有敢辦的書，卻由徐松輯成了。此后光緒年間繆荃孫等人也曾作過零星的輯佚，這已是尾聲了。

　　總的來說，清代利用《永樂大典》所做的輯佚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績，搶救出不少有用的文化典籍，對當時的學術(shù)研究起過一定的作用。但也不能令人滿意。乾隆開四庫館時具有良好的條件，理應工作得更好些，由于處在封建專制最強盛的時期，輯佚的目的，專為封建政治服務，對于其中科學和進步思想的著作，許多擯棄不輯，有些地方反而取其糟粕而遺其精華。當時還輯出一百多種沒有粘綴成冊的散片，只要稍作加工即可成書，由于主持人貪圖省工，草草了事，以致本應搶救出來的文化遺產(chǎn)，又遭散失了。

　　五

　　自清末以來，《永樂大典》的殘存本被分散割裂在世界各國的圖書館和私人手里，成為他們的陳列品或是高價待估的商品，多年來北京圖書館盡力收購，至解放前夕，僅有一百余冊。解放后，黨對保護古代文化遺產(chǎn)極為重視，國內(nèi)許多私人藏書家在愛國主義精神的感召下，紛紛把自己多年珍藏的《永樂大典》捐獻給國家。斯大林時代的蘇聯(lián)和民主德國也將過去沙俄等侵略者劫走的六十七冊歸還了我們，到目前為止，北京圖書館館藏《永樂大典》已增至二百一十五冊了。

　　1960年中華書局把當時收集到的國內(nèi)外所有藏本及復制本共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對《永樂大典》系統(tǒng)地整理出版，還是第一次。雖然影印本僅占原書的3％略強，因《永樂大典》每一冊都象一個歷史小淵海，其中仍保存了豐富的資料。例如我們可以從現(xiàn)存的大典中發(fā)掘出不少文學方面的資料。卷一三四五○中引用了唐代著名詩人李白、杜甫、韓<SPS=0044>、李群玉等人的作品，還保存了久已散佚的晚唐詩人全貞白和五代詩人詹敦仁的詩篇。至于保存下來的宋、元兩代詩文就更多了，有宋人張先、賀鑄、范成大等人的長短句和散文，有江西詩派李希聲、徐師川等人的作品，有元代王質(zhì)、劉秉忠、趙鼎臣、馮海粟等人的詩歌。不少是他書所未收，而意境清新，內(nèi)容健康的作品，無疑可豐富我們文學史的寶藏。

　　此外還保存了不少民間文學作品，“戲”字韻里收有《小孫屠》、《張協(xié)狀元》、《宦門子弟錯立身》三種南戲劇本。南戲是宋元間流行在浙江民間的著名劇種，除現(xiàn)存的《荊釵記》、《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和高則誠的《琵琶記》之外，這三種是我們所見到的最早南戲劇本了。又如在吳承恩的《西游記》之前，原先有一種小說體裁的古本《西游記》行世，現(xiàn)存的《永樂大典》中還保存了這個作品的一千二百多字。以上這些資料，對于民間文學史和戲曲史的研究，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我們還可從中找到不少應用科學方面的資料，如宋人吳懌《種藝必用》和張福《種藝必用補遺》，是兩部重要的有關(guān)農(nóng)業(yè)和園藝的專門著作，它總結(jié)了當時糧食作物、蔬菜水果以及觀賞植物的種植方法和注意事項。又如《齊民要術(shù)》、《營造法式》、《農(nóng)桑輯要》諸書，雖然原書存在，但如與《永樂大典》?？钡脑?，一定可以整理出更好的本子來。

　　當初修纂《永樂大典》時，曾收錄了大量醫(yī)學書籍，這也是很有特色的。如《衛(wèi)濟寶書》、《蘇沈良方》、《博濟方》、《腳氣治療總要》、《旅舍備要方》、《德生堂經(jīng)驗方》等等，都是宋、元時代醫(yī)學名著，書中許多處方對治療疑難雜癥，有獨特的功效。有這樣一個故事：清代乾隆年間有個叫蔡葛山的人，曾參加修纂四庫全書。他的孫子不小心把鐵釘子吞進肚子里，用各種方法治療都沒有用，孩子的病越來越重。后來他看到《永樂大典》所收的《蘇沈良方》里有專治小兒吞鐵物的藥方，照法吃下去，鐵釘就很快排泄出來了。對于《大典》中的醫(yī)書，清代曾輯出二十余種，今天可以發(fā)掘的還多，這些文獻資料對研究古代中醫(yī)學、藥物學以及繼承和發(fā)展中醫(yī)事業(yè)，都有值得參考和借鑒之處。

　　近聞中華書局在1960年影印七百三十卷之后，又征集到五十余卷，將在今后數(shù)年內(nèi)影印問世。我們歡迎這一出版計劃，它將是對于中外學術(shù)界的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