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早年在翰林院任職時,工作十分清閑,而且身旁有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老師,故而他時常有所體悟,也有很多空閑時間將這些體悟寫出來細細與諸位弟弟分享。因此早年曾國藩家書大多具有篇幅長、內容多的特點。這封信就十分有代表性。信中曾國藩建議弟弟們去省城長沙求學,建議弟弟們多跟有大志向、大學問的人交朋友。他分別回答了諸位弟弟關于學問的困惑與疑問,就每個弟弟各自的情況給出了具體的建議,信中曾國藩對于“為學要訣”、“學問之道”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值得細細體味。 這封信中提到的昌黎、半山兩先生分別是唐代和宋代的古文大家韓愈和王安石,也是“唐宋八大家”中最為大家所熟知的兩大家。如果我們細讀曾國藩家書就會發(fā)現(xiàn),曾國藩會時常提到以韓愈、王安石等人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并對他們的文章十分推崇,這是為什么呢? 以韓愈、王安石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反對魏晉以來盛行的講究對偶、句法整齊而文詞華麗的駢(pián)文,主張恢復內容充實﹑長短自由﹑樸質流暢的先秦和漢代古文傳統(tǒng),在唐宋以后的文壇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清代著名的文學流派“桐城派”即是受“唐宋八大家”影響而興起的提倡古文的文學流派,而曾國藩雖不是安徽桐城人,但卻是“桐城派”古文的重要傳承和發(fā)展者。推崇古文的他,在信中時常提到韓愈等古文宗師,并對他們的文章推崇備至,自然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四位老弟: 正月十五日那天接到四弟、六弟、九弟十二月初五所發(fā)的家信。 四弟的信有三頁,句句平穩(wěn),責備我對待別人不夠寬恕,說得非常恰當。四弟說我每月寫的信中只有些責備你們的空話,實際上卻沒有什么有益于你們的消息,導致父親大人看了我的信,懷疑你們這些做弟弟的粗俗庸碌,使你們簡直無地自容等等。這些話,做兄長的看了不免慚愧。我去年和九弟閑談時曾經說過:“為人子的,如果讓父母看見我的好,而覺得其他兄弟都比不上我,這便是不孝,不敬愛父母;如果讓親族鄉(xiāng)里稱贊我好,而覺得其他兄弟都不如我,這便是不悌(tì),(不敬愛兄弟)。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讓父母心中有了賢良愚笨的分別,使親族鄉(xiāng)里口中有了賢良愚笨的分別,于是平時兄弟們對父母勢必有討好的念頭,為了使自己得到好名聲,而使其他兄弟得壞名聲,在暗中盤算計劃,以后兄弟間的嫌隙,便在這里埋下了。劉大爺、劉三爺,兄弟倆都想做好人,最后兄弟互相將對方看作仇敵,就是因為劉三爺在父母和親戚鄉(xiāng)鄰那里得了好名聲,而劉大爺?shù)昧藟拿暤木壒?。”今天四弟所責備我的,正是這個道理。我讀了以后非常汗顏。但愿我們兄弟五個,都明白這個道理,彼此間相互原諒。哥哥因為弟弟得了壞名聲而憂慮,弟弟因為哥哥得了好名聲而高興。哥哥不能盡道義上的責任,使弟弟得到好名聲,這是哥哥的罪過;弟弟不能盡道義上的責任,使哥哥得到好名聲,是弟弟的罪過。如果都這么想,那么兄弟間即便相處一萬年,也不會有一絲一毫的嫌隙。 至于提到在家塾中讀書的事,我也知道非常困難,我曾經和九弟面談過很多次了。但四弟上次來信說,想找個學校出外教書。我認為這樣做是荒廢時間,比在家塾讀書更耽誤事情。與其出外教書,還不如待在家塾里學習。如果說在家塾里沒有好的的老師和朋友,那么除了家塾也是一樣,家鄉(xiāng)稱得上是好老師、好朋友的人實在不多啊,這個情況我十分了解,還曾徹夜考慮過。只有汪覺庵老師和歐陽滄溟(míng)先生,是哥哥我所中意,并認為是可以當老師的。衡陽的風俗,只有冬天那學期重要。自從五月之后,老師、弟子都是奉行舊事罷了。一起學習的人,都是庸碌鄙俗沒有志向的人,又最喜歡譏諷人,他們取笑的方法不一樣,總之離不開輕薄二字。四弟如果到衡陽去,他們必定會因為你是翰林學士的弟弟(卻跑來他們這里求學)而嘲笑你,這些陋習十分可惡。鄉(xiāng)間沒有朋友可處,實在是人生第一大恨事,不僅對學業(yè)沒有益處,并且大有害處,不好的習俗感染人,就如同諺語所說的“如入鮑魚之室,久而不聞其臭(xiù)”,慢慢就被同化了。為兄我曾經和九弟談及此事,說衡陽那里沒法讀書,漣濱也沒法讀書,就是因為這兩個地方“損友”太多的緣故。 當下四弟的意思是一定要跟覺庵老師學習,那你千萬要聽哥哥我的囑咐,但學名師的好處提高自己,不要受那些損友的影響而墮落。接到這封信,立即帶厚二去覺庵老師那里學習。學費今年已準備好十掛銅錢,哥哥我肯定會在八月把這些寄付過去,這樣不至于影響到家里的開銷預算,不是不想多給一點,實在是做不到啊。我最憂慮的還是,你的同學沒有志向而只知道玩,過了端午節(jié)以后,依舊懶散,不讀書。怕弟弟和厚二也跟著學壞,你們一定要注意啊。凡是跟著老師讀書,一定要經歷很長一段時間之后方可獲益。四弟與季弟今年跟著覺庵老師學習,如果相處的來,明年仍然可以繼續(xù)跟著他讀書。如果一年換一個地方,那便是沒有恒心,見異思遷,想取得長足的進步那就難了。——這上面說的,主要是回復四弟的來信。 六弟的信,是一篇絕妙的古文,剛健的文風很像韓愈,深拗(ào)的文字則像王安石。我認為古文,一定要有倔強不馴的氣質,越曲折越有深意,所以在太史公司馬遷之外,古文我最認可韓愈、王安石兩位大家。我認為詩歌也應該卓爾不群,書法也一樣。我時常這么認為,但卻不輕易與外人談論這種觀點,近來與何子貞談及,意見非常相合,偶爾談一兩句,兩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不知六弟天生如此妙筆生花的文采,過去時看到你的文章也沒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今天看了這封信,才知道弟弟是一個非凡的人才,真讓人高興!真讓人高興!凡是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弟弟你都可以做到。 信中說我和諸位君子談論學術,恐怕漸漸成了小團體,說得很對。但是弟弟盡可放心,哥哥我最怕別人標榜,常常韜光養(yǎng)晦,不輕易顯擺,決不至于有所謂自立山頭的嫌疑。你信中說四弟浮躁不虛心,也切中了四弟的毛病,四弟應把你的話當作對癥的良藥看待。 信中又有“荒廢的久了,沒有什么規(guī)矩”兩句,這就不對了。作臣子晚輩的,只可以稱頌贊美,決不可隨意指責上級長輩的過錯;對親人應該以孝道對待,而不能在細節(jié)上妄發(fā)議論。哥哥我從前經常犯這種錯誤,但只是心里嘀咕,沒有到以文字的形式寫出來的程度?,F(xiàn)在想起來,還有比這更不孝的事嗎?我常跟陽牧以及九弟說到這事,以后希望能跟各個弟弟一起改正這個嚴重的錯誤。六弟你接到我這封信,立即到父親大人那里磕頭認罪,并代我一起磕頭認罪。 信中又說你的牢騷,不是像小人那樣熱衷于此,而是志士仁人愛惜光陰的表現(xiàn)。我讀到這里,不禁有些悵然;恨不得生兩個翅膀飛到家里,好好勸慰老弟你一番,長談幾天才暢快。然而即使弟弟入了學,那些謠言又會說學院是看人情才讓你們進的,眾口鑠(shuò)金,從哪里來辯解呢?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科名來的早晚,實在是前生注定的,雖說是愛惜光陰的念頭很迫切,但也不必為了所謂的虛名而耿耿于懷。 來信說看了《〈禮記〉注疏》一本半,內容繁多,一片茫然,苦于沒有什么收獲,現(xiàn)在已經放棄了,不敢再讀。目前在讀《朱子綱目》,每天十多頁等等。說到這里,我無比悔恨年輕時不曾在這些方面用功,如今雖然想教弟弟,好比瞎子想要引導別人擺脫迷途,想要不引導錯,那實在太難了。然而我最喜歡冥思苦想,又有幾位益友相互質問、證實,對于讀書的道理,有幾個難得的心得: 研究儒家經典,必須先鉆研其中一種,不可泛泛的涉獵多種。讀經以研究尋求義理為根本任務,考訂其中的字詞、器物,制度則是最后要考慮的。讀經的訣竅在于一個“耐”字,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天不通,明天再讀;今年不通,明年再讀,這就叫“耐”。研讀史書的方法,最巧妙的就是設身處地去體悟。每看一處,都好像身臨其境在與當事人相處交流一般。沒必要史書中的每個人都能記得,但只要記住一人,就好像跟他交往過一樣熟悉他;沒必要史書中的事情件件都知道,但只要記住一件事,就好像曾經親身經歷過一般。研究經典,主要目的是究追其中的道理;研究史書,主要目的是弄清事情經過??梢哉f除了經史之外,我們讀書人別無可學。 自西漢以來,熱衷讀書的儒生,大都致力于三種學問:一種是探尋義理的學問,一種是考訂文字的學問,一種是寫詩作賦的學問。過去的讀書人往往偏重一門學問,而輕視其他兩種學問。我個人認為,義理之學最重要。如果道理明白了,實踐就有了重點,處理現(xiàn)實中的事情也有了明確的依據,寫詩作賦的學問,目的在于發(fā)揮義理??紦畬W,我沒有太多關注。這三種途徑,都以經史出發(fā),但各有各的門徑。我認為想要讀好經、史之書,就應該重點研究義理,那樣更有助于專心而不至于混亂。所以讀經仔細鉆一種經典,讀史要專門研究,熟悉某一朝代的歷史,讀經、讀史都要以尋求其中的道理為根本,這都是抓住重點的方法,明明白白,無可改變。如果說到經史以外,諸子百家的書的話,那簡直是汗牛充棟,實在太多了。如果想讀這些書,也應當重點讀某一人或某一派的專集,而不應當東翻西翻,泛濫無歸。比如讀韓愈的《昌黎集》,那眼睛看的,耳朵聽的,除了這本書再沒有其它的,這時就感覺天地間除了《昌黎集》以外,再沒有其他書了。這一本集子沒有讀完,絕對不再讀其它人的集子,這也是“?!钡脑E竅。六弟你千萬要記住。 讀經典、史書、文集,講求義理之學,這是有志向的人絕對不可改變的學習方向。圣人重新活過來,也一定贊同我的話。然而,這些話也僅僅為立有大志向的人而說的。如果說到應付科舉考試的學問,那就要多讀《四書》里的文章,讀考試范文,詩詞文章,可以選擇的方法很多。四弟、九弟、厚二弟天分不高,必須要學習科舉功名的學問。六弟你既然有大的志向,不追求科舉的功名也可以,但要堅守“耐”字的訣竅??茨愕膩硇耪f讀《〈禮記〉疏》,似乎不能堅持,有耐心,那可要多多加油呀! 哥哥我年輕的時候天分也不算低,但在成長的過程中每天跟庸碌鄙俗之人相處,什么也沒有學到,思路靈感都堵塞很久了。直到乙未年到了京城之后,才開始立志學習詩詞、古文和書法,只可惜沒有好的朋友。近年找到一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才知道有所謂經學和經濟學,有所謂躬行實踐的學問,才知道范仲淹、韓琦(qí)治理國家的學問可以學到,司馬遷、韓愈的古文也可以學到,二程、朱熹的義理之學也可以學到。感慨之余,便想盡洗以往的過錯,把自己變成一個嶄新的人,成為父母的孝子,弟弟們的導師。然而我身體太弱,時常耳鳴不止,稍稍用心,便會感到勞累。每次一想到,既然上天要限制我,讓我不能冥思苦想,這也就是說上天不想要我在學問上有所成就,所以近日以來,我十分疏懶松散,計劃今年若能謀得個外調出京的差事,或許能夠還清之前的舊債,這樣的話我就回家奉養(yǎng)雙親去了,不再貪戀于功名利祿。畢竟我只是略懂幾個大字,斷不敢為非作歹,犯下大錯,也不再致力于追隨先哲的腳步了。我現(xiàn)在把保重身體當做最重要的事情,之所以不再立大志主要還是害怕用心太過而傷神。弟弟們也要時時注意保重身體,千萬要注意啊! 你來信又駁斥之前信中所說,說必須多學習多見聞,然后才能懂得書中義理,行之有效,見解非常正確。但哥哥我前一封信的意思是強調身體力行的重要性,這也就是子夏“賢賢易色”章的大義,我認為多學習多見聞并不重要,只有懂得書中義理才是有用的,這種說法可能過于偏激了。六弟信中的意思,認為多學習多見聞不就談不上懂得義理,議論很精辟。但六弟要積極實踐、身體力行才知道對不對,不能只跟我在口頭上爭是非。 來信又說四弟和季弟跟從覺庵老師學習,六弟、九弟仍然來京城學習,或者在城南肄業(yè)等等。作為兄長,我當然想和弟弟們共住京城,這種感情就好像孤獨的大雁對雁群的渴求一樣。自從九弟辛丑年的秋天想要回家,我百般挽留,九弟應該可以證明是不是這樣。但到了去年秋天九弟下定決心南下回家,我實在沒有辦法,只得聽他自便。如果九弟今年再來,則一年之內,突然走了,突然又回來,不僅父親不會答應,就是旁觀者也會取笑我兄弟做事草率。并且兩位弟弟一同前來,光路費就要花費八十兩銀子,現(xiàn)在這些盤纏實在難以準備出來。六弟說自己能夠解決,我心里不是很相信。況且曹西垣(yuán)去年冬天到的京城,郭筠(yún)仙明年才能起程,眼下也沒有信得過的人能結伴來京。 只有在城南學習,還比較實際。我打算等到二月送二十兩銀子到金竺(zhú)虔(qián)家去,以供六弟、九弟在省城長沙讀書之用。竺虔二月就會起程南歸,四月初這筆銀子應該就能收到了。弟弟們接到這封信,立即出發(fā)到省城讀書。我在省城中的好友如郭云仙、凌笛舟、孫芝房,都在別處的書院講學。賀蔗(zhè)農、俞岱(dài)青、陳堯農、陳慶覃(tán)各位先生則都是官場中人,不能把精力用在學術上。只說有個姓丁的賢士(名叫敘忠,號秩(zhì)臣,來自長沙的廩(lǐn)貢生),學問做的很扎實,為人也忠厚老實。我雖然未曾見過他,但非常確定他可以做你們的老師。凡是與我關系不錯的人,都極力贊他的學問、品行。弟弟們到了省城,在城南安頓好以后,一定要立即去拜見丁先生,拜師求學。一個人啊,一定要有個老師教才行,此外,教朋友也一定要慎之又慎。昌黎先生說:“品行端正的人沒有主動跟我交往的,也一定要主動的和他們交往。品行敗壞的人即使不討厭我、嫌棄我,我也一定要遠離他們!”一個人一生的成敗可以說都與交往朋友的賢能、好壞息息相關,所以交友這件事不能不謹慎啊! 來信把進京讀書視為上策,把在城南讀書列為下策。我并不是不想取上策,實在是九弟來去太匆忙,不好寫信向父親大人稟告。不僅九弟前后行為矛盾,就是我向父親的報告也是前后矛盾的。而且眼下旅費難以湊齊,六弟說自己可以想辦法,也是吃過苦的人想當然所說的話。如果今年我能得到一個好差事,那么兩弟今年冬天和朱嘯山一同過來就最好不過了。目前暫且先按下策來吧。假如六弟你不同意,我們再寫信商議也行。以上是簡要回復六弟你的來信的問題。 九弟的信,寫家里的事情很詳細,可惜話說得太短。我的信常常寫得太長,以后我們應該取長補短。堯階他如果有什么大事要辦,弟弟你們派一個人跟著他去,幫他幾天。牧云接到我的長信,怎么沒有回信呢?是不是嫌我的話太直了?扶乩(jī)的事,完全不可信。九弟要立志讀書,就不要想這些事了。季弟一切都要聽諸位哥哥的話。這次信差走得很急,不能夠閑抄日記給你們看,容我以后再告訴你們罷。 馮樹堂聽說弟弟將要到省城去,寫了一封推薦信,推薦了兩個朋友,弟弟你最后留心,去拜訪一下。 曾國藩親筆 在上面這封長信中,曾國藩分別談及了處理家庭關系、交往朋友和做學問的道理。關于處理家庭關系方面,曾國藩強調兄弟之間要互相體諒、互相維護、勸勉,不可在父母面爭寵、討好,使“父母心中有賢愚之分”,而使兄弟間產生嫌隙。在交往朋友上曾國藩則強調要多交良友,多與有大志向、大學問的人交朋友,而少與庸鄙無志的人為伴,所謂“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xiù),亦與之化矣”,正是這個道理。 古人論學,向來有“博”與“約”兩條路徑,所謂“博”重在“廣泛的學習”所謂“約”,重在“深入的研究,細細的體悟”,“博觀而約取”自然是理想的狀態(tài)了,但事實上很少有人把博與約兩方面都兼顧到。對于這個問題,曾國藩更加傾向于“約”而非“博”。曾國藩主張為學貴在專一,重在有耐心。立足于一點,持之以恒,方能成就大學問。在曾國藩看來,世間學問根本的方法和道理都是相通的,我們如果能夠抓住學問的根本,深入研究,一定可以舉一反三,事半功倍,而他所謂學問的根本點,則在經學與史學。關于經學,曾國藩指出,要有窮追不舍的精神,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天不通,明天再讀;今年不通,明年再讀。研究史學,曾國藩則指出要盡量與古人立于同一境界,設身處地去體悟。他的觀點對于現(xiàn)代人做學問未必完全適用。但這種觀點向我們揭示出,經學和史學才是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根基,是我們了解傳統(tǒng)文化的一把鑰匙。我們完全可以按照他的方法,去尋找自己所關注學問的根本點,找到解決問題的那把鑰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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