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衡（78—139）以制造候風地動儀名垂青史，歷史學家范曄雖然在《后漢書》里為他作了54頁（包括后注釋）的傳記，可是有關地動儀卻只寫了一小段，226個字。加上其他技術擅長與成就52個字，全部包括標點符號在內，總共也才只有278個字。中學課本所選的，就是這部分。而高中語文老師多半沒看過全部傳記，所以只能就事論事，就課文說課文，學生們就算學懂了課文，也不能在整體上把握張衡的人生大略。當然，選擇這篇當課文，用心自然不在于讓學生們了解張衡，而只是讓學生們了解張衡的候風地動儀。宣傳國粹，大約是遴選中小學課文的主要目標，其實這個目標應當改，了解過去，最重要的意思，其實只在了解本身，而不應在于只為說它好。單純?yōu)榱苏f好，反倒會造成了解的偏差，產生不了全面的真實認識。雖然課本容量有限，但是老師必須承擔起補全的責任。這個說法自然忽略對教師們工作負擔繁重的考量，應該體諒老師，但那已經是另外一個問題。 

現(xiàn)在要說的是，為什么我們今天如此看重張衡的地動儀，而在《張衡傳》里這部分內容卻只占不到五十分之一？

因為在中國古人的心目中，科技的發(fā)明與創(chuàng)造都是雕蟲小技，點到為止，已經是相當不錯的“待遇”了，而且這些東西還要跟國家治理發(fā)生關系，否則便很難被記錄，不會引起人們的足夠注意，即便是歷史學家們，也都一樣如此。只看“衡善機巧”四個字，就大致可以體會到這種情形?！皺C巧”兩字，在漢語體系中，尤其在后人的言談中，至少不是絕對的褒義詞，跟崇高偉大更是毫不沾邊。張衡的“技巧”所以被今天的人們所看重，完全是在西方人發(fā)現(xiàn)了張衡的意義之后，我們才知道回過頭來重新認識張衡。張衡的意義也就因此被鎖定在地動儀的發(fā)明上。

再回過頭來，看50多頁的《張衡傳》，主要說了一些什么內容？

一是說張衡的品質，量雖少但是分量不輕。說張衡：雖然才高于世，但卻并不驕傲，平日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漢和帝永元年間，被舉為孝廉，卻不接受，雖然州府連續(xù)征辟（用公車請去做官），再度被他拒絕。

二是說張衡用辭賦和上書的形式諷諫皇帝，包括反對當時流行的讖緯迷信，還有反對宦官參政，以及自己潔身自好，不與官場同流合污之類。當然，后面的又與前面的品質合一了。這些內容，主要通過他用來諷諫的辭賦方式展現(xiàn)，《張衡傳》輯錄了他大量的辭賦篇章。張衡的辭賦寫得確實很棒，一看就能想到屈原的離騷，格調和韻律都很像，只是沒有屈原的苦澀味道，遭遇不同，所以書寫時的情緒狀態(tài)也不同。范曄輯錄了《二京賦》《應閑賦》《思玄賦》等，再加幾次上書，占去了《張衡傳》的絕大部分篇幅。

就辭賦的寫作成就而論，張衡在他生存時代的人們心中，是很被看重的，把他跟西馬相如、揚雄、班固并列，稱為漢代辭賦四大家。這主要是漢代和六朝時期（東吳、東晉、宋、齊、梁、陳）的崇尚，但為什么又表揚他的人品，書寫他對皇帝的“諷諫”？因為張衡作賦，不是為了單純表現(xiàn)自己的才華，而是為了有益于“統(tǒng)治”或者“治理”。當時天下平安日久，自王侯以下盡皆奢侈，張衡仿效班固《兩都賦》，用了十年時間作成《二京賦》，諷諫時風。大將軍鄧陟（鄧太后弟）“奇其才”，多次派人前來招攬做官，張衡一直不答應。

人品和為官，是整個中國封建時代的崇尚，在整個古代歷史的進程中，中國人崇尚的主要就是這兩點。做不做官，為什么選擇做官或者不做官、官做得忠不忠誠、愛不愛民、有沒有業(yè)績，自然是重要的衡量標準，但這些卻往往跟官位的高低掛鉤。中國的史書，很少寫縣令如何如何，因為官位太低。除非他后來做了大官，才會把他從前當縣令時的一些事情翻騰出來幫襯一下。史書往往寫高官不寫小官，這是歷史書寫的常態(tài)。張衡官做得不小，后來當過侍中，雖然沒有掌握宰相的實際權力，但是大約相當于宰相，而且是皇帝身邊最近、最重要的政務咨詢顧問。

《后漢書》說張衡善學，“通五經”，又占去一些本來不多的“科技成就”部分。制作過渾天儀和候風地動儀之外，還著有《靈憲》《算罔論》《周官訓詁》《七辯》《巡告》《懸圖》等32篇，這些大約屬于歷史上的政治考察，行政是非辨別，還有算術、季候，天文之類，另外還有詩、賦、銘類七篇，當然這些也都不是單純的文學作品，而多半關涉上奏、諷諫、自我人格表白等。

我們要感謝范曄，他把地動儀的形構和原理，交代得那樣清楚，才使得我們今天能夠按照原樣仿制出來。詳細情形網上都能查到，這里不必不細說。只在這里討論一下網上的一種說法，由于張衡的地動儀不能測出地震的時間和強度，因此說“候風地動儀并不能記錄地震，不是地震儀?！辈皇堑貏觾x又是什么？玩具嗎？

其實這種說法，是有誤解的。首先，古代人和現(xiàn)代人的時間概念不一樣，古代人的時間觀念很疏略，不像工業(yè)化以后在分秒上斤斤計較，他們那時不需要這樣，只晝夜，甚至旬日等，就能滿足他們對時間的需求，地震發(fā)生后半月或一月，消息傳過來，他們并不覺得很遲。因此，說張衡的候風地動儀不能記錄時間，其實是拿現(xiàn)在的標準要求古人，并不完全適宜。

其次，古代人與現(xiàn)代人對于地震知識的需求雖有很大差別，但顯然也會考慮地震強弱程度問題。因此，張衡的地動儀不能記錄震級，確實是不小的缺陷，但張衡不可能一開始就能十分準確地測出：某年某月某日某時點某分某秒，在東經某度與北緯某度的交匯點上，發(fā)生了幾點幾級的地震。精確程度的問題，正是需要后人們不斷接續(xù)完善的。后來的人們?yōu)槭裁礇]有接著做精確化的工作，這才是真正需要追問的問題。

《張衡傳》之所以把地動儀描繪得那樣精細，當然包括歷史學家對這種“小玩意”的好奇，但是最重要的卻不是范曄的好奇心，而是那時不斷發(fā)生地震，這種情況影響了政治統(tǒng)治。不信的話列幾條《后漢書》中的記載：

漢和帝永元七年（95）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漢和帝永元九年（97）三月癸巳，“隴西地震”；

漢和帝永元十二年（101）閏四月戊辰，“秭歸山崩”（不知是地震還是火山噴發(fā)所導致）；

漢和帝元興元年（105）五月癸酉，“雍地裂”（不知是否地震引起）；

漢殤帝元平元年（106）五月壬辰，“河東恒山崩”（不知是否地震引起）；

漢安帝永初二年（108）十二月，有十二個“郡國”都發(fā)生了“地震”；

漢安帝永初三年（109）十二月，有九個郡國發(fā)生地震；

漢安帝永初四年（110）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

漢安帝永初五年（111）春正月，有十個郡國發(fā)生地震；

漢安帝永初七年（113）二月，有十八個郡國發(fā)生地震；

漢和帝元初元年（114）六月丁巳，“河東地陷”（不知是否地震引起）；

漢和帝元初元年（114）11月，有十五個郡國發(fā)生地震；

漢和帝元初二年（115）11月，有十個郡國發(fā)生地震；

漢和帝元初三年（116）11月，有九個郡國發(fā)生地震；

漢和帝元初四年（117），“是歲，郡國十三地震”；

漢和帝元初五年（118），“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漢和帝元初六年（118）2月，“京師與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

二十三年間，各地發(fā)生了150多次地震……

不用再列了，而上述只是筆者順手撿來，肯定有遺漏。

地震了趕緊救災吧。這是現(xiàn)在人們的想法。那時記錄這些地震情況，主要是用來警告皇帝：本朝的統(tǒng)治出了問題，所以才會出現(xiàn)如此眾多的自然災害，這叫“天譴”，就是上天譴告地上的統(tǒng)治者：政治統(tǒng)治太過殘酷，已經很不人道，要改正，不然的話，統(tǒng)治權可能要被上天“收回”了。這種“災異譴告”背后的理論，乃是漢儒董仲舒的“天人感人”學說。

所以，我說張衡地動儀的構造和原理被記錄那樣詳細，一方面有史學家的個人興趣，但只占極小一部分，更主要的是那時需要地動儀，不是為了救災，而是為了勸告統(tǒng)治者改善一下統(tǒng)治。事實上真實的情況，應該是那時地殼活動劇烈，而不是統(tǒng)治不好，盡管那時的統(tǒng)治確實已經很惡劣。等到地殼活動期一過，地震少了的時候，人們自然也就不會再去故意關注地動儀了。一切都跟統(tǒng)治有關，無關統(tǒng)治的內容，是很少被寫入歷史的。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甚至會錯誤地將歷史書寫的全部目標，都鎖定在為統(tǒng)治服務上，看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就能了解這一點。“資治”，也就是為統(tǒng)治提供借鑒，才是歷史寫作的目的。一旦與統(tǒng)治無關，或與統(tǒng)治關系不大，就不會被記入歷史，無論科技發(fā)明還是人文思想。在“統(tǒng)治”高于一切的現(xiàn)實要求和習慣看法中，科學和思想在史書中的“待遇”，其實都是一樣的。

這，就是中國的歷史。

語文老師要把這篇《張衡傳》（節(jié)選）講到這種程度，才能使學生們懂得，為什么科技專家的傳記中科技含量反而不足的原因；也才能使學生們比較全面、客觀地了解中國的歷史。

至于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河南南陽）人也，如何如何，那都是不關緊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