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對王漁洋詩學的接受是全方位的，在詩歌教授方面，除了“教后學學詩，只用王阮亭《五七言古詩鈔》”外[1]，又遴選近體詩的典范作品，編為《五七言今體詩鈔》，以彌補王漁洋《古詩選》只選古詩的缺憾。梓行后不僅被桐城派奉為詩學圭臬，世間也甚為贊許，到同治間即有丹徒趙彥博為作注釋，稱其“遴擇嚴審，核議精深，洵習詩者之大宗也”[2]。近年的研究，從《今體詩鈔》的編撰緣起到批評中的以文論詩傾向[3]，都有所探討，但關于姚鼐評選所顯示的詩學趣向還留有進一步探討的余地。姚鼐《五七言今體詩鈔》的編纂，與王漁洋《古詩選》有直接的關系。姚鼐曾評點漁洋《古詩選》，《惜抱軒筆記》卷八還留下了鉆研該書的七則筆記。《今體詩鈔》卷首的嘉慶三年（1798）自序，首先申明本書的編纂旨趣：“論詩如漁洋之《古詩鈔》，可謂當人心之公者也。吾惜其論止古體而不及今體。至今日而為今體者，紛紜歧出，多趨訛謬，風雅之道日衰。從吾游者，或請為補漁洋之闕編，因取唐以來詩人之作采錄論之，分為二集十八卷，以盡漁洋之遺志?！彪m然也承認漁洋的取舍，“要其大體雅正，足以維持詩學，導啟后進”，但同時強調漁洋論詩“亦時有不盡當吾心者”，所以他的評選力陳己見，自信雖“前未必盡合于漁洋，后未必盡當于學者，然而存古人之正軌，以正雅祛邪，則吾說有必不可易者”[4]。那么，其詩論與王漁洋的異同究竟在哪里呢？大體上說，姚鼐論五律多與王漁洋合，同樣認為盛唐人以五律為最，“此體中又當以王、孟為最，以禪家妙悟論詩者，正在此耳”。在他看來，盛唐人五律都如禪，只有李、杜兩家特異。李白近于仙，“以飛動票姚之勢，運曠遠奇逸之思”，獨成一境；至于杜甫，則“四十字中包涵萬象，不可謂少；數十韻百韻中，運調變化如龍蛇，穿貫往復如一線，不覺其多。讀五言至此，始無余憾”。逮及中唐大歷諸賢，“尤刻意于五律，其體實宗王、孟，氣則弱矣，而韻猶存。貞元以下，又失其韻。其有警拔，蓋亦希矣”。而到晚唐，“才固愈衰，然五律有望見前人妙境者，轉賢于長慶諸公，此不可以時代限也”[5]。如此把握唐代五律的流變，評價唐代五律的成就得失，不能不說是高屋建瓴的、很通達的識見。看到論七律處，始多見姚鼐的獨到見解。首先，“尤貴氣健”的審美取向便不同于五律。不過這一標準也并不是統(tǒng)攝全唐的，王維即以“能備三十二相而意興超遠”獨冠盛唐。至于李攀龍、王漁洋所推崇的李頎，他斷言“此一個私好，非公論也”。論杜甫則稱“含天地之元氣，包古今之正變，不可以律縛，亦不可以盛唐限者”，肯定其超越時代的大家地位。最特異的地方，是對白居易和黃庭堅的看法：“至于長慶，香山以流易之體，極富贍之思，非獨俗士奪魄，亦使勝流傾心。然滑俗之病，遂至濫惡，后皆以太傅為藉口矣。非慎取之，何以維雅正哉？”這大體還不越傳統(tǒng)評價的藩籬，而到論黃庭堅，就給出了遠過于前人的肯定和好評，認為“山谷刻意少陵，雖不能到，然其兀傲磊落之氣，足與古今作俗詩者澡濯胸胃，導啟性靈”[6]。山谷七律選了25首，僅次于杜甫60首、李商隱32首、蘇軾31首、陸游87首，列于第五位，評價不可謂不高。評《登快閣》詩，稱“豪而有韻，此移太白歌行于七律內者”[7]；評《題落星寺》詩，稱“此詩真所謂似不食煙火人語”[8]，見地甚為獨到，不同于歷來評論黃庭堅的著眼點。當然，他對山谷七律也不是一味的稱贊抬舉，評《送彭南陽》詩，便認為“結太淺直，不為佳。江西社中諸公多為此等語所誤”[9]，觸及黃庭堅對江西詩派的負面影響問題。通過姚鼐對黃庭堅的評價，可以感覺到，桐城詩學到姚鼐這里出現一個轉折，由獨宗唐賢轉向唐宋并舉。因姚鼐曾語門人：“镕鑄唐宋，則固是仆平生論詩宗旨耳?！?span style="font-size:16px;font-family:宋體;">[10]研究者都將熔鑄唐宋作為他論詩的出發(fā)點乃至桐城詩學發(fā)展的一個關捩來看待[11]，但實際上，姚鼐論詩非但不像幾位前輩那樣以唐為本、兼取宋人，甚至還更偏愛宋詩一點，這可能與他早年從姚范學詩的經歷有關，更與王漁洋對黃庭堅的推崇有直接的關系。王漁洋是清代最早推尊黃庭堅詩的人，他將程孟陽、錢謙益倡導的宋詩由蘇、陸的軟宋詩轉向黃庭堅的硬宋詩，對黃庭堅地位的提升起了關鍵的作用[12]。前文曾提到，郭麐稱姚范詩在山谷、后山之間，姚鼐晚年也很熱衷于黃庭堅詩，同載于郭麐《樗園消夏錄》：“吾師姚姬傳先生，以古文擅海內，詩亦兼?zhèn)浔婇L。七古沉雄廉悍，浩氣孤行，無所依傍。七律初為盛唐，晚年喜稱涪翁，嘗謂麐曰：竹垞晚年七律頗學山谷，枯瘠無味，意欲矯新城之習耳。乃其詩云：'江西詩派數流別，吾先無取黃涪翁?！撕螢檎咭 ?span style="font-size:16px;font-family:宋體;">[13]姚鼐還評點了山谷詩四卷[14]，足見下過一番鉆研功夫，但所得如何，則后人見仁見智。沈曾植曾說：“江西派人說黃陳，桐城派人說方姚，皆耳根上難消受事。然與詆江西、詬桐城之言較，其取舍居然又有雅言傖音之感?！?span style="font-size:16px;font-family:宋體;">[15]這是頗有保留的評價。但不可否認的是，“自姚姬傳喜為山谷詩，而曾求闕祖其說，遂開清末西江一派”[16]。所以，無論就黃庭堅的經典化過程而言，還是就晚清同光體藝術宗旨的確立而言，姚鼐都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雖不太為后人所重視，但他對黃庭堅的推崇卻通過桐城派的師承傳授，成為確立同光體融杜-韓-黃為一體的藝術宗旨的重要驅動力。盡管《今體詩鈔》的重心，全在于遴選而不在乎評論，評語寥寥，所用概念也僅深婉、雄渾、真樸、奇氣、空逸、奇警、沉雄等不多的幾個，但姚鼐的批評仍以“能當于人心之公意”而贏得后人的好評[17]。鮮明的個性，讓人清楚地感受到其得力于文章之學的蘊含。林昌彝論及姚鼐對杜甫的評論，說：“少陵近體，五言律四十字中，包涵萬象，至數十韻、百韻，運調變化，如龍蛇穿貫，往復如一線。錢虞山《杜詩箋》，于杜詩長律轉折意緒，都不能了，所箋亦極多謬論。惟桐城姚姬傳五七言近體選，深知杜法?！?span style="font-size:16px;font-family:宋體;">[18]詩歌從來講究的是跳躍，騰挪跌宕，語斷意連，而姚鼐所著眼的卻是轉折意緒，與葉燮《原詩》一樣，都是以古文章句之法來解詩和講詩。卷六選杜甫長律37首，評曰：“杜公長律，旁見側出，無所不包，而首尾一線，尋其脈絡，轉得清明。他人指陳褊益，而意緒或反不逮其整晰?！?span style="font-size:16px;font-family:宋體;">[19]自宋代以后，論詩多講情景典事，而桐城派評詩多講章法意脈，屬于典型的以文論詩之法。沈曾植認為：“惜抱選詩，暨與及門講授，一宗海峰家法，門庭階闥，矩范秩然。乃其自得之旨，固有在語言文字音聲格律外者?！?span style="font-size:16px;font-family:宋體;">[20]在他看來，姚鼐的詩學分為兩個層次，選詩和講詩是初級層面，全宗劉大櫆家法，通過語言文字音聲格律的講求，由表入里，循序漸進，篇章字句，規(guī)矩井然；而對詩意的體悟則是高級層面，超越語言文字音聲格律，而體得其言外之意、象外之境、韻外之致。沈曾植在此雖未就海峰家法略做闡說，但相信與“以文論詩”相關。曾國藩稱“惜翁能以古文之法，通之于詩，故勁氣盤折”[21]，實際上姚鼐論詩也同樣如此，由此可觸摸到桐城詩學在劉大櫆和姚鼐之間承傳的脈絡。當然，這種“以文論詩”的傾向在姚鼐詩論中還只是隱性的存在，要到門人方東樹的著作中，它才浮出地表，顯示出自覺的理論意識和方法論追求。
[1]姚鼐《與管異之同》其一，《惜抱先生尺牘》卷四。 [2]趙彥博《今體詩鈔注略》序，同治刊本。 [3]邱瑰華《從〈五七言今體詩鈔〉看姚鼐的杜詩評選》，《安徽省桐城派研究會成立大會暨第二屆全國桐城派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5年；韓勝《從〈今體詩鈔〉看姚鼐的詩歌批評》，《安徽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謝海林、黃威《姚鼐〈今體詩鈔〉的編撰緣起及其經典化考察》，《新世紀圖書館》2011年第3期；李圍圍《姚鼐〈五七言今體詩鈔〉研究》，南京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4]姚鼐《今體詩鈔·序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頁。 [5]姚鼐《今體詩鈔·序目》，第2頁。 [6]姚鼐《今體詩鈔》序目，第3-4頁。 [7]姚鼐《今體詩鈔》，第332頁。 [8]姚鼐《今體詩鈔》，第338頁。 [9]姚鼐《今體詩鈔》，第334頁。 [10]姚鼐《與鮑雙五》其三，《惜抱先生尺牘》卷四。 [11]周明秀《論桐城派詩論的主要內容及其形成過程》，《文藝理論研究》2002002年第4期。 [12]詳蔣寅《再論王漁洋與康熙朝宋詩風之消長》（《羅宗強先生八十壽辰紀念文集》，中華書局2009年）一文。 [13]郭麐《樗園消夏錄》卷下，嘉慶間家刊靈芬館全集本。 [14]譚獻《復堂日記補錄》光緒五年四月十二日：“黃襄男以惜抱評點山谷詩四卷屬校，欲為傳刻?！?/span> [15]沈曾植《海日樓題跋》卷一，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版，第40頁。 [16]錢仲聯《夢苕庵詩話》，齊魯書社1986年版，第85頁。 [17]如林昌彝《海天琴思續(xù)錄》卷五曾表示：“余極喜桐城姚姬傳先生所選《今體詩鈔》，其序目論各朝人詩，實能當于人心之公意也?！鄙虾９偶霭嫔?988年版，第369頁。 [18]林昌彝《海天琴思錄》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頁。 [19]姚鼐《今體詩鈔》，第124頁。 [20]沈曾植《海日樓題跋》卷一，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2年版，第40頁。 [21]姚永樸《惜抱軒詩集訓纂》序引，黃山書社2001年版，卷首。 排版|邱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