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記·夏本紀》中的幾個奇怪現(xiàn)象

當前學術界對夏文化的考古學探索，是以《史記》的三代歷史框架和《夏本紀》的可靠為前提的?！妒酚洝返娜蚣芸梢愿爬椋何宓坶_篇，三代相襲，線性發(fā)展，一元結構。按《史記》的這個三代框架來考察《夏本紀》，不難發(fā)現(xiàn)《史記》的一些記錄頗為離奇。

首先，《殷本紀》開篇有玄鳥傳說，《周本紀》開篇有姜原踐巨人足跡的神話，按《史記》三代歷史框架，夏世較殷、周二世更為久遠，但《夏本紀》開篇卻無“神化”之影而頗近人化，此堪稱一奇。

婦好墓出土鳳鳥

其次，按《史記》的說法，中國歷史在夏朝時期已進入父子相傳的世襲階段。然而，代夏而興的殷人卻采用以“兄終弟及”為主的王位繼承制度。從社會發(fā)展階段來說，《史記》記載的這種帶有“歷史倒車”特征的現(xiàn)象又該如何解釋？

再次，按《國語·魯語上》記載，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史記·殷本紀》以契開篇，歷十四世而至成湯伐夏，遂有殷商之世；《周本紀》以稷開篇，歷十六世而至武王伐紂，遂啟西周之世。殷周二代之“祖”與“宗”均見于各自《本紀》，而太史公作《夏本紀》卻頗奇特，乃以大禹為開篇，卻把作為夏人之祖的顓頊放在了《五帝本紀》。

陜西韓城司馬遷祠

最后，《史記·天官書》言昔之傳天數(shù)者，在唐虞時為羲和，在有夏時為昆吾；而據(jù)《夏本紀》和《殷本紀》，夏時既有仲康時之羲和，也有桀時之昆吾。那么，昆吾與羲和又是什么關系？這一點，司馬遷未曾交待。而揚雄《太史箴》說：“夏帝不慎，羲和不令。湎時亂日，帝旅爰征。庶寮至殷，唯天為難。夏氏黷德，而明神不蠲。”張震澤先生認為，此言征伐羲和者為商湯，[1]若然，這又當如何解釋？

（二）夏文化探索過程對“夏王世系”的爭論

自王國維用殷墟甲骨文證實《殷本紀》的商王世系基本可靠，稱“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為“當然之事”[2]，此后，我國學者便多申此說。比如，鄒衡先生即強調：

由于近代在殷墟發(fā)現(xiàn)了商朝后期的甲骨卜辭，其中的有關記錄已經(jīng)基本上證實了《夏本紀》所列商王世系，可見《夏本紀》中的夏王世系，也決不會出自史遷的杜撰。總之，夏朝的存在是完全可以肯定的。[3]

武丁時期甲骨文

孫慶偉先生也認為“《史記》的古史框架基本可靠”，[4]并稱“《夏本紀》最主要的貢獻就在于保留了完整的夏后世系”，其理由是“對照古本《紀年》和《夏本紀》，可以看出兩者對夏代世系的記載基本相同，說明它們有共同的史料來源，其間的小異，如幾位夏后名字的差異，應是所見傳本不同的緣故”。[5]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比如許宏先生就曾批評“由《史記·殷本紀》被證明為信史”而“推斷《史記·夏本紀》及先秦文獻中關于夏王朝的記載也應屬史實”“帶有想當然的成分”。[6]郭沫若也曾經(jīng)謹慎地認為夏代世系的可靠性無法斷定。他說：

《史記·夏本紀》里面雖然列舉出了夏的世代，但非常簡略，而且還沒有得到任何地下發(fā)掘的物證。那究竟是不是真正夏代的世系，或者是夏民族的后人杞人之類所依托，或者只與殷代世系相平行而略有先后，不必便是相為承繼的，在今天都還無法斷定。[7]

郭沫若先生像

從目前的情況看，當今的中國考古學界和歷史學界采信《夏本紀》是主流現(xiàn)象，這與海外漢學界對夏文化采取保守的態(tài)度的主流現(xiàn)象形成了鮮明對比。比如，匯集了多位知名漢學家而完成的《劍橋中國上古史》就未列“夏朝”一章。[8]對于這一現(xiàn)象，謝維揚教授批評說：

《劍橋中國上古史》不列“夏朝”一章，其實《史記·夏本紀》中對夏世系的記載在質量上同《商本紀》沒有根本不同；……在《夏本紀》的問題上，《劍橋》目前堅持的證真舉證立場實際上反映了其拒絕對中國早期文獻的全面和整體的表現(xiàn)與特征作完整的思考。其實，依最平實的邏輯推斷，依證真舉證立場排斥《夏本紀》很可能會是武斷的。[9]

《劍橋中國上古史》書影

筆者贊同謝維揚對《劍橋中國上古史》未“對中國早期文獻的全面和整體的表現(xiàn)與特征作完整思考”的這一批評。不過，要認為《夏本紀》的質量與“《商本紀》沒有根本不同”，這個論斷就恐怕仍須討論。喬治忠教授指出：

《史記》所記述的夏代世系，未必與記述商代世系（為）同一資源來源，這樣，從商代的世系去推想夏代世系的可信度，就連基礎的前提也不成立。……從甲骨文資料已可確知：商朝極其重視祭祀先王、先祖，且已形成反復進行、頗具規(guī)范的定制。這正是殷商甲骨文能夠稽考商代諸王世系的根基?！拔┮笙热?，有冊有典”，即殷商還具有文字書寫的官方冊典，而商朝既然重視祭祀先王，則必當寫有先王世次的譜牒冊籍，這應是《史記》等史籍記載商王世系的最早的文獻來源。假如夏人也有較成熟的文字，也有極其重視祭祀先人的定制，也同樣有冊有典，當然也可能留下可靠的記載先王世系的文獻，但如果三個條件缺其一項，就不能與商朝比擬。[10]

由許宏和劉莉合著的《關于二里頭遺址的省思》是一篇十分重要的論文。這篇文章通過大量的例證指出，古人王系存在時間上被扭曲的可能。其說如下：

蘇美爾王表

蘇美爾的王系成文于公元前2100年，記述了到那時為止統(tǒng)治美索不達米亞的王朝的順序。它列出了前后相繼的約115個統(tǒng)治者的名字，但實際上，這些王分屬于不同的城市國家，其中許多是同時存在的，而非先后關系。由于年代上的扭曲，蘇美爾的王系把本來600余年的歷史時期拉長為一個超過1900年的統(tǒng)治期。公元前一世紀瑪雅早期紀念碑上的文字，把其王室舉行重要宗教儀式內容的日歷始點追溯到公元前3114年，而這比最早的農業(yè)群落出現(xiàn)于該地區(qū)早了1000年。許多瑪雅紀念碑刻銘的主要目的是贊揚統(tǒng)治者和他們的世系，所以，一個以世系的連續(xù)性和祖先崇拜為核心的，具有特定的社會、政治和宗教背景的貴族活動的悠久歷史被編造出來。印加和阿茲特克的國君也重寫了他們的歷史和信仰系統(tǒng)，強調他們與太陽神的神圣聯(lián)系，以證明他們政治、經(jīng)濟、軍事擴張的正當性。[11]

以上所列舉出的情況，在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過？根據(jù)顧頡剛的研究，這種可能性無法排除。比如，在《戰(zhàn)國秦漢間人的造偽和辨?zhèn)巍芬晃闹?，顧頡剛就批評司馬遷把不同族群文化的“古人都聯(lián)串到諸夏民族與中原文化的系統(tǒng)里，直把'地圖’寫成了'年表’”。[12]關于這一內容，我們將在談《史記》的“整齊”方法時進一步來討論，此姑不贅。

（三）《史記》夏代積年與“二里頭夏都說”的矛盾

在《先秦文獻與〈史記〉之“夏”的年代學差異》這篇文章，筆者曾提到《竹書紀年》的“夏”與《史記》的“夏”并不相同。這里，我們可以進一步用《竹書紀年》記載的夏代紀年來談這個問題?！短接[》卷八二引《竹書紀年》說：

從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13]

一些學者把《太平御覽》引用的這條材料視為古本《竹書紀年》原文，并因此認為《史記》的記錄與《竹書紀年》一致。其實，這條《竹書紀年》的材料未必可據(jù)?！妒酚洝は谋炯o》裴骃《集解》說：

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斌S案：《汲冢紀年》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盵14]

又唐司馬貞《索隱》說：

《汲冢紀年》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盵14]

在這里，裴骃和司馬貞引用的《竹書紀年》都只有夏“用歲四百七十一年”，而沒有“從禹至桀十七君”這幾個字。我們知道，《史記·夏本紀》共記錄了十七個夏王，按順序依次為禹、啟、太康、中康、相、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厪、孔甲、皋、發(fā)、桀。其中，中康和太康是兄弟輩，不降和帝扃、孔甲和帝廑也是兄弟輩。據(jù)此可見，徐廣所謂的“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很可能是對《夏本紀》記錄的歸納，而后人誤將此語當成了《竹書紀年》原文。另唐李善注《六代論》時引用《竹書紀年》有“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的說法[15]，這里也沒有列出原文，且注語明顯包含著作者的理解，因此都難以為據(jù)。我們之所以能夠做出這種判斷，還有一條重要的理由。

二里頭龍形飾

根據(jù)劉緒對陶寺、二里頭、大甸子、偃師商城和藁城臺西等遺址墓葬材料的的研究，夏商時期人們的平均壽命多不足40歲。其中，“二里頭遺址有隨葬品的墓葬，死者最大年齡才45歲”。又據(jù)《左傳》和《荀子》記載，周代“二十歲以前可以成婚生子，即一代約20年，更早的夏商也當如此”。然而，若把《竹書紀年》所謂的夏“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分配于所謂的禹至桀十四世十七王，則夏代“平均每世33年，這意味著夏代男子約30歲成婚，即一代約30年”；同時，《竹書紀年》記載的夏王有四人在位時間“多達四五十年，若此，其壽命都在60歲以上，這等于說有近四分之一的夏王高壽（24%）”。因此，劉緒教授指出，無論是與文獻記載比較，還是與二里頭等遺址的考古材料比較，所謂的“夏代世系”均“有違常理”[16]。

（四）小結

顧頡剛曾懷疑，少康、中康和太康為啟的分化。[17]吉德煒也認為，“夏”的世系中某些王應該是杜撰的。[18]其說雖暫不能指實，但至少說明《夏本紀》有待討論的地方仍然不少。許宏和劉莉綜合多位研究者的觀點提出：

最早見于戰(zhàn)國至漢代文獻的夏和商的世系不是史學意義上的編年史，宗譜中的早期國王更像是在其后演變過程中被創(chuàng)造、編輯和改進而來的。因此，不少文獻中夏和商的王系應理解為口傳的世系。[19]

這個看法是相當有價值的。無論是從對文獻材料還是考古材料的研究來說，筆者都贊同夏王朝是存在的。但是，筆者也深切地感覺到，真實的夏代的世系可能已經(jīng)無法恢復。

參考文獻：

[1] 張震澤校注：《揚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91－392頁。

[2] 王國維：《古史新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52頁。

[3] 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6頁。

[4] 劉周巖：《孫慶偉：“信”與“疑”更難》，《三聯(lián)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

[5] 孫慶偉：《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8年，第10－11頁。

[6] 許宏：《略論二里頭時代》，《三代考古》2004年，第60頁。

[7] 郭沫若：《奴隸制時代》，見《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頁。

[8]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B.C.,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9] 謝維揚：《古書成書情況與古史史料學問題》，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85頁。

[10] 喬治忠：《王國維二重證據(jù)法蘊義與影響的再審視》，《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11] 許宏，劉莉：《關于二里頭遺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

[12] 顧頡剛：《戰(zhàn)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zhèn)巍?，《古史辨》第七冊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982年，第21頁。

[13] 《太平御覽》卷八十二《皇王部七》，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385頁。

[14] 《史記》卷二《夏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89頁。

[15] 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968頁。

[16] 劉緒：《夏文化探討的現(xiàn)狀與任務》，《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

[17] 呂思勉、童書業(yè)編著：《古史辨》第7冊下，第233─256頁。

[18] David N.Keightley, The Bamboo Annals and Shang-Chou Chronolog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 vol.38,no.2,1978,pp.423-438.轉引自韓鼎：《從艾蘭“夏代神話說”看中西方學界夏文化研究的差異》，《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20年第3期。

[19] 許宏、劉莉：《關于二里頭遺址的省思》，《文物》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