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假的就是假的，投機者總要在麒麟皮下露出馬腳。還有的史作注釋雖多，卻是史料的堆砌，作者或未能參透個中的含義，牽強附會；或未能辨別其中的真?zhèn)?，以訛傳訛；或者多為二、三手史料及現(xiàn)代人著述的雜湊，可靠性大打折扣。而顧誠的注釋不僅量驚人，質(zhì)也相當過硬。其引用的史料多取自明清之際，許多系當事人和目擊者的證詞。尤為可貴之處是眾多腳注并非僅是書名和頁碼的清單，還附有對引文出處、不同記載可靠與否的詳實考據(jù)。為了對讀者負責，顧誠在書中有一個誠懇的交待，即提醒說書中引用的史料大多出自他個人的抄錄，盡管其本人“在摘錄時經(jīng)過核對，力求準確，也不敢說絕對沒有筆誤?！?所以，他鄭重地提醒讀者：“如果有人未見原書而從本書中轉(zhuǎn)引史料，請注明引自本書。這不僅是著作權問題，更重要的是對讀者負責和學術上良心的體現(xiàn)?！?這不啻是對學術投機者的當頭棒喝。顧誠這樣要求別人，也如此要求自己。我們在其書內(nèi)看到，但凡引用現(xiàn)代人成果之處，均一一予以注明，其中包括尚未發(fā)表過的、年輕的地方學人的論文打印稿，如曹錦炎、王小紅的《南明官印集釋》，顯示出作者高尚的史德。類似顧誠這樣耗時耗力、訂偽辨謬、無征不信的實證主義治學方法對我們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在崇尚新方法的當代，這樣做是否還有價值？或者換句話說，客觀的、一次性的歷史能不能通過像顧誠這樣的史家的努力得到真實的再現(xiàn)？對于歷史上和現(xiàn)實中的歷史相對主義者來說，答丵案自然是否定的。在他們眼里，以蘭克為代表的實證主義或客觀主義方法簡直就是陳腐過時的史學研究法的代名詞，因為在他們看來，史學本體與客體之間是不可能達到同一的，其基本論據(jù)無非是這么幾個：
1、史學因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無法直接觀察）與自然科學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
2、史料永遠是殘缺不全的，而在這種殘片基礎上形成的史實和史實之間的因果聯(lián)系或規(guī)律聯(lián)系都是經(jīng)過認識者頭腦的選擇和加工之后產(chǎn)生出來的，并非客觀的過去。
3、歷史家的認識總是受他們所處時代的制約，而不是受那個已經(jīng)消失的、屬于他們認識對象的時代的左右。
伏爾泰所說歷史“是我們在死人身上玩的一堆把戲”、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科林伍德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之類解釋是相對主義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xiàn)。美國史家比爾德干脆把求真求實的史學目標稱作無法實現(xiàn)的“高貴的夢”，從而根本否定了史學的客觀性，客觀歷史的可知性。然而，現(xiàn)代立足于捍衛(wèi)史學科學性的學者（法國的布洛赫、美國的曼海爾鮑姆等）對相對主義史學早已進行過有效的證偽。他們針鋒相對地指出：客觀的歷史雖然是研究者不能直接經(jīng)驗的，但并非只史學一家如此，人類的大部分信息和知識實際上都是來自間接經(jīng)驗；盡管過去留下的史料始終殘缺不全，人們無法獲得全部的真（也沒必要知道全部的真），但經(jīng)過對史料殘片的小心過濾，卻可以知道部分的真；史學即便不具備精密的論證和嚴格的公式也無損于史學的尊嚴，因為對科學的這種絕對的要求是從傳統(tǒng)自然科學思想那里借用過來的，現(xiàn)代科學思維的進步已證明人對自然的認識同人對歷史的認識一樣始終受到主客觀的局限，如果不能因人們認識的歷史局限而否定自然科學的客觀性，那也不能因此而否定歷史學的客觀性。事實上，歷史工作者對客觀歷史的研究過程類同于刑偵人員的破案過程。既然刑偵人員可以憑借有限的痕跡和線索，準確地復原不再重復的過去，那么史學工作者也可憑借有限的文字與實物史料再現(xiàn)歷史的真實。當然，史學家追求的歷史真實不僅指現(xiàn)象的真實，也指原因的真實。古往今來一切有大成就的歷史家都力圖透過現(xiàn)象認識本質(zhì)，在求得歷史細部真實的基礎上發(fā)現(xiàn)歷史各個細部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但這兩個認識歷史的過程從前后順序上講，總是求現(xiàn)象的真實為先，求解釋的真實為后。這是因為邏輯思維中的歸納邏輯的路線是由個別到一般，而演繹邏輯的展開只能在歸納邏輯順利完成之后。所以前者的真實是實現(xiàn)后者真實的前提，歷史細部的準確是歷史歸納和進一步演繹的先決條件。近代思辨的歷史哲學家設計的形形色色的歷史模式和所謂規(guī)律之所以在現(xiàn)代失去了魅力，就是因為他們普遍對經(jīng)驗的歷史缺乏深入細致的考察，造成體系越大，漏洞越多的弊病。因此，旨在求得現(xiàn)象真實的實證方法仍然是史學研究不可替代的第一道工序。由于顧誠對南明史各個細部（具體的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丵件）的實證與復原相對真實可信，所以顧誠的第二道工序－－無論是對南明史局部的概括還是全局的概括，便具有了史實和邏輯的雙重力量，顯示出作者的智慧和洞見。比如他擴大了傳統(tǒng)南明史的內(nèi)涵，拋棄了僅著眼于幾個朱家小朝廷的做法，把大順軍余部、大西軍余部、鄭成功的“?？堋币约捌渌麧h族與少數(shù)民族的抗清斗爭也納入南明史，認為如果不是這種抗清力量的大換血，南明政權根本不可能維持20年之久。他堅決否定明清的代換具有必然性的成說，指出歷史必然性不是上帝的代名詞，它只能通過人們主動的歷史實踐來開辟行進的道路。如果說有歷史必然，那也只有一個，就是社會要發(fā)展進步，其間穿插著迂回曲折。至于統(tǒng)治王朝的更迭則大抵是偶然因素，只不過人們太習慣于將既成事實當作歷史必然了。以明為例，自萬歷中期以降，覆亡雖不可避免，但有可能接替明的新王朝絕非清一家，大順政權、孫可望政權均在可能之列，同時也不排除長期分裂的局面。就清而言，八旗兵根本不是什么天兵天將，老弱丁壯不過十萬，力量對比起初并無優(yōu)勢。歷史給了各方同樣的機遇，甚至給了大順軍更多的有利條件，但在這種“博弈”過程中抓住機遇的卻只是清軍，其因在于它的競爭者犯了更多和更嚴重的錯誤，用書中的話說：“漢族各派抗清勢力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作者指出，這樣的錯誤通過歷史創(chuàng)造者的主觀努力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這也正是歷史經(jīng)驗和教訓具有價值的原因。如果把既成事實誤作歷史的必然，那等于說封建史籍中所謂“天命眷顧” 的說法是合理的了，而借鑒歷史上的成功經(jīng)驗、避免重蹈失敗的覆轍也就無從談起了。從認識論的角度說，顧誠強調(diào)人的能動作用，拋棄傳統(tǒng)機械決定論的“必然性”，使用了現(xiàn)代統(tǒng)計決定論的或然性或概率性，這無疑更符合歷史實際。他一反習見的認識，將清王朝的建立看作是破壞并阻礙了社會生產(chǎn)力進步、打斷了中國歷史正常的發(fā)展進程的一個事丵件，是中華民族內(nèi)部一個落后的、人數(shù)不多卻又十分驃悍的滿族的上層人士同漢族中最反動的官紳地主勾結在一起，竊取農(nóng)民大起義勝利果實的產(chǎn)物。其基本論據(jù)為：明中期以前，我國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學技術等方面雖漸有落后，但到明末為止同西方的差距仍然不大，末代皇帝崇禎還孜孜引進西方科技和新知識。大順軍接管整個黃河流域也對社會生產(chǎn)力幾乎未造成破壞，且狠狠打擊了嚴重阻礙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貴族官紳勢力。如果這一勢頭不被滿族貴族和變節(jié)的吳三桂等漢族官紳打斷，中國社會將在明代既定的基礎上實現(xiàn)較快的發(fā)展，近三百來年的歷史也許是另一種樣子。而清的建立卻以全國生產(chǎn)力的大幅度破壞為代價，穩(wěn)定后的統(tǒng)治雖被人吹捧為康雍乾盛世，但正是在所謂盛世期間，中國同西方社會發(fā)展水平的距離越拉越大。換句話說，顧誠認為明清的易代乃是影響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進程的一個重要關節(jié)點。當然，他并不否認清王朝的積極歷史作用，即“對于多民族國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睆亩苊饬苏J識的偏頗。在微觀價值評析方面，顧誠同樣能獨具只眼，道人所未道。這尤其表現(xiàn)在他對歷史人物所做的善惡、利害等道德評判、功利評判上。由于擁有史實的“底氣”，《南明史》上來（“序論”）就敢于同“絕大多數(shù)”史家展開爭辯：“（在）過去絕大多數(shù)史家制作的鏡子里，侏儒們被拔高了，堅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擠出了鏡框之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鏡。” 在他看來，李自成是受到歪曲的堅毅形象的典例之一，因此他在書中為這位農(nóng)民起義的領袖進行了不遣余力地辯護。他指出，現(xiàn)代許多人斷言李自成進京后領導集團腐化變質(zhì)，喪失民心，終導致失敗，這是輕信封建史籍對大順軍誣蔑的結果，與事實完全不符。且不說不少親歷甲申燕京之變的人士記載大順軍在京期間紀律嚴明，就以時間而論，中國歷史上許多王朝肇建伊始均欣欣向榮，若干年后才壯志消磨，出現(xiàn)文恬武嬉的局面，未聽說過有在20天左右便喪失戰(zhàn)斗力的。再說清軍占北京后立即將居民逐出，下令剃頭，總不會更得民心吧，為何沒有失?。匡@然，用腐丵敗和喪失民心是難以解釋李自成兵敗原因的。顧誠用充分的史料指出，大順政權所以未能在北京站住腳，絕非領導變質(zhì)，失去了群眾支持。恰恰相反，大順軍政權的失敗在于它未完成質(zhì)變，繼續(xù)執(zhí)行打擊官紳地主的政策，引起縉紳的強烈不滿。加之軍事部署嚴重失誤，導致滿洲貴族與漢族官紳勾結在一起，構成了對大順軍的壓倒優(yōu)勢。所以“說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因驕致敗，是指他們目光淺短，驕傲輕敵，而決不能解釋為他們驕奢淫逸?！?這就把對甲申300年經(jīng)驗的反思置于更為客觀全面的基礎之上。對于人們耳熟能詳?shù)拇笪鬈娊y(tǒng)帥孫可望，曾被譽為民族英雄的史可法，以及收丵復臺灣的鄭成功等人，《南明史》也有深入具體的分析和概括。作者既不抹殺這些農(nóng)民領袖、民族英雄們光明的一面，也不諱言他們各自具有的不為人知或少為人知的陰暗面，如孫可望后期的飛揚跋扈，最終導致眾叛親離，賣身投靠；史可法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盡顯“忠臣”誤國的迂腐；鄭成功雖有大志，卻私心自用，斷送華南抗清大業(yè)。作者特別寄情于明清之際最優(yōu)秀的軍事家李定國的個人悲?。撼龅峥骨迩捌谠鈱O可望妒恨，無法在兩湖、江西戰(zhàn)場上施展雄才大略；中期寄厚望于鄭成功連兵粵、閩，會師北上，得到的卻是鄭的虛應故事，結果喪師失地，南明中興從此無望，最后只好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讀顧誠入情入里、有血有肉的分析，在替古人擔憂、感慨嗟嘆之余，不由得欽佩作者對自己筆下人物所持的那份異常的冷峻與客觀?！赌厦魇贰肥且徊控浾鎯r實的學術著作，但寫得深入淺出，不僅為明史研究的同行所欣賞，而且具有一定歷史知識的普通讀者也能讀懂。在史學陳述被各種以科學面目出現(xiàn)的枯燥模式、數(shù)據(jù)、曲線、圖表和術語碎化的時候，它帶給讀者以賞心悅目的快感和啟人心智的愉悅，據(jù)說連印刷廠的校對工人也讀得津津有味兒，這是很值得玩味的現(xiàn)象。史學是從常人之學起家的，幾千年來都保持著敘述史的親切品格。只是到了19世紀后半葉才隨著史學的專業(yè)化而逐漸變成了大學里的書本史學，這當然是史學的巨大進步。史學作為一門學科，并驕傲地被稱為科學，不只限于能如實地描述過去人們的活動，還在于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概括，甚至高度的概括。但事情都有兩面性。史學概括需要復雜的抽象思維，必然犧牲細瑣生動的史實，因而不得不付出失去普通讀者的代價，變?yōu)橛珊苄∫徊糠謱I(yè)人員控制的系統(tǒng)化、規(guī)范化的學問，從而換上了一付嚴肅的面孔。
由于它一直把抽象的概括當作評判史學水平高低的最高尺度，這就驅(qū)使人們競相去設計各種歷史演進的靜態(tài)或動態(tài)的模式，營造各自的體系或表達范式的大廈，具體研究工作的價值于是便受到忽略或低估。這就使一種富有活力的史學研究法有走向極端的可能。國外近些年來敘述史、政丵治史的復歸，不能不說是對這種趨向的一種否定。《南明史》無疑屬于敘述史，如果放到這種國際史學的大背景下，其寓論于史的形式便有了新的意義。顧誠舍棄多家在學術界頗有聲望的出版社而選擇中國青年出版社，恐怕有著親近社會、回應社會和時代要求的動機。但需要指出，敘述史在當代的復歸不是簡單的還原，而是在謹嚴的學科規(guī)范基礎上的進步，是史學不斷自我完善、螺旋式發(fā)展的生動體現(xiàn)。
許多人嘆息，在當代學界，像顧誠這樣“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苦苦做學問的人，已經(jīng)不多見了。筆者卻以為不然。把學問視為生命第一追求的人在歷史上何嘗多過？自腦體勞動有了分工、形成了知識分子群以來，這個群落便始終在靈與肉、理性與感性、物質(zhì)與精神追求孰先孰后的問題上搖擺不定。過分追逐物質(zhì)和最大限度地追逐精神目標的人始終是少數(shù)人，多數(shù)人通常是兩者兼半的對立統(tǒng)一者。這樣我們才有了思想境界的高下之分，有了世俗的眾多知識分子，以及少數(shù)的俗不可耐或超凡脫俗者；有了多數(shù)的平庸之作，少數(shù)的杰作和濫污之作。就文明的發(fā)展而言，當然更需要那些倘佯在精神家園中的脫俗者，因為他們是人類精神文明精髓的主要締造者。翻翻世界思想文化史，留下深刻印痕的大多屬于這類人。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把追求真理（真實）置于其他追求之上，其中的最徹底者則視真理與生命同價。就人類文明的發(fā)展而言，這樣的人當然越多越好。
然而，這樣的人不是想多就能多起來的，因為追求真理必須不折不扣地實事求是，而實事求是的前提是獨立思考，一切從事實出發(fā)，不唯俗，不唯書，不唯上，這就往往同大多數(shù)人構成的世俗或官方觀念發(fā)生矛盾甚至沖突，于是真理的追求者便不得不努力頂住曲學阿世、曲學附勢的壓力，犧牲個人的許多利益。我們捫心自問，有多少人敢理直氣壯地說我頂住了沉重的壓力呢？所以像顧誠這樣做學問的人在歷史上總是少數(shù)，但他們是知識分子的脊梁。至于他的《南明史》是否能歸入歷史杰作的范疇，那還要經(jīng)過史學實踐的長期檢驗。但從國內(nèi)外明史研究的現(xiàn)狀出發(fā)，說這部著作將南明史的研究推到了一個新高度，并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很難被他人超越并不為過。實際上，現(xiàn)在的問題不是類似顧誠這樣治學的人不多了，而是學術圈內(nèi)的價值觀念發(fā)生了顯著變化：過去能把十年磨一劍這種重質(zhì)不重量的治學方式當作追求的目標和模板加以提倡，當作一種可敬的學術精神加以推崇。
現(xiàn)在則由于市場經(jīng)濟的強大誘惑和職稱評定機制的沉重壓力，校園內(nèi)很難放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在數(shù)量優(yōu)先、實用優(yōu)先的利益驅(qū)動下，無數(shù)的專著、論文，一套套的解釋體系和法則就像生產(chǎn)線上的產(chǎn)品涌流了出來，導致學術領域也同經(jīng)濟領域一樣，包裝高于內(nèi)容，泡沫覆蓋了本質(zhì)，浮躁成了史學工作者們的常見病。于是諸如此類的奇怪現(xiàn)象便出現(xiàn)了：自然科學中哪怕是一條微不足道的定理也需要研究者進行無數(shù)次的實驗和常年的思考，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往往只需幾條論據(jù)就能歸納出龐大的結論。難怪社會上流行著文科易學好搞的偏見（當然自然科學中也不是沒有冒牌貨）。在這種情況下，那些不識時務、固守精神家園的少數(shù)學者便顯得尤為可貴可敬。
顧誠用自己的《南明史》證明，社會科學中的真理（真實），哪怕是很小的真理，也同自然科學中的真理一樣，絕不是一塊鑄好的硬幣，拿過來就能用，同樣需要尋找者付出巨大的代價，需要時間、精力和才智的慷慨投入，需要長時間與這個浮躁喧囂的時代進行抗衡的勇氣。那些靠一知半解、東拼西湊、媚俗媚上、投機取巧等小聰明、小伎倆拼湊學問的人，是永遠同真理無緣的。這正是顧誠的《南明史》給我們的主要啟示。
作者郭小凌，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本文原載《史學理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