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對自己的未來都可能有理想、期望，可是確保最終實現的并不多?？梢?，人的一生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是，也不能排除多少有那么一點點的宿命。人生道路漫長，會經過一些決定自身未來走向的路口。我的知青生涯不過兩年半，對于而今年過花甲的我來說是很短的，但它是我的一個重要人生階段。

 留城還是對口下放？

1974年夏季，我高中畢業(yè)。也正是從那一屆開始，知青下放農村不再是校社（學校與公社）對口、畢業(yè)生隨校集體下放到對口的社隊插隊，而是后改為廠社（企事業(yè)單位與人民公社）掛鉤，畢業(yè)生隨父母所在單位或者自選投親靠友下放農村。還有，中學應屆畢業(yè)生不再是一刀切地全盤統(tǒng)一下放，而是一個家庭可以多子留一、大病留城。

2019年知青返鄉(xiāng)時所見的楊淵村委會及老人兒童活動中心。

我們那一屆高中有大高二（初中讀三年）和小高二（初中讀兩年）之分。我是大高二的，小我一歲的弟弟賀偉是小高二的，也算是“彎道超車”吧，我們一起畢業(yè)。我們弟兄四個，大哥賀平、二哥賀勤早前就下放農村的，都是隨所在中學——武昌實驗中學下放的，一個是上山到了鄂西北的丹江口深山里的生產隊，一個是下鄉(xiāng)到了荊門的農村生產隊。

我們這年高中畢業(yè)下放，照說可以多子留城一個。那時，我的體質沒有弟弟的好，不過也只是瘦弱單薄，他主動拍胸提出“你的那個撇撇（武漢話讀音pie，第二聲。指的是一種兒童玩樂的折紙）身體（意即身體單薄），還是你留在武漢讓我下去算了”。父母也是這個意思。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社會大義姑且不談，骨肉情深由此可見！

恰恰這年大哥由招工進入幾年的丹江鋁廠推薦上了大學，進了位于湖南長沙的中南礦業(yè)學院，成了工農兵學員。二哥被推薦進了武漢水運工程學院（現在歸并于重組后的武漢理工大學），也成了工農兵學員。他人是回了武漢，但戶口是學校的集體戶口。按照當時的政策，大學生畢業(yè)后實行“廠來廠去、社來社去”，也就是三年后畢業(yè)還要回到推薦來的公社去。

時光匆匆過去30多年，2010年作者與謝定剛兩位知青回訪楊淵大隊，與當年的大隊民兵連長和團支書合影

三年后，作為船舶內燃機專業(yè)的大學生到荊門農村去，是否專業(yè)對口？國家畢業(yè)生分配政策會不會改變？只怕全國找不到一個人能夠拍胸確定。當時流傳一個順口溜“**的政策是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這或許是最好的寫照了。二哥的戶口關系在漢而不在家，未來漂浮不定，他究竟算不算我們家的“多子留一”？踩線，懸疑！從夏季到了冬季，沒有找到一個可以令人心里踏實、充滿底氣的政策解釋條款。

我們這一屆開始，再沒有初中生下放的了。這一屆畢業(yè)生因為不是隨校集體下放，就沒有了以往的校門口（當時官媒流行的套語——）“紅旗招展、鑼鼓喧天、群情振奮”氛圍下的盛大歡送場面。從夏季高中畢業(yè)到年末冬季這段時間，我們同學下放送行（注意，這里沒有用慣常的“歡送”一詞），都是以“民間、自發(fā)、小型、簡樸”方式進行。我依次送走了一個個下放農村的同學。

至今記得，在某個同學將要走上知青務農道路的前夜，總會有好幾個同學邀約著到這個同學家里，參加一個家庭式的送行茶話會。有的是瓜子、花生、水果糖、水果、點心，當然少不了茶。話題不外乎回首校園的生活、下放地縣的基本情況介紹、盤算誰誰誰已經下放、誰誰誰因何辦了留城等等，這里面有下放者的自信和決然，也有其他同學的關切和提醒，末了登門的同學一一送上自己特意準備的刻有哲理語句和署名的鋼筆、簽寫了諸如“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毛主席語錄：）“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等的精裝筆記本、簽有勉勵語句的針對行將下放者喜好的文藝書籍。直到接近午夜才彼此依依不舍地告別，參加了多個下放同學的送別，自己卻一時去向難定，個中滋味不在言下。

作者中學時期的登記照，推薦就讀省公路工程學校后武漢公交月票的登記照

在1974年的年末，是我的人生旅途一個大的路口，一個大的課題擺在我們家人面前。我究竟該不該下農村？下了，三年后二哥畢業(yè)回了公社，父母身邊就沒有一個子女了。不下？當時是有個鼓動人心的口號：“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我會不會算作“躲在城里吃閑飯”的那一個？如果最后還得下放農村，而且若干年后說不準農村有招工招生，我是推遲下放的。就這么跨過年底下放，以后會不會按務農年限排隊，我會因少算一年務農的時間而被擺尾。

父親是武昌區(qū)政府武昌交通科的負責人，母親是紅旗造紙廠的工會干部，都不擅長找路子、走關系，壓根也沒想到這些，包括想方設法辦個大病留城。最后還是征詢我的態(tài)度，決定了趕在1974年的年底下放。這對我個人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抉擇。雖然當時已經開始有了在知青中招工招生的，但黨的口號“扎根農村干一輩子革命”并沒有消失。決定下放，就得有“壯士一去兮”的心理準備。

到江陵楊淵當知青

大的抉擇確定了，隨后就是一個個小的選項。四弟是隨母親所在紅旗造紙廠下放到湖北咸寧山區(qū)的知青農場。廠里對下放知青很是關心的，除了按政策每人一次性發(fā)給50元上山下鄉(xiāng)補助款，還額外發(fā)給每人一對國漆的大樟木箱子，一張純羊毛床墊（本是作高級紙漿過濾用的），這些在結婚買家具也要限量發(fā)票的當時，可是買不到的好東西，這些本來應該在50元補助款里開支的也沒扣款。

后來，從四弟的家書可知，他那里雖然勞動艱苦，集體生活也有樂趣而不孤單。我如果也去咸寧，兄弟兩有個照應，當然是好。但以后如有招工招生，會不會“兩丁抽一”？對于我是否下放，父母當然不會做違反政策的事。在征詢我的意見后，決定了我隨父親所在單位，安置下放到對口的社隊。

父親他們的武昌交通科（包括下屬的汽運、機修等場站）對口的是湖北江陵縣的幾個公社，屬于平原糧棉產區(qū)，其中還有一個灘橋區(qū)張黃公社楊淵大隊不得不提。這個大隊，涌現出了一個全省知名的武漢女知青高秀蘭，在一次交售愛國棉途中，手推獨輪車上堤，由于天氣炎熱，過度勞累，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年僅20歲。她犧牲后，江陵縣黨組織追認她為中共黨員、荊州地區(qū)革委會號召全區(qū)知青向她學習，楊淵大隊的知青小組以“高秀蘭小組”命名。

荊州地區(qū)江陵縣灘橋區(qū)張黃公社楊淵大隊八小隊的武漢知青高秀蘭遺像

父母當然是希望我下到高秀蘭小組，一則成長環(huán)境讓人放心，那時也偶有知青好逸惡勞、偷雞摸狗的，他們怕我近墨者黑。二則雖然是未知數，據說或許會有招生招工的優(yōu)先指標，試想先進知青小組的人招生招工肯定會更放心。只是在那里，要更加努力不甘落后——這是正面正規(guī)的話，翻譯成通俗話就是要舍得吃苦耐勞。艱苦與希望同在，這個具體的選點我又確定了。

到此為止，我們家四兄弟個個都響應了毛主席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偉大號召，沒有一個退縮。1974年12月28日，我選擇了走向社會的人生的第一條道路——下放農村，成為中國前前后后1800萬知青中的一員。

上山下鄉(xiāng)的第一天的情形我還多少記憶尤新。下放的那天，下著大雪。在這樣的天氣下放農村，顯然都是為了趕1974的年末大門關閉之前，為了今后個人履歷表上的下放時間有“1974”這幾個阿拉伯數字。武昌區(qū)交通科安排了一輛加了帆布大棚的解放牌大卡車，放了幾條矮長凳，專門送我們（此前已有先行下放的）這一批七、八人的下放知青，有家長也隨車送行。嚴格來說寒冷的氣溫，卻沒有一個傷悲的表情。此時此地，沒有“紅旗招展、鑼鼓喧天、鞭炮齊鳴”。

我父母都隨車而行。嚴格來說，父親是作為單位領導送這一批人下放，體現單位的重視。他并沒有特殊顯擺，另外單獨放個小車前導或者殿后。母親才是專門送我的，也是與其他知青家長在車廂里熱情交談。我們四兄弟，他們三個下放，父母要么送出大門再走一截，要么送到學校、工廠知青集合出發(fā)點。相比起來，我是待遇最優(yōu)的了。

說起來是專車送下鄉(xiāng)，以示單位重視，也算政府拉單位的差。其實，放在現在貨車拉客、客貨混裝，本身就是違法、禁止上路的。那輛車上有二、三十人，除了下放知青，送行家屬，再就是行李，滿滿當當。父親肯定是在駕駛室了。其他人在車廂里，有的坐在條凳上，有的坐在后墻板的邊沿，有的扶著車棚的撐桿站立，有的站久了干脆坐在車廂地板上。雪天低溫加之車棚漏風，時間久了都有腳麻的感覺，只有站與坐輪換著來。

我們那一批下放的同屆不同校，也不是下放同一社隊。我們從武漢市出發(fā)，經過荊州城、沙市市，一路三、四百公里，坐車需要六個多小時。中途還吃了一餐飯。到了江陵縣的灘橋區(qū)，接了當地知青辦的干部，開始按照預定的知青點撒人。當天的傍晚，我一個人被送到了灘橋區(qū)的張黃公社楊淵大隊第八小隊的高秀蘭知青小組。因為是個人補充插隊，更是不會有“紅旗招展、鑼鼓喧天、鞭炮齊鳴”了。

送兒千里終有一別。大卡車載著知青的家長們離去。此時沒有哭別，只有簡短的叮囑。同屆先期下放到這里的幾個男知青熱情的接待了我，他們是吳自忠、左漢生、何武昭、謝定剛和熊成建。他們又是幫助搬行李，又是鋪床，還介紹這里的生產隊、知青小組的情況。

留下來的我當時的裝束我還記得，用政策規(guī)定、父母單位發(fā)的50元補助費里的16元買的帶毛領的短大衣、8元買的北京棉布鞋，還有已經用過的鴨舌帽。因為這樣的外觀，留給當地貧下中農（現在稱為村民）不好的第一印象。

這是后來與知青隊的帶我們（如同師傅）的貧下中農“打成一片”之后，有個姓黃的副隊長說給我聽的，我給他們第一眼的映像是“調皮”，幸虧沒有“搗蛋”兩個字！因為電影里戴鴨舌帽的不是漢奸就是國民黨特務，翻領棉大衣是擺闊氣，白底的北京棉布鞋太過講究。天哪，學生時代的我可是規(guī)規(guī)矩矩的老實人一個。從那以后，我在那里再也不敢穿翻領短大衣了。

記得到達的當天晚上，安排好房間和床鋪等，沒事的空檔，我走出戶外轉轉看看，此時的雪后依然寒氣逼人，莊稼地里薄薄一片白，卻空氣清新，我打開自帶的小收音機，正在播放《老房東“查鋪”》的紅色歌曲，我走向社會的第一個落腳點就在這里了。

作者簡介： 男，1955年8月生于武漢市，1974年湖北省武昌實驗中學高中畢業(yè)，當年廠社掛鉤下放江陵縣，當過生產隊民辦教師，1977年夏季被推薦進入湖北省公路工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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