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為什么沒有審判臭名昭著的731部隊？

大成教育圖書館 202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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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到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對日本戰(zhàn)犯的審判，成功地將以東條英機為首的7名戰(zhàn)犯送上絞刑臺。這一結果雖大快人心，但關于這場審判的爭議至今仍未消弭。

影片《東京審判》在2006年上映，觀眾普遍認為它“成功還原了歷史”，填補了國人對于二戰(zhàn)歷史認知及民族記憶的部分真空。人們也逐漸知曉，戰(zhàn)爭結束的標志，除了投降聲明的發(fā)布，還有國際社會和國際法對戰(zhàn)爭性質的裁定與對戰(zhàn)犯的審判，而后者或許更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

縱觀全片，可以看到時任日本內閣首相、陸軍將領依次走上被告席接受檢察團的詰問，卻不見戰(zhàn)爭發(fā)起的最終同意者日本天皇的身影。甚至“天皇”這個詞都很少被檢察團和被告所提及。究竟是天皇完全沒有戰(zhàn)爭責任，還是雙方達成了某種默契呢？

1942年12月9日，美國戰(zhàn)時情報局局長埃爾默·戴維斯在回答記者提問“為什么對日廣播沒有'攻擊’和'非難’天皇”時這樣說：“這一問題的基本原則是，過去長久以來天皇對日本發(fā)生的事明顯沒有發(fā)言權。因為天皇被視為神，對天皇的任何攻擊必會很大程度刺激日本國民感情，而不會被正當地接受?！?/section>

盟軍駐日本最高統(tǒng)帥麥克阿瑟1946年1月25日寫給時任美國陸軍參謀長艾森豪威爾的信，能較好地反映美方擔憂和考量。概括起來主要有兩點：第一，起訴日本天皇會增加占領成本；第二，根據調查，天皇在日本帝國政治中不起實際作用，沒有實權，在戰(zhàn)爭過程中其作用也只是對輔弼者進言的機械應對，也就是說僅僅是簽名畫押。

關于天皇是否真的在戰(zhàn)時無權決定國事，另有一說。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曾在其文章《從〈東京審判〉到東京審判》中引用大量文獻和史實，羅列了裕仁天皇親自下達的戰(zhàn)時命令和講話，恰巧證明了戰(zhàn)時裕仁天皇并非像美方所說的處于“虛位”，反而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因此，裕仁天皇免責的理由很大程度上不能成立，美國只是出于自身利益，進行了自圓其說。

在近兩小時的影片中，中國觀眾能找到許多已經熟知的關于戰(zhàn)爭的慘痛記憶，如南京大屠殺、上海大轟炸、武漢大轟炸等，但似乎找不到侵華日軍731部隊的影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為審判擁有極大罪行戰(zhàn)犯的盟國法庭，竟然沒有審理臭名昭著的731部隊，令人唏噓，同時也讓人產生疑問。這就有必要重新梳理731部隊與美國之間的“交易”。

日本投降后，731部隊第二任部隊長北野政次在上海被俘，關押在戰(zhàn)俘營。在盟軍總司令部情報部門的協(xié)調下，1946年1月9日，北野政次被引渡回日本?；氐饺毡竞?，他接受了美國德特里克堡基地派出調查日本細菌戰(zhàn)人員的問訊。

今年8月15日，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公布了北野政次向美軍提供的17頁筆供。根據這份首次公布的筆供，北野政次從731部隊的5個方面進行了系統(tǒng)供述，并承認研究使用細菌武器，進行人體活體實驗。

觀眾在新館“正義的審判”展區(qū)參觀審判日本戰(zhàn)犯歷史照片

外交部發(fā)言人汪文斌在今年6月4日的例行記者發(fā)布會上表示，“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在幾年時間內陸續(xù)派德特里克堡基地細菌戰(zhàn)專家前往日本，向包括731部隊頭目石井四郎在內的731部隊主要成員了解日本細菌戰(zhàn)情況。美國為了得到731部隊細菌戰(zhàn)數據資料，支付了25萬日元。美國甚至向世界隱瞞石井四郎以及731部隊的滔天罪行，還讓石井四郎成為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顧問。”

《東京審判》中的一個高潮，出現在11國法官認定被告有罪的情況下，討論如何量刑的環(huán)節(jié)。影片中，中國法官梅汝璈本著對國家、民族、人民負責任的態(tài)度舌戰(zhàn)群儒，強烈要求對東條英機等7名罪犯處以死刑。而關于這個問題，來自法國和印度的法官表達了不同意見，法國法官認為死刑的廢立可以判斷一個國家文明的程度，而作為“文明程度較高”的法國不會同意死刑的判決；印度法官巴爾則認為，由國家行為體發(fā)動的戰(zhàn)爭所犯下的罪行不應當由個體來承擔罪責。

針對這幾個問題，梅汝璈法官飽含情感，據理力爭：“死刑是什么？死刑是法律對犯罪最嚴厲的懲罰！為了掠奪別國的資源！為了擴張自己的領土！為了占領亞洲甚至全世界！日本干了什么？他們殺中國人、殺朝鮮人、殺菲律賓人、殺新加坡人、殺美國人、殺英國人、殺無數無辜的平民！他們搶劫、他們放火、他們殺戮！難道這些不足以讓他們受到法律最嚴厲的懲罰嗎？如果法律不給日本、不給這些戰(zhàn)犯以最嚴厲的懲罰，誰敢保證日本有一天不會再次挑起戰(zhàn)爭？誰敢保證日本不會再侵略別的國家？誰敢保證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不會再次復活？在座哪位先生敢做這樣的保證？”

在梅汝璈看來，東京審判不僅是審判本身，而更像是一個界碑。這座碑將立在歷史之中，也將立在世界人民的心中。此碑一立，就是要告訴世人從今以后什么應該做，什么不該做。所以梅汝璈對7名戰(zhàn)犯處以死刑的堅持，不只是為了告慰死去的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不只是為了能“笑回江東去”，不負國家、民族、人民的期望，更是為了杜絕將來再次發(fā)生這樣的人間慘案，因為任何國家、任何民族都再也經不起這樣嚴重且痛切的災難了。

觀影而知史，曉史而明理?！稏|京審判》通過高度的歷史性和真實性，還原了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而其中暴露出來的爭議，也同樣值得人們思索。不能忽視東京審判不容置疑的法律屬性，即通過規(guī)范人類社會運行的規(guī)則來警告、約束和懲戒一切不符合規(guī)則的行為的屬性，同時也不能忽視這場審判背后的政治操弄行為，其所遺留的問題對當前國際社會已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