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初八日早朝將罷，一切看來很正常，很平靜。突然，錦衣衛(wèi)指揮蔣瓛出班參奏藍玉謀反的種種罪狀。藍玉被當場逮捕。元璋下令立即組織審訊。殿內(nèi)的空氣緊張得幾乎凝聚了。這一切來得竟是如此地快，如此地急，如此地莫名其妙，使藍玉無法應(yīng)付，頭腦發(fā)懵。第三天，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日，就把他處死了。

朱元璋借這突如其來的藍玉案，給部隊的高級將領(lǐng)一個措手不及，一個迅猛打擊，對中高級指揮官來一次大換血。在他看來，大約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繼他執(zhí)政的皇太孫免受這些資深望重的驕兵悍將的威脅與挾持。他給錦衣衛(wèi)和鎮(zhèn)撫司下達指令：對藍黨徹底清查，不能使一個漏網(wǎng)。每天奏報案情進展，審訊結(jié)果。于是，錦衣衛(wèi)大獄鎮(zhèn)撫司內(nèi)變得更加陰森恐怖，暗無天日。在駭人聽聞的刑訊、逼供、誘供之下，一張張供詞，帶著血腥與呻吟被編制出來。朱元璋采取的辦法是邊審，邊抓，邊殺。株連蔓引，如割草，如燒荒，如滾雪球。

到三月間，京城各軍府、衛(wèi)所的中高級將領(lǐng)差不多都被殺光了。到四月份，數(shù)萬人“藍黨”不只是殺了，抄了，而且把審訊記錄也編纂完畢了，五月一日，元璋為它寫了一篇序言，取名《逆臣錄》，公布于世。從藍玉被捕到幾萬人的獄案基本結(jié)束，前后只用了二個多月的時間，可以算得上干凈利落，快刀斬亂麻。

《逆臣錄》所保留的案犯口供是研究藍玉案的最原始的資料。對照一下現(xiàn)存有關(guān)藍玉案的官私記載，可以發(fā)現(xiàn)，它們多半是依據(jù)了這些供詞。這本《逆臣錄》是由翰林們奉皇帝敕命編纂的，其中刪改劃一的痕跡十分明顯，許多供詞的格式、語句完全相同或大體相似，就是明證。即使如此，我們依然把它看作是有所依據(jù)的東西；現(xiàn)在就《逆臣錄》所載供詞本身作一些分析，我們來探討一下藍玉案的真相。    ·

首先，這部供詞匯編中沒有本案首魁藍玉和景川侯曹震、會寧侯張溫、懷遠侯曹興等人的口供。

關(guān)于謀反的起因和時間。

多數(shù)說是在葉升被殺四川平叛以后。中軍都督府僉事謝熊招供：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欽差往四川都司取涼國公赴京。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于成都館驛內(nèi)安下，就到?jīng)鰢瑑?nèi)相見。本官問說：“謝都督，你怎么來的，”是熊回說：“我來取大人回家。”本官說：“我知道了。必是我親家靖寧侯胡黨事內(nèi)有我名字，著你來提取?！笔切芑卣f：“上位只教我宣喚大人，不知就里如何？”飲酒間，本官又說：“實不瞞你，我如今回家看動靜，若是果有這話說，好歹下手做一場。你回去休要泄密，若事成時，大家得安享福貴?！?/span>

接著，藍玉便在四川都司衛(wèi)所中有所活動。而后班師回京，沿途在武昌、九江、安慶等地密相聯(lián)絡(luò)。大約在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初十前后抵達南京。《逆臣錄》的供詞中大部分是記載藍玉抵京后如何與官兵們密謀造反的。

下面是右軍都督府僉都督王銘供詞：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內(nèi)，失記的日，因見涼國公征進回來，行事多有權(quán)勢，不合要得交結(jié)，卻與許都督并水軍左等衛(wèi)指揮張茂等官前去藍玉府內(nèi)拜見。飲酒間，本官（指藍玉）對銘言說：“我有句話和你每商量?！笔倾憜栒f，“老官人有什么分付？”本官又說：“比先只為胡黨廢了好幾個公侯，恁都知道的。如今靖寧侯熬到公侯地位，也為胡黨全家廢了。生怕他招內(nèi)有我名字，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場，全望你每眾人都來扶助，未知恁心下如何？”是銘等不合回說：“看了這光景，不獨大人憂慮，小人每心上那個不憂。大人既要下手時，小人每都愿出力，盡力向前，與大人做成事業(yè)。”

王銘的這個供詞具有代表性，它文字最長，說的話最多最全面，其他許多人的供詞都是這個格式，只是文字要簡略得多。

這是說當葉升被處死之后，藍玉因疑懼鋌而走險，遂起謀反之心。加上藍玉以往粗豪傲慢、強橫不法的種種事實，故而給人以合乎邏輯、情通理順的印象。但是，下面的供詞就讓人頗為費解了。

前軍都督楊春招：

洪武二十一年，有藍玉北征，著人寄信給楊春：“你在府辦事，早晚艱難，你又是胡黨，久后有人招出來，一家兒都是罷了。你不如尋個緣故去奏告，則說你年老，管不得事，好歹教你在外領(lǐng)軍，就和你每合作一件大事?！?/span>

洪武二十一年藍玉掛帥北征，皇帝倚重，蓋世寵榮，他為了削滅殘元勢力，不惜艱苦跋涉，為了俘獲元朝嗣主，主動千里追擊。就是在這種戎馬倥傯、艱辛征戰(zhàn)之際，他竟然于萬里邊陲寄書給一個斑斑老者，商議謀反，實在是情理難通。

為了將藍玉與胡黨聯(lián)系起來，還說他在洪武八年、十一年、十二年參加了胡惟庸的密謀。

下面是藍玉家教書先生王行的一個口供：

洪武十二年間，在于藍都督即今涼國公宅內(nèi)教書。彼時本官常與胡丞相往來相交。一日相請胡丞相到家飲酒，引行相見。在后，隨同藍都督前到胡丞相宅內(nèi)探望。飲酒間，丞相對藍都督言說：“我和你所謀的事成時，這秀才也有大名分?！?/span>

這樣的假口供也登上《逆臣錄》，實在令人驚訝。這位胡丞相好像是發(fā)了昏，把這種滅家破族的勾當輕易地宣泄給一個毫不相干的教書先生。其實，翰林們在編纂《逆臣錄》時選取藍、胡勾聯(lián)的口供也是不得已。因為據(jù)這個案件的邏輯；藍玉謀反的動機，就是因為自己加入“胡黨”的內(nèi)幕敗露。殊不知，藍玉之入盟胡黨，由一個坐館先生出面證實，恰恰露出了破綻。

這一場幾乎牽連到所有京城駐軍和部分外地駐軍中、高級軍官的宮廷政變，絕不可能沒有周密的策劃，詳盡的行動方案。而《逆臣錄》所收進的口供給我們提供的信息卻是相當貧乏。它的基本格式就像王銘的供詞：說藍玉回京后自己如何去攀附，隨即藍玉告以謀反做一場，拜訪者則說盡力向前云云。其中只有四五分口供簡略說到造反或謀刺皇帝的日期在二月十五日，即皇帝親耕籍田的時候。我們看下面幾個人的供詞。

羽林左衛(wèi)千戶陳繼口供：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內(nèi)，失記的日。是繼因見涼國公回還，繼等亦到?jīng)鰢菀?。本官喜，令火者安排酒食飯食。本官言說：“我與府軍等衛(wèi)已行商量定了，約至二月十五日，上位駕出，便要下手。若日后事成時，都與你大名分做?！笔抢^等說：“大人既要如此，小人們盡向前出力。”

羽林左衛(wèi)鎮(zhèn)撫陳貴供：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貴等到于藍國公府內(nèi)拜見。吃飲間，有涼國公言說：“靖寧侯是我親家，為胡黨事廢了，看起來我和你舊頭目每熬不出頭。我要謀件大事，已與府軍前等衛(wèi)擺布定了，約在二月十五日勸農(nóng)時便要下手。你們回去收拾些好漢，伺候接應(yīng)。若事成時，盡與大名分，共享富貴?！闭f罷酒畢，各散。

百戶李成供詞：

本年二月初一，到于涼國公府內(nèi)聽候。蒙本官喚至廳前，對說：“我前日和你頭目每議的事待要下手，未有個機會處。我想二月十五日，上位出正陽門外勸農(nóng)時，是一個好機會。我計算你一衛(wèi)里有五千人以上人馬，我和景川侯二家收拾伴當家人，有二三百貼身好漢，早晚又有幾個頭目來，將帶些伴當，都是能廝殺的人，這些人馬盡夠用了。你眾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透了消息，定在這一日下手?！?/span>

此外，據(jù)羽林左衛(wèi)指揮僉事馬聚、戴成交待，藍玉告訴他們在“二月半勸農(nóng)時下手。”而金吾前衛(wèi)千戶周本則交待“約至十六日大祀天地，上位駕出，便要下手?！?/span>

以上就是最詳盡的策劃了，這里沒有人員配置、聯(lián)絡(luò)方法、指揮系統(tǒng)等稍微詳盡一點的內(nèi)容，而提供這個口供即了解這個謀反日期的又僅僅是千百戶之類的低級軍官，那些理應(yīng)參與密議的侯爺、督府、各衛(wèi)的高級將領(lǐng)反倒沒有提供出造反的任何行動細節(jié)。

那么，二月十五日皇帝出宮勸農(nóng)日動手這個看似確鑿的情節(jié)，是否一定可以證明藍黨謀反案的真實呢？

否。我們來看一看景川侯曹震的兒子曹炳的一份口供：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七日，有父在涼國公直房內(nèi)吃酒，帶醉至晚回家，與炳言說：“我每同許都督三人在涼國公家飲酒，商量如今天下太平，不用老功臣似以前，我每一班老公侯都造了反的也都無了，只剩得我每幾個，沒來由只管做甚的，幾時是了？原跟隨我的府軍前衛(wèi)孫指揮、武指揮，還有些舊頭目，都是些好漢。等今年四、五月間，問他軍衛(wèi)家收拾些好人馬，我每再去各處莊子上也收拾些家人儀仗戶等。今年上位年老不出來，我每預(yù)備下，伺候做事業(yè)，務(wù)要成就?！?/span>

景川侯曹震是“藍黨”第二號人物，假如藍玉確有二月十五號動手的密謀，曹震斷無不與謀、不清楚的道理。而時至二月初七，他竟對兒子說要在“四五月間”做事業(yè)，可見二月十五號之說的不足憑據(jù)。

還可以退一步設(shè)想，景川侯曹震的兒子“四五月間”之說是不可靠的。因為二月十五日皇帝出宮親耕籍田這個機會下手更合乎邏輯。但稍稍深入思考與研究一下就會發(fā)現(xiàn)，選擇部署在親耕籍田這個日子發(fā)動政變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這個日子本身是不確定的。

親耕籍田是周天子實行的一種親自耕田的禮儀。元朝皇帝把它中斷了。明初恢復(fù)這種禮制的動義在洪武元年十一月。當時禮官們考據(jù)了祭祀先農(nóng)與親耕籍田的經(jīng)典指示與歷代實行的情況，最后提出建議：“耕籍田之日，皇帝躬祀先農(nóng)，禮畢，躬耕籍田。以仲春擇日行事?！钡玫皆暗呐鷾省?/span>

這里明白提出，皇帝出宮去南郊親自把犁耕田這個儀式定在仲春，即二月，至于在二月份的哪一天，則要臨時選定。這大約與耕田這種禮儀對天氣的要求更嚴格有關(guān)。最好這一天風和日麗，而不要遭遇到暴雨狂風。當時制定歷法與推定天候的職責歸欽天監(jiān)。為了預(yù)測一個好日子，欽天監(jiān)不能不十分謹慎。較為可靠的做法，自然是作較短時間的預(yù)測。過早地決定這個日期是沒有益處的，也是不必要的。后來，事實表明，即使欽天監(jiān)奏定了親耕籍田的日期元璋也未必一定前往。

據(jù)《明實錄》等資料記載，從洪武二年到二十五年這24年間，元璋親自舉行這種儀式只有洪武二年、三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四年5個年頭。去不去隨意性很大。日期分別為二月份的十七日，初四日，初十日，十四日，十四日。前后錯落十幾天。這樣，一般人就很難過早地知道親耕籍田的準確日期，尤其無法斷定這一天元璋肯定離宮前往，照以往的情況，這時太子新亡，元璋身體很虛弱，他不去親耕的可能性倒是更大些。這樣，藍玉為什么一定要把這種滅九族的勾當選在一個游移不定、虛無縹緲的日期呢？

那么，二月十五日勸農(nóng)日動手這個口供是不是信口胡說？

也不是。原來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這一天，元璋確實去先農(nóng)壇祭祀了先農(nóng)并舉行了親耕籍田的典禮，只不過這時藍玉早已被殺，對這次盛典根本無從知道，那些關(guān)在監(jiān)獄內(nèi)的人知道有這次盛典也是在二月十五日之后，而不是在此以前。因此，“二月十五日動手”這個口供是在皇帝親耕籍田之后編造的，而決不是在此之前策劃的。就是這樣一個編造出來的口供，卻出現(xiàn)在好幾個人的供詞中，可見逼與誘的威力。

總之，二月十五日這個看似有力的證據(jù)被收錄在《逆臣錄》中，恰恰成了藍玉黨案的一大漏洞，它不但不能證實藍玉謀反，反而從一個側(cè)面透露出，這些被迫交待出來的供詞，同曹震的兒子曹炳漫言“四五月間做事業(yè)”一樣，是虛假的，經(jīng)不起推敲的。

再來看看藍玉在洪武二十六年正二月間的頻繁活動。

藍玉于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初七到達安慶。這個行程日期應(yīng)該是準確的。所以，藍玉從抵京到被捕的時間也就是一個月。據(jù)《逆臣錄》所載口供，在這一個月當中，上自侯爺、督爺、指揮，下至千戶百戶，總旗小旗，乃至奴仆家丁，販夫走卒，都穿梭似地來去于涼國公府。而且，凡是拜訪的，無論高低貴賤，一定要由藍公爺陪酒款待，凡飲宴招待，藍玉又必然暢言謀反，這些人聽到反叛朝廷，如聽前朝故事，并不緊張震驚，一個個愉快表示愿意盡力向前。

我們看羽林左衛(wèi)的軍卒王成供詞：

有男王驢兒自幼學(xué)說評話。至洪武二十六年正月間，因見藍玉征進回來，是成不合跟隨男王驢兒前去本府拜見。當即就令男王驢兒說了《王莽傳記》一遍。拜辭間，本官吩咐：“我要謀件大事，你父子兩個回去收著器械。倘或事成時，與你大官去做?！?/span>

又有一個不務(wù)正業(yè)、專一在外飲酒撒潑的軍卒石成四供說：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內(nèi)，聞知本衛(wèi)朱翰指揮等官前去涼國公府內(nèi)商量謀反的事情。成四不合前去投托朱指揮引領(lǐng)到于藍玉宅內(nèi)拜見，本官就賜酒飯了事。

類似這些江湖浪人、潑皮無賴、皂隸軍卒中宣揚造反謀叛的口供還很多。而且，如石成四所交待，他是在其他人那里得到謀反的消息主動去投靠的，可見，藍玉謀反這件事在京城幾乎不算什么秘密了。且不要說藍玉敢不敢如此張揚、放肆，單就朱元璋這方面說，他還有什么無孔不入的特務(wù)系統(tǒng)可言？還說得上對藍玉的監(jiān)視與懷疑嗎？

據(jù)粗略統(tǒng)計，單就選錄出的近千人的口供，在這一個月中去藍家飲酒和由藍玉陪酒的就有近千人次。加上沒有選錄口供的，不知要多上若干倍。藍公府門前真是車水馬龍，門內(nèi)更是宴飲聯(lián)翩。不知道這位藍大人是怎樣支撐應(yīng)付的。又不知古今中外有沒有這樣在皇帝眼皮底下明目張膽、扯旗放炮來搞陰謀搞政變的。

結(jié)語

胡惟庸案審訊結(jié)果，編出一本《昭示奸黨錄》，藍玉案則編出一本《逆臣錄》，目的都是要告訴全國老百姓，這些人背叛皇上，證據(jù)確鑿，該殺該刮。伹《昭示奸黨錄》刊出不久，解縉、王國用就挺身出來為李善長辨冤。使《昭示奸黨錄》中口供的真實性打了個大折扣。《昭示奸黨錄》這部書后來沒有保存下來，吳晗先生根據(jù)其他旁證材料寫了《胡惟庸黨案考》，論證了胡惟庸謀反是一個假案，從而也就徹底推翻了《昭示奸黨錄》所載口供的不實之詞。對藍玉謀反也有一些歷史學(xué)家持懷疑態(tài)度，但沒有舉出有力證據(jù)。更多的人卻是相信藍玉謀反的基本事實。他們或者沒有見到《逆臣錄》所載口供，或者被《逆臣錄》的眾口一詞所迷惑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