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逝世后，葉圣陶先生在《中學(xué)生》第二○三號上，寫了一篇哀悼文章，題曰《朱佩弦先生》，中間有一段說：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都有點兒做作，太過于注重修辭，寫得不怎么自然。到了寫《歐游雜記》、《倫敦雜記》的時候就不然了，全寫口語，從口語中提取有效的表現(xiàn)方式，雖然有時候還帶有一點文言成份，但是念起來上口，有現(xiàn)代口語的韻味，叫人覺得那是現(xiàn)代人口里的話，不是不尷不尬的“白話文”。當世作者的白話文字，多數(shù)是不尷不尬的“白話文”，面貌像個說話，可是決沒有一個人的口里真會說那樣的話。又有些全從文言而來，把“之乎者也”換成“的了嗎呢”，那格調(diào)跟腔拍卻是文言。照我們想來，現(xiàn)代語跟文言是兩回事兒，不寫口語便罷，要寫口語便得寫真的口語。自然，口語還得問什么人的口語，各種人的生活經(jīng)驗不同，口語也就兩樣。朱先生寫的只是知識分子的口語，念給勞苦大眾聽未必了然。但是，像朱先生那樣切于求知、樂意親近他人，對于語言又有敏銳的感覺，他如果生活在勞苦大眾中間，我們料想他必然也能寫勞苦大眾的口語。話可要說遠了，近年來，他的文字越見得周密妥貼，可是平淡質(zhì)樸，讀下去真?zhèn)€像跟他面對面坐著，聽他親親切切的談話?，F(xiàn)在大學(xué)里如果開現(xiàn)代本國文學(xué)的課程，或者有人編現(xiàn)代本國文學(xué)史，談到文體的完美，文字的全寫口語，朱先生該是首先被提及的。

　　這段話說得很有意思，所以我不憚煩的把它抄錄下來。佩弦先生的《背影》、《荷塘月色》、《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是被稱作早期散文里的代表作的，論文字，平穩(wěn)清楚，找不出一點差池，可是總覺得缺少一個靈魂，一種口語里所包含的生氣。到了《倫敦雜記》，所用幾乎全是口語，——圣陶先生說的知識分子的口語。逐句念來，有一種逼人的風(fēng)采，使你覺得這確是佩弦的話，確是佩弦的口氣，那么親切，那么誠懇。只要你肯聽，便叫滿懷忿忿，也不會不慢慢地心平氣和，乃至傾耳入神，為他一句一點頭呢。這是佩弦先生文字的魔力。不過我還有一點想法，我覺得佩弦先生晚年文章偏于說理，倘論情致，卻似乎不及早年；不過思想成熟，腳步堅實，再加上語言上的成功，這些地方遠非早年所可比擬而已。試拿后期出版的《倫敦雜記》（一九四三年）、《詩言志辨》（一九四七年）、《標準與尺度》（一九四八年）、《論雅俗共賞》（一九四八年）和早期出版的《蹤跡》（一九二四年）、《背影》（一九二八年）、《你我》（一九三六年）校讀一番，這差別是立刻可以看出的。而《你我》正是前后的轉(zhuǎn)折點。圣陶先生從語言角度評述佩弦先生的散文，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我想說的是另一個問題。我覺得提倡散文，“五四”以后的作品還有許多優(yōu)秀的傳統(tǒng)值得注意。從語言來說，現(xiàn)在有許多作家的語言已經(jīng)超越了“五四”初期的作家。在藝術(shù)上，語言是文學(xué)的根本問題，卻并不是它的全部問題。有些散文語言很好，甚至還很有個人特點，然而卻不一定都有情致。佩弦先生后期語言比前期更接近口語，但人們還是愛讀他的《背影》、《荷塘月色》，這是有原因的，不能夠像有些人那樣簡單地用小資產(chǎn)階級感情共鳴來解釋這個現(xiàn)象。從用文言還是用白話的觀點上，我們不想提倡舊體詩詞，但人們還是喜歡讀舊體詩詞，寫舊體詩詞，而且有些舊體詩詞的確寫得很好，這里面有個同樣的道理。研究朱自清后期散文的語言，注意朱自清前期散文的情致，我們將會更清楚地了解朱自清的風(fēng)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