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偶讀一文，介紹古來常用紙，而藤紙不與焉。因而想起萬歷《紹興府志》中曾說“藤紙出嵊”，其下小注又引唐舒元輿《悲剡藤文》云：

“剡溪上綿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柟，雖春入土脈，他植發(fā)活，獨古藤絕無生意。問溪上人，有道者云：'溪中多紙工，萬斧斬伐無時，擘剝皮肌以給其業(yè)?！馓匐m植物，溫而榮，寒而枯，養(yǎng)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于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fā)生若此。異日，過數(shù)十百郡，洎東雒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見剡藤之死，職正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目今握管動盈數(shù)千百人，筆下動數(shù)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殘?zhí)倜咨?，綺文妄言，董誰非書剡紙者耶？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況一剡溪耶？以此恐后日不復(fù)有藤生于剡矣。藤生有涯，而錯為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于剡藤而已。余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舒元輿的這篇文字也收在《全唐文》里。略作比堪，可知《紹興府志》所引有些節(jié)略，字句也稍有出入，然而大意是不錯的。所謂“過數(shù)十百郡，洎東雒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可見藤紙流傳之廣，且為唐人所重如此。這樣一種紙，在介紹古紙時顯然是不應(yīng)當被埋沒的。

檢劉仁慶《中國古紙譜》，稱藤紙為晉代紙名，又引《嵊縣志》云：

剡藤紙名擅天下，式凡五：藤用木椎椎治，堅滑白者曰唾箋；瑩潤如玉者曰玉版箋；用南唐澄心紙樣者曰澄心堂箋；用蜀人魚子箋法者曰粉云羅箋；造用冬水佳，敲冰為之曰敲冰紙。今莫有傳其術(shù)者?！?/p>

又說：

藤紙究竟是什么樣子？很少有報道。有人推測，在敦煌石窟發(fā)現(xiàn)的佛經(jīng)中有一份《半世阿伽母經(jīng)》（The Middle Agama）是隋文帝仁壽二年（602年）由一位“經(jīng)生”（專門抄寫佛經(jīng)的人）名叫張才抄寫的。全卷共有10663字，寫在25張?zhí)偌埳?。此紙現(xiàn)存英國不列顛圖書館，尚需取樣化驗后方可確認?！?/p>

劉仁慶的《古紙譜》羅列歷來古紙種類較全，是一本難得的普及類好書，可惜其人顯然并不是一個嚴格的學(xué)者，所以很多資料的征引并不嚴謹，而論述也常有失考的地方。此處關(guān)于藤紙的說法，正犯了同樣的問題，有不少似是而非的地方。

藤紙確實起源于晉代，其依據(jù)是唐初虞世南所編的類書《北堂書鈔》卷一百零四中有一條記載，稱東晉范寧在浙江任官時，曾下令給屬官“土紙不可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初學(xué)記》卷二十一亦載此事。藤角紙的“角”該如何解釋，又具體為怎樣的紙，迄今沒有定論，然而這種紙屬于藤紙則并無疑問。從范寧的命令來看，藤紙在當時足以稱為較優(yōu)質(zhì)的公文用紙，品質(zhì)比土紙要好上許多。

話雖如此，東晉時候最流行流行的還是側(cè)理紙。這種紙，據(jù)古紙專家潘吉星等人研究仿制，當是在麻類、皮類等紙漿中摻入水苔、發(fā)菜等物，制成后表面有青綠紋理的紙張。藤紙或是由于工藝不成熟，或是由于產(chǎn)量不足，總之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其后在整個南北朝時期，藤紙也似默默無聞，沒有在文字記載中留下多少痕跡。

直到隋唐時期，藤紙才真正流行起來。劉仁慶所疑心的敦煌文書用藤紙抄經(jīng)即為一例?！短屏洹肪砣Q衢州、婺州貢藤紙，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六亦稱婺州、信州貢藤紙，卷二十七稱余杭由拳村出好藤紙，可知藤紙的生產(chǎn)在唐初已有所擴大，且藤紙的應(yīng)用已在朝廷中流行開來?！短茣肪砣疲?/p>

（貞元）三年八月，秘書監(jiān)劉太真奏準：貞元元年八月二日勅當司權(quán)宜停減諸色糧外，紙數(shù)內(nèi)停減四萬六千張。續(xù)準去年八月十四日，勅修寫經(jīng)書，令諸道供寫書功糧錢，已有到日，見欲就功。伏請于停減四萬六千張內(nèi)，卻供麻紙及書狀藤紙一萬張，添寫經(jīng)籍。其紙寫書足日即請停?！?/p>

麻紙與藤紙并用當是唐時官府用紙的常態(tài)。李肇《翰林志》中關(guān)于圣旨用紙的記載，表述得更是明白：

“凡赦書、徳音、立后、建儲、大誅討、免三公宰相、命將曰制，并用白麻紙，不用??；凡賜與、征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凡慰軍旅用黃麻紙并印；凡批答表疏不用印；凡太清宮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朱字，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內(nèi)道觀嘆道文并用白麻紙，雜詞祭文禁軍號并進本。”

藤紙雖較麻紙仍下一等，但可用于圣旨，顯然說明已成為高檔用紙之一。這一禮制上的區(qū)分，此后似乎一直被沿用下來?！段墨I通考》卷三百三十九記載，宋乾道三年，占城（今越南）以劫奪來的物品入貢，被宋廷拒絕，洪邁受命寫答復(fù)詔書，請求用金花白藤紙寫旨，被時任禮部郎中的李燾上奏制止。李燾稱，依紹興年間舊例，此事只許用白藤紙。

葉夢得《石林燕語》對此說得更為明白：

唐中書制詔有四：封拜冊書用簡，以竹為之；畫旨而施行者曰發(fā)、曰勅，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勅、牒，用黃藤紙；赦書皆用絹黃紙，始貞觀間，或云取其不蠧也。紙以麻為上，藤次之，用此為重輕之辨。學(xué)士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而已，因謂之白麻?！?/p>

然而葉氏又云：

“今制不復(fù)以紙為辨，號為白麻者亦池州楮紙耳。曰發(fā)，曰勅，蓋今手詔之類，而勅牒乃尚書省牒，其紙皆一等也?！?/p>

麻除了用來制紙，還可用來制衣服、鞋字、繩索、漁具等，因之麻紙的原料，通常來自于破舊的布片或其他廢棄的麻織品。以此之故，麻紙的生產(chǎn)不僅成本較高，且生產(chǎn)規(guī)模受到了嚴重的限制。自隋唐以后，隨著皮紙工藝的成熟，麻紙已逐漸退出了市場。這一過程大概完成于宋初。從傳世的宋版古籍及一些記載看來，北宋用紙以楮皮、桑皮為原料的皮紙為主，而南宋用紙則已從皮紙向竹紙過渡。

藤紙在這一時期，雖然少見，卻并未絕跡，仍是書寫圣旨的主要用紙之一?？汲蓵诒彼蔚摹对S九域志》，當時仍有三個地方按例進貢藤紙，其中杭州貢藤紙一千張，婺州貢藤紙五百張，衢州貢藤紙五百張，可見當時三地仍在生產(chǎn)藤紙。

黃庭堅《山谷集》卷二九《跋與張載熈?xí)鴰單病吩疲?/p>

“共城張載熈，名家子，能官而好文，尤喜筆札。自以平生好余書，但見碑板，以予喜，其兄弟故以連州藤紙兩大軸來乞行草?！?/p>

蔡襄《端明集》卷三十四《文房四說》云：

“歙州績溪紙，乃澄心堂遺物，唯有新也，鮮明過之。今世紙多出南方，如烏田、古田、由拳、溫州、惠州，皆知名，擬之績溪，曾不得及其門墻耳……李隩下于績溪，而優(yōu)于由拳，與烏田相埒。循州藤紙微精細而差黃。他處以竹筋不足道?！?/p>

以此又可知連州、循州也出產(chǎn)藤紙。連州今廣東清遠一帶，循州今在廣州惠州一帶，顯然，宋時藤紙的生產(chǎn)已擴散到了嶺南。

宋代藤紙最明顯的變化，卻是從普通用紙上升為較高級的名貴紙張。這一點，從上面張載熙兄弟攜藤紙向黃庭堅求字可以看出一點端倪?！渡焦群喅摺氛f“藤紙宜筆墨”。黃庭堅寫書帖，最喜歡用的就是藤紙。劉筠、歐陽修、梅堯臣、陸游等人在詩中詠及藤紙時，也多有珍惜贊嘆之意。南宋初葛勝仲云：“俗人雪句如翻水，陳言堪吊剡藤紙。子詩清如扇上讃，使我三嘆不能已。”意思更是明白，不是水準之上的詩文大家用藤紙寫字作畫，已經(jīng)被視作浪費。到了南宋時期，普通用紙方面更基本是竹紙的天下了?！都翁尽吩疲?/p>

“剡之藤紙得名最舊，其次苔箋，然今獨竹紙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彷佛，遂掩藤紙矣。竹紙上品有三，曰姚黃，曰學(xué)士，曰邵公。”

宋以后，竹紙以其價廉、量大以及日漸成熟的工藝，在各個用紙的場合皆取得了絕對的優(yōu)勢，皮紙使用減少，藤紙更是日見稀少。高濂《遵生八箋》云：“宋板書刻以活襯竹紙為佳，而蠶繭紙、鵠白紙、藤紙固美，而存遺不廣，若糊禙宋書，則不佳矣。”

王應(yīng)麟《經(jīng)籍會通》則稱：

“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柬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為下……閩中紙短窄黧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最廉……近閩中則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異于常，而其堅數(shù)倍于昔，其邊幅寬廣亦遠勝之，價直既廉而卷軸輕省，海內(nèi)利之?！?/p>

不過，在明初周藩朱橚所編的《普濟方》中，卻記載了藤紙兩種獨特的用法：

其一是包裹各類藥丸或密封藥瓶，可防止藥味外泄，藥力失效；其二是治小兒心肺藴熱及心血妄行、鼻衂出血不止，“用故藤紙被一片作捻子，包麝香燒熏入鼻或吹鼻中，又令患人吸呷尤佳。故藤紙被舊亦得，或燒內(nèi)小瓶中留性，用酒調(diào)下，量兒大小與服極妙”（卷三百八十九）。

其中第二種用法被李時珍采信，寫入了《本草綱目》，而且作了進一步發(fā)揮：

“藤紙燒灰，傳破傷出血及大人小兒內(nèi)熱、衂血不止，用故藤紙瓶中燒，存性二錢，入麝香少許，酒服，仍以紙捻包麝香燒煙熏鼻?！?/p>

顯見直到明萬歷年間，藤紙仍是日常生活中可以見到的物品，否則李時珍當不至于作如此說法。只是此時的藤紙，或許已如宋初的麻紙一樣，用來制作日常生活用品如紙被之類，而不再大量用于書寫刻印。

入清后，關(guān)于藤紙的記載多半為傳抄前代資料而來，關(guān)于當時藤紙的生產(chǎn)、應(yīng)用幾乎沒有留下痕跡?；蛟S正因此之故，才讓劉仁慶在《中國古紙譜》中產(chǎn)生誤會，以為只有到大英博物館才可一見藤紙面貌。事實上，宋明兩朝圣旨遺世雖不多，卻還有一些，再則黃庭堅的法帖多半以藤紙寫就，傳世的總還有幾件，都可以拿來驗證。

潘吉星于《中國造紙史》中說，“出土與傳世的唐代藤紙少見，甚至后世所造者亦不易多得。藤紙一般較薄而發(fā)亮光，以手觸之有某種聲音，與麻紙、楮皮紙顯然是不同的。”如此說法，庶幾近乎事實。揆諸文意，潘氏顯然是見過藤紙無疑的。

回到劉仁慶《古紙譜》，其另一論述上的失誤，在于說嵊縣藤紙有五種樣式。他所引的多半為同治《嵊縣志》。該志在此處刷印較為模糊，以致劉仁慶將“堅滑白者曰硾箋”誤看成了“唾箋”。其實，這段文字同樣見于《乾隆浙江通志》，可以清晰看出是“硾”而非“唾”。

然而，《乾隆浙江通志》在這一段論述上其實也是有錯誤的。據(jù)最早記載剡紙的南宋高似孫《剡錄》，剡紙分剡硾、剡溪玉葉紙、澄心堂紙、玉版紙、敲冰之、羅箋等數(shù)種，其中羅箋又名魚子箋。然而此處所指，非僅就藤紙而言，而是包括了剡縣所產(chǎn)的藤紙、楮皮紙、竹紙等各類紙張。澄心堂紙明為楮皮紙，“敲冰紙”條下稱“剡之極西水深潔，山又多藤楮，故亦以敲冰時為佳”，梅堯臣又有詩“巴箋脆蠧不禁久，剡楮薄慢還可怡”，皆可為證。后世修志者節(jié)引此處文字，并擅自歸并，以致造成了上述誤會。

總括而言，藤紙起源于晉，而盛行于隋唐，至宋漸為桑皮紙、楮皮紙取代，到明是已經(jīng)基本不用于書寫，而轉(zhuǎn)用于日常生活，入清后卻幾成絕響。其見諸于記載的產(chǎn)地，則包括巴蜀、浙江的紹興、杭州、婺州、衢州、黃巖，江西的上饒（信州），廣東的惠州（循州）、清遠（連州）等地，而尤其以紹興嵊縣剡溪一代最為出名。

綺文妄言錯為文，千年歌哭剡溪藤。士為名所使，滿紙荒唐言，民為利所驅(qū)，輕殘古藤命，遂至剡溪十里古藤絕命于天地間，此與當今涸澤而漁之勢何其相似。剡藤有舒元輿撰文悲哭，以為紀念，仍不免身亡名銷，近乎絕跡于載籍。而今之人，將來卻又不知如何。此賈太傅所謂“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fù)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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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兩首前人詠紙小詩：

與溫庭筠云藍紙絶句并序

唐·段成式

一日，辱飛卿九寸小紙兩行親書，云要采箋十幡，録少（案：此或為“小”字之誤）詩。為予有雜箋數(shù)角，多抽揀與人，既玩之輕明，復(fù)用殊麻滑。尚愧大庾所得，猶至四百枚，豈及右軍不節(jié)，盡付九萬幅。因知碧硾棋上，重飜懊惱之辭；紅方絮中，更擬相思之曲。固應(yīng)桑根作本，藤角為封，古拙不重蔡侯，新様偏饒桓氏。何啻奔墨馳騁，有貴長簾；下筆縱橫，偏求側(cè)理。所恨無色如鴨卵，狀如馬肝，稱寫璇璣，且題裂綿者。予在九江，出意造云藍紙，既乏左伯之法，全無張永之功，輒分五十枚，并絶句一首，或得閑中，暫當藥餌也。

三十六鱗充使時，數(shù)番猶得裹相思。

待將袍襖重抄了，盡寫襄陽播掿詞。

（此言“桑根作本，藤角為封”，云藍紙當是桑皮、藤皮混合作制的彩箋。）

謝洪憲副惠繭紙

元·許有壬

汗牛編簡罄竹木，蔡氏弊網(wǎng)功方興。

剡溪藤角?稽楮，文場擅美紛相仍。

東方妙制中天下，照眼瑩滑涵春冰。

清泉縻繭融玉液，不動機杼成霜繒。

感公分惠到狂客，欲奉瑤道途隔等。

等閑肯造五鳳樓，留草匡時萬言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