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志斌 平心而論,《宋史》修纂的底子非常之好,說編纂宋史的這些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進行工作,甚至也不為過——宋朝正是我國傳統(tǒng)史學趨于完善的時期,修史制度嚴謹完善、各類史料呈爆炸性增長趨勢,與前朝不可同日而言。用宋人自己的話說,就是“本朝國書,有日歷,有實錄,有正史,有會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寶訓;而百家小說、私史與大夫行狀志銘之類,不可勝紀”。而元滅南宋時,元將董文炳又認為“國可滅,史不可沒”,將臨安宋史館中的“宋史及諸注記”五千余冊全部送到了大都的國史院中,據(jù)說其中包括了宋太祖到宋寧宗的實錄三千卷、北宋到南宋的國史六百卷,編年一千多卷,以及宋理宗和宋度宗的日歷、實錄共計兩百余冊。因此在元修宋史的過程中,史官們所能掌握的各種史料是相當豐富的。 可恰恰也正因為史料過于豐富完善,導致了史官們甚至可以直接“移花接木”,大段大段地對這些史料進行摘抄、裁剪,甚至是不假思索地把宋人國史中的內(nèi)容塞到《宋史》之中。據(jù)統(tǒng)計,《宋史》的十五個志中,有十二個都或直白、或隱晦地提到自己取材于宋朝國史之中,比如《天文志》中說“今合累朝史臣所錄為一志”,《兵志》說:“今因舊史纂修《兵志》”,而《輿服志》干脆坦言:“今取舊史所載,著于篇,作《輿服志》。”宋史研究會副會長陳振甚至認為:“宋代先修實錄后修國史,共修國史七部,現(xiàn)行的元修《宋史》,就是在宋代《國史》的基礎上,稍加編次刪補而成的”。 其實除了宋代的國史等史料以外,《宋史》也廣泛使用了墓志銘、宋人書信、筆記乃至私家史料,只不過史料的來源雖多,但元代史官們運用起來卻一視同仁,該抄的抄,該裁的裁,怎么方便怎么來。比如《章惇傳》中著名的“君他日必能殺人”一段,這段故事在《宋史》中的記述如下: ()與蘇軾游南山,抵仙游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揖軾書壁,軾懼不敢書。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來。”既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痹?“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贝笮Α?/p> 而在其原始來源《高齋漫錄》中的記述如下: 同游南山諸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以過,用索系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蘇軾來游?!弊诱稗云浔吃? “子厚必能殺人?!弊雍裨? “何也? ”子瞻曰: “能自拼命者,能殺人也?!弊雍翊笮Α?/p> 兩者情節(jié)完全一致,《宋史》不過是對個別字句稍做調(diào)整,就直接“拿來”使用。而類似的情況,在《宋史》中可謂比比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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