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順歷史上,《安順府志》的纂修是一件大事，影響也尤為深遠。該志聚合古今，集清代咸豐之前安順人文地理、山川風物、人物紀事于一帙,一經(jīng)問世，便廣為流傳，直至今日，仍是人們認識和研究安順地方歷史文化的主要史籍。

《安順府志》的纂修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該志是安順古、近代史上唯一留存的府一級史志類定本。

初版《安順府志》

明清兩代，地處黔腹的安順一地，“巍科顯仕，代不乏人”，致力于地方志修纂者不乏其人，歷經(jīng)數(shù)百年，今大多僅存書目，文字則散失殆盡，無從查考。最早記載見于明正統(tǒng)年間（1436-1449）洛陽人孫鐸修《普定衛(wèi)志》，成一卷。此后，景泰間本土士人婁廣、弘治間安順進士汪大章、正德間舉人潘瑞、汪大有均有過纂修《普定衛(wèi)志》的記載。及至明末崇禎年間，平壩壬午科解元譚先召也曾纂修過《平壩衛(wèi)志》。以上各志均屬私家纂修，無印行記載，清之前皆佚。

清代，安順府屬各州縣陸續(xù)修志，先于《安順府志》的有：

道光《安平縣志》：主纂者劉祖憲，福建閩清人，舉人。道光四年（1824）任安平縣知縣。該志在前知縣徐玉章初成七十二篇的基礎上增修編纂，分十卷，并于道光七年（1827）十月付梓。

道光《永寧州志》：主纂修者黃培杰，字植圃，一字克俊，浙江會稽人，道光乙酉科舉人。道光十四年（1834）任永寧州知州。該志總成十二卷，并于道光十六年（1836）付梓。

從上可見，明代雖有六志存目，卻無一傳世：而清代及至道光朝，雖有安平（今平壩）、永寧（今關嶺）二個州縣志付梓，但府一級地方志仍是空白。

安順自明洪武十五年（1382）建城置衛(wèi)，至清咸豐《安順府志》問世，已有近500年歷史，歷任知府中不乏文顯高科的能吏干員，郡內(nèi)進士舉人也代有人出，延至近代，卻無一志乘。與居于黔腹之地，相對省內(nèi)其他地區(qū)發(fā)展較快的地位極不相稱。這就不難理解《安順府志》的纂修所承擔的歷史份量。

《安順府志》序三

我們再來看看《安順府志》之所以問世的歷史背景和原由。

清代自康熙朝始，社會穩(wěn)定，生產(chǎn)由恢復而發(fā)展，文教逐漸興盛。朝廷律令各地修志，貴州亦入大流，修志遂成歷任地方官的職責?？滴踔恋拦忾g五朝，朝廷屢頒部文催行。嘉慶十三年（1808），禮部咨準國史館《添辦志傳章程》，通行各省，要求將府、州、縣等“志”每刷一部，裝璜成帙，送禮部轉(zhuǎn)投國史館，以備取用。實際上已將修志一事通過律令抵達府縣，地方官再無可推諉。

道光十六年（1836）賀長齡出任貴州巡撫，對府、州、縣修志督辦極嚴，并多方提供條件，不僅在經(jīng)費上嚴令各地給予保證，而且在人才的選薦上采取了不少舉措。道光二十五年(1845)，鄒漢勛應賀長齡之薦入黔，首纂《貴陽府志》，成為幾年后創(chuàng)修《安順府志》的首聘人選。

道光二十五年（1845）翁同書從朝廷選任貴州學政。到任后遂督辦各地修志事宜，律令各府州縣，復查儒林文苑，廣集黔地著述書籍，以昭顯于中華。

地處黔中腹地的安順，自然成為關注的重點。其結(jié)果，竟然尚未修志，且“著述寡聞”，無以應對。合郡公直言：“無志則拔本塞源，數(shù)典忘祖，所為遺譏大雅也”(見《安順府志》跋)。這是歷史留給安順人的一次尷尬。

道光二十七年（1847）常恩由朝廷外放到安順任知府，是年春到任，睹此窘境，慨然曰：“是余之責也！”

安順府總轄輿圖

由于常恩的到來，使纂修《安順府志》再無延緩得以施行。常恩，字沛霖，長白人，為鑲白旗忠順佐領下，“筆帖式”出身?！肮P帖式”是一職官名稱，清代各部院、內(nèi)行衙署均有設置，主要掌管翻譯滿漢奏章文書、記錄檔案文書等事宜，一般由旗人充任，清代通過筆帖式任職外放充任地方官的不少，到安順做官的旗人就有好幾位，其中不乏真才實學的儒吏。在到安順之前，常恩任職朝廷戶部，經(jīng)辦財賦統(tǒng)計與支調(diào)，道光二十六年（1846）末選授安順知府，二十七年（1847）春到任，二十八年（1848）轉(zhuǎn)任黎平知府一年，二十九年（1849）回任安順知府，咸豐元年（1851）因丁母憂離任回籍。因其特殊的經(jīng)歷，常恩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嚴謹而謙和極有責任心的官吏。當時擔任貴州按察使的山東曲阜人孔慶鍸在第一次見到他時，就有過這樣的描述：“與太守相接，溫文爾雅，藹然有儒者風。及詢以政事，侃侃焉如燭照……”安順士人稱其“虛懷下問，殷勤備至”。

在《安順府志》序言中，我們可得知，常恩的祖父、父親任地方官時，尤重方志的教化作用，“每尋其志以教，皆有異效”。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初到任時，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遵循父、祖之意，于地方志中取其精義勸諭斯民，然而當他發(fā)現(xiàn)安順無志可循時，隨及召集安順縉紳耆儒商議，采擇眾議之長，產(chǎn)生修志以補曠代之缺的打算，剛有頭緒，便于二十八年（1848）轉(zhuǎn)任黎平知府。一年之后常恩回任，恰遇時任云南巡撫的清鎮(zhèn)人張日晸因母病逝告假回籍守孝，極力促成修志。不僅視修志為急務，且首倡捐銀200兩，并指點訪修諸人。常恩嘆道：“蓋先生幼覽群史及博物諸志，長撰纂修，考古知人者也。予故誠信不疑?！睆埲諘撌羌螒c二十二年（1817）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曾任成都知府、湖北、四川按察使，四川、云南布政使等，參與過《大清一統(tǒng)志》的纂修，常恩尊之為師。由于他的作用，《府志》的運作在短時間內(nèi)便全面推開。是時張日晸已疾病纏身，更加顧念家鄉(xiāng)，二十九年赴滇續(xù)職后不久便去世，最終也沒有看到《安順府志》的問世。

《安順府志》序四

常恩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從黎平回任安順知府，經(jīng)與縉紳合議籌劃，很快便就修志一事作出周密安排：

一是向各縣、州、廳發(fā)出文書《致各屬勸捐修理考棚志書啟》，將修志與修考棚捆綁運行，除增強資金的籌措理由并拓寬籌措渠道外，以此強調(diào)修志的重要性，需舉合郡之力完成。即令各縣、州、廳并府共八屬，“每處捐銀四百兩，定于八月底一體收齊，送至府中。如有不敷，捐廉彌補”。發(fā)此文時為六月，按此方案，兩個月內(nèi)即要求籌銀3200兩，各縣、州、廳官府對分派的400兩無力承擔的，可動員士紳捐補。常恩親自到各縣、州、廳動員，選派楊春發(fā)、梅克薰等8人負責城中勸捐，楊燮珍、齊燮渭等4人到各縣督辦。并明示：凡採訪遺漏或未及者，均準自行交局；有捐銀者，可自呈局中登簿收銀。

2006年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安順、黎平府公牘》中，有不少關于修志的記載，從道光二十九年至咸豐元年的“告示稿”和“書稟稿”看，大量文字是常恩與各屬知縣、知州的公文往來，內(nèi)容多為勸捐、催交銀兩等。其中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日的“致各屬”和三月初七日的“致七屬”，一方面反映所需經(jīng)費的緊迫，另一方面也記錄了修志及擴建考棚的進度和階段性成效。按書稟所說，原定每處捐銀400兩共3200兩，但考棚工程已用去3600兩，而志書一項尚須籌解。所聘府志“主修”鄒漢勛已于月內(nèi)抵署，擱筆以待。要求各縣州廳“再為竭力續(xù)捐，以期共成盛舉，庶免半途而廢也”。之后各屬捐銀陸續(xù)到府，常恩一一致書作答?？梢?，《安順府志》實為聚全郡之力而成。

二是即頒告示《為合修府志考棚預行曉諭》，通曉府屬各地，廣泛動員士民共同參與。文告先就修府志和修考棚的總體安排明示，說明此舉之必要：“安順為滇黔通衢大郡，自國朝作育以來，人文蔚起，忠孝亷節(jié)，代有其人。且山川毓秀，間氣鐘靈，名宦鄉(xiāng)賢，彬彬日盛。年糓順成，四民樂業(yè)，賦課一秉典章，疆域式辟土宇，天時永協(xié)，地利聿興，文物聲名，于焉為盛，而志乘闕如，無以昭明憲章，將何以上承盛世之休明，下開后人之劭述？”告示既出，遂將修志一事傳至萬戶，于情于理皆視為必然。

安順合郡山水全圖

三是對修志相關人員的選用。宣布成立志書局，“延聘湖南鄒君叔勣主修志乘，設局崇真寺，派拔貢吳寅邦總理局亊”。除常恩自任“總纂”，鄒漢勛、吳寅邦任“總修”外，府志局還抽選了一批地方名儒參與修志，由普定劉起春、郎岱張懋德、安順段炳然、鎮(zhèn)寧白玉珍、安平何官酂等5人任“分修”；普定劉慶臻（舉人）、安順余超漢（舉人）、安平張煌（舉人）、郎岱李夢筆（舉人）、安順楊春發(fā)（副榜）、普定梅克薰（拔貢）、鎮(zhèn)寧陳鑒清（訓導）、歸化陸尚卿（監(jiān)生）等36人任“采訪”。并明示下鄉(xiāng)採訪，發(fā)給盤費，不許派索夫役。按修志資料所需，各方人員及時交流工作進展情況，鄒漢勛、吳寅邦負責匯集各稿，分目輯正，最后呈請“總纂”常恩裁酌審定，整個纂輯工作分工明確，運作有序。

這里有必要就參與修志事宜的主要人物一作介紹。

受聘擔任主修的鄒漢勛，字叔勣，湖南新化人。著名地與學家、方志學家。他博極群書，著作宏豐，既精漢學、與圖學，又通天文、六書、九數(shù)、金石之學。世人論及湖湘學者，有“記不全，問魏源；記不清，問漢勛”的口譽。道光二十五年(1845) 鄒漢勛應賀長齡之薦首修《貴陽府志》后，二十七年(1847)應大定知府黃宅中之聘主修《大定府志》，成書后，時任云貴總督的林則徐為該書作《序》。二十九年(1849)底，應知府常恩禮聘到安順主修府志，道光三十年(1850)又應興義知府張锳之聘，總修《興義府志》，于咸豐三年(1853)定稿付梓。鄒漢勛不僅是當時海內(nèi)名儒，而且有很高的史德修養(yǎng)，他總結(jié)了自己多年修志經(jīng)驗，在短短的八年時間內(nèi)，連續(xù)主修四志（共計二百六十六卷），這在貴州乃至全國方志史上，也是一個奇跡。

與鄒漢勛一道出任《安順府志》總修的吳寅邦，其身份名望顯然比鄒氏小得多，乃至不能與其他參與分修采輯的部分名士相比，然而他于修志的貢獻則不亞于其他人。吳寅邦，字清臣，永寧州（今關嶺縣）人，道光十七年（1837）拔貢。曾任安順、清鎮(zhèn)、貞豐書院講席。其高祖吳視，為乾隆年間進士，首破永寧進士之天荒?；I修府志之所以公推其總理志書局事，不僅在于他的組織協(xié)調(diào)能力，還在于他的學識和多年來致力于地方志研究積累的經(jīng)驗。從《安順府志》文本補闕的不少篇目中，我們可見吳寅邦的作用。大致統(tǒng)計，府志中歷代人物及相關事件，經(jīng)吳寅邦的考訂且撰寫的人物傳記達25篇之多，如《陳亮傳》《葛公袞傳》《張?zhí)亟?jīng)田傳》《應太守先烈傳》《慶太守林傳》《學博謝庭薰傳》《邑侯劉祖憲傳》《齊超渭傳》等。這些人物及相關事件發(fā)生的時間，分布在明代至清代各個時期，人物所在地包括安順、安平、鎮(zhèn)寧、關嶺各地，很多史實是在他細心考證大量資料和實地采訪后得出，如葛公袞、張經(jīng)田、齊超渭、葛文杞等。從中可見其治學嚴瑾，一絲不茍，對一些尚難查考的人物事由，吳先生均存疑而不輕下結(jié)論。

除鄒漢勛、吳寅邦任“總修”外，府志局抽選的人員，多為地方名士。這些人在地方上很有影響力，常恩的學識加上謙和的作風，很快便形成一個團結(jié)協(xié)作工作效力極高的修志團隊。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開局，咸豐元年(1851)六月成書。卷首有貴州學政翁同書、布政使吳式芬、按察使孔慶鍸和常恩作序各一篇，后有合郡人、吳寅邦和普定縣知縣邵鴻儒跋各一篇。

《安順府志》創(chuàng)修后，一直引起省內(nèi)外的關注，翁同書、孔慶鍸、文海等皆予很高評價，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shù)史》中，列舉清代方志類書籍104種，《安順府志》名列其中，稱全國名志?？傆[該志，其優(yōu)長有三：

其一，該志紀合古今，資料搜羅宏富。全書54卷，由9大綱77個分目組成，即《天文志》1卷、《地理志》16卷、《營建志》3卷、《紀事志》3卷、《經(jīng)制志》4卷、《職官志》6卷、《人物志》5卷、《烈女志》5卷、《藝文志》11卷。以清厘定的安順府屬區(qū)劃為記，內(nèi)容涵蓋府親轄地及普定縣（附郭）、安平縣（今平壩區(qū)）、清鎮(zhèn)縣、鎮(zhèn)寧州、永寧州（今關嶺）、郎岱廳（今六枝地）、歸化廳（今紫云），共3縣2州2廳。時間跨度始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止于清咸豐元年（1851），共記錄了2131的歷史。重點反映了明清兩代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歷史狀況及山川風物的構(gòu)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無疑是一項宏大的文化工程。

清鎮(zhèn)縣輿圖

郎岱廳輿圖

其二，該志為安順府一級方志之首創(chuàng)，時間上雖晚于省內(nèi)不少府縣，卻能采眾家之長，且有所創(chuàng)新。全書以綱目體編纂，時間為經(jīng)，事件為緯，網(wǎng)羅眾目，統(tǒng)覽一方。從不同的角度和不同層面，廣泛匯集地方史料，并根據(jù)實際需要加以變通適當增損。在體例上雖趨同于前清大部分志書，但局部也頗具有創(chuàng)造性，主要有兩點：

一是增立“紀事志”一綱，把“紀年”與“本末”配合起來，納入《紀事志》。如書前《凡例》所敘：“以安郡原無志乘，藉以收羅往事也”?！凹o年”主簡明，諸大事皆記；“本末”主詳明，擇大事暢辯詳言。二者或詳或略，一經(jīng)一緯，相軸而行，有事為“本末”未載者，已備列“紀年”；有事為“紀年”未詳者，當參見“本末”?！都o事志》分三卷，“紀年”之后，置“本末”6篇，分別為：《牂牁夜郎二國本末》《牂牁置郡本末》《夜郎置郡本末》《唐宋琰蠻功清四州本末》《普里本末》《安順置府本末》?？梢韵胍姡谂f無志承的情況下，這些篇目的形成，均出自對浩繁的史料的篩選斟別和精心考訂而來，雖有所局限，在史承鏈接上有斷續(xù)之嫌，但其間的付出，可謂艱辛備至。我們今天了解安順明代以前的歷史，相當多的史料來源出自這三卷《紀事志》。

二是創(chuàng)新“地輿”的制圖。鄒漢勛一生致力于輿地學研究，注重古為今用，創(chuàng)新發(fā)展，并通過實地調(diào)查，以補古之不足。他依據(jù)以經(jīng)緯測繪地圖的理論和方法，提出繪制地圖的基本原則：1.明分率（比例）；2.分準望（方位）；3.定中宮（坐標）；4.測日量，即作圖以經(jīng)緯度劃成方格，每格按比例等于若干里。對府志“地輿”的制圖，為避免疆界及山川河流諸方面的差錯，該志博采其他輿圖的長處，把經(jīng)緯度劃成方格，分出三十四向，用紅色印板套印，看起來清晰醒目；凡城郭、塘汛、鋪、疆界、水道、橋梁、山脈、道路、村寨等，都各有標號。

需要特別提到的是，輿圖的繪制僅有《大清會典》和乾隆《貴州通志》“安順府輿圖”兩圖作參考，遠未概全，而各州、縣、廳俱無前本可循，全憑實地堪驗繪出。安順清時插花地廣布，繪圖精準不易，常恩親驗考訂，吳寅邦奉其意施行，先是派負責采訪的劉起春按例取材成初稿，猶慮其未詳，吳寅邦再度實地踏堪繪圖，十余日而還。而劉起春“則山嶺、水涘、苗寨、猓村，露宿草行者四十八日，安順(指府親轄地)、普定之地，足跡所不到者鮮矣，乃敢厘定成圖?！睂Υ耍掏瑫仲澷p，就其對“插花地”這一繪圖難點，在該志《序》中道：“而地之華離者別之以圖，彈丸黑子，表以白書，此又繪圖之創(chuàng)格，足以為式者也?！?/span>

安順府親轄輿圖

其三，重實地調(diào)查采訪，以補史料來源不足。安順歷史上形成統(tǒng)一的建制較晚，及至明洪武初建城，雖延衍數(shù)百年，文化積淀日厚，但前無志可承，文獻資料零散不全，搜求困難，欲修府志，必須花大力氣調(diào)查采訪。可以說府志的形成，是建立在大量調(diào)查采訪的基礎之上的。從修志的人員結(jié)構(gòu)看，負責采訪的人員，以各州、縣、廳知州、知縣、同知領銜，參與的36人中多為德高望重的地方文士，這一舉措的效果從府志的文本中可以得到印證。以《安順府志》“營建制”中“壇廟”部分為例，我們將《安順府志》與之前的乾隆《貴州通志》作比較，僅安順（含附郭縣普定）一地，《府志》收入寺廟祠壇等古跡達99處，而作為《府志》主要資料來源的乾隆《貴州通志》，合府僅列19處?？梢姶罅康挠涊d是通過實地調(diào)查采訪和多方查尋資料編輯而得。再從《府志》“人物志”看，不少人物傳記及人物簡述，來自采訪中獲得的私家譜牒，僅文本所注，就有平壩《黔南陳氏族譜》《宋氏家譜》；安順《梅氏家譜》《張氏家譜》《葛氏族譜》《婁氏族譜》《王氏族譜》《潘氏族譜》；鎮(zhèn)寧《夏氏家譜》等。

當然，《安順府志》雖為名志，但僅就與貴州其它方志相比而言，用今天的觀點分析，也存在諸多不足。民國時期，任可澄、楊恩元、黃元操、柳惠希等一批前賢曾組織續(xù)修《安順府志》，其間，對《府志》的缺失有過闡述。在“續(xù)修安順府志計劃書”：“舊志不良，宜有增損。新化鄒氏，本良史才，酌定體例，足稱謹嚴。乃與事者務廣貪多，蕪雜堆砌。而于重要部分，轉(zhuǎn)未調(diào)查記載。碔砆魚目，識者議之。是斟酌損益之工，萬不可少?！卑创苏f法，《安順府志》有兩大不足：一是務廣貪多，蕪雜堆砌；二是史實誤判。

首先看“蕪雜堆砌”的問題。今閱該志，以“人物志”“藝文志”“烈女志”等章節(jié)論，鑒裁似有過寬；人物的優(yōu)劣鑒選，詩文的良莠取舍，可否入志，似可商榷。以“藝文志”11卷為例，按《府志》“凡例”所言“所重者扶持綱常，闡揚教化，非衡文藝也”。也就是說，衡量的標準并不全在藝文本身的歷史價值，這無疑是一大缺陷。按此標準，其實用性價值十分明顯。尤為不妥的是，入志的詩作中，有詠頌常恩多篇，將常恩任官安順、黎平（黎陽）兩地士人頌德組詩《黎陽輿頌》29首及《習安輿頌》“德政碑”銘詩收入，常恩身為“總纂”，有自譽之嫌。藉此上行下效，參加修志的不少人皆將自寫詩入志，有身為“分修”的劉啟春3首，“協(xié)議”魏承祝（普定知縣）1首，任“采訪”的普定劉慶臻、安平張煌、普定劉綸勛、清鎮(zhèn)鄧福謙各1首。

但這并不是該志的“硬傷”，史實的誤判誤載，才是《府志》最大的缺陷。以志載的“寺廟祠壇”而論，訛誤遺漏之處頗多，我們將《府志》與明嘉靖《貴州通志》對照，《府志》所缺6處。分別為：汪公廟（永樂二年指揮王轅建）、五顯廟（洪武十五年安陸侯吳復建）、二郎廟（洪武十五年安陸侯吳復建）、晏公廟（洪武年間都督顧成建）、肖公廟（嘉靖年間建）、關王廟(洪武十五年安陸侯吳復建）。另外，龍王廟、東岳廟、府城隍廟、玄壇廟、總管廟等5處，府志所記始建年代有誤，應為：龍王廟，嘉靖年間建；東岳廟，永樂十一年建；府城隍廟，洪武十五年建；玄壇廟，永樂年間建；總管廟，永樂二年建 。再如安順清泰庵,《安順府志》記其創(chuàng)修于嘉靖五年(1526),而弘治《貴州圖經(jīng)新志》已有記載，該志成稿為弘治十三年(1500) ，說明在此之前就己存在。

更重要的是，《安順府志》失缺了不少重要文章的采錄,以普定、威清、安莊三篇“衛(wèi)學記”為例，均撰于弘治朝之前，不僅時間早,且內(nèi)涵豐富，是安順教育發(fā)端的標志性記錄,也是安順文化的奠基之作,其價值不言而喻。特別是《普定衛(wèi)學記》，是今安順文廟最早的文存,尚能保存至今,是安順文化的一大幸事。另外，正統(tǒng)年間(1436-1449)的《崇真觀記》和天順五年(1462)的《圓通寺記》等,同樣十分珍貴，《府志》均未收入。

至于詩歌,《安順府志》對明弘治以前100年的文人詩基本未采錄,《續(xù)修安順府志》補錄沈衡、丁養(yǎng)浩、沈庠等六人詩各一首,實際上遠非這些。筆者初步統(tǒng)計,載入明弘治《貴州圖經(jīng)新志》的竟達60首之多，相當于《安順府志》“藝文志”全部明代詩歌的近一倍。這些詩通過藝術(shù)形式提供了大量訊息，詩作者眾多，分布面廣，是我們今天研究明代早中期歷史和探尋安順本土漢文化源流的重要資料庫。

之所以出現(xiàn)以上狀況，與府志在編纂時，沒有見到過明代弘治《貴州圖經(jīng)新志》、嘉靖《貴州通志》和萬歷《貴州通志》有關，在清一代三志曾視為佚志，即便康熙、乾隆、嘉慶各朝所修的幾部《貴州通志》均未采及，這就使《安順府志》在纂修時，雖言明事卻無明書可憑，只能以清康熙、乾隆《貴州通志》為主要依據(jù)，自然遺漏訛誤難免。

應該特別提到的是,明代三志相關資料的缺如,是客觀的歷史形成,并不等于否定《安順府志》的價值?！栋岔樃尽纷胄抻谇宕?、咸之交，在此之前近500年安順無志乘。知府常恩及鄒漢勛、吳邦寅等前賢舉一郡之力,完成了這一曠代之舉,值得后人敬仰,永久憶念。但正如該志總修之一的吳邦寅所說:“夫讀書貴觀其通,補缺正訛，甚賴前人之有是書,而后人得以考證也?！蓖ㄟ^府志,我們能夠鑒往知來,而“補缺正訛”也是各個時代承繼者的使命,新史料的發(fā)現(xiàn),又彌補了府志留下的遺憾,使歷史的天空更加明朗，這是歷史賦予今天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