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臨安晚唐水邱氏墓出土的“秘色瓷”所呈現的則是另一種面貌。該墓出土了越窯青瓷25件，器型有熏爐、罌、燈、碗、罐、壇、粉盒、油盒等。熏爐通高66厘米，由蓋、爐和座三部分組成，通體施青釉，釉下繪褐彩云紋，因焙燒溫度的差異，故爐與座的釉基本脫落。罌通高66.5厘米，蓋和器身的釉下飾褐彩云紋，施釉均勻，釉色泛黃。燈口徑為37.2厘米，高24.4厘米，釉下布滿褐彩云紋和蓮花紋，釉呈青黃色。這三件形體碩大、裝飾瑰異的青瓷，堪稱唐代“秘色瓷”之最了。其制作工本遠遠超過法門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值得一提的是，偏黃的釉色不是有意追求的效果，而是由燒窯時未能避免的氧化氣氛造成的，因為是造型、裝飾特殊的定燒品，沒有挑選的余地，所以便被帶著遺憾納入生活、攜入冥界。水邱氏是五代吳越國第一代國王錢镠的母親，卒于天復元年（901年），此時錢镠已被朝廷任命為鎮(zhèn)海、鎮(zhèn)東節(jié)度使，毫無疑問，越窯的“秘色瓷”生產必定在其監(jiān)控之中，雖然水邱氏的身份不及“臣”，然從“秘色瓷”的享用權來說，“近水樓臺先得月”是不足為奇的。有意思的是，與水邱氏合葬的錢镠之父錢寬的墓中出土了19件白瓷，大多銘“官”、“新官”款，青瓷只有３件，而水邱氏墓中盡管亦隨葬了17件白瓷，但數量少于青瓷，這一方面說明晚唐時“秘色瓷”的審美價值尚未被世人普遍認知，另一方面則昭示了“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的審美價值取向。

    到了吳越錢氏在東南一隅設立小朝廷的時候，“秘色瓷”才在人們心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吳越國王錢元瓘在位時非常重視“秘色瓷”生產，他曾向后唐朝廷進貢了“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這是文獻記載中最早的用黃金裝飾的“秘色瓷”，而且一次進貢的數量多達200件。由此可知，在錢元瓘統治時期，“秘色瓷”生產出現了質的飛躍。作為吳越國王，錢元瓘在“秘色瓷”的使用上并沒有虧待自己，他死后隨葬了10多件“秘色瓷”，造型有罌、注子、套盤、洗、碟、器蓋等，其中，殘高29.5厘米的罌，器身裝飾二條呈淺浮雕狀的龍，動態(tài)強烈，威猛無比，剛出土時，龍身還見有鎦金的痕跡，可以想見，此罌制成時器身的雙龍曾金光四射、異常耀眼，其華麗、珍貴的程度，在迄今所見的“秘色瓷”中還未有能與之比肩的。史籍記載吳越國進貢的越窯瓷器，有的為“金釦”或“釦金”?！墩f文解字》云：“釦，金飾器口?！睆陌l(fā)現的實物看，所謂“金釦”或“釦金”是在器物的口沿上用黃金鑲邊。而鎦金顯然是一種更高級的裝飾方法。據記載，僅吳越國最后一位國王錢弘俶在位時就向北宋朝廷進貢了“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余事”。14萬多件乃貢瓷的總數，“金銀飾陶器”所占的比例當很小，但不知“金銀飾”除了用金銀鑲邊外，是否還包括鎦金？若無，那么錢元瓘在“秘色瓷”的使用等級上可算是“僭越”了。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用來形容錢氏家族享用“秘色瓷”，誠不為過。杭州施家山錢元瓘次妃吳漢月的墓中曾出土過數件“秘色瓷”。而臨安錢元瓘妻子馬氏的墓中隨葬的“秘色瓷”竟多達20余件，器型有罐、盆、注子、碗、唾壺、套盤、粉盒、盤、杯、茶托等，這批“秘色瓷”大多制作精致，釉色青瑩滋潤，基本沒有二次氧化現象，可與法門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媲美。臨安板橋錢氏貴族墓出土的11件“秘色瓷”，造型有罌、缽、罐、洗、釜、碗等。罌高50.7厘米，最大腹徑為31.5厘米，器身以褐彩云紋等作裝飾，釉層勻凈，呈純正的青色。像這樣造型高大、器形規(guī)整、裝飾精美、釉質清純的青瓷器，在五代“秘色瓷”中算得上是鳳毛麟角了。缽、釜等器物的制作工藝均很精湛，釉的呈色亦反映出焙燒技術非同一般。有一件釉色偏黃的雙耳罐，在一側耳下刻有清晰可辨的“官”字，它印證了《余姚縣志》的“唐宋時置官監(jiān)窯”之記載，也顯示了五代吳越國王室貴族對“秘色瓷”的重視程度。蘇州七子山發(fā)現的一座五代墓，據考證墓主為錢氏貴族，墓中出土的“秘色瓷”有碗、洗、罐、套盤等，其中，碗的口沿用金鑲邊，套盤不僅數量多達9件，而且做工與錢元瓘墓所出相比，亦在伯仲之間。

    吳越國燒制“秘色瓷”的歷史至錢弘俶統治時開始進入巔峰期，我將北宋立國到吳越國滅亡的18年稱為越窯制瓷業(yè)的“極盛期”，這一時期，吳越國因進貢和外銷的需要，將受官府監(jiān)控的制瓷作坊擴展到了上林湖以外的地區(qū)，在上虞的窯寺前就曾設立了“官窯三十六所”。這些窯的產品風格與上林湖窯基本一致——胎體輕巧，釉質清亮，裝飾繁縟而精細，盛行刻劃花。宋太祖、太宗兩朝的《供奉錄》所載錢弘俶進貢的14萬多件“金銀飾陶器”，大部分器物的造型、胎釉、裝飾特征應與窯址遺存的殘瓷相類。雖然歷史的塵埃無情地湮沒了當年貢入朝廷的數以萬計的“秘色瓷”，但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出土的越窯青瓷盤、碗、套盤，使人終于窺見了錢弘俶進貢的“秘色瓷”的廬山真面目。這類青瓷制作精巧，釉層晶瑩，飾有龍、云鶴、水波等線條流暢的刻劃紋，其所顯露的正是吳越晚期“秘色瓷”的典型風貌。

    出土資料表明，貢入朝廷的“秘色瓷”以日常生活用具為主，而吳越統治者自己倒是常常在窯場定制一些形體高大、裝飾瑰麗、用途特殊的極品“秘色瓷”。從晚唐至北宋，“秘色瓷”的總體風格一直處于與世推移的嬗變之中，在它們身上烙有最鮮明的時代審美意識的印記。所有這些，對深入研究“秘色瓷”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