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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散木先生的《篆刻學》一書中，對于吳昌碩為代表的吳派描述非常簡單，我們有必要將相關的知識點補充進來。因此，本文除了記述鄧氏《篆刻學》所載內(nèi)容外，另外補充了與吳昌碩及吳派相關的內(nèi)容。 
談到吳昌碩，原書有一段背景知識介紹：“當文、何既敝，浙、歙就衰，鄧派諸家骎骎不為世重之際。”骎字讀qīn，指馬跑得很快的樣子，多用以比喻事業(yè)進行迅速，所以這一個背景交待的并不完全正確，吳昌碩在印壇活躍之時，正是中國印壇最為鼎盛的時期，此時鄧派印風遠沒有“不為世重”。這一點，實際上，只要我們把篆刻界重要的概念“晚清六大家”的生卒年份列出來就可以知道（“晚清四大家”的擴展，我認為晚清只提四家，不足夠代表印壇面貌。）：
所以這是篆刻史上最繁榮的一段時期，中間幾乎沒有空白，但說吳昌碩“乃有蒼頭異軍崛起其間，為近代印壇放一異彩者”卻基本正確。因為吳昌碩的成就太大了。吳昌碩（1844-1927），初名俊，又名俊卿，字蒼石、昌碩等，亦署倉石、昌石、倉碩，大約69歲定居上海后以“昌碩”字行，他的別號很多，常見的有苦鐵、老缶、缶道人、大聾等。
鄧先生對吳昌碩大師的印風形成這樣總結(jié)：“初參丁、鄧，繼法吳、趙，后獲見齊魯封泥及漢魏六朝磚甓文字，遂一變而為逋峭古拙，于是皖、浙諸派為之掃蕩無遺。”這個說法基本正確，吳昌碩最初學篆刻也是浙派入手，后轉(zhuǎn)師法鄧石如，主要是在吳讓之印風上下功夫，進而受趙之謙影響轉(zhuǎn)向“印外求印”，后涉及印文金石文字較趙之謙更多，在泉幣、碑版、權詔、鏡銘之外又廣及封泥、磚瓦，并由此開拓出自己特有的渾樸蒼莽的風格。這實際上是跟黃牧甫走了兩個方向的“印外求印”的方向。即，趙之謙開創(chuàng)了“印外求印”，黃牧甫將求印方向向廟堂文字發(fā)展，從吉金文字取法；吳昌碩向民間文字發(fā)展，從磚瓦文字取法。至于他們最終選擇了不同的工具：黃牧甫選擇了薄刃銳刀，吳昌碩選擇了厚刃鈍刀，是他們在契合自己印風的基礎之上選擇了更利于表現(xiàn)的工具。吉金文字要求邊角清爽，所以刀要鋒利；磚瓦文字要求字痕蒼莽，所以刀可以厚鈍。用吳昌碩的刻刀刻工穩(wěn)的元朱文是不可想象的，反之，用黃牧甫的薄刃刀也刻不出氣息渾厚蒼莽的寫意印。所以，學印要先確定自己的審美，再想著選定工具。
吳昌碩“其身享盛名，播聲域外，蓋有由來矣”，吳昌碩是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長，現(xiàn)在我們提及篆刻必然提及西泠，可見吳昌碩的地位。所謂的域外，主要是指日本篆刻，吳昌碩對日本篆刻的影響巨大，這個是另一個專題，暫且不說。
關于吳昌碩的篆刻技法，鄧先生這樣說：“浙、歙二派始用澀刀切刀大書深刻，洎夫吳氏，易以圓桿鈍刃，馳驅(qū)石骨，信手進退，罔不如意，論者或病其入石過淺，不知大書深刻亦嫌過猶不及，吳氏蓋用佛門旁參法以救其失也?！边@段話，也有問題。歙派基本不是切刀，切成深刻的，大多是浙派。吳昌碩的印多淺刻原因，是因為這樣更符合他所要表達的印章風格，他的確是運刀如筆，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只知道用勁刻”。如果追其根源，吳昌碩的刀法純熟，多得益于吳讓之，其實這不重要，表達自己的風格最重要。好吧，看點作品：
印學理念，他繼承了趙之謙“印外求印”的創(chuàng)作理念；書法風格對于篆刻的影響方面，他以老辣的石鼓文書風入??；刀法，他深習吳讓之，練就了精純的篆刻刀法；眼界，他曾在大收藏家吳云家任家庭教師，見識過足夠多的金石器物與文字素材；舊學功夫，他出身書香之家，舊學功夫非常扎實；人生經(jīng)歷，他是遍嘗人生苦難的閱歷豐富者。關于吳派的隊伍，鄧先生只說了兩位，一位是王個簃，一位是費龍丁，并說他們“各能略得一二”，陳半丁、陳師曾、壽石工等只在下一章略一提及，其他人略過不提，并說“余子碌碌”，這實在不夠說明“吳派”陣容的龐大以及吳昌碩對中國篆刻影響之深遠，因此我們又匯總了一下，吳派的陣容，至少應當如下圖所列：
實際上，除鄧先生所提及人物，吳昌碩門下有太多響當當?shù)娜宋?，或許只是因為鄧先生所處時期，這些人的影響還沒有達到頂峰罷，又或者“文人相輕”也是可能的。但是我們一定要注意，這里所列的每一個名字背后，都有太多需要我們學習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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