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唐朝轉(zhuǎn)向衰弱，安史之亂是轉(zhuǎn)折點。然而安史之亂后，唐朝并非沒有咸魚翻身的機會，不過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專權(quán)和朝廷黨爭卻消耗了它最后的元氣。朝廷黨爭主要是貫穿了幾十年的牛李黨爭，巧合的是，牛李黨爭的兩位領(lǐng)袖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愛好奇石。

相比之下，李德裕對奇石玩得更雜，而牛僧孺則專注太湖石。最開始的時候，牛僧孺并沒有這個愛好。有一次，在蘇州做官的朋友給他送來了幾塊“形狀絕倫”的石頭。對于這個不能吃，又不能喝，更不能穿的怪石，卻引起了牛僧孺濃厚的興趣。他大贊這是鬼斧神工，是自然的偉力，并寫下了一首四十句的長詩，寄給當時最富盛名的詩人白居易和劉禹錫。

兩人聽聞有這樣的怪石，不約而同來到牛僧孺的府邸觀賞，并且大加贊賞。劉禹錫還好一些，沒有過分沉溺，而白居易則如同入了魔一般，連連驚呼自己身為蘇州刺史，卻無緣得到這種奇石，只恨“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

從此之后，以石結(jié)緣，牛僧孺和白居易兩人成為共同賞石論石的知己。白居易甚至專門寫了一篇《太湖石記》的散文，不僅闡述了賞石藏石的心得體會，還對牛僧孺鑒賞石頭的功底大加贊賞，將牛僧孺推到了唐朝玩石的一線藏家行列。牛僧孺則將自己和白居易探討太湖石的賞玩心得吐露出來：

嘗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于其間乎？將胚渾凝結(jié)，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shù)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

不僅如此，牛僧孺還在洛陽城東和城南分別購置了兩處房產(chǎn)，專門放置太湖石。蘇東坡戲虐地說他非常清廉，不收別人金銀細軟，但是只要人家贈送太湖石，牛僧孺就來者不拒。這也不知道是坑隊友還是損隊友，反正自從蘇軾這么一說，各地官員競相贈送太湖石給牛僧孺，哪怕是北方人，也謊稱自己帶的是“當?shù)赝撂禺a(chǎn)”。

牛僧孺對于太湖石確實熱愛，他將家中成千上萬塊石頭分類排列，或按照形狀，或按照大小，還編上號。據(jù)說他還對石頭喃喃自語，比對朋友更親，比對家人更善，比對兒孫還要愛。他將收藏的太湖石分類并且標注上、中、下三等，開創(chuàng)了唐末宋初品評太湖石的先河。

然而，雖然牛僧孺是玩太湖石的行家，甚至是品評太湖石的奠基人，但與北宋徽宗趙佶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牛僧孺雖然權(quán)傾天下，宋徽宗確實皇帝，兩人的地位和動員能力不可同日而語。牛僧孺用兩座宅子來放置太湖石，宋徽宗則修筑了帝國的最大園林艮岳來裝點門面。他還任命了精通鑒賞太湖石朱勔做應(yīng)奉局的主事，專門為他搜羅奇石。

太湖石大小不一，小的精致，大的雄輝。小的還算好，大的卻很難運到北方。但這并難不倒宋徽宗，他命人裝船走運河，沿途再用人拉馬拖，不惜任何代價，這就是曾經(jīng)鬧出方臘起義的“花石綱”。

宋徽宗的艮岳中的石頭，當然越大越好，經(jīng)常出現(xiàn)為了一塊石頭，累死無數(shù)牲畜，甚至毀掉城門、城墻的事情。至于說損壞稻田、盤剝百姓、沖毀農(nóng)家更是比比皆是，史不絕書。

“花石綱”一共持續(xù)了二十多年，多少官吏為此中飽私囊，從中漁利。宋徽宗也將幾十萬塊太湖石搬運到開封，作為激發(fā)他藝術(shù)靈感的絕佳素材。最貴的一塊太湖石，竟然花掉了北宋官府30萬貫錢，相當于一萬戶中產(chǎn)之家一年的收入。

本來玩石頭是雅興，宋徽宗卻玩過了火，引得東南起義不斷。同時，由于消耗了巨大的國力，也無力抵御金人南下。對于這些太湖石來說，最大的作用就是在開封被圍時，曾經(jīng)作為防御武器，向城下猛砸密密麻麻的敵人。

不知道宋徽宗被俘到北國時，抑或是他看到為了抵御金人，艮岳的珍奇異獸被當作糧食吃掉，太湖石用來防御的時候，會不會有些許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