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郭永秉教授將應(yīng)邀主講“未名學者講座”第33講，題為“先秦思想研究的‘二重證據(jù)法’偏好及其文本困境”。該講主要圍繞如何依照傳世文獻的“摹本”將一片片的出土文獻“殘片”拼復、歸位，盡最大可能解讀提取“摹本”與“殘片”的信息，進而探討“二重證據(jù)法”的選擇與使用問題。與此相關(guān)的，今天我們轉(zhuǎn)發(fā)郭教授的“再談郭店簡《語叢四》8、9號簡與《莊子·胠篋》之關(guān)系及相關(guān)問題”一文（文章注釋省略），以饗讀者。

再談郭店簡《語叢四》8、9號簡與《莊子·胠篋》之關(guān)系及相關(guān)問題

郭永秉

郭店楚簡《語叢四》8、9號簡說：

（竊）鉤者（誅），（竊）邦者為者₌侯₌（諸侯，諸侯）之門，義士之所廌（薦—存）。

裘錫圭先生在《郭店楚墓竹簡》注釋中指出：

此段內(nèi)容與見于《莊子·胠篋》的下引文字基本相同：“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薄弦肚f子》之文，“誅”“侯”為韻（皆侯部字），“門”“存”為韻（皆文部字）。……

裘先生的注釋中還說明了“廌”字古有“薦”音，故可依《莊子》讀為“存”。所以，《語叢四》的簡文也是“誅”“侯”為韻，“門”“存”為韻。關(guān)于《胠篋》的“仁義存焉”，清人王引之曾從葉韻角度提出應(yīng)作“仁義焉存”：

 “存焉”當作“焉存”，“焉”，于是也，言仁義于是乎存也?！怂木湟浴罢D”“侯”為韻，“門”“存”為韻，其韻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侗I跖》篇“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存焉”亦當作“焉存”，此皆后人不曉“焉”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王叔岷先生指出“焉為語已之詞，可以不計”?？梢娡跏洗苏f過于拘泥，《語叢四》的出土也無法為王氏的意見提供積極證據(jù)。王叔岷、裘錫圭先生的意見是正確的。

值得注意的是，《盜跖》篇跟《胠篋》篇和《游俠列傳》明顯的區(qū)別在于，《盜跖》“諸侯之門，義士存焉”句中的“義士”，在后兩篇文獻中作“仁義”。對于這種差異，在郭店簡出土之前，早有學者進行討論。劉師培認為：

“義士”當作“仁義”，《胠篋》篇云：“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薄妒酚洝び蝹b列傳》云：“侯之門，仁義存。”此作“義士”，詞迥不符?！痘茨稀R俗訓》云：“故仕鄙在時，不在行?！薄墩摵狻っ摗菲鳌叭时伞?，《淮南》書誤仁為仕，猶此文訛仁為士也。蓋“仁義”訛為“仕義”，校者知弗克通，因更易其文，倒字舛詞，冀通其句，幸有《胠篋》篇以正之。

王叔岷先生同意劉說，并引《史記·貨殖傳》“人富而仁義附焉”為旁證。郭店《語叢四》相關(guān)簡文正作“義士”而不作“仁義”，讓人們自然而然對劉說引起懷疑。據(jù)我所知，龐樸先生大概是最早注意到這一問題的學者。龐先生對《語叢四》8～9號簡發(fā)表了如下一段意見：

這段話好像熟知，蓋鑒于其中有一個詞為大家所不熟，那就是“義士”。我們知道類似的一段話出在《莊子》，其末句為“而仁義存焉”?！叭柿x存焉”的矛頭，是直接指向儒家去的，“義士”則不然，它指的是諸侯之門的那些雞鳴狗盜之徒，而這在當時是普遍的事實。

兩相比較，竹簡的義士句像是原始狀態(tài)，因為這四句話，“誅、侯”為韻，“門、存”為韻，其韻皆在句末，王引之早已指出。那么，《莊子》上的“仁義存焉”，顯然是后來改的了；改動者未必是莊周，時間也不必在當時，但改動的事實表明，儒道的關(guān)系，不復開始那樣和平了。

關(guān)于王引之提出的韻腳問題，我們前已引王叔岷、裘錫圭先生的意見加以否定，所以韻腳在句末，似乎不成為《語叢四》早出的證據(jù)。另外，仔細體會龐先生的意思，他似乎主張《胠篋》本來也應(yīng)作“義士存焉”，今本作“仁義”乃經(jīng)后人改動。這恐怕是不合《胠篋》文義的（詳后文）。龐先生文中沒有提及《盜跖》之文的“義士”（龐先生文中已引王引之的意見，所以自然不會沒有注意《盜跖》之文），似為偶疏。但從他的論述可以看出，《語叢四》的“義士”自可講通，不應(yīng)視為訛誤，是很明顯的。《盜跖》篇滿茍得說了“小盜者拘”幾句之后，緊接著講：

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zhàn)于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盜跖》篇的作者認為管仲、孔子這些人內(nèi)心雖然看不起齊桓公、田成子，實際行為卻委身為臣，因此管仲、孔子無疑就是滿茍得所說的依附于“諸侯之門”的“義士”。劉師培將《盜跖》的“義士”改為“仁義”，不但不能得到出土文獻的證明，也和《盜跖》的上下文義不合，顯不可從。

胠篋圖

最近李學勤先生發(fā)表了《從郭店簡〈語叢四〉看〈莊子·胠篋〉》一文，也認為《語叢四》“‘義士之所存’語意欠通，疑本作‘仁義’，‘仁’字訛為‘仕’，又誤倒轉(zhuǎn)寫成‘士’（原注：楚文字‘仁’寫法不同，誤寫當在其他地區(qū)。）?！迸c劉師培說基本一致，恐怕也無法成立。李先生在此基礎(chǔ)上進一步提出：

如果上面所說不錯，《語叢四》該簡（引者按，李先生此文誤以8、9兩簡為9號簡）同《胠篋》簡直是完全一致的。我們知道，郭店簡《語叢》乃是當時各家著作的摘錄本，例如《語叢一》錄引《坊記》，《語叢三》錄引《論語·述而》。那么《語叢四》的這段話，也應(yīng)該是錄引《胠篋》。

細讀《莊子》的《胠篋》全篇，邏輯結(jié)構(gòu)十分緊密，“竊鉤者誅”這一段乃是對前半篇的綜括小結(jié)?！昂笠粴庳炌?，足證“竊鉤者誅”一段是《胠篋》不可分割的部分，不是從他處引來?！墩Z叢四》所錄引的，正是《胠篋》。

……既然《語叢四》錄引了《胠篋》，《胠篋》的成篇就一定要早于公元前300年。

即使我們忽略《語叢四》和《胠篋》存在的不同，僅據(jù)《胠篋》邏輯嚴密、“竊鉤者誅”一段在文中不可分割等事實，也不能必然得出其他古書與此有關(guān)的內(nèi)容一定就抄自《胠篋》的結(jié)論，也不能必然得出《胠篋》之文并非從他處引來的結(jié)論。這個道理是很簡單的。因為各書的相關(guān)內(nèi)容完全有可能皆有同一來源，而不是簡單的誰抄誰的關(guān)系（對于像“竊鉤者誅”這種類似格言警句的話，尤應(yīng)如此）。為了說理透辟，《胠篋》的作者自然要使得上下文邏輯緊密，《盜跖》何嘗不是如此呢？按照李先生論證的邏輯，為什么不能說《語叢四》是抄《盜跖》呢？

其實李先生已經(jīng)注意到把《胠篋》年代提早所要碰到的一個疑難問題：

《胠篋》列于《莊子》外篇，近代學者多以為晚出。最主要的原因，是篇中論及田成子的這樣幾句話。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關(guān)于“十二世有齊國”，歷來有多種解釋。唐成玄英疏云：“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是敬仲七世孫。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至威王，三世為齊侯，通計為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今不數(shù)宣王，故言十二世也?！贝苏f本于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先秦諸子系年》批評說：“敬仲奔齊，豈得遽謂有齊國？”是切中要害的。

《先秦諸子系年》采用司馬貞《史記索隱》的說法，認為十二世應(yīng)由田成子起算，依古本《紀年》，在《史記·田世家》世系中增加悼子、侯剡二世，于是十二世是成子到田齊的最后一君王建（參看附表）。這樣說來，《胠篋》竟應(yīng)該是戰(zhàn)國末，甚至更晚的作品了。

李先生對此提出了解釋：

現(xiàn)在知道《語叢四》簡已經(jīng)錄引《胠篋》，《史記索隱》的解說肯定是不對的。原來，“十二世有齊國”這句話可以有不一樣的理解：一種理解是田氏十二世（原注：此處“世”指繼位者，不是輩次。《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齊懿氏卜妻陳完，其妻占辭“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與京”，“世”也是指繼位者數(shù)。），世世享有齊國；另一種理解是田氏自入齊以后，十二世始有齊國。由陳完起算，第十二世正是始立為諸侯的太公和。田和列于諸侯，是公元前386年，所以《胠篋》這句話與其寫成年代并沒有什么矛盾。

上述解釋蓋略本于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之說。朱氏在此書“（晉敬公）十二年田悼子立（《史記·田完世家》索隱）”條下云：

《索隱》曰：悼子卒乃立田和，是莊子后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系本》《史記》不得錄也（案悼子立三十六年，不得云“立年無幾”）。而莊周及《鬼谷子》并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jù)《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祇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剡卽有十二代。右曾案：莊周當齊威宣之時，鬼谷書蘇秦所述，不應(yīng)豫知愍、襄、王建。據(jù)本書齊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田之稱侯自剡始，則有齊國者當亦指剡，自剡以前有十二世也?？季粗偻晟a孟夷，夷生愍孟莊，莊生文子須無，須無生桓子無宇，無宇生僖子乞，乞生成子恒，恒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悼子，悼子生田和，和生剡，適十二世也。

朱氏未數(shù)“桓子無宇”后的“武子開”一世，故比李說延后一世至侯剡。對于此說，錢穆先生已有批評：

信如其說，當曰：“田成子弒齊君，五世而有齊國”，乃為近是耳。不然，自敬仲至剡，則十二世始有齊，不得謂田成子弒君，十二世有齊也。

上文引及李先生文，謂《先秦諸子系年》批評《經(jīng)典釋文》之說時所講“敬仲奔齊，豈得遽謂有齊國”為“切中要害”，卻沒有引錢先生緊接著說的“且《莊子》文明自成子起算，豈得遠引敬仲”一句。其實錢氏批評《經(jīng)典釋文》之說的出發(fā)點和批評朱右曾說的出發(fā)點，正是一致的，恐怕也不是沒有“切中要害”。上引李文有“最主要的原因，是篇中論及田成子的這樣幾句話”一句，說明李先生并非沒有意識到這段話說的都是與田成子有關(guān)的事情。正如李學勤先生指出的那樣，《胠篋》全文邏輯結(jié)構(gòu)緊密，絕不需要像《經(jīng)典釋文》和《汲冢紀年存真》那樣，作奇特而不合邏輯的理解。近世研究《莊子》的學者，對“十二世有齊國”的說法，亦多不同意見，如俞樾校改為“世世有齊國”，嚴靈峰校改為“專有齊國”，都缺乏足夠根據(jù)；但他們對《胠篋》文意的理解有一個共同點，即“十二世有齊國”說的就是田成子的事情。文章所要談的是田成子篡齊帶來的種種危害，作其他理解都是不合適的。

田齊世系圖

在戰(zhàn)國古書中也有不少明確的證據(jù)可以說明，在戰(zhàn)國人心目中，就是把田成子作為田氏專有齊國的第一人：

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韓非子·十過》）

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wèi)，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弒其君者也。（《韓非子·說疑》）

其后齊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呂氏春秋·長見》）

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呂氏春秋·似順》）

《呂氏春秋》是戰(zhàn)國晚期的作品，《似順》謂田成子“有國至今”，不正是《胠篋》“十二世有齊國”的最好注腳嗎？學者多據(jù)《胠篋》的這段話判斷其成書時代較晚，應(yīng)在戰(zhàn)國晚期，是莊子后學的作品，無疑是合理的。

李學勤先生論《胠篋》著作時代應(yīng)提早，似乎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目的：

把《胠篋》的時代定在公元前300年以前，可以得出非常重要的推論。

讀過《胠篋》都知道，該篇的思想觀點和許多詞語是由《老子》引申而來?！?/span>

《胠篋》有“絕圣棄知，大盜乃止”，系襲自《老子》第十九章“絕圣棄智”以至“盜賊無有”一段，實際上，《胠篋》前面大半篇都是從《老子》這一章脫胎而來，對讀兩者，就不難看清楚，《胠篋》既然作于《語叢四》之前，當時《老子》該章本為“絕圣棄智”，是必然的。

然而，正如大家所熟悉的，與《語叢四》同出的《老子》甲本，一開頭便是與傳本第十九章對應(yīng)的一章，其首句“絕圣棄智”卻作“絕智棄（辯）”，由之引生種種討論，以至影響到早期道家與儒家是否有思想分歧的問題。前些時候，我曾有小文，提到竹簡這一章乃是當時竄改?，F(xiàn)在由《胠篋》時代的判定，更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

我們理解，李先生是把《語叢四》作為定點，通過《胠篋》這個中間環(huán)節(jié)，推論今本《老子》早于《語叢四》；而李先生又以《語叢四》與郭店《老子》甲組同出，著作時代相同，所以今本《老子》應(yīng)早于簡本《老子》。

我們上文已經(jīng)指出，《語叢四》抄《胠篋》這一點無法坐實，從對“十二世有齊國”的解釋看，《胠篋》早于公元前三百年的結(jié)論也不能成立，所以李先生的論證是有問題的。退一步說，即使《語叢四》是抄自《胠篋》，《胠篋》的著作年代也確實早于公元前三百年，這也只能說明郭店《老子》下葬之前的道家某一派別已經(jīng)提出了“絕圣棄智”的主張，也可能《胠篋》的作者確實看到了作“絕圣棄智”的《老子》本子，但這也不能充分證明《老子》的本來面貌就是如此；也就是說，不能由此判斷郭店《老子》沒有保存《老子》原本面貌。其中道理也很簡單，不能因為郭店《老子》和《語叢四》同出，就認為郭店《老子》的著作年代即一定是公元前三百年而非更早。

裘錫圭先生很早就曾指出：

究竟是《胠篋》篇作者所見到的《老子》已是經(jīng)過竄改的本子呢？還是《老子》的竄改就是受到《胠篋》篇的這種思想影響的人所進行的呢？這是今后需要研究的一個問題。

這前一種可能性恐怕是李先生所沒有考慮到的。

關(guān)于今本《老子》的“絕仁棄義”和“絕圣”究竟反映的是《老子》本貌，還是后人修改的結(jié)果，裘錫圭先生近年已有專文詳細辯證，他的結(jié)論是：

根據(jù)《老子》的思想體系和其他線索來看，今本十八章和十九章開頭三句是經(jīng)后人修改的，簡本則應(yīng)該是反映原本面貌的。

裘文論據(jù)堅強，我認為上述結(jié)論是正確的。關(guān)于《胠篋》之文，裘先生也已指出：

羅根澤《莊子外雜篇探源》認為《駢拇》、《馬蹄》、《胠篋》、《在宥》諸篇屬于一派，“為戰(zhàn)國末年左派道家所作”。這是很有道理的（但“戰(zhàn)國末年”似以改成“戰(zhàn)國晚期”為妥）。這一派既主張“絕圣”，也猛烈抨擊圣人。在他們那里，“絕圣”的“圣”和“圣人”的“圣”是統(tǒng)一的。《胠篋》既說“圣人不死，大盜不止”，又說“故絕圣棄智，大盜乃止”，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我們知道，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跟今本《老子》十八、十九章相當?shù)奈淖忠押徒癖净鞠嗤?。裘錫圭先生認為，這種“修改大概發(fā)生在戰(zhàn)國晚期”，并肯定了不少學者認為這種修改出自以《莊子·胠篋》等篇為代表的、激烈反對儒家的老莊后學之手的意見。看來裘先生對于上面提到的這個“需要研究的”問題，已經(jīng)有了比較明確的傾向。對于這一意見，我覺得似仍有考慮的余地。

我認為上引李學勤先生文指出的一點確是事實，即《胠篋》思想觀點和詞語多為引申《老子》?！睹l篋》的“絕圣棄知”，也有可能是引自《老子》。我們似乎不能完全否認《胠篋》寫作時，已經(jīng)看到過經(jīng)竄改的《老子》的可能性。上文已經(jīng)說明，《胠篋》的著作年代應(yīng)從舊說排在戰(zhàn)國晚期（王建的即位年是公元前264年，可大略視作其著作時代的上限）。郭店《老子》下葬的年代為戰(zhàn)國中期偏晚，大致可定為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如果把《胠篋》的這種激烈反對儒家的老莊后學的思想，看成是在公元前三百年之后的幾十年中迅速興起的新思想，而這種新思想又在戰(zhàn)國晚期迅速得到人們的認可，并導致以郭店《老子》為代表的《老子》原本被竄改成帛書本和今本的面貌，就未免有些突然。我們?nèi)绻槐滑F(xiàn)在看到的郭店《老子》這種原始的本子局限住的話，不妨可以設(shè)想，在郭店《老子》下葬時代的同時甚至更早一些，所謂“左派道家”的思想其實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當已出現(xiàn)了經(jīng)過竄改的《老子》本子，而成書于戰(zhàn)國晚期的《胠篋》等篇只是把這種思想發(fā)揮到極致的作品而已。也就是說，《駢拇》、《馬蹄》、《胠篋》、《在宥》等四篇，只是戰(zhàn)國中期已經(jīng)興起的“左派道家”學說在戰(zhàn)國晚期的匯編、總結(jié)。簡言之，我認為裘先生所提出的兩種可能性，其實并非截然對立、不可調(diào)和。只是裘先生提出帛書本和今本《老子》是“受到《胠篋》篇的這種思想影響的人”竄改的說法，似是把《胠篋》的成書和與《胠篋》等篇有關(guān)的思想產(chǎn)生作用看作必須有因果關(guān)系、先后順序的事情，造成了似乎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不過我們上述所說也只是沒有多大根據(jù)的猜測，是否合理有待進一步研究。

最后附帶談?wù)匌嫎阆壬岢龅摹傲x士”和“仁義”之異所反映的問題。裘錫圭先生在好幾篇文章中都曾指出，《老子》以仁義為低于道德的境界，但對仁義卻并不持否定、鄙棄的態(tài)度。其說極是?！睹l篋》則說“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對“仁義”的鄙棄與其整篇所反映的“左派道家”的思想是統(tǒng)一的?！侗I跖》和《語叢四》作“義士存焉”和“義士之所存”，其中的差異，前引龐先生文認為反映出儒道兩家思想由和平到對立的變化。這卻似乎不能成立?！侗I跖》篇同樣激烈反對儒家，唾罵孔子，即可證明。所以，說“仁義存焉”也好，說“義士存焉”也好，義各有當——《胠篋》篇說的是“不仁不義者”“竊仁義之名，以行不仁不義之實”的事實，而《盜跖》篇說的是“義士”自覺依附行為丑惡的竊國者的事實，這似乎只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并非儒道對立后產(chǎn)生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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