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清華大學(xué)圖書館藏善本書目著錄為“明弘治十八年刻本”的六臣注《文選》，經(jīng)過版本鑒定和考證并非明刻本而是宋贛州州學(xué)刊宋元明遞修殘本。此本行款和版式與存世宋贛州州學(xué)刻宋元明遞修本相同，竹紙，系明初以贛州刻板為底本重加補板刷印。雖僅存一函一冊，但無破損且裝訂完好，能夠比較清楚的反映其版刻風(fēng)格，對于考察宋刻贛州本的版本系統(tǒng)以及流傳情況具有彌足珍貴的參考價值。

根據(jù)《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館藏宋贛州州學(xué)刊本六臣注《文選》的有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山東省博物館、吉林省圖書館等五家單位，此外臺灣和日本亦有藏本，多系殘本。現(xiàn)所存贛州本大都經(jīng)宋元明三朝遞修，屬于典型的“三朝本”，由于書板漫漶而刷印模糊，故多不為世所重。但是贛州本在《文選》版刻史上是相當重要的版本系統(tǒng)，是現(xiàn)存最早的六臣注刻本，而且南宋尤袤刻李善注本《文選》以及建陽刻本六臣注《文選》，都曾經(jīng)參校過此贛州本或以此本為底本重新?？?。因此贛州本《文選》對于探索《文選》諸本的刊刻情況提供了重要的版本依據(jù)，具有不可忽視的版本價值。所以說，清華藏本六臣注《文選》雖為殘本，但由于其屬于宋刻贛州本系統(tǒng)，又加之宋刻本流傳日稀而彌加珍貴的事實，仍然具有相當重要的文獻資料和版本?？眱r值，應(yīng)該引起古籍文獻學(xué)界的重視。

二、清華藏本六臣注《文選》的版本考定

清華藏本六臣注《文選》的行款和版式，《清華大學(xué)圖書館藏善本書目》敘錄云：“明弘治十八年刻本，一冊一函。九行十五字，小字雙行，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盵①]經(jīng)復(fù)核，此本大字行十二至十五字不等，小注雙行二十字。系殘本，僅存卷第三十七。卷端題“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唐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版心鐫刻“弘治十八年重刊”、“弘治十八年補刊”、“正德元年補”、“正德元年補刊”、“弘治十八年國子重刊”等字樣，卷末有“州學(xué)齋長吳拯校對”、“左迪功郎新昭州平樂縣尉兼主簿嚴興父校勘”、“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縣主簿李汝明覆校”、“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xué)教授張之綱覆?！鳖}記。版心所鐫刻工有“黃中”、“周祚”、“邱文”、“鄧聚”、“李端”、“宋才”、“陳□”、“方□”、“貴”、 “周□”、“姚”、“余可”、“蔡昌”、“胡允”、“監(jiān)生秦淳”、“王明”等，版心上則刻有本板字數(shù)。書中凡避諱字均有朱筆圈點。鈐有朱文“譚錫慶學(xué)看宋板書籍印”、“孫伯恒收藏記”兩方印章。

根據(jù)所鈐兩方印章，此書迭經(jīng)譚錫慶、孫伯恒等名人收藏。譚錫慶，字篤生，畿輔（冀州）人，光緒年間在琉璃廠開設(shè)正父齋書籍鋪，與同鄉(xiāng)人魏占良兄弟開辦的文友堂、張慶霞開辦的宏京堂俱為琉璃廠書鋪名肆。譚錫慶亦是當時京城中著名的書友，長于版本鑒定之學(xué)，能考其源流、辨其真?zhèn)巍?/span>孫殿起《琉璃廠書肆三記》言其“所藏多古本精鈔家刻之書，惟往往魚目混珠，略有失神必受其騙，蓋仿舊抄本為其特長也?！逼洳貢≌掠小昂V生”、“畿輔譚氏藏書印”、“譚錫慶”、“譚錫慶學(xué)看宋板書籍印”等。孫伯恒，民國年間商務(wù)印書館北平分館的經(jīng)理。案北平分館成立于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元月，館址即在琉璃廠。由此可以推斷此書是在孫伯恒任經(jīng)理時購于譚錫慶正父齋書籍鋪，此書書脊有題“伯140”的簽條，或即孫伯恒收藏此書的編號。1937年北平淪陷之后此書又流落于日偽政權(quán)中，因為經(jīng)查考此本原編目平字111號，是1946年清華復(fù)校后由平津分配處從日偽政權(quán)收繳書中調(diào)撥至清華大學(xué)圖書館。

檢《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編目一七八七四號，鈐有“曾在周叔韜家”、“譚錫慶學(xué)看宋板書籍印”兩章，有盛昱墨筆題記云：“宋贛州本，嘉定錢宮詹曾見六卷，見潘文勤所刻《竹汀日記鈔》。”又有周叔韜跋云：“丁巳（1917）正月沅叔三丈為余購此書，首冊盛伯羲手書《文選》殘本十二卷，當時未細檢也。頃閱此冊，乃知為書賈竊留一卷。此本為明補宋刊，無大可貴，獨書賈此種行為時時見之，殊可恨也。二月初九日我病記?！倍迦A藏本正是周叔韜所說的書賈竊留的一卷，當為傅增湘從正父齋書籍鋪購買時譚錫慶所私自留下。又檢葉德輝《說文注鈔》跋云：“又得宋贛州張之綱?？獭段倪x》七本，祭酒（盛昱）持去三本，余又以全冊讓之。祭酒嗜古有癖而不近人情，既得《文選》，以為此二冊可以挾持。余惡其奪取無理，因攜此二冊歸。今祭酒已歸道山，聞庚子之亂，家藏諸物半罹劫灰?！盵②]由葉跋可知，譚錫慶藏本乃得于葉德輝，而此本幾欲為盛昱所有。這樣清華藏本的來源情況就清楚了，舊為葉德輝所藏。

根據(jù)版心所鐫刊刻年代，此本在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和武宗正德元年（1506）兩次修板，修板大致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原板片全壞者則補刻新板片，故所補板多比宋刻原板版框略大；二是原板片并非全壞而進行部分修補，修補版框與宋刻版框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斷板痕跡。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云：“此本版片明時尚存，補葉間有記弘治、正德年號，故不為世重。”[③]又其《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云：“宋贛州州學(xué)刊元明遞修本……每卷后有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xué)教授張之綱等?？比?。卷中有弘治十八年重刊及正德元年補刊葉。”[④]傅增湘所見之宋刻贛州本和清華圖書館所藏此本正是同一版本。

綜上，清華圖書館藏本屬于宋刻贛州本《文選》系統(tǒng)：首先，清華藏本的行款版式同宋刻贛州本。其次，清華藏本的刻工同宋刻贛州本。根據(jù)島田翰《古文舊書考》的考錄，宋刻贛州本的刻工共有九十四位，其中胡允、蔡昌、李端等正是清華藏本的刻工。第三，清華藏本的題記同宋刻贛州本。清華藏本卷第三十七末題記：“州學(xué)齋長吳拯校對”、“左迪功郎新昭州平樂縣尉兼主簿嚴興父校勘”、“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縣主簿李汝明覆?！?、“左從功郎充贛州州學(xué)教授張之綱覆?！?，見于島田翰《古文舊書考》所錄的贛州本各卷末題記。[⑤]第三，清華圖書館藏本鈐有“譚錫慶學(xué)看宋板書籍印”圖章，與國家圖書館藏周叔韜捐贈宋贛州州學(xué)刊宋元明遞修本六臣注《文選》屬同部書。所以，所修之板正是宋刻贛州本殘板，至明時已經(jīng)漫漶變形且斷爛殘缺，所以清華藏本六臣注《文選》凡是宋刻原板則刷印模糊，而且刻字歪斜緊促。

根據(jù)史料，宋亡后，包括贛州本在內(nèi)的南宋刻板存貯于西湖書院，黃溍《西湖書院義田記》云：“西湖書院實宋之太學(xué)，規(guī)制尤甚。舊所刻經(jīng)史群書，有專官以掌之，號書庫官。宋之學(xué)廢，而板庫具在?！钡菚鍝p壞頗為嚴重，《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云：“近者鼎新棟宇，工役悤遽，東遷西移，書板散失。甚則置諸雨淋日炙之中，骎骎漫滅?！比朊髦螅@些贛州本殘余書板又運送到南京國子監(jiān)。明楊士奇《東里續(xù)集》卷十八“《文選》”條云：“《昭明文選》六十卷，唐六臣注……刻板在太學(xué)，吾家三十冊，初闕頗多，蓋借錄逾累年，歷十數(shù)家，猶未能悉補也。凡今書板多闕，不獨此書。”[⑥]又明梅鷟《南廱志經(jīng)籍考》云：“《文選》六十卷，計好板六百四十八而外，模糊難認字號壞一千余面?！庇纱瞬浑y理解明弘治十八年和正德元年兩次修板的緣由。明周弘祖《古今書刻》上編“南京國子監(jiān)刻書”條言所刻有《文選》，惜不注明系何版本，根據(jù)清華藏本版心所鐫“弘治十八年國子重刊”字樣，則南京國子監(jiān)當刻有此贛州本六臣注《文選》。

清華藏本的版刻葉子情況如下：宋刻贛州本書板三十七葉，明弘治十八年補板十一葉，正德元年補板三葉，弘治十八年國子重刊書板一葉。其補板情況，根據(jù)?？?，其版本與建州本和淳熙本都有所不同，且有罕見之異文，如“辨”、“過”等，故當是別據(jù)他種《文選》版本而補。

三、宋刻贛州本的遞藏源流和版本系統(tǒng)

宋刻贛州本六臣注《文選》的遞藏源流，由于版本較多且多經(jīng)名家收藏，又傳世刻本全帙頗少而多殘本或零葉，所以其遞藏情況紛繁復(fù)雜，難于勾稽出清晰的傳承脈絡(luò)。但歸納起來大致有三種收藏途徑，即內(nèi)府宮廷收藏、藏書家收藏和民間收藏。

（一）清內(nèi)府宮廷收藏

清王懿榮跋山東省圖書館藏贛州本《文選》云：“宋贛州本《文選》，內(nèi)府《天祿琳瑯書目后編》著錄，稱流傳頗少?！蓖醢纤f的內(nèi)府藏贛州本，就是世所稱的天祿琳瑯本。《天祿琳瑯書目后編》卷七宋版集部著錄，云：“通部缺筆，嫌名半字，俱極清晰。每卷末列校對校勘覆勘銜名或三人或四人，其覆勘張之綱官贛州州學(xué)教授、李盛官贛州司戶參軍、蕭倬官贛州石城縣尉、鄒敦禮官贛州觀察推官，皆一時章貢僚屬，是此本贛州郡齋開雕者，流傳頗少?！?[⑦]而在《天祿琳瑯書目》中著錄了四帙六臣注本《文選》，云：“是書不載刊刻年月，而大小字皆有顏平原法?！盵⑧]此本的版本情況，莫友芝云：“《天祿目》載趙子昂藏者，不著刊書年月……不知與張同版否？”[⑨]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著錄一帙明州本，認為屬“北宋刊版，南宋重修本也”[⑩]。此本顯然并非明州本，明州本屬六家注本，但是否即贛州本則需要進行考證。

根據(jù)所錄諸家跋，可知此本有如下特點：第一，此本用顏體摹刻，且墨光如漆；第二，此本“字跡精妙，北宋人筆意”（李楷跋），在北宋刊印中亦屬上品；第三，此本流傳甚罕。現(xiàn)存最早的六臣注《文選》刻本即贛州本，刻在南宋初紹興年間，從其版刻來看亦是刀法樸拙的顏體，濃墨刷印，惟其多經(jīng)宋元明三朝遞修，補版之葉甚多。根據(jù)史料，北宋刻《文選》有李善注本如國子監(jiān)刻本、五臣注本如平昌孟氏刻本和六家注本如秀州州學(xué)本，罕聞有六臣注本。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文選》跋云：“今是書流傳于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訓(xùn)釋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為精詳。雖四明、贛上各嘗刊勒，往往裁節(jié)語句，可恨?！薄端膸烊珪偰俊吩疲骸爸陵愓駥O《書錄解題》始有六臣《文選》之目，蓋南宋以來偶與善注合刻?！盵11]故認為此本乃北宋時刊本，實不足據(jù)。南宋時，除了一部贛州本外，中期福建建陽以贛州本為底本又刻了一部六臣注本《文選》，即《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所著錄的“南宋建本”。但此本亦非建本，其版刻很難得到諸家題跋的推崇備至。現(xiàn)存的贛州本無一宋刻全帙，且其版刻頗類于此本的情況，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云：“舊傳趙松雪、王弇州所藏宋槧本今入內(nèi)府，外間不可得見。是本（贛州本）同出一板而摹印稍后，字畫未能清朗，然大小字俱有顏平原筆法?！盵12]近代藏書家王秉恩曾曾有所質(zhì)疑：“天祿琳瑯所藏趙王本是否贛本，書目于刊刻年月行款字數(shù)不著一語，惟瞿目以為即贛本耳！”[13]根據(jù)《文選》的版刻史料和上述推斷，則其當為贛州本無疑。

《天祿琳瑯書目》卷三宋版集部著錄同版贛州本《文選》四帙，姑分別編號為前編甲本、前編乙本、前編丙本和前編丁本；又《后編》卷七宋版集部著錄一帙，編號為后編甲本。茲根據(jù)《天祿琳瑯書目》前后兩編，逐一詳述其遞藏源流，揭橥它們?nèi)氩馗汕鍖m昭仁殿的始末。

（1）前編甲本

此本在元為趙孟俯所藏，元至正二年（1342）趙孟俯跋云：“霜月如雪，夜讀阮嗣宗《詠懷詩》，九咽皆作清冷氣。而是書玉楮銀鉤，若與鐙月相映，助我清吟之興不淺?！庇纱丝梢?，“宋本之佳者，在元時已不可多得矣?！盵14]王世貞亦跋云：“余所見宋本《文選》亡慮數(shù)種，此本繕刻極精，紙用澄心堂，墨用奚氏。”明弘治間，此本藏于徐太宰即徐縉處，按朱彝尊《明詩綜》，字子容，吳縣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進士。嘉靖時為汪仲嘉得之于崦西公手，其人無考。至萬歷時又為朱太史家所得，疑朱太史即朱司成象玄，后又經(jīng)明徐文敏、湯賓尹、吳君（具體姓名無考，見于李楷跋）等遞藏。入清之后，由汪氏（洪度）春草閣收藏，最后歸于清內(nèi)府而秘為清宮庋藏，外間難得覓見。

（2）前編乙本

此本《天祿琳瑯書目》云：“此書與前部系出一版，而紙墨之色、摹印之工亦無軒輊，洵堪同寶。惟書首僅有呂延祚表，其蕭統(tǒng)序及李善進表皆闕。蓋歷年既久，流傳散佚，固往往有之。而篇目尚全，亦無損其為完書也?！盵15]鈐有“鼎”、“元”、“陳帆之印”、“汪洪度印”、“清暉館”諸印，先后藏于汪洪度、吳孔嘉等處。

（3）前編丙本

此本《天祿琳瑯書目》云：“此書亦前版，而摹印并出一時。古色古香，竟成鼎峙?！盵16]此書為宋趙孟堅藏本，明文征明、文伯仁、項篤壽、王寵遞藏，至清為季振宜所藏。

（4）前編丁本

此本《天祿琳瑯書目》云：“此書亦前版，而摹印在后，墨光少遜。書中有寶慶寶應(yīng)州印及官書不許借出木記”，“寶應(yīng)州之名自理宗時始建，故官印于州名之上冠以紀年。此本系北宋時刻版印于南宋，而稱為官書。則知為北宋官刻，宜其雕槧精良甲于他版也?！盵17]明文征明、王寵、項篤壽收藏，入清為季振宜所藏。

（5）后編甲本

此本鈐有“悟言居士”、“季印振宜”、“滄葦”諸印，系季振宜藏本。檢《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編目一二三七一號，鈐有“天祿琳瑯”、“天祿繼鑒”、“乾隆御覽之寶”、“五福五代堂古希天子寶”、“八征髦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以及上述三方印章，即此本。

清嘉慶二年（1797），干清宮火，天祿琳瑯珍藏付之一炬而蕩然無存，惟存后編甲本，猶是全帙，彌足珍貴。此外，清內(nèi)閣大庫所藏贛州本多系殘本，且由于故宮藏書播遷而分藏兩岸。王秉恩《宋贛州本文選跋》云：“內(nèi)閣有三本壞不全。”[18]《重整內(nèi)閣大庫殘本書影》有贛州本《文選》書影一葉，疑即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檢《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編目一七八一九號系，來自內(nèi)閣大庫藏書；一種編目〇一一〇六號，舊編目甲目四，系民國時期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甲庫書目號，恐當亦即內(nèi)閣大庫書。另外，臺灣故宮博物院所藏贛州刻殘本兩卷，又有殘帙六葉（卷十六），皆來自于清內(nèi)閣大庫藏書，實則故宮舊藏同書之散出者，不想世間珍籍遭此分身隔膚之痛，甚盼早日合為“完帙”。

（二）藏書家收藏

根據(jù)《天祿琳瑯書目》，贛州本《文選》的最早收藏者為南宋寶慶年間的趙孟堅，其藏本即前編甲本，這是有史料記載的最早的贛州本《文選》藏家。上述已經(jīng)論及《天祿琳瑯書目》前、后兩編五帙贛州本《文選》，經(jīng)藏書家遞藏而終歸于天祿琳瑯的源流，茲詳述除此之外的明清兩朝藏書家收藏此書的情況。

（1）元鮮于樞藏本

此本現(xiàn)藏上海圖書館，有墨筆題記云：“宋槧《文選》見存第二第三兩卷”，鈐有“冠之如愿”、“萊山”、“鮮于”、“困學(xué)齋印”、“壽如金石佳且好兮”、“冰銕印人”、“毓汶孫印”、“適之眼?！敝T印。舊藏元鮮于樞困學(xué)齋，清咸豐間為孫毓汶所得，1917年歸于王大炘冰鐵堪所藏，后又貽于袁克文，胡適曾經(jīng)眼，迭經(jīng)名家遞藏，且書品頗佳，彌足珍貴。

（2）明華夏藏本

此本下落不明，明華夏真賞齋藏本，豊道生（坊）《真賞齋賦》云《六臣注文選》乃“傳自宋元，遠有端緒”。《天祿琳瑯書目》卷十明版集部有其所藏袁褧刻本《六家文選》，袁刻本多被誤以為宋刻，不知與《真賞齋賦》所說的本子即一本否？存疑俟考。

（3）明嘉靖間袁褧嘉趣堂藏本

明袁褧嘉趣堂刻本《六家文選》跋云：“余家藏書百年，見購鬻宋刻本昭明《文選》有五臣、六臣、李善本，巾箱本，白文小字、大字殆數(shù)十種?！毕疵鞔_注明六臣本系何本，但宋刻六臣注本見于史料者惟贛州本、建陽本兩種版本，且建陽本以贛州本為底本?？潭伞?/span>又據(jù)袁跋云“殆數(shù)十種”，可以斷定六臣本必有贛州本。袁氏藏書傳至清中期后人袁廷梼處，但所藏贛州本傳承情況不可考。

（4）明萬歷間張鳳翼藏本

《天祿琳瑯書目》所錄張鳳翼跋云：“予穉歲購得一部，為黃勉之先生家物，與此（前編甲本）同出一梓，而刷印在后，后有景石子題字，其紙墨不及此遠甚”，“夫一梓印出且相懸如此，矧后之翻版耶?！盵19]由此可見，此帙與前編甲本系同一版本，乃出于翻刻。此本出于黃勉之先生家，而其鳳翼后收藏情況不明，難于稽考其傳承源流。根據(jù)張鳳翼跋，前編甲本不僅經(jīng)眼過，而且曾據(jù)之校對所著《文選纂注》，云：“進留意選學(xué)，將纂輯諸注，則聞此書已歸云間，因倩人借留案頭校對?！盵20]今存明刻《文選纂注》諸本，其與《文選》眾本不同的異文，當即源自前編甲本。

（5）明末清初汲古閣藏本

毛晉汲古閣舊藏贛州本《文選》，后歸朱臥庵（之赤）所藏，《儀顧堂集》云：“此本雖無刊刻時地，而每卷后所列校對銜名，皆贛州僚屬，當為贛州刊本。其書法遒勁，酷似平原。元人已甚重之，深為趙吳興、王弇州所賞鑒。”又《皕宋樓藏書志》云：“案卷中有毛晉一名鳳苞陰文方印、汲古閣陽文方印……朱臥庵考藏印，休寧朱之赤印、留耕堂印兩陰文方印，留與軒浦氏珍藏朱文方印、浦玉田藏書記方印?！盵21]根據(jù)藏書印，此本又為浦玉田所藏，又轉(zhuǎn)為陸心源皕宋樓之物。皕宋樓本后歸日本靜嘉堂文庫收藏，島田翰在《古文舊書考》有頗為詳盡的考錄，云：“左右雙邊……九行行十五字，注雙行二十字，縫心上版記大小字數(shù)，卷第一末云州學(xué)司書蕭鵬校對、鄉(xiāng)貢進士李大成校勘、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xué)教授張之綱覆校三行聯(lián)書……縫心刻雕手”， “是書大版大書，字大如錢，楮墨精絕，而版樣則極雅古?！盵22]斯波六郎嘗以此本與宮內(nèi)廳書陵部所藏贛州本比勘，云：“字畫不甚清朗，且間缺原葉，或鈔配，或配以同種異板之葉，更有什者以五臣李善本補其缺?！盵23]

（6）馬曰琯小玲瓏山館藏本

山東省圖書館藏贛州本《文選》有王崇煥題記云“一瓻只合玲瓏貯（揚州馬秋藥先生玲瓏山館藏書綦富，阮文達亟稱之），蚨蝶原裝認贛州（此本猶作蝴蝶裝）”，推斷小玲瓏山館亦藏有殘帙，恰可與山東省圖書館藏本相配，其來源和流散情況未詳。

（7）汪士鐘藏本

汪氏藏本，《藝蕓精舍宋元本書目》著錄“張之綱本六臣注《文選》”即此贛州本，后歸于潘宗周寶禮堂庋藏。《寶禮堂宋本書錄》云：“此為宋贛州刊本，存第二十四卷”，“其（島田翰）所見宋諱避至構(gòu)字，此則兼及慎字。又雕手姓名有出于其所見外者，蓋修版又在其后矣。[24]檢《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編目八七三二號，鈐有“汪印士鐘”、“閬源真賞”兩印，即此本。根據(jù)此國家圖書館藏本，又鈐有“研山齋鑒定書畫記”、“柳蓉村經(jīng)眼記”、“李印書勛”諸印，則此本曾經(jīng)收藏家孫承澤鑒定、柳蓉村經(jīng)眼和李書勛藏過。

（8）錢謙益藏本

絳云樓藏本，檢《絳云樓書目》著錄六臣注《文選》三十卷，當為殘本。而錢曾《述古堂宋板書目》著錄全本完帙六臣注《文選》，可見錢氏殘本經(jīng)由其族孫錢曾而補齊。山東省圖書館藏本（王懿榮舊藏）王崇煥題識云：“隃麋差映絳云樓（頃見錢牧齋尚書舊藏宋贛州本文選，全璧可珍，墨光與此有濃淡之分耳）?！贝吮九c山東省圖書館藏本相比，在版印上有刷墨濃淡之別。此本曾經(jīng)民國間袁致和收藏，現(xiàn)存吉林省圖書館。

（9）瞿鏞藏本

此本《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云：“是本同出一板，而摹印稍后，字畫未能清朗，然大小字俱有顏平原筆法，楮墨古香，固自可珍?！盵25]瞿鏞認為此本與前編甲本系同版之本，“宋諱殷、敬、竟、鏡、恒、征、讓、桓字減筆”[26]。檢《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編目七一三三號，鈐有“古里瞿氏記”、“鐵琴銅劍樓”兩印，即此本。又鈐有“蔣印廷錫”章，或為蔣廷錫舊藏之本。

（10）張之洞藏本

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云“張文襄遺書中亦有一帙”，不知其詳，俟考。

（11）繆荃孫藏本

此本《藝風(fēng)藏書再續(xù)記》云：“中縫文選卷幾，上魚尾上字數(shù)，下魚尾下葉數(shù)及人名。此本先李善后五臣，某人均空一格。通部缺筆嫌名半字，俱極清析，每卷末列校對校勘覆對諸人姓名，卷各不同?！盵27]鈐有元代大長方印、“研山齋鑒藏書畫印”白文長方印，舊藏清初孫退谷處。繆荃孫云：“避諱謹嚴，尺寸寬大，紙墨均精，惜止一卷?！盵28]繆荃孫所藏之本，其來源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購自湖南某氏，一種購自其他藏家。莫棠跋云：“此本出自湖南某氏，凡三十冊，其初完全無闕，某氏寄首尾中間四冊至滬，輪舶沉沒入于江，遂成斷璧，乃分析求沽?？婓闵禾返闷淞?，“筱珊太史更藏宋印本零卷一冊，聞以百圓得之?！吨裢∪沼洝吩斢浰姎埍玖恚吮疽击[片甲，承平時早為儒林所珍，矧今之所存，猶過泰半，而更歷百年之后，喪亂之余，誠可稱希世秘笈矣。”[29]某氏藏本的剩余二十冊為柳蓉村購得，連同繆氏所得六冊共計二十六冊后歸劉承干嘉業(yè)堂，《嘉業(yè)堂藏書志》云：“此宋刊本，半葉九行，行十五字。注雙行，行二十字。高七寸五分，廣五寸八分，左右雙邊，口上注大字字數(shù)，下注刻工姓名?！盵30]現(xiàn)藏臺灣“中央”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云存五十三卷二十六冊，有宗舜年、王秉恩題識。

(補遺)翁同和藏本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卷四《翁松禪師手鈔吳郡圖經(jīng)續(xù)記書后》云：“公家藏典籍多珍秘，余得見者有宋本《施顧注蘇詩》、宋本《鑒戒錄》、紹興本《后漢書》、贛州本《文選》、咸淳本《說苑》?！?/span>

（12）葉德輝藏本

葉德輝《書林清話》云：“贛州州學(xué)張之綱刻《文選》六十卷，見《天祿琳瑯》十、又《后編》七、《瞿目》、《朱目》、《丁志》（明嘉靖己酉袁褧嘉趣堂仿宋刻本）、《陸志》?！盵31]據(jù)此大致清楚當時贛州本的藏家情況，但略有舛誤和疏漏。朱修伯批本《四庫簡明目錄》、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所錄之本并無贛州本，葉德輝誤以明州本或袁刻本為贛州本。

葉德輝《說文注鈔跋》云：“又得宋贛州張之綱?？獭段倪x》七本，祭酒（盛伯兮）持去二本，余又以全冊讓之。祭酒嗜古有癖而不近人情，既得《文選》，以為此二冊可以挾持，余惡其奪取無理，因攜此二冊歸。今祭酒已歸道山，聞庚子之亂，家藏諸物半罹劫灰□□□□□□歟！書此為吾子孫誡。”[32]檢《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編目一七八七四號，書衣有盛昱墨筆題記云：“宋贛州本，嘉定錢宮詹曾見六卷，間潘文勤所刻《竹汀日記鈔》?！庇钟兄苁屙w跋云：“首冊盛伯兮手書《文選》殘本十二卷，當時未細檢也?！眲t此當盛昱持去葉氏藏本二冊后所寫的題記，錢大昕經(jīng)眼之本不知為何本。葉氏藏本后為譚錫慶所得，1917年傅增湘為周叔韜購得，建國初期由周叔韜捐贈北京圖書館。

（13）方功惠碧琳瑯館藏本

此本舊藏元趙孟俯，入明經(jīng)文征明鋻藏，鈐有“趙氏子昂”印、“松雪齋”藏書印、“聽云生印”、“翰林待詔”印。至清輾轉(zhuǎn)歸番禺侯謨康，由侯氏歸陳蘭甫，沈君度從陳氏購得，方功惠又得自陳氏，故鈐有“番禺俞守義藏”、“年年歲歲樓珍藏書印”、 “會稽沈氏光烈字君度”等印。此本又鈐有“張之洞審定”、“無競居士”兩印，曾經(jīng)張之洞鑒賞，1931年4月傅增湘曾經(jīng)眼，彌足珍貴。

（14）馬惠階欣遇草堂藏本

馬惠階亦藏有贛州本《文選》殘本，是本經(jīng)王獻唐之介，而轉(zhuǎn)歸張景栻所有。張景栻《宋刊通鑒總類》云：“此書存卷七下冊，似從內(nèi)閣大庫中散出者，以王獻唐先生之介，連同馬氏所藏宋刊贛州本蝴蝶裝《文選》殘本，及元刊數(shù)種歸我?！盵33]

（15）羅振玉藏本

舊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后轉(zhuǎn)至臺灣“中央”圖書館收藏，其來源不詳，參見下述“中央”圖書館乙本介紹。

（16）王懿榮藏本

清末王懿榮在山東蓬萊縣城曾購得贛州殘本，《天壤閣雜記》云：“得宋贛州本大字《文選》六臣注殘本七十頁于蓬萊縣城太和銀樓，銀估好聚舊書，索重值，凡舊板必收之。此刻闕筆謹嚴，《天祿琳瑯》所稱流傳者少，惜止此數(shù)十葉，已裝粗冊。此本支六房蓮墅先伯家物?！盵34]此本乃王蓮墅舊藏，后散出，由王懿榮重購歸。有其子王崇煥題記云：“梁選宋雕存幾葉，隃麋差映絳云樓（頃見錢牧齋尚書舊藏宋贛州本文選，全璧可珍，墨光與此有濃淡之分耳）。一瓻只合玲瓏貯（揚州馬秋藥先生玲瓏山館藏書綦富，阮文達亟稱之），蚨蝶原裝認贛州（此本猶作蝴蝶裝）?；莨珣椗_鄉(xiāng)長鑒存。崇煥敬署。丙寅嘉平十四日。”此題記撰于1926年，同年付與惠公憲臺鋻藏，其人無考。此本1962年由山東省圖書館購得，王獻唐曾寓目并撰有題跋，云：“此為南宋贛州刻本《文選》，尚是原裝，印刷亦不甚晚，仍屬宋印?！庇稚綎|省博物館亦藏有一帙，其行款版式同山東省圖書館藏本，均為王懿榮舊藏本，由山東省圖書館調(diào)撥至山東省博物館。

（17）王文進藏本

《文祿堂書影》有其所藏贛州本書影一葉，此本僅存卷第二十六，來源情況不詳[35]。

（三）民間書肆收藏

王秉恩《宋贛州本文選跋》云：“惟贛州官學(xué)本，世不經(jīng)見，亦多殘闕?！盵36]正因為如此，往往有贛州本的孤冊零頁流落民間，尤其是民間書肆，傅增湘即云：“頻年閱肆，亦嘗見全者?！盵37]《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著錄贛州本一帙：“半葉九行，行十三至十六字不等，注雙行二十字”，“卷中有弘治十八年重刊及正德元年補刊葉?！盵38]此本即譚錫慶藏本，因為傅增湘與琉璃廠魏占良兄弟所開設(shè)的文友堂書肆交往甚密，而文友堂與譚錫慶的正父齋書鋪并為京城名肆。1917年為周叔韜購得，上述已論及。此外，孫誠溫的修文堂亦藏有一部贛州本，現(xiàn)藏上海圖書館。

當然書肆往往把藏本賣給藏書家，但一個不可忽視的現(xiàn)實是由于書肆的民間性，加之世事滄桑無定，藏本往往孤鴻一瞥，難以捕捉全影，甚是可惜。

（四）臺灣地區(qū)藏本

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現(xiàn)“國家圖書館”）藏有四帙贛州殘本，姑分別編號為“中央”圖書館甲本、“中央”圖書館乙本、“中央”圖書館丙本、“中央”圖書館丁本，茲略述如下：

（1）“中央”圖書館甲本

版本著錄為宋紹興間贛州州學(xué)刊宋元明遞修本，有莫棠、宗舜年和王秉恩題識，二十六冊，此本即嘉業(yè)堂藏本。根據(jù)《“國立中央圖書館”宋本圖錄》，此本鈐有“廣霞”、“蘿圃”、“世經(jīng)堂印”、“博古齋收藏善本書籍”、“柳蓉春經(jīng)眼印”、“王雪澂經(jīng)眼記”、“秉恩書尾”、“莫棠字楚生印”、“吳興劉世嘉業(yè)堂藏書印”、“徐恕讀過”諸印，迭經(jīng)莫棠、王秉恩、徐恕等閱讀或經(jīng)眼，洵為珍貴。

（2）“中央”圖書館乙本

版本著錄為宋紹興間贛州州學(xué)刊宋元明遞修本，存二十九卷：二、十二、十三、十七至十九、二十三、二十六至二十九、三十一至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八至四十二、四十六、五十、五十三至五十六、五十八至六十。此本舊藏北平圖書館，所幸現(xiàn)國家圖書館藏有其膠卷（CBM：No.1760/774:513-775:869[1446]），鈐有學(xué)部圖書館和京師圖書館印章，另有“閑中風(fēng)月”、“子源”、“羅氏藏書之印”等章，曾為羅振玉所藏。此本避諱兼及“慎”字，當為孝宗時刊本。

（3）“中央”圖書館丙本

版本著錄為宋紹興間贛州州學(xué)刊宋元遞修本，存二十五卷：五、八、十四、十五、十八至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三十一、三十九至四十二、四十四、五十一至五十三、五十五、六十，此本舊藏北平圖書館，所幸現(xiàn)國家圖書館藏有其膠卷（CBM：No.1758 /773:217-1022），鈐有“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章，亦屬內(nèi)閣大庫藏書。檢《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編目一七八一九號，與此帙以及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甲本、乙本當屬同部書。此本“竟”、“鏡”、“樹”、“恒”、“楨”、“敬”、“殷”缺筆，“敦”不諱，當為孝宗時刊本。

（4）“中央”圖書館丁本

版本著錄為宋紹興間贛州州學(xué)刊宋元明遞修本，存十卷：十四、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三、三十四、四十五、五十七至六十，此本舊藏北平圖書館，所幸現(xiàn)國家圖書館藏有其膠卷（CBM：No.1760/774:513-775:869[1446]），鈐有“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章，亦屬內(nèi)閣大庫藏書。檢《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編目一七八一九號，與此帙以及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甲本、乙本當屬同部書。避諱情況同“中央”圖書館丙本。

此外，臺灣故宮博物院已藏有兩帙，姑分別編號為故宮博物院甲本和故宮博物院乙本，茲略述如下：

（1）故宮博物院甲本

版本著錄為南宋贛州州學(xué)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云：“此本殘存二卷，且非完帙，卷三十一存十一至五十四共四十三葉，卷三十二存一至四十二葉，且多漫漶。”[39]此本屬內(nèi)閣大庫書，避諱兼及慎字，又刻工如余光見于宋慶元元年（1195）刻本《本草衍義》中，劉文見于宋淳熙刊本《史記》中，劉臻見于宋光宗時刊本《昌黎先生集》中，皆為孝宗時代人氏，則其付梓當在孝宗以后。檢《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編目一七八一九號，存零葉四卷：十三、二十九至三十、五十三，此帙與故宮博物院乙本當屬同部書。

（2）故宮博物院乙本

版本著錄為南宋贛州州學(xué)刊本，《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云：“僅存卷十六之第十二至十七共六葉，刻工為朱基、蔡達、徐、壽。版匡清朗，字體墨色均極精美，似初印本，亦屬內(nèi)閣大庫藏書?！盵40]檢《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編目一七八一九號，存零葉四卷：十三、二十九至三十、五十三，此帙與故宮博物院乙本當屬同部書。

（五）日本藏本

（1）宮內(nèi)廳藏本

此本版式寬闊，字大悅目，行款版式同嘉業(yè)堂本，其最早的來源情況不可考。經(jīng)考查，此本于日本親町天皇永祿九年（1566）至后陽成天皇天正十九年（1591）間，為京都妙覺寺僧日興舊藏，后歸江戶時代豐后藩主毛利高標所有。仁孝天皇文政（1818-1829）年間獻于幕府，歸于楓山官庫。明治初期由太政官庫而入內(nèi)閣文庫，1891年移送宮內(nèi)省圖書寮。[41]日人森立之編《經(jīng)籍訪古志》有著錄，楊守敬在日本訪書時亦曾經(jīng)眼而有題識，李盛鐸《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載其語云：“余在日本時，見楓山庫所藏宋贛州刊本，卷后題贛州州學(xué)教授張之綱覆校。”[42]又董康《書舶庸譚》云：“宋槧本，有補刻……此刻似在前記紹興本（明州本）之后?！盵43]而近藤守重則提出了相反的意見，認為：“此本板式古樸，仿佛宋槧，然審定之，當是明初覆刻，非宋時原刊也?！苯偈系挠^點值得商榷，從贛州本的公私書目著錄和刊刻情況來看，并不存在所謂的明初覆刻本，而只是明初遞修本。

（2）靜嘉堂藏本

此本即陸心源皕宋樓舊藏之本，上述明末清初汲古閣藏本已論及。

宋贛州州學(xué)六臣注《文選》刻本在宋元明三朝均有遞修，是典型的“三朝本”，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云：“自南宋以來，已遞有修補?！盵44] 《嘉業(yè)堂藏書志》吳昌綬亦云：“偶有補板，雅近成弘?！盵45]可見宋元兩朝修補之外，至明弘治十八年和正德元年又分別補板。故此本大抵可以分為兩種版本系統(tǒng)，江標《宋元本行格表》已揭橥兩種版本之別[46]，即宋刻宋元明遞修本和宋刻宋元遞修本，其行款和版式不盡相同。經(jīng)考察現(xiàn)存贛州刻宋元遞修本行款和版式為：九行行十五字，小注雙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而贛州刻宋元明遞修本則為：九行十二至十六字不等，小注雙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雙邊。而就宋刻贛州本書板而言，其行款則基本為九行十五字，明代補板的行款并沒有嚴格按照宋版規(guī)制。上述兩種版本系統(tǒng)，諸家書目詳錄者如下：

（1）《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云：“每半葉九行，行十五十四字不等，分注每行二十字，板心有刻工姓名”，“卷末列校對校勘諸人姓名，卷各不同”。

（2）《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云：“宋贛州州學(xué)刊大字本，九行，行十五至十六字，白口，左右雙欄。”

（3）《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云：“宋贛州州學(xué)刊元明遞修本。半葉九行，行十三至十六字不等，注雙行二十字。每卷后有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xué)教授張之綱等?？比?。卷中有弘治十八年重刊及正德元年補刊葉?！?/span>

（4）《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云：“半葉九行，每行十五字，注雙行二十五字（筆者注：當為二十字）”

（5）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云：“九行行十五字，注雙行二十字，縫心上版記大小字數(shù)，卷第一末云州學(xué)司書蕭鵬校對、鄉(xiāng)貢進士李大成?？薄⒆髲恼沙溱M州州學(xué)教授張之綱覆校三行聯(lián)書……縫心刻雕手。”

（6）《嘉業(yè)堂藏書志》云：“此宋刊本，半葉九行，行十五字。小注雙行，行二十字。高七寸五分，廣五寸八分，左右雙邊，口上注大字字數(shù)，下注刻工姓名?！?/span>

由此可見，諸家所藏或經(jīng)眼的贛州本，其版本是不相同的，既有宋刻宋元遞修本，如傅增湘、島田翰（即皕宋樓藏本）、劉承干等，即屬此種版本；又有宋刻宋元明遞修本，如傅增湘、瞿鏞等，則即屬此種版本。

四、宋贛州本的刊刻年代及相關(guān)問題

關(guān)于宋贛州州學(xué)六臣注《文選》刻本的刊刻年代，存在著兩種觀點即北宋刻本和南宋刻本。持前種觀點者如于敏中等編《天祿琳瑯書目》認為屬北宋時刻本云：“（前編甲本）在北宋刊印中亦為上品”[47]，“此本（前編丁本）系北宋時刻版，印于南宋。而稱為官書，則知為北宋官刻。”[48]島田翰亦認為：“其版或于汴時，修版至南渡后也?！盵49]王重民則附和其說云：“觀其原葉字體，寫刻頗渾厚，似有可能?！盵50]持后種觀點者如楊守敬云：“蓋南宋刻本?！盵51]繆荃孫云：“此書未知在南宋為何時，而其刻工張明、陳壽、嚴忠、金祖同見于宋孝宗時刻本《世說新語》矣，此亦干淳間刻也?！盵52]而陳澧《跋〈文選〉南宋贛州本》認為：“光宗諱惇字不缺，則孝宗時刻也?！盵53]李希圣亦認為：“書中凡孝宗以上諱皆缺筆，光宗諱惇則不缺，是孝宗時所刻也?！盵54]此外，吳昌綬根據(jù)避諱情況考定為“紹興以前刻本”[55]。今人杜信孚、漆身起《江西歷代刻書》認為刻于南宋紹興三十二年（1162）[56]，傅剛則認為：“刻于南宋，較六家本為晚，亦從六家本來。”[57]諸說均有值得商榷之處，茲加以辯正。

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池陽郡齋刻《文選》序云：“今是書流傳于世，皆是五臣注本，五臣特訓(xùn)釋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為精深，雖四明、贛上各嘗刊勒，往往裁節(jié)章句，可恨?！壁M上即指贛州，可證淳熙八年之前便已經(jīng)有了贛州本的刊刻。又贛州本卷一末有“左從政郎充贛州州學(xué)教授張之綱覆校”銜名，考諸《宋史·地理志》云：“贛州，上。本虔州，南康郡，昭信軍節(jié)度……（紹興）二十三年改今名……縣十：贛、虔化、興國、信豐、雩都、會昌、瑞金、石城、安遠、龍南?！盵58]可見贛州之名始于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1153），則是書當刻于此年之后。再者從刻工而言，蔡才、熊海、余彥、陳信等系南宋初年刻工，而張明、陳壽、嚴忠、金祖則為南宋孝宗時《世說新語》的刻工。孝宗即位于隆興元年（1163），假定贛州本即刊刻于紹興二十三年，則相距僅十年，紹興年間參加贛州本刊刻的刻工完全有可能參加孝宗朝古籍的刊刻。此外從避諱的實際情況來看，各本并不一致，鐵琴銅劍樓藏本“弘”、“竟”、“讓”、“征”、“敬”、“貞”、“玄”、“桓”、“殷”皆缺筆而諱至“桓”字止，“講”、“溝”、“慎”均不諱；靜嘉堂本諱至“構(gòu)”字，而寶禮堂本則“兼及慎字”。足見此本的刊刻是比較復(fù)雜的，并非單純地刻于高宗紹興年間或者孝宗朝，而是存在著重刻或補刻的情況。從這個角度來講，避諱情況的不同反映的正是版刻之間的因承關(guān)系。

鐵琴銅劍樓藏本當屬于南宋初年重刻本，其時南宋政權(quán)未定故于避諱較寬，所以在重刻本中未避高宗名諱。而其底本當在北宋時，上述已引及于敏中《天祿琳瑯書目》的說法和島田翰、王重民等人的推斷。又張元濟《涵芬樓燼余書錄》云：“贛州本，無刊版年月，宋諱避至桓字，亦為北宋所刊，即茶陵陳氏本所自出。鐵琴銅劍樓瞿氏有之。”[59]認為瞿氏藏本刻在北宋，不過穩(wěn)妥的看法還是系南宋初年重刻本。根據(jù)史料，北宋時李善五臣注的合刻本便已經(jīng)出現(xiàn)，如廣都裴氏本，《天祿琳瑯書目》著錄，現(xiàn)藏于臺灣故宮博物院。根據(jù)韓國漢城大學(xué)圖書館藏奎章閣本六家注《文選》所載秀州州學(xué)諜文“秀州州學(xué)今將監(jiān)本《文選》逐段詮次，編入李善并五臣注，其引用經(jīng)史及五家之書，并檢元本出處，對勘寫入”，還有一部秀州本，兩本并為五臣在前李善在后的合刻六家注本。這說明北宋時已經(jīng)比較廣泛地刊刻李善五臣合注本《文選》，因此贛州本的底本能夠在北宋即已得到刊刻并不是孤立的事實[60]。但是這些刻本所據(jù)底本之一的五臣注本在版本上卻存在著問題，奎章閣本附宋天圣四年（1026）沉嚴《五臣本后序》云：“二川、兩浙，先有印本，模字大而部帙重，校本粗而舛脫伙……今平昌孟氏，好事者也。訪精當之本，命博洽之士亟加考核，彌用刊正?！闭f明當時的五臣注本雕版并不甚精審，不僅卷帙繁多而且?？庇灻撝`頗多，即便經(jīng)平昌孟氏刊正之后恐怕依然存在著同樣的問題，這可以從尤袤跋中看出。由此可以推斷，北宋贛州本之底本的刊刻，由于五臣注本的此類問題，所以在南宋初年便需要重新校刻。檢贛州本有“州學(xué)司書蕭鵬校對”、“鄉(xiāng)貢進士李大成?？薄?、“左迪功郎贛州石城尉主管學(xué)事權(quán)左司理蕭倬”、“左迪功朗新昭州平樂縣尉兼主簿嚴興父”、“左迪功郎新永州零陵縣主簿李汝明”等銜名題記，正說明主其刊刻之事者多為校對、?？敝恕?/span>所以說，贛州本的底本正應(yīng)為北宋時雕造，而降至紹興年間根據(jù)此書板重新加以校刻而成今世所傳贛州刻本。關(guān)于卷末所列諸官銜名，《天祿琳瑯書目后編》云：“皆一時贛僚屬，是此本贛州郡齋開雕者。”[61]值得注意的是，題記中所謂的“新 永州”李汝明和“新昭州”嚴興父兩人，陳澧認為：“蓋贛州人而新授官，故結(jié)銜皆稱新也。”[62]

兩宋《文選》的刊刻與當時的文化風(fēng)氣是分不開的，《宋史·選舉志》云：“慶歷四年（1044）詔曰……其令州若縣皆立學(xué)，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于鄉(xiāng)里宿學(xué)有道業(yè)者。由是州郡奉詔興學(xué)，而士有所勸矣?！盵63]《文選》是當時科舉考試的必讀之書，故北宋國子監(jiān)親自刊刻李善注本《文選》而以之為范本。同樣在地方州學(xué)亦刊刻《文選》，比如秀州本、明州本等，既作為州學(xué)教育的教本，又可為州學(xué)科試服務(wù)。贛州本同樣是具有這種功能的本子。從這個角度講，兩宋時期的《文選》的刊刻多屬于官刻，多以?？本珜彾Q，正如莫棠跋嘉業(yè)堂藏贛州本所云：“每卷末列校對?？备残ｃ暶?，知當時薈萃裙能，鄭重棗木，非茍為已?！盵64]贛州本的開雕之地贛州，北宋時稱之為虔州、南安軍，自北宋中期以后學(xué)術(shù)文化教育比較昌盛發(fā)達，王安石《虔州學(xué)記》云：“慶歷中，嘗詔立學(xué)州縣，虔亦應(yīng)詔……又斥余財市田及書，以待學(xué)者，內(nèi)外完善矣?！庇痔K軾《南安軍學(xué)記》云：“朝廷自慶歷、熙寧、紹圣以來，三致意于學(xué)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xué)。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shù)之富，與閩蜀等……故南安之學(xué)，甲于江西。”在這種文化背景和風(fēng)氣的濡染之下，使得《文選》的刊刻成為必然。降至南宋，贛州由于偏居江南而未遭兵燹之掠，故州學(xué)教育依然如故且有所發(fā)展，楊萬里《贛縣學(xué)記》即云：“異時將有磊落光顯于朝，以名義聞天下者，其必贛之士也夫？”這種政治上的穩(wěn)定加之文化教育的持續(xù)發(fā)展，使得在南宋初年重新?？獭段倪x》成為可能。南宋州學(xué)本《文選》，根據(jù)書目著錄，僅此贛州本和明州本，因此可以說很大程度上相當于監(jiān)本的功能。

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始有六臣注《文選》之目[65]，然其刊刻則在此前甚久，唯于版本無征而有謬說，如《四庫全書總目》云：“蓋南宋以來，偶與善注合刻。”而《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甚則徑謂“則南宋本矣”。北宋時期便已經(jīng)出現(xiàn)李善注與五臣注合刻的本子，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與李善注開始受到重視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北宋監(jiān)本“國子監(jiān)準”敕節(jié)文云：“五臣注《文選》傳行已久，竊見李善《文選》援引該贍，典故分明，若許雕印，必大叚流布。欲乞差國子監(jiān)說書官員校定詳本后，抄寫板本，更切對讀后上板就三館雕造。侯敕旨奉，敕宜依所奏施行。”這樣五臣注本自五代至北宋初期傳行甚久的局面得到了改變[66]。這種轉(zhuǎn)變緣于北宋時期文人群體對于五臣注本的批評，蘇軾最為激烈，《書謝瞻詩》云：“李善注《文選》，本于詳備，極可喜。五臣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為勝善，亦謬矣。”此外北宋中期以來的科舉取士，李善注本得到極大的重視，而五臣本大概仍有其價值，于是便出現(xiàn)了合注本的刊刻，如秀州本、裴氏本等。

李善五臣合刻的情況分為兩種，一種是五臣在前李善在后的六家注本，一種是李善在前五臣在后的六臣注本。根據(jù)《文選》版刻史料，以五臣居首的六家注本或五臣注本與李善注居首的六臣注本或李善注本的傳播境遇是存在著差別的，北宋至南宋初年所刻五臣注、六家注本《文選》有秀州本、裴氏本、二川本、兩浙本、孟氏本、鐘家刻本等，版本較多，說明五臣注雖遭斥責(zé)，而仍在李善注之上。但自南宋以降，六家注本便鮮有刊刻或重刻，僅存有一部明州本殘本，系以北宋秀州本為底本重刻。五臣注本也僅有一部陳八郎刻本，此后便再也沒有刻過。而贛州本則成為了后世刊刻的祖本，南宋中期以后的建陽刊本即以此本為底本重新校刻。入元之后，茶陵陳仁子以此本為底本刊刻《增補六臣注文選》，即《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所云的“茶陵陳氏本所自出”，由此而衍生出諸多六臣注本《文選》，如明潘惟時潘惟德刻本、崔孔昕刻本、清平山堂本等。這實際上反映了在傳播過程中兩種注本系統(tǒng)所存在的一種緊張關(guān)系，即李善注和五臣注孰為主次的問題[67]。不過版本紛呈的李善注本和六臣注本已經(jīng)證明李善注在南宋以來取得了絕對性的主導(dǎo)地位，這種地位即便在學(xué)風(fēng)比較空疏的元明兩朝都沒有得到改變，反而成為匡正補救卑弱膚廓學(xué)風(fēng)的需要。因為自唐李匡乂《資暇集》指摘五臣注之陋肇其端，經(jīng)宋蘇軾、姚寬、王楙以至《四庫全書總目》批評之聲一直不斷，所以六家注本乃至五臣注本便悄悄地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總之，贛州本在《文選》版刻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版本地位和價值，王秉恩即曾云：“茲以此本與尤刻原本契勘，同異甚多，一一標出，必可互相印證，決疑祛惑，且有浮于尤顧考異外者?！盵68]此本不但具有校價值，而且對于考察《文選》刊刻與當時學(xué)術(shù)風(fēng)氣的關(guān)系提供了文本參照。

五、結(jié)論

綜上，本文得出了以下幾個論斷：

（一）清華大學(xué)圖書館所藏著錄為明弘治十八年刻本的六臣注《文選》顯誤，當訂正為宋贛州州學(xué)刻宋元明遞修本。（二）宋贛州州學(xué)刻本《文選》迭經(jīng)名家收藏，其遞藏源流頗為復(fù)雜。（三）宋刻贛州本是在北宋時所刻底本的基礎(chǔ)上重新加以?？潭?，刊刻時間當在紹興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之間。南宋孝宗以后又進行了補刻，并經(jīng)元明遞修。（四）贛州本六臣注《文選》是當時州郡學(xué)校的科試教育范本，一定程度上起著“監(jiān)本”的功能。（五）六家注本和六臣注本的傳播境遇存在著差別，自南宋后以李善注為宗的六臣注本占據(jù)了主導(dǎo)地位。

(原載《國學(xué)研究》第二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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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明，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

[①] 清華大學(xué)圖書館編《清華大學(xué)圖書館藏善本書目》，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頁。

[②] 葉德輝《郋園讀書志》，臺北明文書局1990年版，第228-229頁。

[③] 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頁。

[④]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472頁。

[⑤] 島田翰《漢籍善本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頁。

[⑥] 楊士奇《東里續(xù)集》，影印文淵閣本，第1238冊第603頁。

[⑦] 彭元瑞等編《天祿琳瑯書目后編》，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322頁。

[⑧] 于敏中等編《天祿琳瑯書目》，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56頁。

[⑨] 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頁。

[⑩] 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640頁。

[11]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686頁。

[12]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載《清人書目題跋叢刊》，中華書局1990版，第354頁。

[13] 王秉恩《宋贛州本文選跋》，載《學(xué)?！吩驴诙淼诙远绿?，1945年，第49頁。

[14] 于敏中等編《天祿琳瑯書目》，第56頁。

[15] 于敏中等編《天祿琳瑯書目》，第59頁。

[16] 于敏中等編《天祿琳瑯書目》，第60頁。

[17] 于敏中等編《天祿琳瑯書目》，第61頁。

[18] 王秉恩《宋贛州本文選跋》，第49頁。

[19] 于敏中等編《天祿琳瑯書目》，第57頁。

[20] 于敏中等編《天祿琳瑯書目》，第57頁。

[21] 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263頁。

[22] 島田翰《漢籍善本考》，第379-389頁。

[23] 斯波六郎《文選諸本研究》，載《文選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頁。

[24] 參見《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匯編》，商務(wù)印書館2003年版，第318頁。

[25]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第354頁。

[26] 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第353頁。

[27] 繆荃孫《藝風(fēng)藏書再續(xù)記》，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中華書局年1993年版，第363頁。

[28] 繆荃孫《藝風(fēng)藏書再續(xù)記》，第364頁。

[29] 劉承干編《嘉業(yè)堂善本書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405-406頁。

[30] 繆荃孫、吳昌綬、董康《嘉業(yè)堂藏書志》，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5頁。

[31] 葉德輝《書林清話》，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66頁。

[32] 葉德輝《郋園讀書志》，第228-229頁。

[33] 張景栻《宋刊通鑒總類》，載《藏書家》第1輯，第64頁。

[34] 王懿榮《天壤閣雜記》，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頁。

[35] 王文進《文祿堂書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頁。

[36] 王秉恩《宋贛州本文選跋》，第49頁。

[37] 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第4頁。

[38]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jīng)眼錄》，第1472頁。

[39]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1977年版，第168頁。

[4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國立”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第169頁。

[41] 嚴紹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809-1810頁。

[42] 李盛鐸《木犀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頁。

[43] 董康《書舶庸譚》，載《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二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頁。

[44]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29頁。

[45] 繆荃孫、吳昌綬、董康《嘉業(yè)堂藏書志》，第1126頁。

[46] 江標《宋元本行格表》，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6頁。

[47] 于敏中等編《天祿琳瑯書目》，第56頁。

[48] 于敏中等編《天祿琳瑯書目》，第61頁。

[49] 島田翰《漢籍善本考》，第381頁。

[50]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第429頁。

[51]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載《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十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頁。

[52] 繆荃孫《藝風(fēng)藏書再續(xù)記》，第364頁。

[53] 陳澧《東塾集》卷第四，《續(xù)修四庫全書》本，第1537冊第287頁。

[54] 李希圣《雁影齋題跋》（一），載《船山學(xué)報》1933年第2期，第1頁。

[55] 繆荃孫、吳昌綬、董康《嘉業(yè)堂藏書志》，第1126頁。

[56] 參見杜信孚、漆身起《江西歷代刻書》，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頁。

[57] 傅剛《文選版本研究》，第179頁。

[58] 元脫脫等撰《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189-2190頁。

[59] 張元濟《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匯編》，第735頁。

[60] 日本學(xué)者斯波六郎認為：“贛州本，為現(xiàn)存李善五臣注本中最古者，但此本決非本于單行李善注本和單行五臣注本而成，只是據(jù)五臣李善注本，將李善和五臣的順序互易而已。”（《文選索引》，第11頁）其觀點雖然值得檢討，但卻反映了六臣注本能夠得以在北宋刊刻這樣一個事實。就是說，北宋既然已經(jīng)存在多種版本的六家注本，那么六臣注本也應(yīng)該會有刊刻，它們之間可能只是順序互易的問題。

[61] 彭元瑞等編《天祿琳瑯書目后編》，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第322頁。

[62] 陳澧《東塾集》，第287頁。

[63] 元脫脫等撰《宋史》，第3658-3659頁。

[64] 劉承干編《嘉業(yè)堂善本書影》，第405頁。

[65]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叢書集成初編本，第414頁。

[66] 根據(jù)奎章閣本《文選》所引沉嚴序以及清胡克家《重刻宋淳熙本文選序》云：“《文選》于孟蜀時，毋昭裔已為鏤板，載《五代史補》。然其所刻何本，不可考也。宋代大都盛行五臣，又并善為六臣?！蔽宄急驹谖宕捅彼纬跗谑潜容^盛行的，學(xué)界一般認為毋昭裔刻本即五臣注本。

[67] 楊守敬曾比較了贛州本和袁褧覆刻裴氏本善注和五臣注的詳略關(guān)系，指出：“其善注往往較袁本為備，蓋袁本以五臣為主，故于善注多削其繁文。此以善注為主，故于五臣多刪其枝葉也?！保ā度毡驹L書志》，第105頁）

[68] 王秉恩《宋贛州本文選跋》，第50頁。